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东亚区域合作的新模式

国家很少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尤其是进入20世纪之后，各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大多数国家置身于独立国家组成的相对稳定的体系中，体系的大环境影响了国家的行为，中国与东盟也不例外。如果把冷战时期美苏的对抗视为两个体系的对抗，那么东盟与中国的关系则深深地印上了这种两极体系对抗的烙印。这时双方关系发展更多的体现是对抗，合作虽然是有限的，但却是以后双方关系发展的不可缺少的一环。

中国与东盟双方严重对立时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盟与中国全面对立，双方的对立明显带有美苏对抗的痕迹。这一时期中国与苏联结盟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同时与美国存在着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冲突。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国与美国处于直接的军事对抗状态，中美之间关系极端恶化。同时，中国与东南亚除了有领土上的争端之外，在对东南亚国内一些问题上的某些举动，也引起东南亚国家的不安和激烈反对。作为美国在东亚的盟友，东盟对中国采取的是全面对抗、敌视与反华的政策。因此美国的对华“遏制政策”以及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成为支配东盟与中国关系的主要因素，东盟实际上成了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一个前沿阵地。

在这个时期，东盟各国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实行反华排华政策，对国内的华侨华人则进行严格的限制和打击。在国际上，个别东盟国家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些东盟国家代表在联大会议等重要场合反对中国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在“西藏问题”上谴责中国“侵犯人权”。1962年中印（度）边界战争爆发，东盟站在印度一边，攻击“中国入侵印度”。在贸易上东盟对中国诸如纺织品等轻工产品实行“反倾销”政策。双方的关系降到了冰点。

中国与东盟双方关系有所改善时期

60年代末期，中国与苏联交恶，逐渐从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中脱离出来，美国迫于与苏联冷战的需要，认识到中国在美苏东方对抗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同时由于美国陷入印支战争的泥潭，不得不考虑从印支撤军，在东南亚实行战略收缩，因此逐渐开始重视与中国关系的改善。另一方面中国为了摆脱苏联的控制，也为了在国际上有更大的作为，也有同美国改善关系的意愿。终于“乒乓外交”为中美关系的和解提供了机会，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关系朝着改善的方向发展。中美关系的缓和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也为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作为美国在东南亚的重要盟友，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东盟与中国关系也逐渐缓和，东盟的对华政策也相应有所改善。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逐渐提高，实力不断增强，多数东盟领导人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世界格局正从两极向多极发展，中国在地区和世界政治与安全中的作用日益重要。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也逐渐地放弃了在60年代对东盟国家的一些政策。70年代中期，东盟一些国家与中国建交，1975年中国正式承认东盟。

70年代末，越南入侵柬埔寨这一事件，为中国与美国关系最终正常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发展进一步的关系找到了突破口。越南对柬的入侵使中国的地区平衡以及地区战略利益受到很大的破坏，也使印支地区的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对此事反应十分强烈，美国虽然反对，但是由于刚刚从印支撤军，以及迫于国内的压力有些力不从心，反应相对低调。然而东盟国家对越南入侵柬埔寨表示了极大的担忧，认为是对本地区安全的极大的威胁。东盟在1967年成立时，正处于美苏对抗的冷战形势中，其直接对抗的就是越南在该地区的威胁。面对这一形势，中国积极同东盟国家改善关系，在东南亚寻找支持者和同盟，另一方面也为了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创造机会。1978年11月，邓小平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东盟三国。期间，邓小平强调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加强和发展同东盟国家的友好关系，建立经贸和科技交往。特别是中国在柬问题上的态度，使东盟各国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形势下，东盟开始调整对华政策。为了对付地区扩张主义的威胁，以及前苏联在该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东盟开始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东盟各国纷纷解除了对华贸易禁令，废除了“中国货入口准证”制度，放宽了对商人来华的限制，开通了到中国的航班，双边的贸易额逐年增加。在政治上，东盟各国相继解除了对华人和华文教育的限制。

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双方合作的基础。然而1989年越南退出对柬埔寨的侵占，使双方在这一阶段的合作结束，同时也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因素，如何定位对方，如何继续发展双方之间的关系成为双方共同面对的问题。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在80年代末期世界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多极化的趋势。在经济上，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愈发明显。虽然美国仍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但是在世界市场上却从70年代开始就面临着欧洲与日本越来越强劲的挑战。欧洲、日本的许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同美国展开竞争，某些产品甚至已经超过美国。中国经过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增长十分迅速，GDP年均增长超过10%，东南亚的经济增长也非常迅速，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的一份报告中还指出，日本、中国、亚太新兴工业国和地区包括东盟各国1990年以前的年均增长率可达5.8%。因此，许多学者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经济的增长增强了东盟国家的信心，也促使东盟国家多从经济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政治上，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迫于国内外的严峻形势不得不推行改革，减少军事开支，对外采取收缩战略，从东欧撤军，同时缓和与美国以及欧洲国家的关系。苏联同美国进行了一系列军事上的谈判，在核问题上取得了一些共识。1989年苏东集团解体，东欧国家内部发生政局变动。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一切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要求东盟国家已不能完全按照冷战时期的思维去思考和面对这些新情况，它们需要寻找新的战略去应付国际新形势的变化。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的结束，这更加深了东盟国家对新的世界形势的认识，老的世界格局已经不存在，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正在逐渐清晰。

