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主义与战后日本的国家战略_以吉田路线为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日本处于破败不堪的境地。但是，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迅速实现经济复兴，并在60年代末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在日本实现经济腾飞的“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对日本的宏观发展战略的研究，本章试图以对吉田路线的论述作为切入点，对战后日本保守主义政治的发展作一概括性的阐释，旨在探讨保守主义对日本发展战略的贡献及其转变原因。本章认为，在探讨战后初期的日本发展战略时，不能只强调美国作为具有决定性的外因的作用，还要充分考虑到以吉田茂为首的保守政治家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战后日本保守政治之所以能够长期把持日本政局，跟其深得民心的发展战略是分不开的；战后日本保守政治对日本社会发展阶段的把握是符合当时日本国情的，而随着日本国情的变化，保守政治的战略也发生了转变，这些变化都与日本成长为经济大国有着密切关系，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同时，本章还认为，以吉田路线为主导的战后日本发展战略虽然有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实主义一面，但它也遗留下了很多问题，尤其是与日本侵略战争有关的政治与文化问题。

笔者在本章中所使用的保守主义是一个描述性（descriptive/idiographic）概念，而非严格的规范性（normative/nomothetic）政治学定义。在政治学家那里，保守主义被看做是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列的“当代世界三大主流意识形态”，他们多以英国的柏克作为保守主义的先知，把保守主义作为西方的一种政治思潮或意识形态。因此，在政治学上，保守主义更多地是一个符号，现在，这一符号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意识形态化，并作为一种模式化的概念去套用。

偏爱普遍性的政治学家这么做有他们的道理，最起码可以使人们的认识比较简单明了。但是，笔者认为，这么做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点，即一旦用符号化的标准去衡量任何一种语境下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事件，必将忽略特定个案中的异质因素。本章的论述对象战后日本保守主义不是一种抽象的政治哲学思潮，而是具体的政治理念与实践。因此，作为一种社会理论或哲学思潮的保守主义不是本章所关注的内容。

本章所提到的国家战略也不是一个严格界定的概念。本章中所谈到的国家战略，指的是在一个较长时段内各派政治集团关于日本战后发展思路的宏观考虑，比如，坚持轻军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种战略考虑，坚持重整军备就是另一种战略思路了。由于篇幅所限，本章在探讨战后日本的国家战略时，对不同阶段的论述侧重点有所选择：探讨吉田路线形成时，论述比较全面；而在探讨后吉田时代的发展战略时，选取其变化比较明显的国际战略进行考查。

在方法论上，笔者坚持罗荣渠先生所强调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互动”，罗先生说：“过去探讨文化动向只在文化层面打转转，不接触经济层面，最后就会回到把中国出路问题归结为一个文化问题的思路上来。为了避免这种泛泛议论，探讨文化问题的重点应放在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个时代的课题上，即文化因素是在什么条件下起作用的问题。”罗先生从唯物史观出发，把经济因素看成是“自变因素”，把文化因素看成是“它变因素”，强调文化的作用“始终限定在一定经济和政治条件与国际环境中”。他反对“脱离整体的时空环境（背景）和社会条件来孤立地考察文化因素的历史作用”，坚持“文化因素的探讨必须与制度因素首先是政治因素结合起来考察”。

上述思路是历史学家对思想文化研究提出的真知灼见。概括而言就是把抽象的研究对象放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充分考查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循着这一理路，笔者关于战后日本保守主义的研究就是强调具体过程与背景的、以多个个案进行综合说明的历史研究，而不是对某种思潮的泛泛而论。

日本学者北冈勋认为日本传统的保守主义思想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自然的保守主义、自觉的保守主义和政治的保守主义。以这三个过程为基本分析框架，林尚立认为，自然的保守主义普遍存在于日本的古代和封建社会，是一种社会态度和普遍的精神，即一种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心理。自觉的保守主义形成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日本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的工业社会转化为历史背景，有进步意义，它是政治保守主义的初始阶段，在现代化的选择上倾向于走君主集权专制的道路，表现为明治维新的保守性；近代政党又主张进步与发展，反对复古与守旧，但它的现代化与民主化都不彻底。政治的保守主义基于战后民主化改革确立的新的民主体制，这时的保守政党不仅对保守主义有自觉的意识，而且将其作为自身的统治纲领和主张，从而使保守主义上升为一种统治的政治意识形态；它是战前自觉的保守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日本社会中作为一种文化心理而存在的自觉的保守主义是其发展的深层的文化基础。

上面的论述认为，战后日本的保守主义是一种新事物，虽然有战前的所谓“文化基础”，但是，它已经成长为自觉的保守主义，而且借助于新的民主体制将保守主义作为其自身的统治纲领。笔者不想判断上述观点的是与非，但倾向于认为，保守政治虽然有其深刻的文化渊源，若离开具体的历史实践和历史条件谈保守主义则不免让人摸不着边际，因而，笔者仍觉得它过于抽象。本章的思路是，从战后初期日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谈起，将吉田路线的形成作为重点，并论述后吉田时代日本保守主义向新保守主义的演变，在这一过程中，将着力阐述保守主义关于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某些具体主张与具体实践。

