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体西用”思想的反思

东亚传统社会在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都经历了某种持续的紧张状态。从理论上讲，一个长期停留在比较成熟文化形态中的传统社会比起其他社会更难实现现代化，因为文化因素正是最能保持该社会稳定性与传统性的核心。传统与现代化之紧张解决的关键，在于自己的文化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表现出的变动性和适应性。19世纪后期，中国在面对西方挑战而启动现代化运动时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同时期日本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和魂洋才”，朝鲜的“东道西器”之说，与此如出一辙。这些对于反思如何恰当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纲领，学术界就这一思想对于洋务运动、中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进行了不少探索，批评者有之。近几年来，随着“文化热”的兴起以及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的逐步深入，学者们对这一思想又有了新的看法，着重于探索其二重性。罗荣渠先生指出，“中体西用论的基本精神是以西学来补中学之不足，承认中学不是完善无缺而有可补之处，这毕竟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进步……但后来的研究者对中体西用颇多责难，仿佛洋务的失败、变法的失败，都是这一折衷理论的错误……其实这一口号对当时的现代化运动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以后他又进一步指出，“中体西用”是“现代化启动的东亚方式”，是“最早形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框架”。那么如何透视“中体西用”对于广大落后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意义？“中体西用”是否有其独特的时代价值与合理化因素呢？

洋务运动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自强变革运动，由于其独特的实践内涵标志着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启动，之后中国相继出现维新变法、立宪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等。毫无疑问，洋务运动首先是中国边缘化的产物，正是伴随着两次鸦片战争，清末一代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威力，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有关西方史地、科技等方面的书籍被介绍并传播过来，到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遂得以兴起，此即所谓中国的“工业化变迁起源于西方的冲击”。“中体西用”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纲领，从提出到发展直至形成体系有一个过程，例如魏源较早提出，“可变者势，不可变者道”，以后冯桂芬也指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薛福成提出“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最全面总结与张扬的则是晚清大吏、《劝学篇》的作者张之洞，其基本表述为“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凡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虽然对于中学和西学的内容和含义有过不同的解释，但基本精神都在于强调如何使中学与西学相结合，使两者都能找到各自合适的位置去发挥各自不同的功用。

然而我们又必须明确，在19世纪中叶前冲击中国的，主要还不是作为知识和观念意识形态的“西学”，而是直接体现和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西力”，即近代工业文明，它可以外在地表现为坚强的军事力，也可以表现为以商品和贸易为代表的经济力，还可表现为强权政治的政治力、外交力、征服力。从洋务运动的具体操作方式来考查其目的，它是以中国的工业化抵制西方的工业化，直接继承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作为防御性质的现代化，我们可以看出，“中体西用”是某种历史发展共性与个性相交织的产物。

“中体西用”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先锋思想，与西方较早完成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它是面对工业化大潮做出的“中国化”回应。尽管西方文化具有适应新社会的现代因子，但也不必强求中国就抛弃自己之体。

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较早完成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基本有着共同的经历。现代化先是“由文化的深层酝酿，然后逐渐渗入外层，最后自然形成内外贯通的整体变革”。大体说来，首先是14-15世纪经济和社会前提的积累，它促使了16-17世纪文化的巨大进步，其标志先期是勃生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兴起于中欧的宗教改革，后期则是以法国为中心横贯整个欧美的启蒙运动，从而在文化和政治思想方面产生一系列批判传统社会的现代化理论和思想，文化的进步则成为17-18世纪欧洲政治革命的基础并进而成为18-19世纪农业和工业革命的强大动力，从而构成了气势恢宏的现代化大潮。上述一系列活动尽管贯穿几个世纪，但流畅自然，一气呵成。对于西欧而言，发端于15世纪的现代转型是在中世纪母胎内自然孕育而成的，因而有学者将之称为“内发自生型”，也就是说，西方资产阶级的现代文化发展是脱胎于前资产阶级的文化系统，现代化启动时尤其继承了古典优秀文化。就宗教改革而言，虽然新教对资本主义发展如马克斯·韦伯所说那样有如鱼得水之感，但新教也只是在西欧部分国家和地区取得胜利，而天主教也并未阻碍它所控制的地区同样实现现代化。由此看来，西方走出传统跨入现代社会经历了几个世纪，“西体”是始终坚持的。那么对于中国这样颇具代表性的“外发次生型”现代化在刚刚迈出其防御性的步履时就抛弃自己之体显然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如果说在现代化过程中，文化传承有一个“脱胎”过程的话，那么“中体西用”正可谓是这样的过程，确立“中体”是中国边缘化情况下，现代化命题中应有的逻辑。