1989，关键的一年

这一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印度尼西亚宣布要求与中国关系正常化，同样新加坡和文莱也提出要与中国关系正常化。随后1990年8月8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正式恢复外交关系；同年10月30日中新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91年9月30日，中国文莱正式建交；同年11月，中越关系恢复正常化。尤其是1993年，几乎所有的东盟国家的领导人都访问了中国，这一年也被称为中国的“东盟年”。

历史现象是错综复杂的，有时并不容易理解。这时期国际关系和大国力量的对比一再地变动，1989年在国际大变动的局势下，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面临考验。美国与西欧等主要国家极力谴责中国，尤其是在人权问题上，中美关系受到严重影响。然而一向唯美国政策马首是瞻的东南亚国家此时与中国的关系却在不断地改善，而且似乎没有受到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影响。为什么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呈现加速的趋势呢？

为了把这一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先来从东南亚国家的角度来着手，看看东南亚国家所面临的具体情况。

1.东盟在政治与军事上面临的情况

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由于国家比较小，安全问题就尤显得重要。与东南亚经济政治关系密切的美国，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经济衰退，国内经济发展遇到很大的问题，同时，随着冷战的接近尾声，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趋于弱化。在同东盟国家的贸易中，美国并没有得到它们的让步，因此美国也越来越不情愿维持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

90年代初苏联迫不得已在亚洲实施战略收缩，已经减少了在西太平洋的海军。从1990年1月开始，苏联从越南的金兰湾基地撤出海军和空军。同时，美国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对海外驻军防务分担不公的不满以及菲律宾和日本民众不断地反对美国军队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特别是美国政府对东亚驻军的认识发生了转变，即从过去集中力量对付苏联转为在东亚地缘政治中起到的平衡器的作用，促使布什政府全面考虑东亚驻军的前景，对东亚地区美国驻军方式提出了长期计划。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事务助理威廉·克拉克说，预计由于与菲律宾不能就基地问题达成协议，将从菲律宾撤走1.48万人。但是东南亚国家由于经济的增长以及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等综合原因，导致外交战略也在逐渐变化，与美国的新的军事谈判并不成功，反映出越来越多的分歧。美军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的关闭，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双方的态度和利益的变化。虽然美国仍然保留着与东盟国家在区域外的最主要的关系，包括经济和政治方面，但是东盟国家普遍比较担心美军的撤出将会在东南亚留下真空，而中国、日本、印度等地区性大国会竞相填补美国撤出后留下的空白。东盟国家希望美国能继续在东南亚地区尽义务，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保证这一地区的安全，同时，东盟国家也越来越倾向于寻找更多的途径去发展自己的政治安全框架。美国对70年代和80年代东盟与中国关系的默许，也为东盟国家考虑如何与中国进一步发展关系提供了背景。

中国与东盟最大的分歧在于中国南海的领土争议。1988年中国与越南在南海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在东盟国家看来，中国有用武力解决南海冲突的意愿，从而增加了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1992年中国与东盟关于南海问题的宣言，中国作了一些在修辞学意义上的让步，表明中国方面在寻找一种对话的战略来解决双方的分歧。尽管双方的分歧很明显，而且东盟国家对中国抱有怀疑的态度，但是几乎没有东盟国家相信中国会立即对它们进行领土侵犯，认为中国在领土争执的问题上不会对东盟国家马上诉诸武力。

2.东盟在经济上面临的困境

在这一时期，东盟国家同样面临着寻找更大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机遇的问题。80年代东盟国家经济起飞，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对美国以及欧洲国家的贸易的增长。但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上就开始出现所谓的经济区域主义的潮流，这股潮流愈演愈烈，在客观上也给东盟如何与区域外那些即将或已经建立区域经济组织的国家发展经济往来提出了现实的问题。在80年代末期，担心美国以及西欧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话题就已经充斥着东盟国家的内部。1992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欧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通过，加深了东盟国家对这一问题的忧虑。更让东盟国家放心不下的是，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将把东欧也包括进来，北美自由贸易区包括具有廉价劳动力的墨西哥，并且已经确定了具体的成立日期。因为东盟经济对欧洲、北美这两大经济中心具有非常大的依赖性，东盟国家的外向型发展战略本身也非常容易受到进口国经济的影响。欧洲和北美经济政策特别是贸易政策的细小变化对东盟国家来说都将是重大的，直接影响到东盟国家的贸易数量以及欧美国家在东盟地区的资本投入。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后，不仅它们市场的封闭性越来越强，而且它们在对外谈判中尽量作为一个整体用一个声音说话，这就使东盟国家显得势单力孤，在多边谈判讨价还价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一切都促使东亚地区主义的抬头，倾向于建立一个排外的、独立的经济体。不但如此，欧美国家在抬高东盟国家进入本国市场的门槛的同时，美国还把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同人权问题联系在一起。

