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阿拉伯人的古代历史
阿拉伯半岛与阿拉伯人
现代的阿拉伯半岛位于亚洲的西南部，北面与“肥沃的新月地带”[1]相连，西面、南面和东面环绕着红海、阿拉伯海和波斯湾，面积约为27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岛。然而，阿拉伯半岛在远古时代曾经与非洲大陆和伊朗高原相连。那时的阿拉伯地区气候潮湿，林木茂密。[2]“阿曼沿海一带山脉构造的特点使人产生一种联想，即这里与波斯的陆地原为一个整体，只是到了后来的侏罗纪，才突然被印度洋的洪水冲断。阿拉比亚西部最早也与非洲大陆连成一片。第三纪时出现了红海和高耸的赛拉特群山，阿拉比亚遂与非洲大陆分开”[3]。在现代社会，海洋无疑为人类提供了相互交往的重要通道。但是，在古代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浩瀚无际的大海往往构成令人难以逾越的障碍，同时，阿拉伯半岛缺乏适于停泊船只的天然港湾，因此，阿拉伯人常常将自己的故乡称作“阿拉伯人的岛屿”。
阿拉伯半岛的地貌，呈现为自西北部向东南部逐渐倾斜至阿曼一带又复隆起的状态。赛拉特山位于阿拉伯半岛的西侧，北起亚喀巴湾东岸，南至也门，绵亘1800公里；赛拉特山南端的哈杜尔舒艾卜峰海拔3760米，是整个半岛的最高点。“帖哈麦”在阿拉伯语中本意为“临海的土地”，特指赛拉特山西侧与红海之间起伏不平的狭长地带。赛拉特山与帖哈麦合称“希贾兹”（旧译“汉志”）。“希贾兹”在阿拉伯语中意为“阻隔”，特指也门与叙利亚之间的地带。干枯的荒原覆盖着希贾兹的绝大部分地表，寥寥无几的地下水源周围零星点缀着面积不等的几处绿洲，其中以南部的塔伊夫和北部的叶斯里卜最为著名。“也门”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本意为“右边”和“南方”，特指麦加和希贾兹以南地区。[4]赛伯邑时期的铭文将西起曼德海峡、东至哈德拉毛的广阔地域称作也门，古希腊作家将也门称作“阿拉伯福地”[5]。也门受印度洋季风的影响，雨水较为充沛，气候相对潮湿。自也门向东，经过著名的香料海岸哈德拉毛和单峰骆驼的故乡麦赫拉，直到阿曼，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脉沿海岸线逶迤1600公里，其中阿曼湾西侧的绿峰高达3300米。赛拉持山和南部群山仿佛是一道天然的屏障，阻挡着潮湿海风的吹拂，从而形成半岛内陆干旱少雨的气候环境。纳季德高原（旧译“内志”）位于半岛内陆的中央地带，平均海拔高度约为800米，如同经过烈焰焚烧的黑色熔岩覆盖着纳季德的地表。纳季德高原以南名为鲁卜哈利，亦称达赫纳；这一区域土质坚硬，红沙遍野，沙纹荡漾，如同水波一般。位于纳季德高原以北的努夫德，是半岛内陆的另一沙漠区域，亦称塞玛瓦谷；这里沙质细软，随风向变幻不定，形成红白相间的流动沙丘。纳季德高原、鲁卜哈利和努夫德沙漠的季节变化极为明显，每逢冬春时节，暴雨滂沱，绿草如茵的牧场随处可见。雨季过后，草木枯萎，浩瀚的旷野遂为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阿拉伯半岛缺乏常年通航的河流，却有称作瓦迪的季节性河谷遍布各地，可供行走。南部的瓦迪哈德拉毛、瓦迪达瓦希尔和北部的瓦迪鲁麦、瓦迪希尔罕，乃是联接半岛内陆各个区域和通往外部的重要路线。