1945年8月15日午时，日本天皇裕仁播放其“玉音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从此，日本开始摆脱其法西斯主义的梦魇，进入战后时期。日本在战后被美国单独占领，并在“盟总”指令下自1945年至1947年进行了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的民主化、非军事化改革。包括：解散原有军队，解除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取缔右翼法西斯团体，废除专制，保证妇女和工人的权利，实行经济民主化和教育自由化，解散旧财阀，进行农地改革，制订新宪法，等等。这一系列改革措施，特别是新宪法的制定以及相关的制度性改革，使日本确立了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这一政治制度与战前日本的政治制度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然而，美国的上述政策没有得到忠实地执行。40年代末50年代初发生了所谓的民主化改革“逆流”。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占领当局在镇压日本进步势力的同时，积极扶植保守势力，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1年5月1日，新任占领军总司令李奇微发表声明，要求吉田内阁对为实施总司令部的指令而发布的各项政令“进行必要的修改”。这些政令大都是日本被占领时期按照占领当局发布的一系列有关“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指令进行的改革措施。同年5月6日，吉田内阁成立了首相私人咨询机构——政令咨询委员会，并根据这个委员会的建议，采取了被称做“逆流”的反民主化措施。这一转变是服务于美苏冷战的需要的，同时也是日本国内以吉田茂为首的稳健的政治保守派积极促成的。

在以美国为主导的战后日本发展进程中，美国因素无疑具有决定性意义。但这里不把美国政策转变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作为论述重点。下面，将着重讨论以吉田茂为代表的政治保守派是如何坚持己见，灵活地与美国讨价还价，并最终在外部条件适合的时候将自己的主张变为现实的。搞清楚这些内容，才能真正理解日本保守主义的实质。为了进行综合考查，下面从内政、外交两个方面来探讨吉田路线。

从总体上来说，以吉田茂为代表的保守派追求的是复兴日本经济，保持社会稳定，他们积极主动地促成了民主化改革的“逆流”。吉田茂说，占领军“对于破坏旧的政治结构，实行彻底的社会改革，会给日本人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一点，也是抱着单纯的乐观主义态度”，这些人中的新政派“注重计划和理想并集中力量付诸实行，而对其是否符合日本的实际情况以及能否取得良好的效果，则似乎不甚关心”。这鲜明地体现出吉田对“盟总”的政策是持谨慎的保留态度的。

战后初期，日本满目疮痍，生产瘫痪，粮食和物资极度匮乏，物价飞涨。因战败和丧失殖民地，骤然有700多万军人及平民涌回国内，大批人员就业和吃饭问题无着落，困难局面更趋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吉田茂认为日本的首要任务是“振兴科学，引进美国资本，重建财界，最终进一步发挥帝国精髓……”，“……虚心而坦然地正视战败现实，尤应大胆打破累年积弊，决定开国进取方策，向国家重建的目标迈进”。在1946年时，吉田茂就讲到，“局势极为严重，特别是尽速解决粮食问题是我国国民生存之关键，不容瞬间延迟。我相信，解决粮食问题是本内阁的一大使命，为此，内阁的全部施政方针和全部工作都集中在这一点上。断然采取进步而又合理的对策实属绝对必要。据此信念，对粮食问题的内阁人选给予了特别注意，力图选拔能满足国民要求和愿望的最合适的成员入阁，我满怀诚意、披肝沥胆地进行了工作。粮食紧急对策的实际情况是，不得不伸手谋求盟军当局的善意援助，但我想强调的是，从根本上还需要国民和政府齐心协力，下定决心，拯救我们民族”。显然，严峻的客观形势使吉田把经济的重建和现代化的发展作为日本战后初期的最核心任务。

在政治上，吉田茂对美国主导的民主化改革一直持慎重态度。早在1945年9月20日，吉田作为外相就走访过麦克阿瑟。在谈到民主主义问题时，吉田茂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民主主义’则是富裕国家的产物。为实现‘民主主义’，首先，使国民能够吃饭、给以工作并谋求生活安定发展至为重要。‘民主主义’并非一日可建成的”。吉田坚持的是穷国无自由这样的逻辑。

面对强大的“盟总”，吉田茂并没有一味妥协。他说，“对于占领军的政策，当对方有认识上的错误或不符合日本国情的主张时，我一向是明确地提出我方的意见，但尽管这样，问题仍按占领军的主张做出决定时，我所采取的态度是遵守这个决定，以等待能够纠正对方错误或过失的时机到来”。此时，吉田茂关心的重点是粮食与稳定的问题，是日本如何从战后的废墟里重建并恢复国力的问题，他没有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第一位。吉田茂的政策是立足于引进美资、与美合作，从而复兴日本。

还是在做币原内阁的外相时，吉田茂就一直反对解散财阀，他有自己的认识，“与军部连手大发战争财的是新财阀”，“旧财阀对和平产业极为关心并衷心欢迎停战的到来”；在整肃问题上，吉田茂也采取了抵制的态度，起初他以担心出现所谓“无政府状态、混乱及共产主义化”为由，向“盟总”表示整肃碍难进行，后来又向麦克阿瑟致函反对整肃的扩大化。

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吉田一直持反共立场，他说：“我的第一次内阁，实际上完全是在红旗的包围中组成的。”对此，吉田茂认为，战后日本工人运动的高涨，完全是盟军总部方面采取“纵容劳动政策”和鼓励共产党公开活动的结果。他对工人运动十分仇视，称工运领袖为跳梁小丑。他认为，占领军欢迎和鼓励共产党的发展，公然扶植和保护工会，这些措施“的确具有过火的性质”。工人运动与革新力量的活跃使保守政党感到一种强大的政治威胁，并产生“危机感”。吉田茂说，“盟总”的民主化措施“被破坏势力乘停战不久后的生活不稳定而加以利用，以至发展成颇有政治色彩的示威运动和劳资纠纷，从而助长了社会的混乱”。吉田茂为首的保守派认为，要防止这种威胁就必须建立强有力的保守支配体制。