东盟国家的出口贸易在受到区域化组织影响的同时，还面临着来自越南和中国的竞争。中国和越南都有着比东盟国家更为廉价的劳动力，同时自然资源也非常丰富。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对这种新的经济和政治安全局面，东盟国家积极地作出反应，探索与东北亚三国发展双边和多边的合作关系，推进区域合作进程，来补充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开始考虑如何使自己的经济发展不那么依赖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寻找替代的市场。早在1987年的东盟峰会上，东盟国家就已经把兴趣点放在探索和发展除美国以外国家关系的可能性上。1992年的新加坡峰会再次确认了同亚太国家发展建立合作关系的共识。根据1992年的《新加坡宣言》，建立这种合作关系，不仅可以维持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而且可以维持地区的安定。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成为东盟最重要的竞争者，但是东盟国家也不得不去考虑与中国发展进一步的贸易关系将可能获得的潜在的利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发展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不利于欠发达国家的发展。而中国的崛起，无疑会对东南亚的经济增长起到带动作用，中国有可能成为东南亚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3.合作的历史契机

事实证明，1989年的政治事件，为中国与东盟的外交发展提供了契机。事件的发生，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上都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至少在西方人眼中，事件的发生增加了与中国发展关系的不安全性，这也将影响西方人对中国国内稳定性甚至政权合法性的看法。这之后中国的外交也遇到很大的困难，对外关系处于不利地位。中美关系又一次跌入低谷。西方利用人权问题对中国加以指责以及制裁者增多。这也是中国调整对外战略的重要开始。

东南亚国家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对这一事件表现得那样反感，相反却保持相当的沉默。而新加坡则在众声反对中国的时候发表了有利于减轻中国压力的言论。李光耀认为，“中国学生在争取民主化方面也许在同一个时候提出太多的要求”，指出“西方对中国的制裁并不能使她让步”。

这里面除了上文所分析的背景因素外还有具体的原因。因为东盟国家与中国不仅存在潜在的巨大经济利益，而且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同盟关系。东盟国家在同美国的交往中也越来越受到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指责，而且美国把人权问题和贸易状况联系在一起，限制东盟的发展。在这一点上，东盟和中国有很大的类似性。双方都反对把人权问题和贸易联系在一起，双方都认为人权问题是美国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盟国家“分享”着美国对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指责。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把推行自己的价值观看做外交政策的核心之一，对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民主和人权问题横加指责。而东盟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观点和立场基本一致，都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大的人权，民主不能妨碍和破坏社会和政治稳定，只有稳定才能发展，而只有发展才能逐步推进民主。为了抗衡来自美国的压力，东盟国家在许多国际场合同中国相互支持配合。1993年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以来，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东盟国家常常同中国站在一起，共同抵制美国的人权攻势，捍卫亚洲价值观。这方面，马哈蒂尔表现得最为突出。1994年5月他访问华盛顿，向克林顿强调亚洲主体性，并反对以人权问题对中国施压。接着，他访问北京，向中国政府转述了他同克林顿的谈话。当时他在北京的高级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公开声称对中国人权政策表示理解。他说，“作为亚洲人，我们能直观地理解中国人所做的事。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东亚国家确立人权和民主是不希望亚洲国家强大，成为其竞争对手”。同时在对待APEC的问题上，中国和东盟的许多国家都认为APEC是美国控制亚太地区经济的工具。东盟更是认为，美国利用APEC和人权问题向东盟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实行经济和政治的自由化，同时利用人权状况作为借口去限制东盟的贸易和经济发展。

因此，在面对1989年中国政治事件的时候，东盟国家的态度与欧美相比有明显的差异，中国方面当然心领神会。中国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时摆脱在外交上的被动局面，积极推动同东盟国家的关系。1990年，李鹏总理访问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老挝，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1991年中国开始同东南亚国家展开双边和多边的谈判，显示自己的诚意。同时东盟国家也同中国拉近关系，于是90年代初期中国与东盟国家纷纷建交，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的局面形成，也为在90年代双方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和政治往来奠定了基础。

从9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亚洲金融危机以前这一段时间里，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总的来讲沿着和平发展的道路前进。双方的友好往来不断，经济交往不断加深，贸易额持续上升，领导人会晤以及国际会晤频繁。1991年7月，钱其琛外长应邀出席了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自此，中国外长每年都出席东盟外长会议的后续会议。1994年7月，中国作为东盟磋商伙伴国参加了在曼谷举行的首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会上提出中国对亚太安全合作问题的五项原则。1995年4月，中国与东盟高级官员（副外长级）首次磋商会在杭州举行。1996年7月，第29届东盟常设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将中国由过去的东盟磋商伙伴国升格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在此期间虽然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出现争端，特别是1995年美济礁事件的出现，给双方带来了麻烦，但是中国实行更为灵活务实和克制的政策使事态平稳下来。

