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现代化的国际政治背景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称“东亚奇迹”为“一种神话”，意在破除西方关于东亚高速经济发展的“常规智慧”与普遍乐观。他在1994年提出：东亚前景并不看好，所谓亚洲四虎只是“纸虎”。批评者则认为克氏不过是在推销“所有经济都只能走一条路”（即“我们的路”）的新古典经济学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克鲁格曼的文章不是发表在专门的经济学刊物上，而是刊于著名的国际问题研究杂志《外交事务》。台湾名列“亚洲四虎”，自然在讨论范围之内。但笔者认为：持新古典经济学观点的大量东、西方学者其实制造了许多关于东亚发展和“台湾奇迹”的另一类神话。

本章以20世纪50-80年代台湾社会经济发展为案例，探讨冷战对东亚战后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作者之所以把“冷战与台湾‘奇迹’”作为论题，是因为注意到：在国际学术界研究战后东亚发展的大量著作中，几乎看不见冷战的作用。例如：著名学者郑竹园先生颇有影响的《台湾模式与大陆现代化》一书视台湾为“第三世界经济的典范”，“自由企业经济一个最成功的范例”。其中的一章题为“台湾模式的辉煌成就”，首先以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库兹涅茨、F.哈耶克、M.弗里德曼——对台湾成就的称扬，引出并以数字证明了台湾30年创造的经济奇迹，随后分析了造成奇迹的所有三项因素：“政策因素”，包括和平土改、扶植民营、均衡发展等“合理的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成长因素”，如充足的劳力资源、资本（以农业发展所累积资金为主源、出口获利继之的“国内资本形成”）与技术（他在这里承认“亦得力于外国技术的注入”）等等；“外在条件”，“上述这些有利因素的出现，适逢世界经济进入战后扩张时期。50年代下半期到60年代中期，是美国西欧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台湾轻工业品在这时进入国际市场，可谓适逢其会”。分析得确可以说面面俱到，遗憾的是唯独没有提及冷战的因素。

其实，冷战对战后台湾土地改革、对台湾工业化的延续和转型、对发展战略的选择等等，都有直接的、有时是决定性的影响。美国在对战后东亚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包围“遏制”甚至局部“热战”的同时，推动台湾等地实行“邀请的发展”（Development by Invitation），其“冷战”绩效鲜明，对迄今为止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对东亚政治和亚太和平，均造成难以消除的深远影响。

土地改革作为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土地的平均分配和有效利用为农村发展和增加生产以解除贫困所必需”，这已经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共识。但在东亚，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又与冷战密切相关。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49年底正式形成的名为《美国在亚洲的立场》的政策报告，被称为美国在东亚推行冷战的纲领性文件。报告明确提出要在东亚遏制共产主义和确保“非共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实际上，美国在东亚的冷战政策，在此之前已经开始实行了。突出表现就是推动甚至直接参与发动土地改革。美国著名保守主义政治学家亨廷顿曾经以日本和韩国的土改为例指出：作为“革命的替代物”，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全面的土地改革，是由美国的军事占领造成的。台湾地区土改的情况与日本和韩国类似。直接参与了三地土改决策的美国东亚农地问题专家雷正琪更一再强调“土地改革是预防共产主义的最好方法”。在美国政、经专家眼里，土改简直就是冷战的一部分。冷战作为台湾土改的背景和动力，本来应当是毫无疑问的。

台湾一些学者和官员把战后土改的成功归因于国民党主张和推行“民生主义”，这是背离史实的。事实是，蒋介石为了维护其统治集团内官僚地主阶级分子的利益，早就背弃了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主张。著名社会学家杨懋春先生曾论及“民国二十年与以后，也有人提出土改法案，但因当时政府与政党内均有大地主占据要津，故每有这类提案，均被搁置，无疾而终”。主持台湾土改的陈诚和CC派地政专家萧铮都曾谈到国民党党、政高层的地主官僚分子在1927年以后极力反对“平均地权”的情况。如陈诚所说“国父所倡导之耕者有其田政策在大陆所以未能行者，……少数人蔽于私利，缺乏远见与勇气，实亦有以致之”。所以他要“以台湾土地改革之成就，稍补吾人过去之罪愆”。1929-1932年间，共产党人曾在福建龙岩发动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1932-1934年间十九路军也曾在这里推行自己的土改计划；蒋介石国民党挫败十九路军以后，地主马上复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蒋却答以“如果我们不把土地还给地主，为什么还要赶走共产党？”直到1946年，蒋还在敷衍晏阳初先生，说他“将在对共产党的军事胜利后进行农村的改革”。无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是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的主要原因之一。