面对工业化大潮的冲击，洋务大员及其思想家成为中国最早面对传统与现代性冲突的人物之一，历史在他们身上聚焦，使他们成为十分矛盾的人物。曾国藩尽管“背负着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把自己铸造成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偶像；但他又用实际行动第一个打开学习西方的窗口，成为洋务运动的奠基人”。李鸿章则以“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概括并突出外来军事威胁的空前严重性，在鸦片战争之后弥漫不散的天朝旧梦中显示了中国人观看外部世界的另一番眼光。在现代化这个艰深、硕大（但尚不自觉）的命题面前，他们不是手足无措，而是大胆地提出了“中体西用”。既然洋务运动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只是在中国前现代社会中引入并聚合现代性因素，实现现代化的最初启动，那么，把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与初具规模的现代工业体系这种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引入中国，用于经济建设，但仍维护中学之体，这无论如何都是理论界、思想界的创举。“中体西用”在这个层面已达到了时代要求的理论高峰，满足了洋务运动所需要的思想批判水平。

与大致同中国处于一个层次的东方边缘化国家相比，如伊朗、日本、阿拉伯国家等都有着相对久远的文明史，欧洲人入侵之际，这些国家虽尚滞留在“前现代阶段”，却不同程度地拥有与外来文明相抗衡的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因而，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并非欧洲文明的简单位移，而呈现出欧洲文明的强劲影响与本土文明对此既排拒又吸纳所构成的错综图景。因此在这些国家，它又“具有非西方社会现代化的一般特征”。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前后，在亚非地区的一些主要文明古国，由于受到西方工业化浪潮的冲击，在边缘化情况下大都发生了政治上层的改革活动，诸如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以1838年御园敕令为顶点的奥斯曼土耳其的一系列改革、1848-1852年伊朗密尔札·塔吉汗改革、中国的洋务运动以及日本的明治维新。就这些国家而言，保自己文化之本，借西方文化为用可以说是一个通例。改革措施基本上都是以推行工业化、编练新式军队开始，同时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均不以改造自己民族的文化为目的。己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这个时期具有普遍性，上述改革目的主要是为“富国强兵”，其结果或为走上现代化揭示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或者直接启动了现代化，在客观上都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进步作用。

“中体西用”基本和这些改革活动所体现的思想一脉相承，尤其是这一时期在朝鲜有“东道西器”，在日本有“和魂洋才”。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正是日本的“和魂洋才”口号。在日本开国后的一个很长时期，在知识界和其他有识之士以及中下级武士中，都意识到西方的科学技术，尤其是近代军事技术的进步，偌大一个中国，曾是日本人效仿的楷模竟然被西洋的巨舰大炮所击破，这对日本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和教训。因此在一般的日本人中间，对承认西方技术先进，并且要学习和引进持完全一致的态度与观点，但对西方的“精神”并不能完全接受。因而，由幕未的洋学家佐久间象山于1854年提出了著名的“东洋道德，西洋技术”，后来则又解释为“学问技术采于彼，仁义道德存于我”。这便是“和魂洋才”的思想原型。所谓“和魂”，原本指日本的“神国主义”思想，即认为日本本土是“神赐土地”，日本人得以生存是由于神赐给养育自身的土地；天皇其祖先是创造宇宙的天照大神，因此天皇是神的代表，所以要树立日本国和民族优越于他国的信念；所谓“洋才”是指西方的科学技术。因此“和魂洋才”的最初含义是只学西方的技术，保持大和民族的精神。就此看来，“和魂洋才”和“中体西用”没有本质上的差异。

问题是日本正是在这样的口号下推行的明治维新。他们在“发扬狂热的‘神国主义’保持自己的国本的条件下，急速建立起‘军国主义的工业制度’，建立了一个可与西方匹敌的准现代国家，通过侵略战争赢得世界声誉”，从而完成了所谓“日本精神加西方知识”的“畸形”现代化。“和魂洋才”在日本取得成功，“中体西用”在中国却招致失败，其责任又何能只简单地以“体”“用”而辩之呢？韩国学者金日坤则指出，日本“一心一意地吸取西方现代文明的养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就丧失了传统文化；恰恰相反，日本人一方面像熔矿炉那样贪婪地吸收西方的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又巧妙地调和了传统文化同现代文明及先进技术的关系。正是由于后一点干得很出色，日本才因此而获得今天的经济成果”。其实在日本政治思想界，人们对“和”、“魂”、“洋”、“才”如何组合也是有分歧的。在明治时代就出现了“洋魂洋才”、“和魂洋才”、“和魂和才”等三条道路。也就是说，正如我们已提到的，在日本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它也曾受到全盘西化的欧化主义和固有的神国主义思想的左右和影响。但正如刘天纯先生如下所言：“（日本）终于经过近百年的实践认识到西欧主义与日本主义都不能救国，只有根据本国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实际水准与基础，有选择地把西方的某些技术和思想移植和嫁接到日本来，经过改造和创新变成自己的技术和思想，达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日本化的技术和思想，或者说反映日本特点和需要的技术与思想。简言之，就是由西方化达到日本化目标。所以说，日本现代化的主要贡献不在于对世界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在理论上有多少突出的创新；而在于它主要创立了一个后进的东方国家，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如何能适时恰当地改造和吸收西方技术与思想，综合成适合于本国需要的技术和思想，并经实践验证是行之有效的。”