经济危机为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提供了更大的机遇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1997-1998年亚洲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危机。其实随着东南亚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已经潜伏着危机。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投资不断地流向了房地产行业，致使房地产的市价不断升高，远远超出了房地产本身的价值。人们竞相购买房地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以更高的价格卖出。大量的投资和银行贷款压在房地产行业，因此，一旦经济停止增长或者发生经济危机，大量的财富犹如泡沫一样顷刻间便化为乌有。另一方面，迫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的压力，也为了更好地吸引外资，东南亚国家大多实行不同程度的金融自由化，允许货币的自由兑换。在金融制度和金融监管尚不成熟的东南亚，这就为金融投机留下了隐患。1997年7月2日，在泰国爆发了一场金融危机，并迅速扩大到整个亚洲，波及到整个世界，由金融危机迅速地演变为经济危机。

但是，危机并没有阻碍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反而是中国在危机中的表现赢得了东南亚各国的信任，促进了双方关系的发展。前文中也已经涉及到，东盟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之下积极寻找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合作框架，东亚的区域主义也积极要求建立一个区域性合作组织，从而促进东亚各国（地区）的发展。在世界的三大经济区域中，欧洲和北美都已经有了区域经济组织，可惜的是，在亚洲却迟迟建立不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区域内的原因也有区域外的原因。但是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在1997年之后，关于区域合作的问题更迫切地摆在了东亚各国（地区）的面前。在这一问题上，中国显然与东盟国家走得更近。1997年12月，中国参加首次东盟中、日、韩（"10+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议就21世纪东亚地区的前景、发展和合作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广泛共识。随后两年，中国分别出席了第二次和第三次“10+3”、“10+1”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2001年，中国与东盟决定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设立专门的机构主管这一事宜，双方的谈判已经列上日程，并进入实质性阶段。这一切都不能不使我们重新审视1997-1998年横扫亚洲震荡世界的那场经济危机。

1.经济危机给东南亚国家带来的新认识

亚洲1997-1998年的经济危机不但破坏了地区经济的稳定，而且严重削弱了投资者的信心，许多国家政府更迭频繁，政局不稳，政治组织脆弱。但是，也正是这场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至少在三个方面对东亚区域合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方面，危机使东盟国家的注意力从政治安全转向了加强区域合作促进经济发展。东盟国家的合作与发展自1967年东盟成立就已经开始了，但很可惜合作更多的是为了冷战的需要。80年代东盟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发展令世界振奋，但是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却寥寥无几，区域内贸易远远落后于区域外。有学者认为正是这种政府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没能制定出联合政策统一政府之间的行动，才没能有效地制止危机的扩散。危机暴露了这些国家的分散和无能力，它们没有能力去应付这样的危机。整个危机的爆发和产生的后果严重地刺激了东盟国家领导人的神经，他们逐渐认识到形成一个有效的区域性合作机制的重要性，只有建立这样的合作机制才能应付在未来出现的类似的经济危机和保证以后经济的稳定与增长。正是这场灾难性的危机给东亚各国（地区）提出了现实的要求，这也为区域经济的合作提供了背景和意愿。

第二方面，东盟国家对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了新的认识。这些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的国家有理由认为对于这场危机美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负一定的责任。这场灾难性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是金融自由化导致的恶果，而金融自由化政策正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在90年代强加给东南亚国家的，而且正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危机发生的初期强烈反对东亚国家创建亚洲货币基金。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给东南亚国家金融自由化的“药方”，不但没有制止危机反而将危机扩大，这一切的一切引起了东盟国家的愤怒。这也增加了它们探索更好的区域经济合作方式的愿望，逐渐弱化美国在该地区经济的主导地位。从1997年年中至1998年年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遭受金融危机打击较重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提供了约1100亿美元的援助。但在提供援助的附加条件中，该组织也像过去对待拉美国家那样，要求受援国提高利率、增加税收、紧缩开支。但东南亚国家中存在的问题与拉美国家有着较大的差别，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恢复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提高利率、增加税收和紧缩开支虽然对稳定本国货币、抑制通货膨胀和平衡财政收支有一定的帮助，但由于这些附加条件所规定的具体指标过严，导致资金成本上升、国内需求不振、进口大幅减少，给很多仍有生产能力的企业带来了经营困难，加剧了生产下滑、经济萎缩和失业增加的问题。东南亚一些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上述政策进行了批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就曾表示：“马来西亚最初处理经济危机的方法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制定的，可是却发觉有关方法使得局面更加恶化。”建立亚洲基金（AMF）这个计划是日本提出来的，但是一开始就受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这和几年以前墨西哥遇到金融危机的时候判若两人。在墨西哥经济危机中，美国不仅建立一个基金去帮助它的邻居，同时还与墨西哥建立强有力的同盟关系去帮助其克服危机。在1998年经济危机中，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去帮助巴西和俄罗斯，但是却不愿意感受一下亚洲伙伴的痛苦，甚至还被叛他们，而亚洲的伙伴却如此的忠诚对待他们冷战时期的同盟。东盟国家不能不去质问美国，为什么在压迫东盟国家打开资本市场之后，当他们遇到危机的时候不去帮忙？有学者认为，美国之所以不愿意帮忙解决亚洲的金融危机，是因为这场危机对美国自身有好处，它可以增加美国在经济上和贸易上的支配力量。