国民党“接收”台湾之初仍然无意于农村的改革。1947年2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宣布拍卖原日占土地，民众请愿要求让佃农优先购买或长期租用这些土地，却被当局以“现代需要实行大机器、大规模生产”为借口拒绝。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颁布“土地法大纲”，声势浩大的土改运动在大陆全面展开。而直到1949年4月，“台湾省政府”才颁布“私有耕地租用办法”，重拾“三七五减租”（亦即“二五减租”）的旧政策，作为“对毛泽东在大陆实行的政策的回应”。1949年5月起，台湾在美援支持下开始推行土改第一阶段的任务——减租，到1953年实施“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至于土改的动因，还是陈诚说得明白：“时大陆局势日益恶化，台湾人心浮动，经济混乱，社会不安。在恶化的租佃制度下，农村不安现象已经极为显著，大有‘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之势。故欲确保台湾，必须先求安定。而欲谋安定社会，必须实施土改。”

台湾土改的内部考虑主要是“安定社会”、“确保台湾”以继续对抗中国共产党，外部动因则是冷战。台湾土改一开始，就被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为其冷战政策所推动。与1948年美国《援华法案》（China Aid Act）有关的文件，如1948年5月22日的一份备忘录即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给蒋介石的“关于改革的通报便函”，已经表明美国十分关心国民党能否实行土改。（此前美国占领军已经先后在日本和韩国推行土改。）从1949年5月起，美国就通过执行美援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JCRR）资助并直接插手台湾土地改革。土改第三阶段实行的对旧农会的改组，完全是按照美国专家的建议进行的。新农会的功能不仅是为农民服务和沟通农村社会与政府，更重要的是保证和强化当局对分散的家庭农民的控制。几十年间，台湾农会作为准政府机构，实际上成了训练培养地方各级官员的“官僚养成所”。

为什么美国致力于中国台湾、韩国这样一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亨廷顿给过一个有代表性的答案。他说：20世纪30年代美国在菲律宾就已经“表现出对确保更为平等的土地所有权颇有兴趣”。然而，这一突出美国推广平等自由理念的答案恰恰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比之中国台湾、韩国（以及日本），受美国控制时间长得多、因而美国影响也应当大得多的菲律宾，土改却迟迟不能完其功？美国学者T.R.Smith考察菲律宾土改以后，得出与亨廷顿相反的结论：“美国在其直接统治（菲律宾）时期对土改没有真正的兴趣。“Smith还认为，美国在战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推动或支持土改，基本目的都是政治性的，如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再现、抵消朝鲜土改的影响、帮助国民党巩固在台湾的统治。站在稍微客观一些的立场其实不难看出：冷战开始后美国积极支持甚至直接参与发动中国台湾、韩国的土地改革，其主要动因不是追求平等的理念，而是考虑到这些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所处的不同寻常地位，即冷战对峙的前沿地带。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是西方在东亚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而濒临失陷的两块滩头阵地，美国在这里的所作所为，正如魏德迈将军给总统的建议中所说，是要“保护美国的战略利益，对抗现正威胁这一利益的军事力量”。

美国在战后最初几年通过提出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首先在欧洲达成了对苏冷战的战略部署。战后西欧在美国大力援助下的经济复兴和发展，当然应放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来理解。美国斥巨额援助台湾以造成台湾经济稳定和发展，遵循的是和在西欧同样的思维逻辑。有必要在这里首先指出美国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度，以作对照：1956年8月，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国提出美国解除对华封锁和禁运问题；9月，中方又提出促进双方人员交流，均遭美国断然拒绝。直到1971年3月，美国出于联华抗苏的考虑，才开始放宽对华贸易和海上运输限制。

