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化”与“西化”关系新识

这里的“东化”主要指东亚国家的现代化。“东化”与“西化”的关系，意即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东亚国家的现代化与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的关系。关于现代化与西化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这已是争论了一个世纪之久的老话题。但东化与西化关系却是旧话新提，而且在东亚崛起的今日意义非凡。这不仅是重大理论问题，更是当今世界大部分非现代化国家重大的现实问题。争论的焦点无非仍是东化是否等同于西化的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是二者可以划等号，即“东化=西化”，另一种是持否定态度，即“东化≠西化”。笔者以为这两种看法均有偏颇。

弄清现代化、东化、西化三者关系是探讨东化与西化关系的基本理论前提。“东化=西化”论者，在理论上的最大误区便是三者的混同。以笔者之见，现代化与东化、西化是两个层次不同的概念与问题，现代化是全球范围内所有地区和国家由传统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发展进程。而东化与西化则是东亚国家与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进程。前者是总体、后者是局部，因此现代化与东化、西化是总体与局部关系。从哲学上分析，实际是共性与个性或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各国家各民族必由之路，只不过有早有晚而已。这种必由之路的根本动因乃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集中体现。

但各国各民族由于历史发展、社会文化背景、政治经济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差异，因而不能不呈现出多元性，即特殊性。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然有种种的差别。西方国家现代化即所谓西化是现代化的具体体现，二者既有等同部分，又有差异部分；同样，东方国家现代化也是现代化的具体体现，即有共性，也有异性。这就是现代化与西化二者间关系的最简单的概括。现代化既然是全人类社会发展普遍性规律的体现，那么它就不只是西化国家的专利品，著名社会学家维利称现代化是“普遍性的社会溶解剂”。意即西方国家可以实现现代化，东方国家同样也可以实现现代化，你有我也有，所不同的仅仅是有早有晚的不同，而非能与不能的问题。

现代化除了上述一般共性意义的概念外，更多的是特指东方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二者关系就变成了东方国家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现代化即西化的关系，人们讨论的焦点实际上主要在这里。但人们往往将这两种关系混为一谈。把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于西化，同时又把东亚现代化简单地说成是现代化，因而往往就把东化等同于西化。

“东化”与“西化”关系，依笔者之见可以概括为三个大的方面。一是密切联系，二是相同点，三是区别点。

“东化”与“西化”的密切关系体现在：其一，东方国家现代化的源头来自西方，西方是原生型现代化，东方则是后发型现代化，即东方的现代化来自西方的现代化，没有西方的现代化，很难有今日东方现代化。离开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教育、市场经济、竞争意识等诸多因素，古老的东方国家也将难以突破前现代的樊篱。

其二，东亚现代化是融合了西方现代化的全球化现代化之一部分。西方现代化与东方国家现代化是双向互相学习与融合过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东方国家现代化从表面或从时间顺序上是源于西方现代化，但西方国家现代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东方，没有指南针的发明，怎么可能有新大陆的发现，又怎么会有西方国家的航海的迅猛发展，没有印刷术和造纸的发明，怎么会有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高科技和教育的发展？没有火药的发明，又怎么会有今天的火箭、卫星和宇宙飞船？可以说，现代化的实质即全球化的现代化，即把现代化看成是一个历史的进程，是东西方社会发展交互作用、互相吸取各自经验为我所用的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因此，东化与西化密不可分，但彼此密切联系不等于二者相同。

东化与西化相同之处有：其一，西方国家已实现的现代化目标，诸如经济上繁荣、政治上的民主、精神的文明，恰恰是东方多数国家所追求奋斗的目标。西方各国依据本国国情通过不同的模式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并从其结果的共性中给出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这一内涵就是以城市化、工业化、市俗化、制度化、民主化以及民众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活动为内容的一个从经济、社会到政治的全面发展过程。可见，现代化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其内涵就是对西方社会新现象的一个特征描述。不仅如此，正是由于西方这种新生产方式所揭示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及其现实的发展趋势，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所说：“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也就是说，西方所建立的那种现代化社会，是一切其他民族的现代化目标所在。

其二，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某些具体措施、政策，甚至某些战略和体制等，也往往是东方国家实行现代化进程中学习或借鉴的楷模。这两点恰恰是西化论者的主要论据。

但东方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有共性和联系，只是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即二者的区别与特殊性。正是这区别与特殊性，我们不同意所谓“东化=西化”的说法。原因在于：

其一，东方国家追求的现代化目标、标准尽管与西方现代化在总体上有一致之处，但由于时代的变迁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也有许多不同之点。也即马克思所说的只是“未来景象”一致，但具体真实内容却有诸多变异。例如，污染问题、能源利用问题等过去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并不是什么问题，但现今却成为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就是在经济、民主、文化三个大的目标上也会因国因地而有不同特色，不可能千篇一律。在经济现代化标准上，如高科技含量、人均收入、城市化标准等均与过去有重要差别。如以19世纪中期时代的西方现代化作为标准衡量亚洲国家，中国、印度等早已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因为中印的当今现代化水平已远高于当年俄国。

