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民主化的进程

本章研究韩国民主化的进程和阶段、政治转型中的社会力量、全斗焕的威权主义军人政权与卢泰愚民选军人政权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从民选军人政权向文人政权转变的主要动因。长期以来，这几个方面在研究韩国民主化运动的课题中常常被忽略。在韩国学界，研究20世纪80年代韩国民主化的动因及阶段论的书籍至今也不多见，且主要是比较或综述几个不同的问题。关于韩国政治史的文献也只是分别地论述某些与民主化相关的问题，例如“6月民主化抗争”、“6·29民主化宣言”、军人政权和经济关系等的研究，缺乏关于转型中的各种矛盾、力量和问题的分析。因此，笔者要考查全斗焕军人政权、卢泰愚民选军人政权、金泳三文人政权在韩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民主化运动与经济的关系，并集中论述民主化进程的动因和民主化的阶段。

韩国民主化的原因是全斗焕军人政权的合法性危机。自下而上的民主化的推动力是作“6月民主化抗争”。政治家们的重要举动（“6·29宣言”）是妥协性的策略。

使全斗焕政权酝酿体制转换的原因是缺乏合法性。全政权与朴正熙政权相比没有本质上的变化，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带有军部-官僚为支配阶层、强迫劳动、压制人权、政经结合等典型的军人威权主义特性。此外，全斗焕获取政权的进程是通过军人政变，所以从上台开始就面临合法性危机，数次试图加强其合法性，却未获成功，而且在其执政期间一直出现反政权运动。结果，尽管全政权实现了经济发展以及七年总统短任期的历史使命，但还是在民众的反对声中下了台。全政权在执政的七年间，任意采取政变、拷打、暴乱、背后伪造等非民主的、违背道德的行为。以“一举消灭社会之恶”的口号，强制38000多名人民到被称为“三清教育队”的军队，进行了地狱般强训。作为言论控制的一环，韩国新闻协会和广播协会在全政权的强大压力之下，决定整合言论机关。通过了学院安定法，试图扼杀学院运动。这些压制遭到了来自市民、学生、宗教界、甚至是舆论界的对抗，也因此形成了转换体制的推动力。

在多数威权主义国家，经济动荡往往会加剧民众对政府合法性的质疑。但韩国的情况有点特殊，人民对全政权的质疑是在经济繁荣的条件下发生的。全政权为了改善因为缺乏合法性引起的政治气氛，始终重视经济安定和成长，在七年在职期间可以维持政治稳定，应归功于经济因素。在全政权时期，韩国经济克服了之前达到两位数的通货膨胀，1983年以后更是维持了低于5%的低物价。1980年韩国的经济增长率是-3.7%，但是1982-1986年第五次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期间，其增长率达到了9.8%。接着1986-1987年的三低（低油价、低利率、低美元兑换率），实现了12%的高度增长，在对外贸易史上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顺差。1985年全政权推行部分开放和自由化措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成功举办1988年首尔奥运会，获得国内外的好评。全政权时期良好的经济状况多少减少了人民的不满，令人民期待七年以后通过选举而产生的和平交替和民主化进程。其次，全政权在人民大和解的名义下，施行了教授复职、学生学习自由化措施和解禁金泳三和金大中等政策。在这些自由化措施下，出现了很多威权主义的解冻和民主化的萌芽现象，开放和自由化措施使得当时由于压制和恐怖行为而保持沉默的学生、工人、在野党、宗教人士的政治活动大为活跃。但是全政权并未考虑通过选举来移交政权。

全政权采取了上述策略，是为了在1985年的“2·12总选”（国会议员选举）中获胜。但是选举的结果让全政权大失所望，创党还不到一个月的在野党新民党获得了国会276个席位中的67席。第12届议员总选的得票率：民正党35.3%、新民党29.3%、民韩党19.7%、国民党9.2%（参见表1），新民党成为第一在野党，可谓政治格局的大变革。新民党的意外成绩成为了人民渴望民主化的契机。

表1 1985年韩国第12届国会议员选举结果（单位：%）

"2·12总选”后，全政权面临修改宪法、由直接选举产生总统的强大压力。坚持间接选举方式的民正党和对此持反对态度的新民党、在野团体、学生、市民在改宪问题上形成了对立。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内阁制和总统直选制间的意见差异而使得合议未能进行。

随后，由于统一民主党的创立，内阁制改宪受挫，全斗焕为了停止讨论改宪而采取“4·13护宪措施”，其内容是中止改宪的讨论以及全政权依据第五共和国宪法转移到新政权。全政权的这一做法无视人民要求直选制的改宪要求，使所有关于改宪的讨论都在原地打转，从而做出这一反历史的、反民主的决定。这一计划激起了人民反对其政权的斗争。人民对“4·13护宪措施”的反对，表现为对全政权爆发性的、全民性的抗争。学生、在野党、在野势力、大韩律师协会、韩国基督教协会、妇联、民主舆论协会等对“4·13护宪措施”的批评漫天飞扬。