阿拉伯半岛是阿拉伯人的故乡，阿拉伯人自遥远的古代便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由于干枯的地表和干旱的气候，阿拉伯半岛植被稀少，资源匮乏，游牧的生活方式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贝都因人（阿拉伯语中意为游牧者）为数甚多，骆驼和羊群构成贝都因人赖以生存的基本财富。[6]骆驼大约自公元前1200年出现于阿拉伯半岛；在骆驼传入之前，驴曾经是阿拉伯人仅有的运输工具。据古代亚述铭文记载，贝都因人至迟在公元前9世纪已经成为骆驼的主人。[7]骆驼既可供人骑乘，亦可用于载货，其长途跋涉和负荷能力远非其他牲畜可比。贝都因人更以骆驼作为首要的生计来源，食其肉，饮其乳，衣其皮毛，将骆驼视作不可或缺的伙伴。骆驼的最大负载超过250公斤，最大日行路程达到160公里，可以在炎热的环境下连续行走8日而无需饮水。骆驼的牧养为贝都因人进入沙漠深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沙漠之舟”的出现使得贝都因人真正成为沙漠的主人。[8]分布在半岛东北部的巴克尔部落、纳季德高原的泰伊部落、塔米姆部落、阿萨德部落以及希贾兹的穆宰纳部落、吉法尔部落，皆是牧养骆驼的著名群体。[9]贝都因人不仅牧养骆驼，亦将牧羊作为重要的生计来源。与骆驼相比，羊群移动速度较为缓慢，而且不能远离水源。因此，羊群的牧养制约着贝都因人的活动范围；以牧养羊群为生的贝都因人难以进入沙漠深处，大都分布在沙漠的边缘和农耕区域的四周，其生活方式往往兼有游牧和定居的双重倾向。贝都因人无疑处于居无定所的游荡状态，但是却非毫无目的的随意迁徙。他们通常拥有属于各自部落的水源和相对稳定的游牧范围，沿着较为固定的路线追逐水草。雨季与旱季的明显更替导致贝都因人生存空间的周期性改变，进而使得他们对于自己的家园产生既期待离别又盼望返回的矛盾心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贝都因人表现出顽强的生存能力，他们往往每天只需食几颗椰枣和饮少许驼乳便可维持生命。
除居无定所的游牧群体以外，阿拉伯半岛还生活着相当数量的定居人口。定居人口大都分布在阿拉伯半岛的周边地带。在半岛南部的沿海地带，较为充沛的降雨和相对潮湿的气候环境提供了发展农业的适宜条件。也门是整个半岛中最为重要的农业区域；古代的也门人在山区坡地修建梯田，在山谷之间修建水坝，用以储存雨水，灌溉土壤，种植小麦和大麦以及各种果蔬。[10]也门以东的麦赫拉和哈德拉毛是乳香树的著名产地，阿曼一带盛产水稻，东部沿海的哈萨盛产谷物和椰枣。[11]在半岛内陆，绿洲构成农业区域的另一种类型，地下水源则是绿洲农业赖以维持的首要前提。叶斯里卜、塔伊夫、泰马、海拜尔、法达克、杜麦持·詹达勒和瓦迪库拉是分布在希贾兹一带的主要绿洲，半岛东部的叶麻麦和盖提夫也有若干处面积较大的绿洲，甚至鲁卜哈利沙漠深处亦不乏绿洲的存在。[12]枣椰树原生于两河流域南部，后来传入阿拉伯半岛，成为绿洲农业的主要作物。有些绿洲的居民除种植枣椰树外，亦种植大麦和小麦等谷类作物。希贾兹南部的塔伊夫盛产葡萄，甘美硕大，名闻遐迩。与南部沿海的灌溉农业相比，绿洲农业的耕作条件较为简陋；气候的干旱和水源的匮乏制约着耕地面积的扩大，定居的生活方式尚不稳定，牲畜的牧养往往构成绿洲农业的重要补充。