到1948年，吉田茂认为，“人们的情绪逐渐安定下来了。一个方面从战败的打击中重新站立起来，另一方面从热衷于改革的情绪中清醒过来了。总之，人们都认真地工作，并逐渐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复兴日本的经济。”这成为吉田内阁在1949年1月获胜的重要原因，也说明在战败的条件下站立起来的日本人开始关注自身生活条件的改善，并认识到只有促进日本的经济发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吉田内阁所推行的一系列被称为“逆流”的措施也就具有了相当的社会基础。

第三届吉田内阁成立后，其政策导向是“为适应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并准备媾和、道奇计划下国内经济体制的转换以及对付势力急剧壮大的日本共产党”。在这种认识下，保守政党倾向于稳定的政权和现实的政策，最终把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作为最大的政治问题。而要迅速完成这样的任务，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是非常困难的。

与上述内政方面的内容相一致，吉田的外交政策也是围绕日本的重建而展开的。吉田茂战前担任外交官，主张与英美等列强协调，反对缔结三国同盟，反对与英美开战。战争期间他曾策划推翻东条英机的军人独裁政权，因而，他在战后受到美国重视是很自然的。在外交上，他清楚地认识到，一个被解除了武装的、没有军队、没有任何国际地位的日本是没有资格谈论实力外交的，要想获得在国际上的发言权，只有先迅速把日本的经济恢复起来，并且“背靠大树好乘凉”，日本必须借助于美国这棵“大树”。吉田茂常说，二战以来的日本历史是“有战争中失败和外交上胜利的历史”，而所谓“外交上的胜利”，显然是指他所确立的不以武力为背景、追求经济繁荣、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寻求日本生存之路的外交。

在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与美国抛出“杜鲁门主义”之后，冷战正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在这种形式下，吉田茂认识到，作为战败小国的日本，不仅不能再靠军事手段到达复兴的目的，而且还必须加入两大阵营中的一个，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而且，他也知道，只要冷战继续下去，美国就不会放弃日本，所以，无论是基于现实考虑还是未来打算，投入美国的怀抱，换取博大的媾和条件和安全保障，才是识时务的上策。这对于日本的经济建设也是一个上乘选择，因为，它可以尽量减少军备上的负担，专心致志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安全与繁荣都能在最大限度内获得保证，真可谓“一举两得”。站在日本当时的内外情况之立场上，我们不能不承认，吉田茂这种“小国主义”和“低姿态”的确是很现实的，而且，历史也证明，这一战略为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做出了巨大贡献。

综上所述，吉田路线的实质就是以如下两大基础为支撑的发展战略：冷战环境下的日美基轴主义和经济中心主义。

以吉田为代表的保守路线最初并非是所有保守派的共识。继吉田茂之后上台执政的鸠山一郎和岸信介均以修改宪法、重整军备为执政纲领，企图利用“政治至上主义”代替吉田的“经济至上主义”。当然，在那时和平民主思潮占主流的社会环境中，此路显然走不通。

因此，在吉田茂的两个得意门生池田勇人和佐藤荣作执政时期（1960-1972年），吉田所倡导的“富国轻兵式”经济立国路线得到彻底的贯彻。池田当政时期，不但力图改变前任的强权政治形象，而且，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吸引人民的注意，使他们更加关注物质生活。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保证该计划的实现：充实社会资本、产业结构调整、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协作、提高劳动者能力和重视科学技术、调整双重结构和确保社会稳定、减少农业人口等。这些措施的目标是符合当时日本国内普遍提高国民生活水平之要求的，国民的兴趣逐渐从政治转向经济方面。实际情况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推动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其速度大大超过了计划本身的预料。在高速的经济发展基础上，日本政局也实现了相对稳定，自民党的支持率也一直居高不下。

佐藤政权继续推行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战略，他致力于纠正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通货膨胀、农业衰退、公害等问题，制定了“中期经济计划”，“以期取得均衡持续增长”，并采取措施刺激消费与出口，其结果便是从1966年起，日本经济实现了持续57个月高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在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政治的支持率持续上升。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自佐藤政权始，日本国内已产生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的意识。佐藤认为，对日本来说，“模仿、追随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进入了由自己选择自己的目标的时代”。佐藤内阁已经开始在政治与外交上“有所作为”：强行通过了与韩国缔结的基本条约；在联合国配合美国阻挠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公布防卫力量装备计划概要，提高军备费用等。

1973年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造成巨大打击，使其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在此背景下，1975年日本政府动员十余家研究机构，研究日本“面向21世纪的（国家）综合战略”。这些研究机构于1977年向政府提出了各种政策建议。在此基础上，1978年9月，福田赴夫首相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宣布：“明治维新后110年来，日本民族所追求的‘赶、超’（美欧）的目标”已经实现，经济上“今天已发展到同先进国家并肩而立的地步”，“当前（日本）政治的最大课题是确立日本民族的发展方向”。这一宣布是日本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过渡的信号。

随后的大平正芳在一次演讲中更清楚地表达了如下看法：“我国现在正面临着应该称之为战后总决算的转机。”他说：“迄今为止，我们一心一意地努力追求富裕，但得到的富裕中，未必发现了真正的幸福和生活的价值。我们虽毫不犹豫地沿着经济增长的轨道奋力前进，但正是由于增长甚快的缘故，现在不得不再度追求稳定了。我们曾不顾体面地尝试着将经济向海外扩展，但正是由于这种扩展急剧的缘故而受到了外国的嫉妒和抵抗。我们虽以对美协调为基调避免正视严峻的自主外交。我们曾举国一致，专心致志于经济复兴，但正是由于我国经济增长和跃进的缘故，不得不作为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充当促进经济国际化的主体。这应该说是一个伟大的转换期。”