强烈的不满发展成为“6月民主化抗争”。从6月10日开始到6月29日止，抗争持续了19天，以学生、市民和中产阶层为中心，在全国23个城市展开，有450万以上的人民参加。打倒军人独裁和实行直选制改宪的口号也就此开始。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不同，这种对抗采取的是微弱的暴力人民示威的形式，这也取决于韩国特殊的社会状况。首先，南北朝鲜的分裂格局，从结构上降低了国民反对的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其次，中产阶层想要维护自身的财产和职位，所以在当时前所未有的大好经济形势下，他们完全没有发动抗争的念头。第三，当时人民对于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经济发展持肯定态度，并表现出希望发展成为先进国家，所以人民对全政权的反对是以维持这种经济发展为前提的，它只是一次要求基本体制不变，而只变换统治方式的体制转变运动。

如此看来，它是各派势力为了掌握国家权力而形成了政治斗争或军事对峙的暂时性妥协局面。这次全政权和人民间全面的对抗，通过总统直选制这样的措施就可以解决，是有限的、形式的民主化形态。

是谁发起和领导了“6月民主化抗争”？对于这一问题基本上可以区分为市民势力、中产阶层和在野党领导论。

第一，市民势力主导论。在韩国民主化进程中，诚如“民主主义是被压迫阶级的斗争史”的论断，民主主义正是由被排挤的社会阶层参与并发展起来的。这是因为人民中占大多数的市民势力的要求成为了议题，并且指出了解决方案。

20世纪80年代，韩国市民势力是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工业化，乃至军人政权的压制性统治的最主要力量，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也是时代变革的主体，即作为资本主义产业化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应该要注意到市民势力作为领导民主化运动的社会变革的主体所发挥的作用。

第二，中产阶层主导论。中产阶层显示了通过制度的妥协和平稳变化的意图。这是因为中产阶层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获得了经济上的稳定、经济上的富裕之后，又想参与政治进入上流社会，但又害怕急剧的变革。

事实上，"6月民主化抗争”具有学生、市民和中产阶层联合组成的市民抗争特征，是一次为结束军人独裁政治和威权主义而团结斗争的抵抗运动。但是，一直宣扬传统意义上的安定的社会秩序的中产阶层要求民主化并加入游行示威，是基于“废除4·13护宪措施，恢复其参政权”这一消极目的。崔章集指出，“不能说它是中产阶层发起的抗争，市民的作用大于中产阶层。学生一直投入斗争是因为市民势力不断给予关注”。在抗争中，中产阶层为自身的利益参加的比重较以前有所增长虽是实情，但不能简单地认为中产阶层领导了这次运动，不能忽视学生和市民势力不为人知的斗争和联合的影响力。

第三，在野党主导论。首先，查看韩国现代政治史上在野党的作用，可见政治形态的积极性一面和消极性一面并存。一个是作为反独裁、反军人政权民主势力的积极性一面；另一个是与历史进步无关，仅仅作为“党利党略”而离合集散的保守政治家集团的消极性一面。当然，在80年代民主化过程中在野党多少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些并不能掩盖在野党的症结和缺陷。

在野党不能主导民主化，这是因为新民党的分裂和“4·13护宪措施”的实行，全政权的镇压加强，民主化势力感到了反独裁联合的必要性，因此，具体发起了国民运动联合。在野党是为了达到与全政权协商的目的而与市民势力形式上联合在一起的。由不属于“二金”或在野党的市民势力结成了民主联合势力，进行抗争的。所以说，在抗争中，在野党虽然多少有些影响力，但并不是主体。

随着朴钟哲被拷打致死和捏造事实事件的暴露，反政权运动超出单纯的撤回“4·13护宪措施”的要求，而更有组织、更具爆发性地发展成为要求全斗焕立即下台的运动。不但大学生、在野党、新闻界、法律界、宗教界等，连中产阶层也加入了反政权示威。结合反对“4·13护宪措施”和“朴钟哲事件”而引发的“6月民主化抗争”，是韩国民主化进程中的推动力。它除了具有一般市民涉足政治这一特征外，大学生完全投入斗争，以民主大联合形式形成的国民运动总部，基督教和天主教也发挥了一定作用等，也是此次运动的特征。

拷打朴钟哲致死事件一暴露，就结成了“指责朴钟哲拷打致死，暗地捏造事实”的全人民大会准备委员会，此后，成立了由工人、农民、妇女、教育界、新闻界、在野党等150多名各届代表组成的“民主宪法争取国民运动总部”，以谴责朴钟哲事件、撤回“4·13护宪措施”、争取民主改宪等为目的，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在民主化运动中，包括社会各阶层，被称为“民主大联合”的国民运动总部，作为全人民的联合机构，推动形成了广泛的联合战线。6月10-16日在明洞圣堂内举行斗争，6月18日举行催泪弹驱逐大会，6月26日全国130多万人参加人民和平大游行，至此，全政权面临爆发性民主化示威热潮，不得不寻求新的解决危机的方法。

当时，全斗焕和美国认为不可能只用警力镇压全国性的国民示威热潮，因而丧失了自信。于是，美国迎合韩国人民对民主化的渴望，一边压制全政权发动军队，一边提议全斗焕作出政治让步，在美国的一定程度的压力下，全政权答应妥协。

人民在体制转换上的三次动因虽然具有爆发性，但是难以单方面地引导自下而上的抗争。同样，全政权通过动员军队再次强化威权主义的自上而下的尝试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正因为有了全政权和作为人民代表的国民运动总部间的力量均衡，才能通过“6·29宣言”进行民主化。