日本不论对西方的文化思想传统还是科学技术都非全盘接受，日本的成功正在于它通过对传统结构加以改造使之承担了某种现代的功能，从而产生了东洋道德与西洋技艺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在边缘化的挑战下，西方化的目标应是现代化，或许西力是民族振奋的催化剂，西学是民族文化整合的添加剂，但如果用它来彻底改变自己的文化则不太可能。中国由于门户开放前严重的闭塞状态，“中体西用”愈加体现了东方诸国在工业化浪潮冲击下所具有的代表性及普通含义。

一般而言，在各国现代化启动和初步发展中，现代化与传统的内在紧张表现得最为强烈，中国既无经验可鉴就更是如此（反倒是日本后来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中国）。以工业化力量为载体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碰撞，调整好二者的关系不仅直接关系到上层统治者的利益，要求他们的理论家必须拿出解决方案，而广大下层民众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也逐渐走向觉悟和关切。中国以儒学为根本的文化系统已延续两千多年，其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虽已受到冲击但仍顽强的小农式自然经济。强大的外来工业化力量势必摧毁这样的经济基础并使其文化系统做出调整，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但现在却出现了某种两难：工业化力量既是我们要模仿的榜样却又成为民族生存的严重威胁。

洋务运动在历史的双重困难中显然面临着一种混乱。这种混乱不再是太平天国式的农民起义而将表现为整个国民心理结构的扭动和歪曲。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尚未诞生，更谈不上成熟，广大人民显然又缺乏适应新要求的社会心理准备。在理论的现实面前必然产生出现实的理论来，“中体西用”作为已被历史所证明的现实的理论，因为它正符合了理论所要求的中国现实。洋务运动既然是以工业化抵御工业化，那么理论要求就直接成为实践要求，最终的选择正是“中体西用”的出现。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理解，就是“文化系统的器物层面的变异不至于严重威胁到被冲击的社会体制与心理结构，因而遇到最少的情绪上的抵抗”。如果来势凶猛的工业化力量可以被称做是一种“急兵”的话，那么这种引进西方文化的“缓进”方式恰好就是“中体西用”所具有的独特的社会和时代价值。“中体西用”不仅在表面上而且在深层上比较恰当地处理好了这一难题，在一种可以称为中国“被迫——防御——外发生”的早期现代化结构中，使得西学与中学既相互砥砺，又能彼此相融，这当然是历史的进步。

“中体西用”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为如何更新中国传统文化指出了一条当时不失为切实可行的途径，就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为基础去吸纳西学的科学技术文化，实现中西文化的融合，也就是说，“中体西用”把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活动推到了一个新阶段——中西融合阶段。正如罗荣渠先生所指出的，“在各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本土文化对外来异质文化的吸收，一般都会产生各种不同程度的调和或折衷模式”，“中体西用”正“可以看作是中西融合过程中的一种初级形式……，是过渡时期思想文化的二元性的反映”。陈旭麓先生则把它作为“一个不易为人们觉察而有很大约束力的历史隐秘”揭露出来，他说，“中体西用”，“一方面采纳西学，是进步的，却带来了崇洋思想；另一方面固守中体，是保守的，却又依托于民族性”。

作为一种二元性的文化反映，在洋务运动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殊历史时期，其历史意义不仅在于使得时代挑战与文化回应在妥协的条件下相互依存，中西学保持接触与交流；更重要的是“中体西用”成为打破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以来相对一元性、封闭性的起点。事实上，文化的含混性（多元性）和活跃性是一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说西方现代文化的揳入，给中国传统文化造成深刻激烈影响的程度就如人体器官移植必将引起排异反应一样，因为中国的现代转型，不仅要完成文化的时代性演进，还要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保持与变异这一对矛盾，那么也正如只有保持多样性的生态才是活跃的生态一样，只有文化系统具备多样性后，在现代性结构转变中才会更具适应性和活跃性。可以说，正是以“中体西用”为契机，中国文化才逐渐成为一个开放的、多样的系统，它开辟了中国向西方学习先进的历史传统，显然有利于中国的现代性转变。