大平的这段十分话清楚地表达了日本需要发生转变的原因，这里不必多费笔墨进行解释。我们想知道的是，大平到底干了些什么？他担任首相的时间是从1978年12月到1980年6月。在这期间，大平开始着手设计日本新的发展道路，用他自己话说就是“坚决大胆地修改迄今为止的政策轨道”。概括而言，他要做的是：在文化上修正明治以来尤其是战败以来日本轻视自己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倾向；在政治上改变日本“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形象。

真正继承了大平正芳发展战略的是中曾根康弘，他在1982年11月登上了首相宝座。中曾根当选首相的前几天，就在《正论》上发表文章称：“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为追赶坡上的一朵云而努力，而现在这朵云已经消失，我们需要创造更新的一朵云。”中曾根的确意识到日本正处于重要的转折时期。他要做的是：“检查战前及战后的偏差”、“纠正战后40年的弊端”、“消除战败遗迹”，改变日本“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形象，把日本建设成“国际国家”，创造一个辉煌的“日本世纪”。中曾根的“三大改革”是80年代日本的重大事件，其中关于政治领域的一些理念与实践值得我们特别地注意。中曾根在大力主张强化国民的国家与民族意识，培养“爱国心”的同时，强调日本人必须摆脱战后以来“赶超发达国家”的落后小国心态，“大胆触动过去悬而未决的问题”。他在1985年7月的一次研讨会上说：“我们已经来到了这样的转折点，即面向21世纪，要在日本人一致同意的前提下，大胆触动过去意见纷纭或回避触及的问题，重新形成统一看法，以促进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堂堂正正地前进。”中曾根在任期间还使防卫费用突破了占国民生产总值比率的1%，于1985年8月15日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在国际上改变以往仅涉及经济问题的被动局面，积极参加全球性政治问题的讨论；在文化上提倡日本主义，鼓吹日本文化的优越性，以此来激发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为实现政治大国的目的服务。

后冷战时代，大国主义路线再度抬头，一部分政治势力企图继续推动日本走向政治大国，进而成为军事大国。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在日本国内引起巨大震动。也正是在这时，以小泽一郎、《读卖》集团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势力提出一些新的主张。他们认为，海湾战争的爆发表明世界还存在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日本也面临着多种多样的危险，如果继续坚持“经济立国”的立场，日本的安全将受到巨大威胁。所以，必须修改宪法，使日本成为拥有独立军事武装权的“普通国家”。这一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是前自民党干事长、新生党代表干事小泽一郎，其政见集中反映在他所著的《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

小泽在谈及吉田路线时说：有人认为吉田路线导致日本优先发展经济，并取得成功，因此“不应该改变”，这是一种“误解”。他进而说：“日本优先发展经济的政策，既不是来自吉田首相的政治哲学，更不是一成不变的政治原则”，“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要毫不迟疑地摆脱对吉田路线的误解，树立新的战略”。在这里他提出了日本要成为“普通国家”的路线。所谓“普通国家”，按他的解释是：“在国际上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日本）也要视为理所当然，并理所当然地去做。”也就是说，日本要摆脱和平宪法的约束，像美欧发达国家那样在国际上发挥政治和军事作用，即要使日本成为同美欧发达国家并立的政治和军事大国。他所主张的“普通国家”主要包括如下一些内容：第一，主张日本在国际上发挥军事作用。他说，作为“普通国家”，不能把安全保障（军事）问题“排除在国际贡献的对象之外”，日本要“建立相应的体制，在安全保障方面做出与自己的（国际）责任相应的贡献”。第二，主张“改编自卫队”，使自卫队在日本“积极参加构筑（世界）新秩序”，并在保障本国安全中作为“核心手段”发挥作用。为此，要把迄今所采取的“被动的专守防卫战略”，改变为“能动的和平创造战略”。第三，要把自卫队作为“联合国机动部队”提供给联合国，使之能赴海外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第四，鉴于周围国家对日本在海外单独采取军事行动“抱有警惕，应十分重视发展同美国的关系”，“同美国步调一致，是日本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最合理、最有效的政策”，即要利用美国的国际影响，掩护日本在海外采取军事行动。第五，认为宪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千古法典”，主张为了使日本能将自卫队派往海外做军事贡献而修改宪法第九条。其办法是，或者在宪法第九条的两个条款之外增第三款，或者另外制定“和平安全保障基本法”。第六，小泽认为现有日本政治结构缺乏领导全国的能力和威信，主张打破现状，“实行政治改革”，建立“权力集中的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体制”。

综合前面的论述不难看出，小泽一郎的主张实际上不过是中曾根所推行的大国主义路线在新形势下的延伸和发展。小泽的《日本改造计划》发表后，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当时的发行量达70万册。小泽的政策主张在政府官僚和中青年阶层中引起共鸣和好感。据《朝日新闻》对日本政府官员进行的调查，该书是当年最受关注的政治家著作，在被调查的21名各省厅事务次官中，有13人读过《日本改造计划》，占62.4%。