韩国社会对外开放的核心在于维持跟美国的友好关系。由于韩美关系的特殊性，在政治、军事、经济领域全都依赖于美国的韩国，无论哪一届政权在美国对韩政策上都很被动，这也可以看做韩国政治的脆弱性。韩国对美国的依赖性虽然是韩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不幸，但就是这样的对外依赖性在1987年的民主化抗争中，给韩国的体制转换带来了重要的推动力，这也再次确认了对外关系的发展和美国的影响都相当重要。

从颁布“4·13护宪措施”后到“6·29宣言”，美国对韩国政府的影响从初期的只在幕后施加压力这一隐秘的方式，逐渐发展为公开而直接指示的方式。美国在颁布“4·13护宪措施”后到6月18日催泪弹驱逐大会，对韩国仍然主要实行幕后外交，强调“对话和妥协”。但是美国一直在关注1987年6月10日到18日韩国事态的发展状况，开始表现出更公开的、直接指示的影响力。首先，1987年6月18日，向美国参众两院提交了“1987年韩国民主主义的相关法案”，内容是在韩国基本人权得到改善之前，对韩国实行经济制裁。

第二，美国行使公开的影响力，在6月19日里根总统要求“全斗焕要不顾一切地采取一切措施制止流血事件”，并警告说“如果采取强硬的措施将很难保障当局的安全”。

第三，6月23日美国国务院东亚太长官凯斯丁·斯歌也明确指出“为了缓解韩国现在的局势，美国反对戒严令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军队介入，也不愿看到出现这样的介入”。如此一来，6月18日之后美国国务院再三明确表明反对军队介入的立场。

卡明斯认为1987年韩国的民主化分散了由美国的市场开放压力而引起的责任，是为了使更多的人来分担由此带来的苦难而制定的政治对策。他的这一总结看似独特却是将韩国民主化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尤其美国经济相联系的深刻的探讨。

1987年韩国自下而上的挑战，依靠民主联合的力量，还不能把军人政权赶下台。在威权主义政权和民主联合间力量均衡的情况下，要求民主化的自下而上的挑战和打算维系权力的自上而下的策略相吻合，并在和谈的基础上展开。在这意义上，大部分第三世界的民主化都带有“在妥协基础上的民主化”的特征。也就是说，政治领导人们通过协商达成政治协定，承认威权主义政权的既得权力，同时实现体制转变。

"6月民主化抗争”能够通过政治协定成功实现民主化有多方面的因素。首先，通过威权主义政权的开放和自由化措施发展壮大起来的在野党力量，“二金”的寡头结构以及在野党领导人的卓越的才能。此外，政治协商中重要的一点是“让步的程度”。当然，由于执政党和在野党都想掌控大权，产生了分歧。

其次，韩国想要实现经济发展和与世界排位相符的政治民主化，体现这一政治意识转变的就是这一事件。郑大和指出了在韩国的民主化抗争中经济状况的重要性体现为如下，“它是以资本主义外部的问题——撤回“4·13护宪措施”和实施总统直选制等类的政治问题为中心展开的”，使之成为可能的就是1987年前后繁荣的经济状况。这样良好的经济情况缓解了资本家和劳动者以及中产阶层的矛盾。可以说韩国的民主化是在良好经济局面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和妥协的方法在向前发展。

第三，实际主导它的国民运动总部把自身的目标修订为“确立民主宪法，并在此基础上成立民主政权”，显而易见，这一举动的发端就是反对“4·13护宪措施”。这一运动的主要目标是“采取总统直选制”，即，抗争的目标不是军人政权的立即下台或者急剧的体制变革，而是强调总统直选制的温和内容。

第四，韩国国际局势的发展对民主化的压力。1988年首尔奥运会的举办与国际方面的压力使全政权采取的方案受到限制，这就给予了民主化不小的帮助，而且，美国对韩国民主化希望的是总统直选制。在美国眼中，即使允许总统直选制，当时政治情况下，除了执政党和在野党以外，也没有别的势力来执政。

它尽管显现了自下而上的动员力和组织化，但是通过直选制结束的消极的体制转换，是威权主义政治家的周密计划成功地发挥作用的结果。因此，在韩国的民主化进程中，自下而上的挑战非常重要，在威权主义政权和民主势力之间的均衡中，威权主义政权采取的策略也一样重要。事实上，全斗焕通过自上而下的策略即“6·29宣言”成功实现了军人政权的再生产。

"6月民主化抗争”的局限如下：

第一，以在野党和执政党政治家之间协议的方式告终，但这并不是民主化运动的最终目标，甚至不能达到民主主义的巩固阶段。

第二，因为消极的目标以及对“卢泰愚的6'·29宣言’即自上而下的政治策略”应对方式不成熟，所以抗争的热情很容易在执政势力的控制中，而且这场抗争未能强化民间力量对军人政权的抑制。