中国的工业化变迁起源于西方的冲击，使得边缘化与现代化几乎同步进行，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早期现代化进程的突出特点和基本难题。中国既要启动现代化，但和欧美国家相比，不仅缺乏它们现代化的条件、环境和动力，反而增加了边缘化的危险。中国的现代化被深深地铸上了被迫性与防卫性的烙印。然而，在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上却面临着极大的历史困境。为抵御西方就必须实现国强民富，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强国富民的唯一手段就是必须学习西方，模仿西方，这就形成某种独特的“两难选择”：实现工业化自然是强国之路；但现代化目前又为西方所独有，而学习西方工业化伴随而至的是边缘化，这又必然损害国家和民族利益。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似乎又解开其中所有的谜题，其哲学的意义在于表明“师夷”与“制夷”是可以统一的，也即以欧洲为榜样作为改革的基础，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比较发达的西方的挑战。在这个“二难”命题的困惑与澄清过程中，“西方化”模式的选择与运用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甚至是广大东方国家）早期现代化显而易见的特征。

从洋务到戊戌再到新政，应该说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三次各具特色的西方化浪潮。事实上，“对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亚洲所有国家来说，现代化进程要求它们按照少数西方国家首先采用的技术模式和制度模式对自身进行修改和调整。现代知识造就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自愿接受也罢，由武力强加也罢，都在19世纪的岁月里变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这可能是广大落后国家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被迫选择西方化模式的根本原因之一。

事实上，马克思早就对殖民主义的双重历史作用做出过深刻的分析。西方化恰好与殖民主义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殖民主义对东方入侵，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帝国主义时期恰好正是东方国家掀起“西方化”的高潮时期，因此，就其实质而言，西方化和殖民主义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个运动的两个过程；我们之所以说“西方化”对广大东方国家来说既是榜样又是威胁正在于此。西方化不是单独对西方工业化的模仿与输入，它也包括西方文化向东方的传播、冲击、扩散和影响，而这些也正是殖民主义的应有之义。我们认为，首先，西方化是东方国家被迫在防御情形下做出的现代化模式选择，尤其在开始时注重更多的是工业化而非西方的政治制度、思想理论，具有历史的合理性。既然工业化是如此强大而有效的力量，东方国家当然希望自己也能拥有，从而实现“师夷长技以制夷”。中、日及其他东方古典文明中心国家在边缘化情况下由于传统因素的积重，现代化尚不是历史的自觉。历史的悖论也正在于侵略者拥有更值得学习的东西，传统的滞重又使它们没有其他经验可学——既没有其他模式可循，自己又不能产生出任何新的模式（至少是暂时不能）——那么通过西方化，哪怕是移花接木式的，融入了世界现代化的第二次大潮，这是历史的进步。其次，工业化的初步启动，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崭新的经济力量，近现代工业文明的血液第一次在东方古国的母体中流淌，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受到重挫；适应新时代工业生产的知识力量也迅速崛起，它们注定要登上历史舞台，发起对传统社会的全面诘难和攻击。总之，东方各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结构发生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断裂，现代化连同它的改造力量都初露端倪，在以后的发展中，势必将现代化进程进一步推向深入。

但是，西方化的消极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比较而言，其消极影响甚至要超过其积极影响。西方化模式选择的合理性是就东方国家早期现代化进程面临的客观外部环境而言，但若单纯从现代化的角度分析，它又有其不合理性，即东方各国在处理传统与外来挑战的关系时采取的策略方针不同，导致的结局大相径庭。西方化本身并不能从根本上改造本国以文化为核心的传统，这就必然造成传统与西方化的尖锐对立，直接体现为西方化同本土化（民族化）的斗争：例如文化的冲突、政府与民间的对立、上层内部激进与保守的斗争等。由于积极倡导西化者经常很难考虑到本国强大的传统结构改变的艰难程度而片面地、过分地引进以工业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西方化背后隐藏着边缘化，这样就把对本国的西方化改造表面化、肤浅化，其实质是在西方化的同时，边缘化程度也在加深，危害的则是现代化本身——现代化的挫折。也就是说，西方化不可能从根本上拯救各国于落后与贫困，更不能最终导致现代化。如果说西方化还只是现代化的方式之一的话，那么对它的选择还要综合考虑到其他种种因素，特别是本国、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