在广袤的阿拉伯半岛，游牧与定居两种生活方式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处于相互依赖和彼此制约的状态。定居者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和生产水平的低下，往往需要游牧经济的诸多产品作为补充。贝都因人更加缺乏经济自给的能力，需要定居者提供各种农产品和手工制品。因此，定居者与贝都因人之间存在着相互交往的客观需要。在前伊斯兰时代的社会条件下，抢劫构成定居者与贝都因人之间相互交往的重要形式。“抢劫本是盗贼行径，但沙漠生活的经济情况和社会情况却使抢劫成为当地民族的风俗”[13]。绿洲由于人口稀少，分布散落，往往成为贝都因人抢劫的主要目标，定居地区的各种产品通过一系列的抢劫而落入游牧群体手中。游牧群体之间和定居者内部的相互抢劫时有发生。先知穆罕默德移居麦地那的初期穆斯林对于麦加商队的袭击，体现了古代阿拉伯人传统的抢劫习俗在伊斯兰时代的延续。定居者与贝都因人相互交往的另一种方式，是提供保护和征收贡品；这种交往大都存在于较为强大的游牧群体与地寡人稀的绿洲之间。贝都因人往往以提供保护作为条件，向绿洲的定居者征收所需要的各种产品。贝都因人与商队的合作亦屡见不鲜；分布在商路沿途的贝都因人向过往的商队提供骆驼和向导，保护商队的旅行安全，商队则向贝都因人交付一定数量的财物作为报酬。伊斯兰教诞生前夕，纳季德高原东侧的贝都因人塔米姆部落与麦加的古莱西部落之间曾经有过长期的贸易合作。[14]在茫茫的荒漠之中，商旅驼队离开贝都因人的合作几乎寸步难行，而两者之间的合作对于阿拉伯半岛的经济生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阿拉伯人相互交往的过程中，集市贸易占有重要的地位。阿拉伯人素有朝拜圣地的宗教习俗，人们在举行祭把活动的同时，往往相互交换各种物品，宗教圣地随之成为定期贸易的集市所在。阿拔斯时代的历史家哈姆达尼（？—945年）曾经提到公元6世纪阿拉伯半岛的十余处集市，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欧卡兹集市。欧卡兹位于麦加以东100公里的山谷，西南距塔伊夫35公里，每年11月举行集市，为期20天，来自半岛各地的阿拉伯人在这里交换各自的产品。[15]
在阿拉伯半岛，手工业的重要性无法与畜牧业、农业、商业相提并论；手工业活动为贝都因人所鄙视，手工业者社会地位低下。[16]在也门，萨那、纳季兰、朱拉什是也门主要的皮革加工业中心，纺织业和酿酒业的中心是亚丁和萨那。在希贾兹，麦加是著名的手工业品制造中心，主要手工业品是刀剑、甲胄。叶斯里卜的手工业主要是农产品加工业，制作干椰枣，用枣椰树叶制作草席，用枣椰树干制作生活用品，各种装饰品和武器亦是叶斯里卜的重要手工业产品，犹太人则是叶斯里卜的主要手工业者。[17]
“阿拉伯”一词本意为沙漠，“阿拉伯人”则指生活在沙漠中的人。公元前853年的亚述铭文中曾经提到“阿拉伯人金迪卜的一千只骆驼”，这是迄今为止关于阿拉伯人的最早的记载。[18]历史上第一个阿拉伯人的名字与“骆驼”一词的同时出现，足以说明阿拉伯人与游牧活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继亚述铭文之后，古典作家上自希腊的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前456年）下至罗马的普林尼（公元23—79年）亦屡屡提及阿拉伯人，泛指阿拉伯半岛及其周边区域直至埃及尼罗河以东的游牧人口。在阿拉伯半岛南部，关于阿拉伯人的文字记载，首先出现于公元前后也门一带的碑刻之中；这些碑刻中所提及的阿拉伯人，常常仅指追逐水草的贝都因人。在半岛的北部，公元4世纪的那马拉墓碑铭文中记述了“全阿拉伯人之王”伊姆鲁·凯斯的生平，而该人的权力似乎并未超出半岛北部和中部的游牧区域。[19]从上述零散记载可以看出，古代阿拉伯人并非统一的社会群体，其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古代阿拉伯半岛的传统谱系，将阿拉伯人区分为灭绝的阿拉伯人和尚存的阿拉伯人。