如何看待“东亚现代化模式”

首先是如何看发展与现代化的不同“模式”？我们知道，任何社会的现代化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离不开现代教育、现代文化知识的普及。如果死抱住以农为本和封建、专制的社会政治制度，没有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民主化、法治化，也就免谈“现代化”。这是所有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共性。但是任何现代化进程的内外环境、主体和客观条件都不尽相同，方向各异的内外动因在各个社会力道不一，它们之间相互的作用、矛盾冲突，最后必会塑造出不同的发展速度、发展轨迹甚至发展形态，这又使得各个社会的现代化都有其个性。现代化的模式正是这种共性与个性的统一。由于有个性，才有不同的模式；又因为有共性，才可以并列在一起，可以相互比较，可以称之为“现代化模式”。简言之，在“模式”问题上我们持一种看似折中的意见，既不赞成否定个性，不许讲“模式”、道路或“特色”，也不赞成只讲个性、特殊性，将模式、道路、特色僵化、绝对化。此外，模式应当只是个中性的概念，称谓一种模式，只是便于做类型学的研究，便于历史比较，总结经验教训和归纳一些带有共同趋势的现象，便于讨论问题，而无关乎褒贬，有积极的可以肯定的价值，也会有消极的应予批判的内容；既不能只看到成就、“奇迹”就一味叫好，也不能一看到问题、发生一两次动荡或危机就一棍子打死。还有，一种模式本身也是不断变化、不断弃旧图新的，但所弃之旧不一定不好，所图之新也不一定就好。东亚现代化的前景总该是光明的，而前进的道路则总是曲折的。

有没有一个“东亚现代化模式”？攻之者说无，以保罗·克鲁格曼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认为：东亚奇迹是虚构的神话，或者只是暂时的现象，因而东亚模式无从谈起。辩之者说有，说有者又在经济、政治或文化模式之间各有侧重。例如，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认为：“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我们所有九个国家和地区（指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引者注）的经济都有着大体相同的地方。我们确实只代表着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美国学者彼得·伯格虽然不认为东亚“模式”只是一种“文化模式”，但也不赞成只把它概括为“经济模式”。针对解释东亚发展的“制度论”和“文化论”，他提出“正确的答案是否应该就在此两个假设之间”的疑问。当然，在经济、文化之外，还有政治体制、社会形态等问题，均与模式有关涉。迄今为止，有关东亚现代化的著述多数持两者甚至三者、四者之间或者之上的综合性模式说，认为东亚尽管地域辽阔，各国、各地区历史、环境、发展的内外条件各不相同，但其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总还有一些区域性的共同特征，比如许多共有的传统文化、价值符号，百余年来共同的历史遭遇，相近的重视家庭、家族和团队、集体关系的经济一社会结构，强国家大政府、对经济和社会强干预的政治模式，跟经济增长经济转型相伴随的相对社会平等，人力资本优势和劳动力密集型初级产业结构，高积累和高投资率，外向型发展战略，等等。所谓“东亚现代化模式”就应是上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不过，这里的共性是区域的共同特性，相对于世界现代化总体进程的共性却又是个性。西谚云“没有例外则没有规律”，模式如同规律，内部也会有例外，并不完全一律。如同我们经常讲“欧化”、“西方化”，并不等于有一个发展质地均一的欧洲或者西方等着人们从而化之。发达国家当年的发展道路乃至今天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均各有特色。在“东亚模式”概念之内，当然还会有“四小龙模式”、“东盟模式”、日本模式、新加坡模式、中国模式……以至“深圳模式”、“温州模式”，等等。“模式”如何界定，“东亚模式”究竟是单数（East Asian Model）还是复数（East Asian Models），端赖研究的范围和考察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