第三方面，亚洲金融危机同时暴露了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ASEAN（东南亚国家联盟）组织的弱点和组织结构的无效，因为它们并没有满足这些国家最基本的经济发展的要求：促进经济的稳定和繁荣。虽然APEC的目的在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共同的利益，但是这个组织在实现它自身的宣言的时候却越来越显示了它的无能。90年代中期，在经济自由化的指导下，这个组织内部已经明显出现了成员国之间的巨大差异：盎格鲁美利坚国家和东亚国家之间。经济危机来临，在APEC框架内，东亚国家处于经济的无保护状态。APEC的合作并没有为亚洲经济危机带来有效的解决办法，这自然引起人们对APEC合作机制的怀疑，甚至怀疑它的存在对东亚经济的发展是否是积极的。同样对于ASEAN，人们通常认为它是一个组织性很强的机构，然而它却远远不能代表整个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在90年代，ASEAN扩大成员国，增加了ASEAN内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分歧。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政策倾向，这些都逐渐破坏了ASEAN内部政策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在经济危机中，印度尼西亚的衰落造成了东盟在领导机制上的危机。大多数东盟国家领导人都对金融危机以来东盟的发展感到不满，认为金融危机后的东盟已是今非昔比，“往日在区域中领袖群伦、在国际上一言九鼎的雄姿已不复见”，呈现出一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样子。以致不少东盟国家领导人产生了这样的忧虑：东盟是否会沦为一个“夕阳组织”？由于经济结构的相似，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竞争而不是合作。因此，ASEAN成员国之间的经济相互合作很少，但是在市场、技术资本等方面对区域外的组织和中心有更多的依赖。这些不利的因素都严重影响了在危机发生的时候东盟采取有效的措施去控制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促使东盟国家去寻找与区域强国加强合作，增强自身力量，扩大自身在区域乃至全球影响的方法。

2.东盟与日本合作的挫折、延滞

在东盟国家有意愿寻找区域合作伙伴的背景下，日本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区域影响力成为东盟国家寻找合作伙伴的首选。

日本是东亚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经济危机以前在东南亚的投资已经超过美国。鉴于日本的经济实力，它曾被东盟国家在经济上寄予厚望，而日本本身在政治上要求成为一个大国的愿望也十分强烈。但是，在199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中，日本像美国一样让东盟国家失望了。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亚洲第一经济强国的日本，其外汇储备长期以来一直雄居世界首位，在经受了近一年的金融危机冲击后，到1998年8月底，其外汇储备仍高达2080亿美元，并掌握有2933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刚开始时，人们曾普遍希望日本能假以援手，阻止危机蔓延，然而日本对此反应冷淡，并一再任由日元贬值，给周边国家的经济不断带来冲击。日本在危机发生后提出关于建立亚洲基金的建议，提出用1000亿美元作为基金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亚洲国家，结果这个建议由于遭到了美国的反对而最终失败。美国不希望在东南亚成立一个排除自己的经济组织，这样会降低自己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马哈蒂尔提出“东亚经济集团”设想时遭到了美国的反对而不了了之），尤其坚决反对日本通过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控制东南亚、整合东南亚。因为日本本身的经济势力十分强大，如果日本的经济能够整合东南亚，那么会使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受到影响，严重影响美国的经济发展。虽然日本在经济上对东盟国家的贡献是最大的，但是它在政治上的亲美和经常迫于美国的压力而改变政策，这些都逐渐破坏了日本在东盟国家中的信誉。

影响日本作为一个地区领导者的最重要因素还是来自于日本本身。它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没有能力开放自己的经济，特别是它的农业，这就阻止了它与东南亚国家进一步的经济合作。同时日本经济的不景气和中国经济的日益飞速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甚至日本的对东盟外交的工具“国家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也逐渐取消。在经济危机中，日元贬值以求经济自保，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日本的经济合作能力和诚意。同时在区域合作中，日本更愿意强调一个双边的机制——与单个的东南亚国家的合作，而不愿意把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来谈判，这就严重违反了东盟国家的意愿。对此，一些东南亚国家的舆论公开批评日本是“不负责任的大国”，认为“日本没有为摆脱危机而发挥作用”。