[20]《古兰经》中提到的阿德人和赛莫德人，应当属于所谓灭绝的阿拉伯人。相传阿德人和赛莫德人居住在也门与阿曼之间的沙丘地区，亦传阿德人和赛莫德人生活在半岛西侧的希贾兹。据《古兰经》记载，安拉曾经先后使阿德人和赛莫德人成为其在大地上的“代治者”，并使他们富庶兴旺；阿德人和赛莫德人后因弃善从恶，伤风败俗，相继遭到安拉“严厉的惩罚”，直至全族灭绝。[21]尚存的阿拉伯人，相传是努哈（即诺亚）的后裔和易卜拉欣（即亚伯拉罕）的子孙，分为盖哈丹人和阿德南人两支。盖哈丹人被视作纯种的阿拉伯人，阿德南人则被视作归化的阿拉伯人。[22]盖哈丹人分为克黑兰族和希米叶尔族，包括泰伊、哈姆丹、巴吉拉、阿萨德、阿兹德、肯德、胡扎尔诸部落；他们大都祖居半岛南部，所操语言近似于两河流城南部的阿卡德语和东非的埃塞俄比亚语。阿德南人分为穆达尔族和拉比尔族，包括巴克尔、塔格里布、哈尼法、塔米姆、基纳奈（内含古莱西）诸部落；他们主要分布在希贾兹和纳季德一带，所操语言近似于希伯来语，后来逐渐演化为《古兰经》的语言。[23]古老的传说并非完全出自虚构；传统的谱系划分反映出阿拉伯半岛内部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具有一定程度的历史真实性。盖哈丹人大都属于定居者，阿德南人则往往处于居无定所的游牧状态。定居地区与游牧群体之间的深刻对立，构成阿拉伯人划分为不同谱系的客观基础。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绵延不断的迁徙浪潮改变着阿拉伯人的分布区域，使得分别属于不同谱系的血族群体往往交错杂居。然而，谱系的差异和由此产生的敌对观念根深蒂固，直至伊斯兰时代初期仍未完全消失。
古代阿拉伯人的文明雏形
阿拉伯半岛尽管地理位置相对闭塞，却非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公元前3000年两河流域的泥版文书曾经将阿拉伯半岛东南部波斯湾沿岸诸地分别称作“迪尔蒙”、“麦干”和“麦鲁赫”，公元前2000年的埃及人则将阿拉伯半岛西南部曼德海峡沿岸称作“篷特”。尼罗河流域、幼发拉底—底格里斯河流域以及印度河流域的古代文明通过各种形式影响着阿拉伯人的历史进程，在阿拉伯半岛南部沿海和北部沙漠边缘逐渐萌生着文明社会的雏形。
首先步入文明社会的是分布在半岛南部沿海区域的阿拉伯人，定居农业的生活方式是南方阿拉伯人中得以萌生文明雏形的物质基础。考古学家在半岛南部发现大量的古代碑铭，铭文的日期可以上溯到公元前8世纪。半岛南部最早的铭文，主要包括米奈体铭文和赛伯邑体铭文两类。米奈人属于灭绝的阿拉伯人一支，祖居阿拉伯半岛，曾经进入两河流域南部，与苏美尔人共同生活。后来，米奈人返回阿拉伯半岛，定居在纳季兰与哈德拉毛之间的焦夫一带，从事农业和贸易。[24]米奈人将苏美尔文明的诸多内容，包括祭祀仪式、楔形泥板的书写形式和建筑艺术，传入阿拉伯半岛。也门的米奈人自公元前13世纪建立国家，都于盖尔诺（位于今也门首都萨那东北部），国王称作马立克，实行世袭制，传承26代。[25]公元前4世纪希腊学者泰奥弗拉斯托斯、公元前3世纪希腊学者厄拉多塞和公元前1世纪希腊学者斯特拉波，均曾提及阿拉伯半岛南部的米奈人。[26]