桥本出任首相后即表示，战后50年，日本处于重大转折期，历史赋予的使命就是面向未来，重建充满活力与自信的社会，对政治、行政、经济和社会实行彻底的改革，建立与21世纪相适应的新体系。他表示要重建强大的日本经济，奉行“自立”的外交政策，使日本成为在世界上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桥本强调要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修改宪法、做政治和军事大国。他一直十分重视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发挥日本的国际作用。在就任首相后的施政演说中桥本即把外交的基本方针定为“自立”，表示要进一步为国际社会做贡献。这一姿态表明，日本将要改变它在国际事务中的“被动地位”，由“被动国家”转变为“主动国家”，要在世界上发挥主导作用。

小泉纯一郎出任日本首相后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一方面，日本经济持续十余年的低迷使其无法不正视经济问题，因此必须致力于改革，正如他自己所言：“没有改革就没有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日本仍然是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大国之一，其追求政治大国的目标不但不会改变，而且还有新的动向。小泉执政以来，不断以安全立法的形式突破“和平宪法”对军事行动的限制。“9·11”之后，日本通过了《反恐怖特别措施法》等三项法案，大大突破了日本自卫队向海外派兵的限制。特别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和朝核危机的爆发，对日本政府来说是天赐良机。5月和6月，日本政府借口朝鲜核武器的威胁，设法使国会通过了“有事三法案”，即《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改案》。其主要内容是说在“发生武力攻击事态”或者“预测到武力攻击事态”时，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国民如何应对，其中包括设置以首相为首的应对总部；经国会同意后，首相有权向自卫队、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下达进入战争状态的命令；地方政府和国民届时必须与中央政府合作等。第二次伊拉克战争后，美国要求日本派兵参与维持伊拉克局势稳定。对此，小泉政府不顾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于2004年1月9日下达了出兵伊拉克的正式命令。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首次派遣武装部队登陆交战地区执行综合性任务，这标志着日本军事力量的任务由纯粹自我防卫转向在国际社会谋求更大作用。

战后的日本，各种政党纷纷建立或重建，各种政治势力都希望在百废待兴的转折关头使自己的主张获得认可，使日本走上他们所设想的道路。大致而言，除了吉田茂的“轻军备、经济优先主义”路线外，日本国内关于战后国家的发展战略还有另外两种重要主张：一是以革新势力为代表的和平主义与民主主义路线，其基本主张是拥护宪法，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反对自卫队；二是保守势力内部以鸠山一郎、岸信介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或传统保守主义路线，主张日本作为“主权国家”应当拥有主权国家所必备的统治力量和防卫力量，为此，必须修改宪法和“重整军备”。

吉田的路线在不同方面遭到了这两派的抵制。“占领政策的重点，在1947年至1949年之间，由进一步改革转为经济复苏时，左派人士也完全大失所望”。尤其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认为，占领当局在政策上已经作了180度的大转弯，由“保护人变成了敌人”，过分依赖美国会阻碍日本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且还有把日本再次卷入军国主义的危险。他们担心的是，过分依赖美国，会使日本介入美国的远东战略，甚至卷入美苏的全面战争中；即使在保守派内部，在多大程度上依赖美国，也存在不同意见的分歧。保守派内部的右翼民族主义一系则从日本安全的角度考虑，反对轻军备，他们要重新武装日本，根据日本国情修改宪法。

开始的时候，包括吉田路线在内的上述三种主张基本上是分别获得了1/3的支持，也就是说，日本到底走哪条道路并不是在一开始就确定了的。然而，短短几年内，形势急转直下。外部原因前面已经讲到了，那就是美苏冷战的全面拉开，使日本必须做出选择；清算战争余孽已不再是美国最关心的事情了，最主要的是要让日本稳定下来，成为可靠的军事基地和前哨。所以，不管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还是出于稳定的需要，革新势力尤其是日共在国内已经不再像开始时那样被认可与容忍。再加上革新派的内部意见分歧过大、宗派主义严重，经常处于分裂状态，这使他们难以掌握国家的发展方向。其实，这也说明，作为革新势力，他们在日本国内的发展时间比较短，政治上远不成熟，尚不具备掌握政权的能力。

吉田路线与鸠山主张的差别实为保守派内部的分歧，他们在使日本重新崛起这个大方向上几无差异，只是在具体的战略主张上不同而已，吉田走的是经济优先路线，在外交上追随美国，是实现日本复兴的重要手段，关于军备问题，吉田茂的看法是：“日本的现状不能只根据军事上的要求来决定兵力的数量。目前，充实国家的经济力量以安定民生乃是先决问题。日本由于战败，国力消耗殆尽，如同一匹瘦马，如果让这匹晃晃悠悠的瘦马承担过度的重载，它就会累垮。”故而他才乐得把安全问题交给美国人去打理；鸠山等人所走的则是政治中心主义的路线。70年代的所谓新保守思潮与冷战后的新保守主义在宏观方向上其实是鸠山路线的翻版，只不过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花样翻新了很多，但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因此，无论吉田路线也好，新保守主义或传统保守主义也罢，在战后初期都已经具备了雏形，而在此后的发展中，只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谁更符合具体历史现实，谁就有市场。

吉田路线之所以最终胜出，是因为它一方面符合了当时日本战败衰退的国情，另一方面也得到了渴望改善生活的日本国民的普遍支持。从当时日共失去群众支持，而吉田茂有较高的支持率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此外，随着战后经济恢复的完成，日本的钢铁、电力和电机等骨干产业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以此为基础的大企业垄断资本急需一个稳定的保守政权，并确保这一政权至少延续20年，以为其进一步“保驾护航”，这也是“五五年体制”形成的重要原因。在上述条件下，成熟而稳健的吉田路线一跃成为主导战后日本发展的主导战略可谓有其主客观上的合理性。