3.中国抓住机会与东盟国家走得更近

（1）中国的援助。中国能在经济危机之后和东盟各国走得更近，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在经济危机中的不凡表现。在危机中，中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双边渠道向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受灾国提供了约45亿美元的援助。中国还通过双边渠道向印尼等国提供了无偿药品援助，并与东盟有关国家积极探讨在双边贸易中扩大易货贸易等变通方式，减轻东盟国家对外支付美元的压力。1997年12月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虽然中国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一直坚持在危机中屹立不倒。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受经济问题的困扰，东盟在国际上的地位面临被削弱的危险，在此情况下，中国仍与东盟国家保持着政府高层接触，对维护东盟组织在国际上的地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1997年底至1998年底，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家副主席胡锦涛、总理李鹏、政协主席李瑞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副总理吴邦国、外交部长唐家璇等政府高级官员分别对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进行了访问，并多次接待了来访的东盟国家政府要员。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于1997年12月在吉隆坡与东盟国家首脑签署了联合声明，其中指出：中国“对东盟地区经济及其未来前景表示充分的信心，……愿与东盟国家加强联系、扩大合作”。中国在经济危机中逐渐培养起自己作为地区领导者的威信，让东盟国家感受到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风采。

（2）化解东盟国家的顾虑。在经济危机后期，中国继续在这个地区施加它的影响力。虽然东盟国家能够理解中国的这些举动，但是东盟国家仍对本国产品同中国的竞争表示担心——这也不是什么新的话题了。当中国加入WTO后，东盟国家的这种担心就更加明显。因为，中国与东盟的产品都主要面对的是欧洲、北美和日本，它们出口的产品大多数是相同的。东盟国家面临着资本不断流入中国、丧失更多工作机会的现实。面对东盟国家的担心，中国的反应是强调合作给双方带来的机会和利益，以此来表明加强东盟与中国关系会确保东盟国家长期和持续的利益。2000年新加坡召开第四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10+1"），会上东盟一些国家对中国即将加入WTO感到担忧，认为“入世”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将促使国际投资从东南亚转向中国，从而对东南亚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对此，朱镕基总理解释说，中国“入世”不会对东盟经济构成威胁。为了进一步解除东盟的担忧，朱镕基总理又主动提出双方成立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在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东亚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与东盟双方正式达成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协议。中国许诺这个自由贸易区将会给东盟成员国优先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在低关税率适用于所有的WTO成员之前，可以先适用于东盟国家。东盟国家领导人认为，这个自由贸易区将会保证东盟国家进入中国市场的优先权。

即便如此东盟国家的担心并未停止。比如对中国持续增长的地区影响力的担心，对中国产品在自贸区内市场竞争力的担心，以及对中国与东盟国家交往中对新成员国待遇的担心等等。而中国用自己的加强地区合作的意愿和实际行动打消了东盟国家的疑虑。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10国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的主要目的是促进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相互投资，增强中国和东盟对外资的吸引力；扩大市场规模，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促进资源有效配置，提高企业和产业竞争能力。中国提出“早期收获”（earlyharvest）的主张，提早降低一些商品的关税税率（包括一些农业产品），到2005年关税为零。协议关于其他商品的部分，也要分阶段来实现，从2005年开始到2010年结束。但是，中国作出的最具重大影响的让步是那些直接影响东盟新成员国（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的措施。对于这些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来说，它们对于自由贸易区的关注以及担心要超过其他老成员国。因为它们的经济更弱小，很担心在开放市场之后被中国质量好价格便宜的商品全部占领国内市场。东盟一些成员国也担心，除非采取一些特殊的政策或措施，否则在东盟内部将会在这些新成员国和老成员国之间产生越来越大的差距，这将严重削弱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影响力。针对这些担心，中国决定扩展最惠国待遇给这些东盟新的成员国（没有成为WTO成员），并采取非常灵活且非常特殊的政策来对待这些国家，并允许这些国家直到2015年才完全执行协议中的某些义务。因此这些新成员国就可以利用这个自由贸易区较早地进入中国市场，而在以后才打开自己的市场，同时中国同意减免这些国家的债务。

（3）经济形势的推动。从2000年到2001年，美国经济持续下滑，对美国经济有严重依赖性的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受到严重的影响，然而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持续上升连创新高。因此，与中国经济进一步合作也可以作为东盟与美国经济关系的重要补充。新加坡学者说，当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日益失去动力的时候，以出口为导向的亚洲国家都把眼睛盯向了有13亿人口的中国。同时东盟希望通过这个自由贸易区可以增加区域外对东盟的投资。因为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所以区域外资金为了向中国市场增加出口一定会增加在东盟的投资。东盟同样希望自己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首选地。最后，通过经济危机，东盟国家认识到了同中国的联合不单单是一种可以将投资重新吸引回东盟国家的方法，而且也是东盟国家面对全球化挑战的一个有力的应对措施。一位前泰国高官后任WTO官员的Supachai Panitchpakdi指出：“随着日本的逐渐退出，我预见到中国的日益崛起将会刺激东南亚经济在2005-2015年更加繁荣，而且这种增长将会有持久力，能够极大地摆脱外部经济的波动。”