第三，因国民运动总部观念上的局限性和独立能力的丧失，既没有进行彻底的民主化，又没有得到确切的结果。

第四，在野党的独断的妥协政策，削弱了应在扩散民主主义中起主要作用的人民的组织力量，从而导致了彻底排挤主导民主化的市民势力的结果。

"6月民主化抗争”的意义如下：

第一，它是对搞压迫政治、拷打等反历史性的全政权的抗拒，不是特定的阶层或力量主导的，而是学生、市民势力形成一个抗争轴心而对军人政权有效地斗争。这一点明显地证明它所具有的市民抗争的性质，而且加强了市民社会的自律性。

第二，它意味着政权由威权主义过渡到民主主义体制，但是当时韩国政治势力依然有巩固民主主义的课题。

第三，它是在韩国多个地方同时崛起的全人民的民主化抗争。因而在韩国形成了全政权难以应对的国内环境，使其接受直选制改宪的要求，而且，它针对暴力政权，努力坚持非暴力和平主义路线的民主化抗争。

总之，它提出的全人民的要求绝不是为特定阶层服务的，而是决定民族共同体的未来方向的试验台，在韩国民主化历史上成为决定性的力量。

"6·29宣言”是面对政治危机的军人政权采取的最后选择，是逆转“6月民主化抗争”进程的关键。经过这个转折点，全政权的政治危机得到缓解，而国民运动总部却丧失了相当部分的推动力和抵抗力。

关于卢泰愚发表“6·29宣言”的背景，存在几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1987年的民主化不是统治势力内部的稳健派与强硬派之间妥协的结果。执政党原来是强硬派，但是民主化运动与美国对民主化的支持引起执政党分化出稳健派。稳健派的代表性人物就是卢泰愚。

第二，“二金”未能使在野党候选人单一化，而且全斗焕认为通过调动执政党的组织和资金，在直选制上也能够获得胜利。所以它是一种有计划的行为。

第三，由于朴钟哲拷打事件使抵抗运动更过激，警察的镇压能力有限，因而准备投入军队，但是，由于美国的压力阻止了军队的动员，而产生了“6·29宣言”。

在媒体资料上也可见美国的压力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引起韩国政府变化的第一个因素是市民意识的成长，第二，美国在幕后施加压力，而催促在军队的干涉以前，首先政府与执政党达成妥协”。在如此的情况下，全斗焕考虑了整个社会氛围以及市民意识的变化，推举了当时的民正党代表卢泰愚，使其发表“6·29宣言”。有人提出“6·29宣言”由卢泰愚起草而成。但大多数学者认为，由于推选卢泰愚为总统的工作核心班子均为全政权之人，所以宣言不可能出自卢泰愚个人的决定。

由全斗焕自上而下的策略所创制的“6·29宣言”，可谓全政权通过“直选制的不可避免论和‘二金’同时出线的必胜论”说服卢泰愚的杰作，从而成为终止“6月民主化抗争”，并带来巨大政治效力的策略性对应及突破性决策。

关于“6·29宣言”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地位有三种主张：第一，认为它是实质上的民主化宣言，这是卢泰愚阵营的主张；第二，认为它是实质性民主化的一个契机；第三，它仅是政治的自由化或开放。笔者倾向于第二、三种看法。在实际性的措施只停留在宣言的形式尚未付诸实践的情况下，可以将释放金大中和善良的人等视为自由化措施，因此将宣言本身理解为包含自由化的民主化体系会更好一些。

关于韩国民主化的路径，在野势力强调市民势力的作用，而且主张“自下而上的民主化”（replacement）。军人政权强调“自上而下的民主化”（transformation）。依据亨廷顿的分类，韩国的民主化是由“自下而上的民主化”和“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折衷地结合的“通过妥协做成的民主化模式”（transplacement)。韩国的民主化模式是集亨廷顿民主化模式的三种类型于一身的独特的民主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民主化势力的分合：

第一，国民运动总部的解体。以国民运动总部为中心的民主联合势力，在“6·29宣言”以后，由于内部的混乱而陷于分裂，从而宣告了抗争的终结。其结果是自动抛弃了通过“6月民主化抗争”所得到的有利的政治局势，引起了军人政权的权力移动、全政权霸权的恢复以及国民运动总部的政治无力化等一系列问题。

第二，政治精英和民众的分离。从全政权的立场来看，它的最大成果是把部分政治精英引入到体制内部，孤立在野势力和市民势力。

第三，国民运动总部和中产阶层的分离。“6·29宣言”使中产阶层急速脱离了民主大联合。中产阶层的脱离暴露了中产阶层的政治目的，表现出中产阶层明哲保身、双重性、投机主义的本性。中产阶层既要维持经济发展还要改善政治。中产阶层在“6月民主化抗争”中追求的目标仅仅是政治程序的民主化。

第四，政治势力和在野党的地域主义分裂。“二金”因为候选人单一化问题而分手，其原因是在民主化的决定性时刻，政治人物对权力的欲望超过对民主化这个国民性大问题的重视，不能让步于对方候选人，这是一种低水准的对决意识。“二金”的分裂带来了互相伤害的地域感情，在选举当中地域对立格局被军人政权所利用。

因为“6月民主化抗争”带有依照直选制改宪、恢复步骤性民主主义的性质，所以，“6·29宣言”具有丝毫没有提及工人的团结权和罢工权、被解雇工人的复职以及农民的负债豁免及禁止农畜产品的进口等工人和农民的权力等局限性。