赛伯邑人属于盖哈丹人的一支，其语言和习俗深受米奈人的影响，自公元前6世纪开始成为也门的统治者。记载赛伯邑人的铭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亚述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和阿卡德国王萨尔贡二世的时代。[27]赛伯邑人的国家位于米奈国以南地区，最初都于绥尔瓦赫，后来迁都马里卜，国王称穆卡里卜。赛伯邑时期，也门经历了农业的繁荣。历代国王重视水利，用岩石建造堤坝，储存雨水，灌溉农田。赛伯邑时期最著名的水坝，始建于公元前650年国王苏姆胡·阿里·雅努弗当政期间，位于祖纳谷地出口处，名为马里卜水坝。马里卜水坝宽550米，高15米，截面呈金字塔形状，使用砖石精工砌成，设有闸门用来调节水流.兼有蓄洪和灌溉效用，堪称阿拉伯半岛南部古代文明的杰作，其遗址至今尚存。马里卜水坝的建造，扩大了赛伯邑人的耕作范围，农作物产量随之明显提高。[28]《古兰经》第三十四章即以赛伯邑作为章名，并且提及赛伯邑人因背弃安拉而遭马里卜水坝所泄急流的淹没。[29]
也门地处印度洋与地中海之间的贸易通道，扼守途经红海的水路和途经希贾兹的陆路，过境贸易发达，商旅驼队络绎不绝。印度的香料、海湾的珍珠、中国的丝绸以及东非的奴隶、象牙、黄金、珍禽异兽，在地中海世界具有广阔的市场。[30]阿拉伯半岛南部沿海以及邻近的索克特拉岛是古代著名的香料产地，盛产乳香和没药。乳香制成的焚香是祭祀神灵和朝廷典礼中不可缺少的物品，没药则是制作香水和诸多药品的重要原料，在地中海世界尤为畅销。[31]米奈—赛伯邑人是古代世界的杰出商人。根据《圣经》的记载，早在伊斯哈格和雅各时代，巴勒斯坦的市场上已经出现了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商贾。[32]香料的贩运是南方阿拉伯人的重要贸易内容。米奈—赛伯邑人贩运的香料，大都通过陆路销往地中海东岸。沿海一带和索克特拉岛出产的香料，首先汇集于哈德拉毛西部的沙卜瓦。贩运香料的商旅驼队自沙卜瓦出发，向西沿红海东岸的也门北行，经马里卜和萨那，穿过希贾兹，进入叙利亚和埃及。[33]米奈—赛伯邑人利用印度洋季风的规律性变化，航行于阿拉伯半岛以南海域，贩运东非和波斯湾沿岸直至印度西部的各种物产。“他们或许还没有发现印度，但是已经将印度的物产展现给地中海世界”[34]。自也门经希贾兹至叙利亚的商路，在米奈—赛伯邑时期成为沟通印度洋沿岸与地中海世界的主要贸易桥梁。米奈—赛伯邑人控制着途经希贾兹的商业通道的南端，而他们在商路沿途建立的贸易据点一直延伸到希贾兹北部的乌拉、泰布克和约旦的马安。米奈—赛伯邑人拥有庞大的船队，游弋于印度洋与红海之间的辽阔水域。[35]米奈—赛伯邑人的商业活动，遍及两河流域、叙利亚、埃及、非洲东岸和阿拉伯半岛北部边缘。[36]古典作家曾经详细地记述了米奈—赛伯邑人的贸易活动，并且将他们誉为“南海的腓尼基人”。
希米叶尔人是赛伯邑人的分支，生活在阿拉伯半岛南部的沿海地区，自公元前2世纪开始成为也门的统治者，佐法尔则取代盖尔诺成为也门的政治中心。[37]公元1世纪罗马学者普林尼曾经提及希米叶尔人，称佐法尔是希米叶尔人的都城。[38]希米叶尔人兴起之初，国势昌盛，疆域延伸到哈德拉毛、纳季德、帖哈麦一带。[39]萨那的雾木丹堡宫建于公元1世纪希米叶尔国王伊利·沙利哈当政时期，建筑材料采用花岗岩、斑岩和大理石，共20层高约百米，可谓古代世界的摩天大楼。雾木丹堡宫的顶层覆盖透明的石片，透过石片，可仰望空中景色。雾木丹堡宫四周的石墙，颜色各异；四角的隅石之上各有一只铜狮，风至狮吼，堪称奇观。雾木丹堡宫直至伊斯兰教诞生时期依然醒目，代表了希米叶尔人的文化成就。[40]