对“保守“/”革新“/”激进”这些标签，要历史地看待。保守并不就等于是反动与落后，它是相对而言的。具体来说，吉田的保守是相对于当时的革新派而言的。“逆流”“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日本传统文化背景上对美国按照西方自由民主模式改造日本的修正，……重要的是，吉田的修正措施并未触动在战后初期民主化改革中形成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些制度保障了广泛的政治参与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多元政党政治体制。也就是说，广大劳动者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革新政党在政治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逆流”最主要的后果是，为“保守联合”与“五五年体制”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从而“为日本战后现代化的发展确立了一个稳定的、有权威的领导力量”。所以，对待保守与激进或者革新不能做意识形态化的轻率的判断。

70年代是日本社会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虽然经受了两次石油危机和国际汇率的冲击，日本进入低速增长时期，但日本这时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大国，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崛起和普通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低姿态”的吉田路线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在国家经济实力跃居世界前茅，国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制度日趋完善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国民对现有生活普遍感到满足。日本舆论界把这种生活满足感称为“中流意识”。这种意识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对现有生活的满足感；二是维护既得利益的保守心理。在这种意识的基础上，一种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思潮在日本开始形成，其具体表现为：保守政党及其政权获得相当稳固的支持；对《日美安全条约》和“自卫队”持肯定态度；民族优越感增强。

按照有关学者的分析，日本很快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国民收入迅速增加，物质生活富裕起来，绝大多数日本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由是，社会意识趋于保守化。自民党的支持率虽有所下降，但仍一直居各党之首位。在日美安保体制、自卫队、发展军备、修改宪法等问题上，民众对自民党的政策主张的支持率不断提高。自民党政府对宪法的扩大解释基本得到国民的认同。对日美安全条约持赞成和理解态度的人，在1972年仅为15%左右，进入80年代，认为日美安全条约、自卫队是“必要”、“合宪”者增加到80%以上。1993年日本政治变动，社会党政策转变，中道政党被新保守党新进党融合，日本政治保守化。这绝不能孤立地仅仅看做是政界领域里发生的事，应该说是日本社会总体保守化趋势的反映。

尽管中曾根在任内出现的一些言行，诸如“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黑人智力低下”、军费突破国民生产总值1%、参拜靖国神社以及教科书问题等引起国外尖锐批评，但国内舆论却十分平静，而且其国民支持率也呈上升趋势，一度达到59.6%，并在1986年7月的两院选举中大获全胜。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国民对中曾根所提倡的民族主义和大国主义的认同。

1986年的时候，日本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出版了一本名为《再见了，亚洲》的书。该书把亚洲国家看成是“垃圾场”，日本是高耸其间的“高楼大厦”，是自由、民主、富裕的“世界大国”，脱离亚洲是日本的必然。他还说，日本不必拘泥于过去的战争责任，应以毅然决然的强硬态度对亚洲各国施加影响。从这本书成为当年日本的畅销书并深受青少年的赞赏可以看出，由于保守主义主导的战后日本没有彻底清算战争责任问题，经济发达之后所带来的大国主义思潮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是多么嚣张！

80年代末90年代初，石原慎太郎再掀波澜。他不但断然对美国说“不”，而且在主张日本拥有独立的世界战略、进行自主外交的同时，还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然而，就是这位被亚洲其他各国人民所厌恶的石原先生却在日本社会受到相当广泛的欢迎。

日本政治向右倾保守化的方向发展，反映出的是战后一度占据主流的和平民主主义思潮某种程度上的倒退。用一位学者的看法来说就是，虽然和平主义社会思潮在日本没有消亡、未被取代，但随着历史的阶段性发展确也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在社会心理基础方面，从过去对侵略战争历史的内省转为对经济生活水平和社会稳定的追求，以及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认同。就表现形式而言，大规模群众运动高潮已过，体现和平主义诉求的社会政治活动，其剧烈程度减弱，影响范围缩小。

这些都从不同侧面说明了日本大国意识的上升，体现出“低姿态”的吉田路线发生变化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的。

因此，从“低姿态”的吉田路线转向对政治大国的追求，并非保守主义路线的质变，毋宁说这是在日本经济实力崛起的情况下，保守主义“相机而动”的结果。而实际上，就是吉田茂本人也从来没有打算让日本永远处于“低姿态”。吉田茂的女儿麻生和子作证，1945年9月就任外相的吉田茂茫然地望着因战争而化作瓦砾的市区，反复嘟囔：“日本要站立起来，日本早晚必定要站立起来。”

当代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亨廷顿也坚持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待文化转变的问题，他说：“日本80年代成功的经济发展与人们所察觉到的美国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失败和‘衰落’形成了对照，这使日本人日益摆脱了对西方模式的幻想，并越来越相信他们成功的根源一定存在于自己的文化之中。导致了1945年的军事灾难并因此不得不被抛弃的日本文化，至1985年已产生了经济成就，并因此可以被接受了。日本人对西方社会的日益熟悉使他们‘认识到作为西方的一员对其本身来说并非那样理想。他们是从自己的制度中得出这一结论的’。”他还引用了一位日本著名记者于1993年所说的话来佐证——“美国打喷嚏，亚洲就感冒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如果一味强调日本国内经济发展因素的决定意义，不免陷入经济决定论的窠臼之中。特别涉及到对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家战略的选择时，不能不考查后冷战时代新国际环境对日本的影响。一方面是美国的态度变化，日美之间虽然有安全保障关系，但是美国也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这种警惕是针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有可能增强到对美国构成威胁的程度。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的变化也是影响日本战略选择的重要原因，“北朝鲜的核武器开发问题，对俄罗斯的戒备感甚至近年来再度被一部分新闻媒体渲染起来的中国的扩充军备等等，都是为日本迅速增强军事实力辩护时不可欠缺的托词材料。”日本学术界在谈到“新民族主义”的成因时，强调三方面：（1）“冷战体制崩溃造成的社会主义的破灭”。“新民族主义”的骨干“原来多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但后来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从和平主义运动的参与者转向民族主义立场，进而与极端民族主义者合流。（2）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日本国内不少人将其视为“美国旨在摧毁日本经济和社会的阴谋”而产生抵触。（3）日本社会中家庭、社区、学校的“空洞化”。为孤独感而苦恼的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对政治的不满和对经济失控的焦躁、对日常和未来的担心都失去了表达的语言，产生了阻塞感”，最终“在民族主义运动中发现了自己的希望”。