2000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美国经济的大幅减速，日本经济进一步衰退，欧元区经济增长下降，这些国家和地区不同程度地实施了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而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给东盟国家的经济以致命打击。随着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和公司财务造假的诚信危机打击，原本复苏无力的东盟经济又备受打击，区域内经济合作也陷于停顿。这对刚刚摆脱亚洲金融危机、还未完全消除其阴影的东亚各国（地区）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些经历使东盟国家认识到要想再创经济奇迹，必须加速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增强自身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为摆脱困境，东盟把目光转向中国，东盟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都表示出与中国扩大贸易交往的愿望。相比之下，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双方贸易在逆境中仍以年均约15%的速度增长。2001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及“9·11”事件的影响，中国与东盟贸易仍保持增长势头，全年进出口贸易额达416.1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3%。其中，中国出口183.85亿美元，进口232.29亿美元，比上年分别增长6%和4.7%。目前，东盟占中国对外商品贸易总额的8.3%，中国占东盟外贸总额的3.9%，东盟现已成为中国的第5大贸易伙伴，中国已成为东盟的第6大贸易伙伴。

（4）起决定作用的区域外因素。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往往会被一些现象所蒙蔽。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如火如荼地建立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只要双方政策恰当、态度正确，就能保证这个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因为，我们只考虑了那些明显的持反对态度的因素和那些积极的因素，往往会忽略那些很重要但是目前没有持反对意见的因素。

中国与东盟间的自由贸易区建设之所以会如此顺利，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在里面，那就是迄今为止，美国并没有对中国与东盟间的自由贸易区表示明确反对。美国虽然不属于亚洲国家，但是凭借其强大的实力，世界上的任何事务它都想插手，而且能够插手。鉴于美国在亚太地区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安全战略利益，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样的大事必然引起美国的关注。但不知是否由于忙于反恐战争而无暇他顾，并未看到美国对此做出任何正式评论。

参看冷战后东亚一体化的进程，我们不难发现美国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东亚的区域合作迟迟没有建立起来的一个重要的区域外原因就是美国的影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于1990年12月对到访的中国总理李鹏首先提出“东亚经济集团”的构想。1991年马哈蒂尔又向到访的日本客人提出了这一构想，并明确指出该集团所包括的成员只限于东亚各国（地区），并期望由日本起主导作用，中国发挥重要作用，而且马来西亚愿意出面组织。但是“东亚经济集团”被认为是一个排他的组织，尤其是将美、加、澳等国排除在外，遂遭到美国的非议和批评。为了淡化集团色彩，又更名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以体现自愿合作、平等开放、非歧视和非排他性质，这个建议得到了东盟各国的赞同。尽管马哈蒂尔愿意让日本发挥主导作用，但是日本顾及到美国的反对态度以及日美的特殊关系，最终未明确表示支持，这一计划也不了了之。在经济危机之后，日本提出要建立亚洲货币基金，建议设立一个1000亿美金的基金，日本提供其中的一半，其余的由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提供，以防备本地区货币遭到国际货币投机性袭击。这本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对在经济危机后恢复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有着巨大的帮助，并且可以防范潜在的经济危机。但是，美国对这个建议坚决反对，最后这个建议也胎死腹中。从中就可以看出美国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仿佛美国拥有了东亚经济合作中的最终否决权。

从以上事例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的推断——美国没有明确反对中国与东盟间建立自由贸易区。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考虑。首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不是一个封闭性的组织，目前的组织形式是“10+1”，但是它并不排斥其他国家的加入。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均有机会同东盟国家进行自由谈判，甚至直接加入这个自由贸易区。这只是具体的谈判细节，原则上并不排斥。同样这个自由贸易区形式上也没有排斥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因此，美国没有理由来反对建立这样一个自由贸易区。其次，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美国反对日本作为领导者的东亚合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的经济十分强大，与美国同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从经济实力到技术实力，日本都有能力与美国竞争。如果日本的经济与东南亚整合，其实力与效果应该不亚于美国与墨西哥的经济整合，那么美国在整个世界上的经济地位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甚至动摇，这绝对是美国所不愿意看到的。而中国虽然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实力日益壮大，但是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国内的经济结构以及技术实力与日本和美国都有很大的差距。同时中国的很多产业与东盟国家很相似，二者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有很大的竞争关系。虽然中国与东盟间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在经济利益上有益于双方日后的发展，但是这种经济利益到底能有多大，还是个未知数，大家都在观望中。