希米叶尔人继承米奈—赛伯邑人的商业传统，控制途经红海和希贾兹的贸易通道，尤其是在希贾兹商路沿途设立商站，与阿拉伯半岛北部的奈伯特人、塔德木尔人建立密切的贸易关系，合作经营印度洋与地中海之间的过境贸易。[41]然而，托勒密王朝建立后，重新开通尼罗河与红海之间的古代运河，使埃及商船得以穿越红海和曼德海峡进入也门水域，威胁途经希贾兹的陆上贸易通道。公元前24年，罗马大将阿利乌斯·加拉斯率军自埃及出发，沿红海东岸攻入阿拉伯半岛，直至兵抵也门的麻里阿巴时攻势受挫，希米叶尔人方免于被罗马征服的厄运。[42]公元1世纪罗马皇帝克劳迪乌斯在位时期，一艘罗马商船偶然被海风从曼德海峡吹到锡兰，随之发现南方阿拉伯人贩运的许多物品来自印度洋水域。不久，来自埃及的水手希帕拉斯了解到印度洋季风的变化规律。[43]此后，罗马商人经海路定期往返于埃及与印度洋沿岸之间，绕开也门直接贩运东方物产。[44]罗马商船日益排挤“沙漠之舟”，红海逐渐取代希贾兹而成为连接地中海与印度洋的主要商路。“罗马商船进入印度洋，给阿拉伯南部的繁荣敲了丧钟”[45]。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进入危机时代而萨珊王朝兴起于伊朗高原以后，两河流域成为沟通地中海与波斯湾之间的主要贸易通道，甚至红海商路亦日渐萧条。商路的转移给南方阿拉伯人传统的香料贸易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也门一带的经济生活渐趋衰落。马里卜水坝曾经是阿拉伯半岛南部定居社会和古代文明雏形的象征，于450年和542年两次被毁，皆得以重修，至570年彻底坍塌。[46]马里卜水坝的坍塌，标志着阿拉伯半岛南部文明雏形的崩溃。此后，半岛南部的许多部落相继离开祖居的家园，告别定居的生活，迁往北方各地。
早在公元前5世纪，南方阿拉伯人的一支，离开也门，渡过曼德海峡，在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建立国家，名为阿克苏姆国。阿克苏姆国与希米叶尔国隔海相望，在印度洋水域长期存在商业竞争。公元前1世纪，阿克苏姆国一度击败希米叶尔国，攻占也门南部沿海。[47]公元初年，基督教传入阿克苏姆国，至4世纪国王埃扎纳当政时期成为国教。6世纪初，希米叶尔国王祖·努瓦斯奉犹太教为国教，迫害基督徒。阿克苏姆国王以保护基督徒为名，于525年出兵攻入也门，杀祖·努瓦斯，灭亡希米叶尔国。统治也门的埃塞俄比亚人阿布拉哈曾经在萨那建造基督教堂，名为加里斯（“加里斯”一词源于希腊语，意为教堂），采用大理石作为建筑材料，镶嵌黄金和珍珠，颇为壮丽。阿布拉哈企图以萨那的加里斯抗衡麦加的克尔白，确立萨那作为阿拉伯半岛宗教中心的地位，吸引阿拉伯人改奉基督教，但是影响甚微。大约在570年，阿布拉哈率军自也门攻入希贾兹，兵抵麦加附近的穆阿麦斯。由于阿布拉哈军中有象，阿拉伯人大为惊叹，故称之为“象军”，并将该年称作“象年”。相传，阿布拉哈所率象军进攻麦加之际，天空中飞来无数麻雀，遮天蔽日，衔石俯冲，如暴雨般抛射在象军头上，致使象军头破血流，尸横遍野。阿布拉哈率残兵退出希贾兹，不久在萨那病亡。[48]《古兰经》曾提及此事，而先知穆罕默德便诞生于象年。[49]大约在575年，希米叶尔王室后裔赛义夫前往萨珊王朝都城麦达因，请求波斯国王胡斯洛帮助也门人摆脱埃塞俄比亚人的统治。随后，波斯将领瓦赫里兹率军击败埃塞俄比亚人，也门成为萨珊王朝的属地。[50]