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政界在“保台”问题上已经取得共识。1948年底，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提出“以适当的外交和经济手段确保一个对美国友好的台湾政府”，甚至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政治和经济手段防止它落入中共手中”。麦克阿瑟则在他于1950年5-6月间提出的两份意见书中强调台湾地理位置的军事战略意义，“相当于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补给船”。艾奇逊也改变态度，主张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以阻止毛泽东解放台湾。朝鲜战争一爆发，一连串的军事保护和财政经济援助马上付诸行动。

对台援助源自1948年的《援华法案》。当年11月，美国决策层开始讨论将本来计划运往中国大陆的援华物质调往台湾，12月底即付诸实施。“援华法案”内派拨的款项为1.25亿美元，援助内容包括直接物质援助、工厂改扩建项目、农复会所需费用等等。整个50-60年代美国援台项目繁多，军援与经援重叠交错，如军援名目下的交通通讯设施多有可资民用者。从1950到1967年正式的美援停止，台湾接受美援总额达39.7亿美元，军援和经援分别占60%和40%。其中绝大部分为“赠与”，贷款部分总计7.894亿元，不到20%，在1950-1955年间只占1.5%。运用如此巨额的赠与和贷款，美国在政治上支撑一个长期坚持反共反民主的独裁专制政权，在经济上也不是推行市场自由主义而是经济实用主义。

美国援台组织结构鲜明而突出地显示了美援服务于美国冷战目标的强势政治色彩。援台一开始就由“大使馆”、经援团（隶属美“经济合作署”，曾改组为“共同安全署”）、军援顾问团（直属美国防部，人数最多时曾达2347人）三方共同负责，由“大使”总体指导和协调，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政治决定考虑到军事和经济因素”。美援机构的工作以对台湾当局采取“更具强制性的政策”、“协调地施加压力”、“活跃地和坚定地施加影响”为原则。60年代中期以前，美援曾经是国民党政权最主要的经济资源，这使得台湾方面与美援机构对口的部门“美援运用委员会”独立于正常的立法和行政程序，有美国代表出席的“经济安定委员会”，也成为当局的“超级经济部”，台湾50年代的两个“四年经济建设计划”，就是由它制定的。至于委员构成2/5为美国总统直接任命的美方代表。全权负责美国对台湾农业方面援助事务的“农复会”（1979年结束工作，改组为隶属于“行政院”的“农业发展委员会”），更是台湾的“超级农业部”。

笔者在2000年3-6月访台期间曾与台湾学界同仁谈及“越战与台湾经济的关系”，咸以为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题目但做来不易，因为很难看到完整的档案资料，所以只能是“有待研究”。

我们现在只能就一些现象提出问题：

（1）越战是继朝鲜战争之后发生在亚太地区的又一次冷战中的“热战”，而且其规模远远超过朝鲜战争。相比当年，美国投入了远远超过在朝鲜投入的兵力和武器弹药。在越南的美军曾经多达54万余人。用于越战的巨额开支造成美元大量流出，加剧了美国的财政危机，甚至给世界经济带来动荡。但“越战特需”却使亚太一些国家（如日本）大获其利。对此，日本学者已有论述。台湾如何？我们先来追踪一下越战期间美国在台军事设施、驻军与军援的情况：

1970年1月，中美大使级会谈恢复，美国表示将随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增长，削减美国在台湾的军事设施。

1971年7月9-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时承诺：目前美国在台湾的军力2/3与印度支那战争有关，将随战争结束先行撤出，其余部分随中美关系改善再撤出。

1973年1月27日，《巴黎协定》和《万象协定》相继签订，随后美国从东南亚撤军。7月，美国宣布中止对台无偿军事援助。

上述“2/3”的确切数字是个什么概念？"2/3"以及整个越战对台湾经济提出的需求有多大？这些都值得认真考查研究一番。

“台湾史料编撰小组”编撰的《台湾历史年表——终战篇》透露了一些有关越战期间美国在台军事设施、驻军、军援和台美、台越军事交往与商贸的情况，可以看出越战对台湾经济起飞作用的一些“蛛丝马迹”。这里只列出对1966-1972年的记载（按和注为笔者所加，其余照抄原文）：