这些观点都是有一定道理的，因此，把日本民族主义抬头、追求成为政治大国的舆论完全归结为经济崛起也并非是全面的，还应注意到具体的人群、具体的主张都有不同的原因和动机。

承认吉田路线更适合当时日本的国情，承认其发展变化有客观的现实原因，是否就意味着对以吉田路线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战略持全盘肯定的态度呢？答案是否定的。为了比较全面而客观地论述保守主义战略的影响，下文将着重探讨对保守主义的批评。

从实际情况来看，正是由于过分专注于国家利益与经济发展，吉田路线忽略了对日本的侵略历史的反省与客观认识，这造成了日本国民普遍的对待历史问题的暧昧态度，也从而在总体上使国民意识发生了内在的分裂，反映出战后日本改造的不彻底性，这其中一大部分是保守主义应该负责的。按照日本当代学者的概括，保守政治在内政与外交方面至少造成了三个直接的影响：

1民主主义的形式化

战后掌握政治权力的是战前的政治势力，这使民主主义的实现变得更加困难。甚至应该这样说，他们拖住与民主主义无关乃至敌对的思想不放，其用心只在于如何使为实现民主主义而导入的法制框架形式化。而日本国民在美国政策转变和保守势力上台的情况下，原本就不强的民主觉悟就被妨碍了，“作为主人翁的觉悟没有形成……日本国民在战后没有能确立起根据自己的意志决定日本发展道路的主体能动性”。

2国际和平主义被架空

“战后日本的保守政治彻底追随美国，唯经济利益是图，走上了与积极的国际和平主义南辕北辙的道路。宪法并没有‘一国和平主义’的思想，而日本的保守政治所坚持的正是‘一国和平主义’货色”。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只关注经济发展，而且由于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加上保守派的长期掌权，“日本的战争责任、加害者责任的暧昧化造成了只以为自己是牺牲者、受害者的国民心理；而作为对近邻各国的加害者，虽然有逃脱不了的重责，但正视它的态度受到了弱化”。而今天日本国民普遍对于战争责任的麻木态度，也正是保守派政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3日本从亚洲游离

美苏冷战导致的美国对日政策转变与保守政治的上台，使得原本应该彻底进行的肃清军国主义、追究战争责任半途而废，这直接使蒙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以复杂的目光关注着日本”。美国主导下的对日和平条约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排除了亚洲各国，这使日本游离于亚洲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政治也没有认识到要去弥补这一缺陷，反而把追随美国作为唯一的认识。因为，这些拒绝充分反省军国主义和日本战争犯罪的保守政客心里“原本就没有什么探索指定独自的亚洲政策的精神基础”。这也是影响深远的，导致大多数日本国民对自己加害国的反省以及对亚洲的认识是畸形的。

该学者还认为，倘若美国民主化、非军事化政策“被忠实执行了的话，战后日本的发展方向则可能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对日政策转变使得与战前一脉相承的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实现政治复权并得以长期占据了统治地位。日本保守政治所做的是，对外全面与美国的战略、政策协调，而在国内则极力使美国遗留下的民主制度成为空洞的形式以至于废止，导入并确立与自己的保守的意识形态相适应的制度”。

这是有良知的日本学者所做的负责任的检讨。当前日本所表现出的种种迹象莫不有保守主义政治留下的阴影。不管是吉田茂还是鸠山一郎，这些人不但是战后的新保守派，而且都与战前有着不可隔绝的联系，正是这种前后的延续性，使他们在战后反省历史问题时存在固有的不彻底性。而作为日本垄断资产阶级代表的、在战后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其保守性也更体现在对历史的态度上。日本保守主义政治留给当代日本人的遗产，不仅是吉田路线，也不仅是大国主义追求，还有更深层次的历史问题，与此相关的就是在整体上日本国民意识中的矛盾现象。

这种矛盾现象具体体现在对待70年代以来保守主义战略的态度上。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无论是中曾根还是小泽都曾获得了很大的支持，但同时，在保守主义内部和外部都对这种大国主义倾向的国家战略提出了尖锐批评，这也是我们必须考虑到的。

比如，小泽一郎的主张在原保守阵营内部就遭到了反对。前副首相后藤田正晴发表谈话称：小泽的“普通国家”论是“大国主义、霸权主义，搞得不好有可能导致日本走向依靠军事实力的方向”。前首相宫泽喜一则担心小泽的主张“会突破迄今执行的路线，实行军事国家所需要的装备”，其结果“会引发一场（日本进行）核武装的议论”。武村正义在其著作《小而闪光的国家》中则主张，日本“要遵守宪法”，要向世界表明“不再进行侵略战争的决心”，“不谋求可能导致成为军事大国的、拥有军事实力的政治大国”。他进而表示：日本“没有必要使军事力量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膨胀”，不赞成日本在国际上“做出与国力相应的军事贡献”。他实际上不点名地对小泽一郎的主张进行了批评。