在阿拉伯半岛北部的沙漠边缘，北方阿拉伯人的一支奈伯特人自公元前6世纪初出现于约旦河东岸。奈伯特人兼并了《圣经》中提到的古代居民以东人，占据皮特拉。皮特拉位于今约旦境内的穆萨谷地，是一处开凿于山岩之中的要塞城市，四周环绕着悬崖峭壁，仅在北面有一条蜿蜒的狭路可以通行，颇为险峻。“皮特拉”一词在希腊语中意为岩石；古典作家往往将皮特拉及其邻近的区域称作“阿拉伯山岩”，以区别于也门一带所谓“阿拉伯福地”和阿拉伯半岛内陆所谓“阿拉伯荒原”。皮特拉有一座神殿，名为克尔白，神殿之内有一块长方形黑石，称作杜舍拉。皮特拉地处加沙、布斯拉、埃拉（今亚喀巴）和大马士革之间，是自阿拉伯半岛南部经红海东岸至叙利亚的贸易通道。途经皮特拉的商品，包括也门出产的香料、大马士革和中国出产的丝绸、阿斯卡伦出产的染料以及非洲出产的金银。在希贾兹与约旦河之间，只有皮特拉具有充足和清洁的水源。[51]南来北往的商人都要在这里歇息停留，筹措生活用品，寻找替换的骆驼和驼夫。[52]
奈伯特人扼守希贾兹商路的北端，曾经是米奈—赛伯邑人经营转运贸易的重要伙伴。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沿海的香料和其他各种物产大都在皮特拉卸货，再由奈伯特人贩运到地中海东岸各地。在广泛从事过境贸易的基础之上，奈伯特人逐渐崛起，成为地中海东岸介于定居区域与游牧群体之间的重要政治力量。公元前169年的铭文中，首次提到奈伯特人的国王哈里萨斯。公元前1世纪，奈伯特人开始进入鼎盛时期，并且一度击退罗马军队的攻击。公元初年，奈伯特人的疆域包括叙利亚南部和希贾兹北部的诸多地区。至帕尔米拉兴起以后，奈伯特人的势力日趋衰落。公元105年，罗马皇帝图拉真吞并所谓的“阿拉伯山岩”，奈伯特人的国家沦为罗马帝国的行省，皮特拉亦从文献记载中消失。[53]
公元l世纪以后，帕尔米拉犹如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出现在茫茫无际的叙利亚沙漠之中。“帕尔米拉”在希腊文中意为枣椰之城，阿拉伯人称之为塔德木尔，阿拉伯语中意为废墟。帕尔米拉原是北方阿拉伯人生活的绿洲，公元前1100年的亚述铭文曾经提及该地。波斯安息王朝兴起以后，两河流域成为沟通地中海世界与波斯湾沿岸的主要贸易通道。帕尔米拉位于大马士革与幼发拉底河之间，是联结叙利亚与两河流域的必经之路，占据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加之具有充足的水源，成为横贯沙漠的贸易枢纽和商贾辐辏的富庶之邦。[54]罗马帝国时期，帕尔米拉承认罗马皇帝的宗主权，并且一度以罗马帝国的名义统治叙利亚沙漠和阿拉伯半岛北部。260年，罗马皇帝瓦列里安在与波斯军队作战中兵败被俘，帕尔米拉国王伍得奈斯起兵援救，击溃波斯军队，攻至波斯首都泰西封城下。262年，罗马皇帝加列那斯赐封伍得奈斯为统治东方的副王，帕尔米拉的势力达到顶峰。267年，可能由于罗马人的策划，伍得奈斯在霍姆斯遭到暗杀。伍得奈斯死后，其妻齐诺比亚自称东方皇后，立幼子韦海卜·拉特为“凯撒·奥古斯都”，起兵反抗罗马帝国，攻占埃及和小亚细亚。齐诺比亚发动的攻势咄咄逼人，罗马帝国朝野震动。272年，罗马皇帝奥列里安御驾亲征，击败帕尔米拉人。随后，奥列里安将帕尔米拉夷为平地，昙花一现的沙漠明珠从此被人遗忘。[55]
大约在帕尔米拉国消失的同时，加萨尼部落和莱赫米部落相继出现于阿拉伯半岛北部和东北部的沙漠边缘，并且逐渐发展为定居区域与游牧群体之间的重要政治存在和拜占廷帝国与波斯帝国之间的缓冲势力。加萨尼部落属于南方阿拉伯人的分支，公元3世纪末离开也门，迁至叙利亚南部的豪兰和巴尔加一带，建立国家。加萨尼国似乎没有固定的都城，查比叶和吉里格曾经是加萨尼国的政治中心。从4世纪开始，加萨尼人逐渐放弃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改信基督教的分支一性派，成为拜占廷帝国的附庸，是为“罗马阿拉伯人”[56]。加萨尼人的第一位可信的国王，名为哈里斯·查白拉（529—569年），希腊人称之为阿利塔斯。