从国民运动总部的观点来看，"6·29宣言”是通过民主抗争争取民主力量的胜利，而且让处在政治危机下的全政权屈服。但是，它是为了削弱大众的民主化热情，通过与相对来说易妥协、协调的在野势力的直选制改宪协议，欲拓展威权主义政权的危机突破口。这是一种“战术性后退措施”。全政权把“6·29宣言”作为威权主义政权突破危机的对策，试图把作为执政党的民主党引进改宪及选举法协商的圈子里，从而在“实际瓦解6月民主化抗争的历史框架民主联合”当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在野势力和国民运动总部因为对政治格局认识的局限性，从而暴露出民主联合解体、丧失国民赋予的政治上的主导权的弱点。

从军人政权的立场来看，通过“6·29宣言”，军人政权脱离了从“6月民主化抗争”开始的政治危机，分裂了国民运动总部，再次形成了对军人政权有利的条件。在如此的情况下，“二金”与政治势力的地域主义分裂，通过军人政权的安定化和民主选举，对给予军人政权再生产政权作出决定性贡献。

1987年7月、8月、9月的工人大斗争主题是要求增加薪水和劳动组合，御用工会的民主化和劳资关系成为主要的问题。它是在完全不同于“6月民主化抗争”的状态中展开的。

1987年夏爆发的巨大工人运动浪潮，是韩国工人斗争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在此期间，韩国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所有隐蔽的矛盾和工人长期积累的悲愤通过工人的战斗表现出来。进入总统选举的时候，要开始民主化运动的就是在韩国社会里成为最大的集团及承担了经济发展大部分任务的工人。

工人大斗争很大的程度上是一次自发的、无组织的、无协调的大爆发。数以千计的劳资冲突在没有系统计划、战略或领导的情况下，几乎在全国同时发生。没有全国性的或地域性的组织可以协调这次工人行动的大爆发。尽管没有组织和领导，但工人利用独裁控制突然放松造成的这次机会来释放他们长期受到压制的怒火和悲愤。

1987年7月3日，在韩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蔚山，作为工人斗争的导火线，现代公司的劳动组合组成了。这次斗争提出了诸如修改不民主的劳动法、提高工资、民主劳动组合的组成等，在全国开始了斗争。当时的斗争没有特别的政治目的，只是为了改善经济条件和工作环境。因为缺乏组织和理念上的未成熟及缺乏中产阶层的支持，斗争在9月份便草草结束了。

这场工人斗争与以前的斗争有着质的不同，这不仅体现在冲突的类型和组织力量方面，而且体现在主要行动者、地域、行业和性别构成方面，自从这场大规模工人斗争发生以来，韩国工人斗争组织得更好了，变得更加强大、更具有进取心了。因此，1987年的工人战斗性，使劳资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使普通产业工人的工人阶级认同和意识发生了重大变化。

1987年韩国以选举的方式选出了总统。选举并不代表民主的实现，只有有意义的选举才算得上是民主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看，第13届总统选举属于民主化的一个进程。选举结果有太多的消极因素，例如被换候选人的票、代理投票、地域主义性得票等。因此很难肯定那次选举达到了民主主义的要求。

关于韩国社会问题的症结，许多人指出韩国政治的落后与畸形。韩国于1996年成为OECD的一员，虽然经济有如此迅速的增长，但是政治文化和意识仍然落后。韩国政治为什么落后，什么原因带来了韩国政治的倒退呢？重要原因是政治上的分裂。关于政治上的分裂，几位学者主张“地域主义的全面化”、新的冲突结构的“地域冲突结构”、“地域主义是韩国政治的基本冲突之一”。这些分析表明，1987年以后地域主义在政治分裂中占最为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这种地域主义的原因是什么？第一，因地域间的经济差距，全罗道在所有领域中落后于首都和庆尚道；第二，内在于整个社会的人事政策的差别待遇，导致在国营企业单位或公务员的采用上，庆尚道的人远远多于其他地域的人；第三，政治家为了自身的利益通过政治理念来强化地域主义感情，试图利用那些地域。

通过“6月民主化抗争”，民主势力有过不能把政权交给军人政权的思想。当时执政党不能保证选举的胜利，所以会在选举中不择手段。在野党有足够的胜利条件，但是由于地域主义分裂以及候选人之间利益较量而带来的单一候选人的失败，仍然没拥有拼命抗战的思想准备。

在执野之间协商改宪之后，全国正式地进入了总统选举的局面。“二金”的分裂是韩国民主化的转折点，“二金”不是追求民主化的大义，而是追求自己胜选，不能让步给对方候选人的对抗意识就是败北的原因。“二金”互相强烈地竞争，并最终决裂。随后，金泳三建立了统一民主党，金大中建立了和平民主党，双双宣布参加总统选举，在野势力陷入分裂。“二金”的分裂带来了中产阶层的脱离，让对抗军人政权的民主势力力量弱化，地域主义的对立结构兴起，使军人政权有机可乘，成功地实现了权力的再生产。

