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变革与国家干预

第二部分共六章，第七章探讨东亚政治发展与现代化的区域性、共性特点，后面的各章则分别以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为案例，反思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政府）作用和政治变革趋势。第八章重新探讨当代日本国家战略中的保守主义，着力阐述保守主义关于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具体主张与具体实践。从吉田茂倡导“富国轻兵式”经济立国路线、反共、反对解散财阀、对美国主导的民主化改革持慎重和保留态度开始，冷战环境下的日美基轴主义和经济中心主义曾经是日本保守主义政治的基调。但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日本政治家发出了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过渡的信号。后冷战时代，大国主义路线再度抬头，一部分保守主义政治势力企图继续推动日本走向政治大国，进而成为军事大国，甚至主张以强硬态度对待曾经受其侵略的亚洲邻国。这些都反映了保守主义的强大影响，表现了日本保守主义发展演变的轨迹。当初，保守主义的强大是美苏冷战和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结果。美国主导下的《对日和平条约》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排除了亚洲各国，这使日本游离于亚洲之外。考查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家战略的选择时，也不能不考虑后冷战时代新国际环境的影响。

第九章通过分析“第一个菲律宾人”黎萨尔的政治思想，讨论菲律宾现代政治变革模式的形成。黎萨尔认为暴力革命是“荒谬的”，至少不是最佳的变革模式。如果到了忍无可忍的阶段，菲律宾可以借助“革命”来获取自由，但是，现实尚不具备“革命”的条件。由此，黎萨尔确立了一条经由菲律宾精英在现行政治体制框架内进行“好改革”从而达致变革旧制度的政治变革途径。战后主权独立的菲律宾被界定为一个“依附性独立”国家，正是这种政治变革模式作用的结果。从战后菲律宾政治史看，即使面临“革命”危机时，政治精英主流仍坚持以和平的“宪政革命”来完成对菲律宾社会政治的改革。

第十和第十一两章分别讨论中国台湾地区民主化的畸变和韩国民主化的进程。1987年蒋经国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解除了在中国台湾地区实行38年的“戒严法”，标志着台湾地区民主化进程的启动。但民主化进程中出现了台独宣传的泛滥和台独政治势力的壮大，七次“修宪”实际上是在践行一条“零存整取”式的“台湾独立”路线。民主化甚至畸变为“黑金政治”和地方派系政治。第十章研究了韩国民主化的进程和阶段、政治转型中的社会力量、全斗焕的威权主义军人政权与卢泰愚民选军人政权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从民选军人政权向文人政权转变的主要动因。长期以来，这几个方面在研究韩国民主化运动的课题中常常被忽略。作者当年曾经亲身参与了民众的民主抗争，对自下而上推动的民主化深有体会，因而行文也特别着力，但同时也指出了韩国走向民主化的其他动因，分析了韩国民主化的道路和模式。

第十二章分析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的住房干预模式。香港政府以创造了“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场经济”而闻名，却对住房这一最大宗的社会消费品进行了密集的干预，香港现在有一半左右的居民住在政府资助的“公屋”内。与之类似，新加坡政府被认为创造了“世界排名第二的自由市场经济”，但它对住房市场进行了更极端的干预，至今其居民的九成住在政府资助的“组屋”内。新加坡、香港地区政府积极干预住房市场的情形类似，效果亦相仿，其模式可供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