其二，东方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即具体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道路、体制、政策等，与西方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差别，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本质上的区别。如东亚国家的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政治上的威权主义政体、文化上倡导儒家传统与价值观等，均有悖于西方。

其三，在实践上，凡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其害无穷。拉美国家是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起步最早的国家，但由于原封不动抄袭西方现代化经验与道路，尽管走了近一个世纪路程，结果成效甚微，甚至落后于起步比它晚2/3世纪的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这种不按国情照搬的例子，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在解体后的俄罗斯比比皆是。这一点应该说是“西化”不等同于“东化”的最主要原因所在，因此应特别强调。

关于二者的关系，季羡林先生的评说应是比较客观的。他说：“东方的现代化同西方的现代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东方国家的现代化当然不能百分之百等同于西方化，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却离不开西方化。眼前的西方毕竟是科学技术最发达最活跃的地区。东方大陆，不管有多少大龙多少小龙，其现代化进程都离不开西方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东方几条龙已经获得极大的成功，经济确实腾飞了，将来还会腾飞下去的。既然同为现代化，当然有其共同问题。既然有了东西之分，当然必有其不同之处，最大的或最根本的不同之处是在基本思维模式的不同：东方综合而西方分析。研究东方的现代化，不能离开这个基本思维模式。”

东亚的迅速崛起和东亚模式的出现，标志着东亚现代化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该地区持续近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由此带动的社会变革，是当代落后国家和地区追赶型工业化、现代化的典型，它的成就和影响都是巨大的和难以消解的。这种成功绝非是西化的结果，这已为世界众多学者与舆论所公认。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新作《亚洲大趋势》中对亚洲特别是东亚的崛起给予全面高度的赞颂。尽管这部著作有许多不足之处，甚至近于粗糙，但它的基本观点却是可取的。该书明确指出：“亚洲的现代化绝非等同于‘西化’，它呈现出的是特有的‘亚洲模式’。现在，亚洲踏上了富强发展之路，经济复苏使东方人有机会重新审视传统文明的价值。随着技术和科学的引进，亚洲向世界展现了现代化的新型模式，这是一种将东、西方价值观完善结合的模式，一种包容自由、有序、社会关注和个人主义等信念的模式，东方崛起的最大意义是孕育了世界现代化的新模式。亚洲正以‘亚洲方式’完成自己的现代化，它要引导西方一起迈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东亚的崛起与东亚模式的出现对西方传统的现代化模式和西方中心说以猛烈的冲击。正如法国《世界报》所说，另一种现代化模式取代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趋势正在“巨变的亚洲”出现，亚洲国家以不同的形式拒绝西方模式的霸权。美国另一著名学者霍夫亨兹等的著作《东亚之锋》一书便是揭示这种冲击的代表作品。该书目的在于揭示东亚的优势，并在承认东亚对西方构成了挑战的基础上，试图寻找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整体响应策略。

东亚现代化初步成功的理论价值在于：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或欧化，现代化道路并非只有一条，现代化的模式也并非只有欧洲或美国的经典模式，人类的社会发展具有多样性，现代化的模式同样也具有多样性，如果人类将现代化作为一个追求目标的话，“那么就应该允许东西方，或南北方等不同人群的各种各样的试验和追求，当然，所得到的结果也只能是原则上大体一致，具体构造因地因时因国而异。试想，一旦那些非洲黑人兄弟有一天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之后，那肯定也不是西欧经典模式的摹本，而必然带有浓厚的非洲特色”。美国现代化专家C.E.布莱克在其名著《现代化动力》一书中对多种现代化模式也有精辟的论述：现代化特征对于所有社会都是共同的，考查这些特征有助于揭示现代化过程的一般性质。然而，各个社会的差异非常之大，这些一般通则对于特殊社会问题的帮助是有限的。“没有两个社会以同一种方式实现现代化——没有两个社会拥有相同的资源和技术、相同的传统制度遗产、处在发展的相同阶段以及具有同样的领导体制模式或同样的现代化政策”。

布莱克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也应看到：尽管世界现代化没有完全同样的模式，如同克隆牛与羊一样，但却有大体类似特征的现代化模式。不能因此否定东亚模式的存在。现代化是全球各国共同发展进程与目标，这是现代化的普遍性，而东化、西化、南化、北化是世界几个大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与发展模式，是现代化的个性或特殊性。但普遍性与个性或特殊性又是相对而言的。由于现代化范围极其广大，发展具有无限性，所以，在一定范围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范围另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的东西，反之在一定范围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范围另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的东西。西方模式对世界现代化是特殊性，但对西方各个国家的模式，如美国模式、英国模式、法国模式、德国模式等来说，无疑又是普遍性的东西；同样，东亚模式对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模式，如日本模式、韩国模式、台湾模式、新加坡模式等来说，无疑也是普遍性的东西。