国民意识的矛盾心态还体现在对右翼势力的态度上。冷战结束后，日本右翼势力急剧抬头，活动日益频繁，它们经常制造针对政府、政党、企业、法院、报社以及社会进步团体的各类恐怖事件。据统计，在1989-1993年期间，右翼团体制造的恐怖事件就多达66起。另据估计，日本国内的右翼团体成员已有12万之多。这些右翼组织和右翼团体往往冠以“革新”“爱国”“进步”之名，行倒开“历史之车”之实。它们否认侵略事实，反对道歉；主张修改现行宪法，坚持“天皇至高无上”，反对和平民主；它们还通过蛊惑人心的舆论宣传迷惑大批对历史了解甚少不明真相的日本人民特别是年青一代。这些右翼组织在日本拥有不少的支持者，特别是得到了保守政治家、旧军人和他们的子孙以及战死者遗族等的支持。

尽管右倾保守势力十分强大，他们对日本政治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但是在国民当中支持进步、反对右倾保守的人也绝非少数。日本现行宪法对右倾势力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束缚作用，这部宪法总的来说反映了大部分日本国民的意愿，受到广大国民的拥护，尽管一些右倾势力屡屡掀起改宪之风，但和平宪法仍岿然不动。随着日本经济的日益发展，日本在世界各地拥有越来越广泛的经济利益，这也制约了日本政治的进一步右转。

这些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和平主义的思想原则已在日本深入人心，对国民意识的渗透也日久弥深，“成为多种衍生性思潮和战略设计的底色”。和平民主主义与右倾保守主义之间长期纠葛、互相制约的现象由来已久，而且还将继续伴随日本政治、社会发展的始终。

矛盾不但体现在民间，还体现在那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身上。小泽一郎也主张，为使日本能在亚太地区发挥作用，应直面历史，不否认侵略责任，该反省的反省、该清算的清算，以消除邻国对日本的不信任和警戒感。倘若能够真正尊重历史，把这一套说辞付诸实践，那么，这或许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新保守主义”了。然而，紧接着在对战争的定义上，小泽畸形的矛盾心理便展现无疑了，他认为，“世界上有所谓‘侵略战争’或‘正义战争’，但是何谓侵略，何谓正义，依照‘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说法，这是非常抽象的、主观的。‘战争’事实上就是对人的杀戮行为，把这种行为加上价值的评价很明显是错误的”。由此可以看出，小泽的历史观貌似明朗，实际是为卸下包袱，轻装上阵，他两眼还是只盯着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这些更为“直接”的问题，保守主义的特质由此可见一斑。

2001年10月8日，小泉纯一郎参观北京西南的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血肉长城”巨幅雕塑前鞠躬、献花圈，并默哀，这是日本政府首脑第一次在这里献花圈。小泉表示，对过去那场侵略战争中的中国死难者表示道歉和哀悼，并称对过去的历史要反省。然而，卢沟桥畔的道歉与反省言犹在耳，半年之后小泉却参拜靖国神社，使日本失信于亚洲邻国。且不管小泉的参拜是出于什么目的，最起码这一行动表明，参拜是可以取悦日本国内某些人的。而同时，日本各界也不断发起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反对向伊拉克派兵的各种游行示威活动。而这正反映出保守主义政治在日本国民中造成的分裂。

近来，日本政坛所发生的种种变化，都与吉田保守主义的影响密切相关。有分析人士指出，作为小泉继任者的安倍晋三执政不到一年就被迫下台，其原因就是当代日本人因吉田路线所产生的分歧。然而，在东北亚没有出现大变动的情况下，日本不会放弃安全问题上依靠美国而专注于经济政策的吉田主义。正如著名日本问题专家理查德·塞谬尔斯所指出的那样：“吉田主义的某些方面会被放弃，但要看到，另一些方面是很难放弃的。比如没有人主张提高占国内生产总值1%这一防卫预算的上限。”塞谬尔斯认为，日本之所以会出现主张提高独立性、与美国保持距离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在亚洲的崛起和美国在这一地区影响力逐渐下降所致。笔者认为，塞氏的观点过于强调了外部因素的影响，忽视了日本国内特别是自民党内右翼势力的历史延续性。

本章对战后日本保守主义政治的国家发展战略进行了概括性的论述，笔者对日本保守主义持辩证态度。一方面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战后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指出，保守主义要为当代日本的很多问题，特别是对与侵略战争历史相关的问题负主要责任。保守联合长期执政日本，先期正确的发展战略使日本成长为经济大国，后期则使日本在追求成为政治大国的过程中，国民意识领域出现分裂与矛盾，这都与保守政治主导下的日本对战争责任反省不彻底有关。而这在国际上，特别是在亚洲受到各曾遭日本侵略的国家的密切关注。对日本而言，无论是“脱亚”还是“入亚”，国家政治与国民意识层面上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与反省将是它无法逃避的。

目前的日本正处于冷战结束后的新时期，既面临重新审视和调整与主要盟国——美国及东亚周边国家的关系与政策的需要，又在文化与社会方面面对全球化、信息化与民主化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新局面，需要对80年代以来的“日本独特论”进行深刻反思和重新定位。总之，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现在的日本都正处于新的转折关头。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守主义及其遗产都是日本各界需要重新认识的重要课题，也是世界其他各国特别是亚洲其他国家认识日本、了解日本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