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现代化的文化背景与国际环境

东亚现代化的文化背景、东亚区域古典文明的现代命运，从来是东亚现代化模式研究的热点，同时也最容易引发争论。本书前四章集中讨论和反思与此有关的问题。

第一章“东化与西化关系新识”分析了既有的两种意见，认为现代化与东化或西化是两个层次不同的概念与问题。东亚现代化的源头来自西方，东亚模式则是现代化在亚洲地区的个性体现。现代化模式的划分标准不一，但各大类模式的诸变项都应包括其文化主体。

19世纪后期，中国在面对西方挑战而启动现代化运动时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同时期日本有“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或“和魂洋才”，朝鲜有“东道西器”之说。第二章“对‘中体西用’思想的反思”以中国为重心，着重讨论东亚现代化启动的文化选择与历史困境。作者认为：“中体西用”是打破中国传统文化封闭性的起点。它开辟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传统，有利于中国的现代性转变。以“中体西用”为契机，中国文化逐渐成为一个开放的、多样的系统。

第三章“‘亚洲价值观’与东亚经验再探”以东亚“金融危机”以来围绕“亚洲价值观”的论说为重点，检讨了东亚现代化模式讨论中关于伦理体系/价值观的争论。“亚洲价值观”根植于东亚历史，具有东亚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的特征，在解释东亚崛起时强调“亚洲次序”、“家庭伦理”和“集体主义”，以及“好政府”和“强干预”等核心论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把这种价值观宣扬为促进民族认同与自立、社会凝聚与控制、政策制定与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是一种支撑社会经济、塑造国家形象的伦理体系。结合今日新加坡、马来西亚政治经济的发展现状，可以看出“亚洲价值观”在新马等国热土上还是强劲的官方意识形态。

第四章“从‘慕华贱夷’到‘脱亚入欧’——日本华夷观念的传承与变异”回顾了古代东亚儒家文化的传播和日本作为华夷秩序边缘地区对华夷观念的吸收与传承，以及日本“非实体性华夷观”的形成。18世纪后期以来日本向西方学习，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其间否定了传统华夷思想中的“中国中心论”，也为“脱亚”和“侵亚”埋下了伏笔。所谓“脱亚入欧”就是“华夷变态论”的发展。

第五章和第六章反思东亚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东亚现代化的国际政治背景——以冷战与台湾‘奇迹’的关系为个案”，指出冷战对战后台湾土地改革，对台湾工业化的延续和转型、对发展战略的选择等等，都有直接的、有时是决定性的影响。美国在对战后东亚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包围“遏制”甚至局部“热战”的同时，推动台湾等地实行“邀请的发展”（Development by Invitation），其“冷战”绩效鲜明，对迄今为止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对东亚政治和亚太和平，均造成难以消除的深远影响。“美日资本与新加坡产业升级”正如题目所示，以新加坡工业升级中的外国资本中美、日资本面对新加坡政府的产业升级政策的不同反应为个案，着重探讨外部因素影响发展的机制以及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