现代化模式到底分几类，由于划分标准不一，说法也不一。但笔者以为，不管如何分法，各大类模式均有四个变项：（1）现代化启动来源：内源型还是外源型；（2）经济的运行方式：自由市场经济还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3）政治主要运行机制：议会民主政治还是威权主义政治体制或混合体制；（4）文化主体：基督教文明还是儒家文明或印度教文明或伊斯兰教文明。

按照这四个变项世界现代化则可以有诸多类别，比如西欧模式、东欧模式、北欧模式、北美模式、东亚模式、西亚模式、南亚模式、拉美模式、非洲模式等等。然而至今从现代化成功的概率而言最大的莫过于西方和东亚两大模式。这两类模式可以在上述四大特征上形成显明对照：现代化启动来源西方是内源型，东亚是外源型；经济上西方模式是自由市场经济，东亚模式则是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相结合；政治上西方模式是议会民主制，东亚模式则是权威主义政治体制；文化上西方模式是基督教文化，东亚模式则是儒家文化。西方类型国家中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东亚类型国家和地区包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马来西亚、泰国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包括日本和中国大陆。每个大类型中又有诸多亚类模式或国（区）别模式。东亚模式下有韩国模式、新加坡模式、中国台湾模式等等。亚洲类型模式虽然各异，但它们却均属于上述四大基本特征。而且，这些基本特征要远远超过或高于诸多各自的千差万别。不能因此而否定总体类别的一致性即共性，正如同不能因为美、英、法、德各自的差异而否定西方共同模式一样。

日本既可以作为西方模式，又可成为东亚模式，具有二重性格，但主要是东亚模式。而且，日本是东亚模式的源头。它在现代化发展程度上（包括议会民主政治）无疑与西方一致，而且成为西方七大国之一，并且引以为荣。但在现代化来源、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儒家文化基础等方面又无疑是东亚模式，即使是政治体制也带有相当程度的东方特色。把它归结为东亚模式理所当然。而且在20世纪50-80年代末，日本模式无疑是东亚模式中的成功楷模，它的诸多经验已为东亚国家和地区效仿。可以说它起到了“领头大雁”的作用。但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走向衰落，甚至在90年代末期出现经济危机，这种情况显示：日本模式已失去光彩。可以认为日本模式正处在从旧日本模式向新型的日本模式的转型时期，它的转型能否成功将是世人关注的焦点。

同样，中国也具有二重性。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在上述经济、政治与文化诸多方面有基本上一致的地方，因此，无疑可将中国划入东亚模式。而且中国与东亚模式有许多可比之处，这有助于探讨亚洲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共同规律和共同经验。但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并非是一般的东亚模式。从社会主义制度衡量，中国无疑是属于社会主义特色的东亚模式，具有社会主义的深深痕迹和象征。因此它不仅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模式，也不同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模式。其不同点在于：其一，从市场经济角度而言，不是东亚一般政府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在中国共产党政府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二，从政治体制而言，中国无疑有较多集权成分，但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中国是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其三，从文化上说，中国无疑是儒家文化的发端地，有深厚的儒家文化根基，但中国的意识形态其主流或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与儒家文化紧密结合，正在形成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既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改头换面，也不是中西文化的简单拼凑或西方文化的变相移植，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充分吸收和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创造出的新文化。这种文化形态既具备了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又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特色，并以马克思主义贯穿民族文化的内核，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印度作为亚洲发展中国家中的一个大国，在现代化的道路和发展模式上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而且具有典型性，可以说是第三世界混合型发展模式的代表。它与东亚模式在外源型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是一致的，或基本一致，因此，也有人把印度模式归入东亚模式之中，但东亚模式与印度模式毕竟有着重要区别。在政治体制与文化方面则既有一致方面，又有显明的差异性。在政治上印度是西方类型的议会民主政治体制，但也有某种威权主义特征；在文化上，则是以印度教文化为主体，与儒家文化有诸多的不同，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是很不同的特点。即使在经济上，印度也与东亚有明显不同之处。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虽然也有相当的市场经济成分，但国家干预过多，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占有优势地位，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只是到80-90年代以后才逐步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因此，印度模式可以单列出来，作为亚洲另一种模式，与东亚模式并列。

当然印度的现代化步伐比较迟缓，或者说是刚刚起步。但它具有巨大潜能。可以想见，21世纪现代化进程步伐最快的地区很有可能就在中国、印度和整个亚洲，其前景令世人瞩目。将其现代化进程及其经验和教训与东亚现代化进行周详的比较，不仅在学术上、理论上具有开拓性，而且在实践上也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价值。这种比较无论对东亚、对印度、还是对中国、甚至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