在第13届总统选举中执政党候选人是卢泰愚，在野党的核心人物金泳三与金大中各自以岭南与湖南为基础独立参选，金钟泌以忠清道为基础参选。选举结果也清楚反映了地域主义倾向。卢泰愚得到36.6%的有效票而当选，金泳三获得了28%的票，金大中拿到了27.1%的票，金钟泌得到8.1%的票。他们在各自的出生地域都得到了相当高的支持：卢泰愚在大邱、庆北的得票率是68.1%，金泳三在釜山、庆南的得票率是53.7%，金大中在湖南的得票率是88.4%，金钟泌在忠清道的得票率是34.6%。

“二金”的分裂不仅是单纯的在野势力的分裂，也是试图建立民主政权的民主势力的分裂。在韩国的民主化进程中的过渡期，地域主义如此露骨地表现出来，这是非常不幸的事件。

1988年2月卢泰愚正式上台，其意义如下：第一，他是从威权主义到民主主义、民选军人政权到民主政权转型的过程中具有中间性质、过渡性质的政权。可以说卢政权是通过合法的民主主义程序选举出来的军人政权。因为卢政权没有完全消除军人政权的干政，却又遵守了外在形式上的民主化过程。第二，它是军人政权与民主势力之间斗争与历史性妥协的产物。“6月民主化抗争”达成了政治协定，也就是“6·29宣言”。其成果是直选制，卢政权正是根据这个结果上台的。第三，因地域主义分裂而产生的一个政权。如果“二金”间形成一个候选人，几乎不会发生地域主义性的选举结果，也就是卢泰愚当选的这种结果。第四，“6·29宣言”是军人政权溃退的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卢政权逐渐禁止军人介入政权。

从薄弱的人民支持基础开始的卢政权为确保政治的合法性，与民主化改革一起提出了经济社会改革、北方政策和统一政策。

第一，经济社会改革的措施。典型的经济改革的努力在于金融实名制和土地公共概念制度的采用。但是因既得利益势力的抵抗、经济界的反对和改革意志的弱化而失败了。如此的结果意味着卢政权没有改善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状态。

第二，北方与统一政策的措施。卢政权为追求合法性，作为一个临时手段，积极地追求北方政策和统一政策。这是为了与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协调脚步，按照这种国际情势，卢政权提出了野心勃勃的对外政策。特别是1988年的“7·7宣言”，带来了对北关系进展的新的希望。

在卢泰愚任职的后半段，国际局势的最大变化是“冷战”的结束。1989-1992年间，韩国先后和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捷克、苏联、中国等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南北关系方面，1990年9月第一次召开了南北总理会谈以及历史上第一次召开了高层会谈，而且组成南北共同体育队等，在改善南北关系方面有所进展。

卢泰愚政权采取了一些巩固政权的措施，其中一些有政治民主化倾向：

第一，清算第五共和国（即全斗焕政权时期）的国会听证会。对“五共”的种种不当行为和措施进行调查，并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在野三党的主导清国是为了清算过去的五共不正之风和调查“光州民主抗争”，在国会听证会成为顶峰。光州听证会的核心问题是五共的合法性以及正统性。

这里处理的主要问题是：查明和处罚全斗焕与亲戚的不正真相；查明日海财团的设立内容和全斗焕退任后行使政治影响力的真相；政经勾结和政治资金的强制筹措活动以及处理不良企业；追究军人政权对人民残暴镇压的法律责任，包括“光州民主抗争”和“三清教育队”事件，为此，卢政权专门设置了“五共非理特别搜查部”，查明军人政权政治报复的真相。

如此说来，卢泰愚上台后，为清算过去的事情比以前有过更多的努力，而且减少了政治上的弹压，撤销了限制言论的基本法和社会安全法，改正了国家保安法与集会或示威关系法。还有推进五共清算跟威权势力断绝的努力，带来了一些成果。卢政权试图跟五共断绝是1989年12月1日，由全斗焕的国会听证会的证言完成。但是，这不是对威权主义的清算，因为对光州民主抗争的形式上的解决和对全斗焕亲戚的处罚都有局限性。所以并没有完全消除卢泰愚和军人威权历史的联系。

第二，三党合并为民主自由党。民主联合势力与在野党因为总统选举失败而遭受重大挫折，但是并没有一蹶不振。在“4·26总选”中，执政党的得票率只不过是41.8%，未能过半数，在野党成功地取得了国会中的优势，形成了“朝小野大”的格局，这意味着执政党的失败。出现朝小野大的选举结果的原因在于人民的牵制心理和对第五共和国的批判心理发挥了作用。

如此，因为野大朝小的局面，卢泰愚和执政党面临着深刻的统治危机。为了消除野大朝小的情况，要跟一部分在野党势力联合以加强统治。1990年1月22日，通过三党合并组成民自党，在299席中占218席的巨大的执政党出现了，从朝小野大转换到朝大野小。民自党由卢泰愚任总裁、金泳三与金钟泌任最高委员，由此建立了领导体系，开始了所谓具备保守大联合理念色彩的崭新的政党，成为巨大的执政党，掌握政治的主导权。

三党合并后，卢泰愚面临着更复杂的局势。一方面，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考验：（1）必须深化改革，实现军人政权向文人政权的转变；（2）在民主化的进程中，要保持市民社会的稳定；（3）要在南北之间建立稳定的互相信任的沟通机制；（4）在驻韩美军减少的情况下，确保韩国的国家安全。另一方面，要整合执政党内部三大派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能够顺利确立卢泰愚退任后的继承人。