1966.1.29.美C130型大力士运输机进驻台湾，以支援对越作战。

2.24.美国防部长麦纳玛拉国会作证，强调继续军援我国（按：此处及下面的“中”、“华”、“我”均指台湾地区），计划部分军援转为销售。（注：50年代末美国已经逐步将对台援助改为贷款，60年代中停止经援。）

5.10.“中美联合委员会”成立以实施美军在台地位协定。

6.27.外贸会核定“中华民国输美棉纺织品出口管制实行细则”。

7.17.本省纺织品全年外销总值今年可望达到七千万美元，将跃居输出品中第一位。

8.19.中、越签订空运临时协定。

12.3.高雄加工出口区兴建成功。（注：越战期间兴建高雄加工出口区是台湾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最重要决策之一。）

1967.1.17.越南（按：指南越，下同）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阮友固访华。

4.2.越南商业部长阮景天恩访华表示：越南决以美援外汇，来华采购民生物质。

7.2.副总统严家淦与美副总统、韩总统、日首相在汉城谈论……越战及经济合作。

12.12.中美资源交换计划签约。

1968.2.5.财政部同意我国包商承建美军工程得免营业税、印花税。

2.21.中美基金削减1969年度赠、贷款五亿元。

3.9.外贸会同意以“PD31”（记账付款）方式，由驻越美军向我采购。

4.6.美同意我钢筋两千吨售越南。

5.17.美国海湾石油公司签字投资华夏塑胶。

1969.2.8.国贸局成立“美援采购临时工作小组”协助供应越南物质之商人了解美援规章。

5.20.国贸局宣布，除销往越南外，水泥将暂停出口。

1970.10.2.美军C130机于新竹插天山附近失事。

1971.1.26.驻台美军C46型运输机坠毁于新竹县蓬莱乡山上。

2.11.美国陆战部队再度调至越南布防。

12.26.美国决定延后至12月30日前出动一千架飞机轰炸北越。

12.31.美国务院表示驻台美军决不削减。

1972.5.30.中、韩、菲、越四国于台北税务及关务会议揭幕。

7.8.美陆军驻越财产管理处与国防部签约，在台设废品标卖场，处理越南美军超量工程设备。

（2）台湾医药业和服务业的繁兴，都是在越战期间。1953-1963年间台湾GNP年增率在5.5%到9.6%之间，平均年增接近7.7%；1964年突然激增到12.3%，1964-1973年间年均增长达到11.13%；1974年、1975年骤降为1.1%和4.2%，1974-1980七年间平均增长8.2%，大大低于此前十年。论者多注意到新技术革命和世界经济扩张造成的台湾经济起飞，和1973年开始的“石油危机”对1974-1975年台湾经济的不利影响。但有意无意之间忽略了一个重要背景：1964-1973年恰是“越战”时期——从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到1973年美军决定撤退，美国全面卷入了对越南的大规模侵略战争。越战与台湾经济发展速度激增在时间上难道只是巧合？

从以上简短的“消息报道”也许能窥见越战与台湾经济关系之一斑。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资料均采自当时或后来的公开出版物，而非有关的原始资料，因而只是表象，内中实情只能等待档案公布。

相比之下，日本史学家在20世纪70-80年代已经清楚地了解并分析了朝鲜战争对日本经济起飞的巨大作用。为什么日本的档案资料可以公开而台湾不能？希望只是时限问题，而非其他原因。不妨看一下朝鲜战争对日本经济的作用，以资对照思考“越战与台湾”：

冷战开始后，美国转变对日政策，修正甚至中断正在进行中的民主改革，通过巨额美援支持日本稳定经济和重建工业化（“再工业化”）。但是由于多年实行以煤、钢为中心，以基础原材料为重点的“倾斜生产”方针，带来严重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强力推行“道奇路线”对“倾斜生产”急刹车又导致生产停滞，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失业人数猛增，整个经济处于呆滞状态。恰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了。这一场冷战中的“热战”给日本带来了“特需繁荣”。“特需”中约有70%属于军事物质，如枪炮、弹药、卡车、汽油桶、钢材、毛毯、棉布、麻袋、干电池、铁‘藜等等；此外30%为劳务，如枪械和车辆的修理、运输、保管、电讯等。大量的战争特需不仅将积压的货物一扫而光，而且使工业生产出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战前的1950年第一季度比1949年同期生产增长仅为5.8%，1951年，生产增长达37%，其中制造业增长40%。“特需”定货的两个重点行业——纤维和钢铁业利润率增长都高达4-5倍。日本1950-1955年间“特需收入“35亿美元，占外汇总收入的27%。1949-1952日本外汇储备增加了5倍。