虽然美国没有明确反对，但是“10+1”的创立与东亚地区次经济领域内部的合作，不利于美国在该地区霸权地位的确立。同时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也必将扩大，这也不利于美国主导东南亚事务。以美国为主导的APEC在东亚经济危机之后陷于停滞，"10+3"在美国的牵制下亦难有所作为，美国绝不希望任何与之相抗衡的力量在东亚兴起。因此，在自由贸易区以后的建设过程中，很难讲会受到美国多大的影响。东盟媒体已经对此表示出担忧：“不能忽略的是美国对这一建议的反应。美国主导成立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其目的之一是以泛太平洋经济合作为名保障美国在这一区域的经济利益，因此，美国若动用其影响力，延搁这一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并不令人惊异。”

4.中国的收益

当然，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于中国来说，也将获得巨大的收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无论政治领域还是经济领域。首先，中国和东盟这种合作的关系，可以为中国在同其他区域一体化组织谈判的过程中增加谈判的砝码，可以减轻欧洲一体化进程和北美一体化进程带给中国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压力。同时，也有利于中国的政治稳定。在当代，一个政权的合法性越来越多地建立在它维持经济稳定和国内安定的能力上。对比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国际社会在政权合法性上曾对中国存有质疑，而十年来经济的繁荣和稳定，可以说是对这种质疑的一个有力的回击。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内环境和周边环境，中国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内，致力于国内的改革与发展。中国与东盟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也可以刺激中国西部和南部少数民族很多省份的经济发展，使这些地区更快地赶上东部省份。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也在不断地扩大开放，如何在未来防止在东南亚发生过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也是中国面临的问题。因此，同东南亚国家保持进一步的经济合作也有利于增强中国在未来抵抗风险的能力。

中国的收益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利益，对中国来说更具有战略意义。由于中美关系的波动不定，美国把中国视为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虽然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拉近了二者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中美关系，但是面对美国以反恐战争为借口增加在东南亚的影响，中国不能不谨慎应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可以稳步增加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从而在一定程度达到某种战略平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生，是双方关系在实践中发展的结果，也是双方战略利益使然。1989年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东盟与中国都调整了对彼此的战略，这也为双方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十几年以来双方在经济上的交往不断加深，贸易额不断扩大。虽然在90年代影响双方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军事和领土问题，但是双方都保持了相当的克制。在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有力地支持了东盟国家的发展。虽然付出了代价，但是也为自己赢得了东盟国家的好感和信任，“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从那时开始确立。为了给自己赢得一个更好的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同时为了进一步打消东盟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中国加紧同东南亚国家展开合作，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一主张与东盟由来已久的区域合作的主张不谋而合。自由贸易区的一步步建立，不仅仅为双方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在战略上也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在东北亚三国中，在与东南亚的关系方面中国远远走在日、韩的前面，为自己赢得了外交上的主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将大大加速东亚地区的合作化进程，同时还要看到这个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第一，我们要看到，正是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的爆发，加速了东盟与中国双方关系的发展。2001年、2002年美国经济下滑，世界经济形势低迷，东盟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也加速了东盟与中国确定成立自由贸易区并签订了协议。东盟与中国关系的进展与国际经济和政治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美国以及世界的经济形势低迷是东盟发展和加强与中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也表明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易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美国经济形势的影响。当美国经济下滑的时候，就会促使东盟加速和中国发展经济往来；当美国经济复苏时，势必会影响东盟追求与中国经贸往来的动力。另一方面，东盟从来未消除过对中国经济竞争力的疑虑，还有与中国在领土方面的争端，东盟并不希望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扩大，因此当世界经济形势好转、对外贸易扩大时，东盟就有可能放缓与中国发展进一步经贸关系的步伐，甚至挑起其他事端。虽然总的来说近两年中国与东盟在建设自由贸易区的道路上发展平稳，合作进一步深化，但是未来如何发展我们仍要密切关注。

第二，一定要考虑美国的因素。美国在东亚有着特殊重要的利益，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利益上，因此美国绝不会轻易放弃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权，美国绝不允许任何亚洲经济合作的主导力量和任何能与美国相抗衡力量的崛起。鉴于美国目前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东亚的区域合作最终能否成功还要看美国的态度。同时，中国、东盟国家和美国之间暂时可以形成某种战略平衡，但绝不稳固。美国的态度同美国的战略利益和战略布局关系密切，一旦某些因素使这种平衡被打破，那么整个局面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第三，也要考虑日、韩的影响。中国先于日、韩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理所当然不会受到日本和韩国的欢迎。尤其是正当日本政府、学术界和企业界正在研究重塑东亚金融危机之后日本企业在东南亚的形象，并改变日本企业在东南亚的经营策略之时，"10+1"协议的达成，对日本企业而言无疑是一种挑战。日本国内发出了“不能让中国轻易地成为地区的领导者”的呼声。同时，日、韩分别加强了同东盟的接触，也在商谈关于自由贸易区的问题。东盟之所以同意同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旨在刺激东盟自身的合作与发展。如果东盟在今后几年与日本和韩国达成协议，甚至捷足先登，分别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和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那么必将给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带来不利影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能不能再扩大成为东亚自由贸易区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这无疑是对东亚的发展和合作模式进行的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