民自党掌握政治后，在1991年的基层议会选举和广域市议会选举中，分别获得70%和65%的选票。但是在1992年3月24日第14届国会总选中，由于人民的牵制，民自党只取得了116席的地域议员与33席的全国区的议员，未达到国会总席位299席的一半。郑周永创立的统一国民党占据了31个议席，无党派22个议席。新民党占据97个议席，成为第一在野党，在野党再次显现出地域的局限。朝小野大不是民主化的选择，而是地域矛盾的结果。韩国政治转型在民主化的课题里加上了如何解决地域矛盾的问题，因为固定了地域主义政治，因此在政治发展方面，面临着很大的障碍。

之后，卢政权保障了安定，开始以行政部、国会与政党为主轴作为制度扎下了根，所有政治势力开始走上了民主的制度化进程。当然，在韩国建立民主制度的艰难进程中，民主力量的斗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卢政权的政局治理能力在提供稳定的政治条件方面起了很多积极作用。卢政权是通过人民直接选举这一民主主义方法诞生的。由于它为保全民主主义步骤的确立和各种各样的民主化措施及自身弱点的合法性而做出了努力，所以在韩国民主化过程中，对金泳三文人政权走向巩固阶段不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卢泰愚虽然做出了走向民主主义巩固化道路的努力，但是，如果放弃三党合并，以真正的民主方法改革所有的过去及制度，再以进一步发展的方法克服朝小野大的困难、解决地域主义的深化和清除军人政权的不彻底性以及选举过程中各种各样的不正当性等一系列问题，那么，韩国民主化的进程就会更加迅速，也许早已进入了民主主义巩固化的阶段。

1992年第14届总统选举是建立在对三党合并的人民直接评价基础上的选举。第14届选举和第13届选举不一样，不是金权和官权选举，而是履行中立形态的选举。选举运动期间没有引起地域矛盾的事情，可是，从选举的结果来看，地域分割的倾向比过去更为明显。

这次选举是将军人出身的人排除在外的民间政治领导之间的较量。这是“5·16军人政变”后30多年来第一次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个原因，这次选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后来选举呈现出“二金”两强相争的格局，国民党的郑周永候选人和朴灿钟新政党候选人成了黑马。

民自党诞生以后，金泳三经过议会内阁制波动，跟月桂树朴哲彦权力斗争，民自党内原民政、民主、共和三党的党派分歧等几次危机，最后通过跟卢泰愚总统的默契和自己的力量，确保了总统候选人的资格。但是他的最大障碍是金大中。金大中在三党合并后带领平民继续与巨大的执政党斗争，后来将在野势力吸收以后，于1991年4月创立新民主联合党，在代表在野党和在野民主势力的全国联合的支持下，成为在野党单一候选人。

金泳三候选人提出“新韩国创造”和“安定和改革”的公约，金大中候选人重点提出了“地域间、贫富间、城市农村之间的敌对感的消除”。选举结果是金泳三得票率为41.4%，金大中33.4%，郑周永16.1%。选举以执政势力的胜利与在野势力的失败告终。

金泳三胜利的原因第一是三党合并的地域效果，即得到民政党的大邱和庆北地域、民主党的釜山和庆南地域、共和党的忠清道地域的选票。第二是操纵舆论的结果。从此在选举中开始有了电视游说。尽管有很多问题，第14届总选比过去公平。

金泳三1993年2月25日正式上台。他的政治课题是清算威权主义残余，将从卢泰愚开始的政治民主化进行下去。同时，他的执政带有在军人政权下固定的政经勾结、腐败结构，以及各种社会、行政、司法的弊病。

金泳三政权不被称为第七共和国，而被称为文人政权。文人政权是脱离军人势力的意思，即非军人政权。包括总统、权力的核心人物在内都是出身于民间。除此以外，它还包含民主政权的意思。如此，这种文人政权的历史意义如下：

第一，文人政权结束了从朴正熙开始持续了32年的权威主义军人政权时代（除了崔圭夏前总统）。它是通过民主选举程序产生的第一个文人政权，是积极反映人民的意识和思想的第一届政权。

第二，长久以来，作为在野为韩国民主化而斗争的“二金”，通过公平的竞选，通过真正的民主选举成为总统，开辟了在野党可以执政的道路。

第三，在民主化的转型进程中，文人政权进入了民主化的巩固期，而且为韩国的民主化经过巩固阶段进入成熟阶段提供了基础，而且人民的政治权力与自由得到保障，带来了市民社会的多样化。

第四，为后来在韩国选举历史上第一次由在野党执政的1997年第15届总统选举奠定了基础，促进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制度的确立。

文人政权跟军人政权不一样，可以正确处理历史问题了，如卢泰愚不能做的事情，纠正历史事件和军人政权遗产的清算等。金政权和卢泰愚前政权有几个不同点：

第一，公职人员财产公开，标榜道德政治。从金政权建立之初就开始进行反腐，减少了政治家的贪污腐败和不公正，首先改变公职人员。出于这种考虑，不仅是金泳三自己，所有公职人员都应当公开自己的财产。

