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共七章,一仍前两部分从历史细处着手、论从史出、不著空言的原则,分别反思东亚经济、社会发展与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前两章从台湾地区和韩国为工业化作出牺牲的农业谈到日本、新加坡、香港地区的“城市农业”,希望能在既有的有关讨论中另备一格,启发思路。第十五章讨论韩国“新村运动”的局限性。朴正熙发动新村运动的两个重要特征之一是大规模的政治性全民动员。运动的推进机构不是农林部而是内务部,所有参与新村运动的道、郡、乡等各级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受内务部的管辖。这些都决定了它的不可持续性。韩国新村运动取得的效果值得肯定,但它并不是成功的农村现代化模式。
第十六章尝试以更多的历史学的眼光,重新考察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改革及其在新加坡现代化过程中的影响。分流教育的明确目的是教育培养的效率化:把教育浪费降低到最低限度,把每一个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从而使每一个人都能为社会所用,从而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努力把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所有国民都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新加坡精英与大众兼顾的教育制度是在其特殊国情下做出的唯一的、同时也是明智的选择,对东亚其他国家很有借鉴意义。第十七章讨论新加坡社会基层组织的变迁。新加坡独立以后,人民行动党政府对独立前具有种族性质的社区组织进行改造和打击,并通过建设新的社区组织将多元化的种族平等思想贯彻到民众之中,通过基层组织的改造较好地实现了社会整合。在其后的几十年中,新加坡不仅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创造了平稳的国内政治环境和和谐的种族关系。其间,新的基层组织的力量功不可没。
第十八章分析当代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1975年以来,越南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产品经济发展途径的推行与调整(1975-1990年)、商品经济发展途径的定位(1991-2000年)、市场经济发展途径的确立(2001年以来)三个阶段,最终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的方向。这是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的一大突破,也是其革新开放事业不断发展和逐步深化的结果。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越南经济社会发展途径以市场机制的确立为目标促成了两个转变:一是从利用和限制私人经济、以建设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目标转变到允许、保护和鼓励私人经济参与市场竞争,以建设公有制主导的多种成分的社会主义方向市场经济为目标;二是对经济成分的评判由原来以所有制为核心指标,发展到以资本和资源运营主体为核心指标,经济领域的区分由原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非社会主义私人、个体经济,逐渐过渡到国家经济、非国营经济以及外资经济等分类。前一个转变已基本完成,后一个转变还在继续进行中。
全书最后一章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探索东亚区域合作的新模式的形成。在世界的三大经济区域中,欧洲和北美都已经有了区域经济组织,在亚洲却迟迟建立不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东亚区域合作进程中,经济实力最强的日本更愿意强调双边机制,与单个的东南亚国家进行合作,而不愿意把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来谈判。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交往不断加深。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的爆发,加速了东盟与中国关系的发展。中国在危机中的表现赢得了东南亚各国的信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不是一个封闭性的组织,它目前的组织形式是“10+1”,但是并不排除其他国家的加入。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均有机会同东盟国家进行自由谈判,甚至直接加入这个自由贸易区。这个自由贸易区也不排斥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因此,美国没有理由反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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