关于朝鲜战争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日本学者正村公宏曾这样写道：

朝鲜战争一爆发，以军需物质为中心的世界商品市场立即活跃，出现了所谓“动乱景气”。日本的出口也急增。日本成了出兵朝鲜的美军基地，也是美战斗部队的集结地、疗养地。军需物质的大部分在日本筹集，武器的修理也在日本进行。具有生产大量军需经验的发达工业国日本很容易地就适应了美军的要求。日本因朝鲜战争，从多种渠道获得了美元。这种美元收入被称为“特需”。日本贸易收支在1949年有1.92亿美元的赤字，但到了1950年反而有了3800万美元的黑字。其他的特需收入也达到6200万美元。特需收入在1951年以后进一步增大，1953年达到8.03亿美元。1952至1953年，特需收入超过出口总额的六成。正是朝鲜的大杀戮战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越战比朝鲜战争历时更久，侵越美军比当年侵朝美军数量更多。对比之下不难想象，作为越战期间美军集结地与军需供应地的台湾，从中获取了多大的经济利益。

冷战开始前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从维持和平促蒋容共走向放蒋内战，终使蒋介石兵败大陆、割据台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声浪日益高涨，迫使新中国宣布“一边倒”向苏联。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方面帮助蒋介石稳定台湾、发展经济，一方面对中国大陆实行长时期的封锁、禁运。此后几十年间，两岸发展道路、社会经济差别越来越大。直到70年代末以后，大陆得以重返世界市场，走上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面现代化道路，两岸经济水平才逐渐缩小。但两岸因东西方冷战而分离半个世纪左右的状况，给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重新崛起造成困难，也给东亚和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

亨廷顿曾提出：东亚难以实现像西欧和北美那样的地区经济一体化。他把原因归之于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的文化差异。但亨氏的理论很难回答：第一，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都是容纳了多种文化、文明的体系；既然种族和文化都不相同、历史上又曾经是世仇、多次相互厮杀的法国和德国，今天也能走到一起，为什么近千年来与东亚广大地区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却成为地区一体化的障碍？德国和日本同为二战战败国，为什么今天对曾经侵略过的邻居、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常常迥然不同？第二，像台湾问题这样直接影响到东亚和平发展的热点问题，如何以“文明冲突”说注解？

简捷直说：妨碍东亚一体化的因素，无论是日本，还是朝鲜半岛问题、台湾问题，都是冷战遗留下来的问题。台海两岸识者不管其统独立场如何，其实心里都明白：台湾问题背后是中美关系问题。“台独”和“独台”分子所仰仗的，说到底，是美国和日本一些势力的继续支持。

冷战期间在美国扶持下形成的相对独立于大陆的经济体系和经济实力，确实曾经是台湾当局向国际和对岸要价的资本，但在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趋势下，已经难以继续作为抗衡大陆、拒绝统一的依靠。两岸经济整合作为推动和参加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必要一步，在企业界眼里已是大势所趋，加以大陆军事上与政治上的压力以及台湾岛内的反分裂压力，“台独”并没有多少生存空间。香港《大公报》的一篇文章从两岸在亚太经济结构中联系与沟通南北方经济的战略意义，支撑台湾经济成长的加工出口产业因在岛内失去生存空间而不得不进行重新调整，两岸经济合作的区位优势、经济优势、政策优势等各个方面指出了台海两岸产业的互补性和经济合作的互利性。有这些两岸经济合作的现实条件，两岸经济联系势将排除一切障碍而发展得越来越密切。而且只有这样，台湾才能最后走出冷战和“邀请发展”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