第二，军人政权残余的清算。为清算军政遗产和完成民间化，金政权消除了“一心会”等，强力推进了军人改革。它把从朴正熙到卢泰愚时期维持军人政权的国军保安司令部，改组为与文人政权适应的机构，而且多次坚决推行了军队人事调整。从卢泰愚开始的终止军人介入政治的措施，到了文人政权成为明确的原则。军政遗产的清算通过对全斗焕和卢泰愚的逮捕和监禁达到顶峰。全斗焕和卢泰愚等主持的“12·12军人政变”和对光州民主抗争的弹压被确定为非法。由此，在宪政史上留下来了所谓“成功的政变也受到处罚”的判例。

第三，纠正历史问题。金泳三一上台就把“12·12事件”定为军人政变。还将“4·19事件”、“釜马抗争”、“5·18光州民主抗争”和“6月民主化抗争”合法化。但是他没有处理“12·12事件”和光州民主抗争弹压的主谋者。因为对他们的司法处理有可能引起政治动荡。

第四，南北统一问题。韩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消除分裂和完成民族国家的建设。这是跟民主主义的稳定联系在一起的，是韩国政治发展的两大课题。卢泰愚发表了一个民族共同体方案，在跟朝鲜的关系上，有了相当的进展，但是由于军人政权的合法性的问题，南北关系进展有限。文人政权有充分的合法性和朝鲜商讨统一问题，在许多方面有优势。文人政权的上台对于和平统一与民族繁荣拥有巨大的意义。其意义如下：

第一，文人政权的合法性为自主地、民主地解决统一问题奠定了基础。过去因为人民对政权不信任，导致了社会的深刻对立和分裂。但是，在人民的支持和信赖下上台的文人政权团结了统一力量，准备了推进统一的条件。

第二，由于文人政权的合法的代表性，在解决统一问题的时候，具有对朝鲜的协商力。到目前为止，朝鲜一直提出政权合法性的问题。现今，朝鲜失去了提出代表性问题的理由。

第三，由于文人政权的上台，韩国在国际社会拥有了开展统一外交的力量。金泳三上台以后对美、中、俄、日等国的访问和两次的APEC首脑会谈，让人民看到与以前不同的新局面。

虽然文人政权的诞生在韩国历史中极具意义，而且它上台后处理了许多问题，推动民主主义在韩国扎根，但是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的文人政权，还存在许多问题。

第一，曾经通过三党合并，背叛了支持自己的力量。所以，之后的政治不可避免地脱离了他们。

第二，在选举过程和执政过程中使用了缺乏合法性的地域主义问题、颜色论等。这种情况是通过渐变走向民主国家的共同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金政权。

第三，没有摆脱南北对抗的处境以及保守的支配结构。国家保安法以及安全计划部仍然存在，而且，人们对政治的参与以及政治平等、扩大福利等，也存在有许多未能解决的问题。

第四，在政策的执行方式上，他未能摆脱一人支配的政权结构，因为改革力量的联合工作的失败，导致来自保守派与进步派两方面的攻击，所以，人们批评金泳三的威权主义色彩比卢政权还要浓，被称为文人独载。

第五，他在改革政策的实施上欠缺领导力，而且他的改革政策不系统，有许多随机应变的内容。所以，政策成为一种制度伴随着许多艰难。

由于上述原因，金政权在走向民主化成熟期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果其处理这些问题时不是独断专横，而是与野党势力及民众共同协商妥善解决，那么，不管文人政权诞生时的三党合并有多少弱点，它也会走向民主主义的成熟期，也可能成为韩国历史上实现民主主义的政权。

韩国的民主化进程是在快速的经济成长中开始的。韩国民主化的特征如下：

第一，面对军人政权的拷问、暴行、压迫，经过了“以社会众多阶层为中心，带领着民主化运动的民主化”的历程。

第二，在制度权外的市民、学生、工人、中产阶级主导带领着民主化运动。由于政党政治体制的低发展、低成长，虽然在野党的领导人“二金”有着卓越的能力，但是缺乏指挥能力。长期的威权主义下的地域主义、盛行的党利党略、缺乏人力物力资源等原因，使民主政党在决定性时刻失败。

第三，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不同，韩国是在产业发展的经济成长中发生了民主化，在政治发展要符合经济发展的期待中进行了以政治妥协为主的民主化。韩国的民主化是在人民期待着政治自由化和向先进国家的飞跃，而且国民运动总部要求采取总统直选制等一次性要求下进行和完成了民主化的。

第四，随着地域主义的深化和“二金”单一化的失败，民主大联合的支持势力分化为民主政权，花了很长时间才解散了军人政权，而实行了对全斗焕、卢泰愚前政权的司法处理。

第五，受到美国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美国希望朝韩半岛保持稳定和成功举办1988年奥运会，而通过经济报复措施和抑制军队动员等压制了军人政权，直接或间接影响了韩国民主化。

第六，韩国的民主化模式是集亨廷顿民主化模式的三种类型于一身的独特的民主化进程。（1）"6月民主化抗争”作为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运动，起到民主化最重要的动因性作用；（2）通过作为所谓自上而下策略的“6·29宣言”刻画出民主化的可能性；（3）“6·29宣言”以后，军人政权和在野党之间自从修改宪法协商起，开始形成了妥协性的民主化类型。可见，韩国民主化进程中三种类型共存的特征是逐渐呈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