529年，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赐封哈里斯·查白拉以“菲拉尔赫”（意为首领）和“帕特里齐亚”（意为贵族）的称号。[57]544年，莱赫米国王孟迪尔三世俘获哈里斯·查白拉之子，并将其作为祭品供献于女神欧萨。十年以后，哈里斯·查白拉率加萨尼人在叙利亚北部的基奈斯林大败莱赫米人，斩杀莱赫米国王孟迪尔三世。[58]563年，哈里斯·查白拉前往君士坦丁堡谒见查士丁尼，获准任命爱德萨的基督教一性派传教士雅各·伯拉德伊斯作为叙利亚地区阿拉伯人的主教。此后，基督教一性派常被称作雅各派。哈里斯·查白拉死后，其子孟迪尔继任加萨尼国王。580年，加萨尼人再度击败莱赫米人，甚至攻占莱赫米国都城希拉。同年，孟迪尔前往君士坦丁堡，接受拜占廷皇帝提比留二世的加冕。然而，拜占廷帝国对加萨尼人素有戒心。582年，孟迪尔被拜占廷皇帝设谋拘捕，囚禁于西西里岛。孟迪尔之子努尔曼起兵反叛，亦身陷囹圄。613—614年，波斯帝国发动反击，攻陷叙利亚诸地，加萨尼国遭到致命的打击，从此一蹶不振。[59]加萨尼国的末代国王查白拉·艾伊罕曾经追随拜占廷亲王希奥多洛斯，于636年在雅姆克河战役中与穆斯林兵戎相见。穆斯林征服叙利亚以后，查白拉·艾伊罕皈依伊斯兰教。[60]
莱赫米人与加萨尼人同为南方阿拉伯人的分支。3世纪初，莱赫米人离开也门，迁至幼发拉底河西岸，依附于波斯帝国，是为“波斯阿拉伯人”[61]。幼发拉底河流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并且受到波斯文化的广泛影响。240年，莱赫米部落的首领阿姆尔·阿迪接受波斯皇帝沙普尔一世的册封，成为幼发拉底河流域阿拉伯人的统治者。“希拉”一词本意为帐篷，后来演变为城市，莱赫米人便都于此处。波斯帝国曾经将大量的拜占廷战俘安置在幼发拉底河流域；莱赫米人移入以后，与这些拜占廷战俘的后裔交往较为频繁，于是逐渐放弃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改奉基督教的分支聂斯脱里派。然而，莱赫米人的王室成员或许出于政治利益的缘故，依旧保持原有的信仰。波斯皇帝叶兹德吉尔德一世（399—420年在位）曾经遣其长子巴赫兰·古尔在希拉居住多年，以便学习猎艺和享受那里的温和气候。[62]莱赫米国王努尔曼一世（400—418年在位）曾在希拉附近营建宫堡，名为哈瓦尔纳克，供巴赫兰·古尔居住。418年孟迪尔一世（418—462年在位）出任莱赫米国王以后，被波斯皇帝赐封以“给叶兹德吉尔德增添欢乐者”和“最伟大者”的称号。6世纪初，莱赫米人日渐强盛，与加萨尼国屡屡交锋，孟迪尔三世（505—554年在位）当政时期甚至兵抵安条克城下。[63]602年，波斯皇帝胡斯洛二世在泰西封处死莱赫米国王努尔曼三世（580—602年在位），并且剥夺莱赫米人出任国王的权利，任命泰伊部落首领伊雅斯取而代之。[64]614年伊雅斯死后，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阿拉伯人改由波斯总督扎迪亚直接治理。[65]努尔曼三世是莱赫米人中唯一信奉基督教的国王，他的妻子杏德曾经在希拉建立一处基督教修道院，名为杏德修道院，直至倭马亚王朝时期依然存在。[66]
公元以后，南方阿拉伯人的另外一支肯德部落离开祖居的家园，自哈德拉毛西部向北移动，进入纳季德高原。肯德部落似乎与希米叶尔人具有某种程度的亲缘关系，相传肯德部落的首领侯吉尔是希米叶尔国王哈萨尼的异母兄弟。480年，侯吉尔接受哈萨尼的册封，成为阿拉伯半岛中部诸地的统治者，从而初步开创了肯德国家的基业。侯吉尔的孙子哈里斯·阿姆尔是颇为著名的肯德国王，一度击败莱赫米人，攻占希拉。同时，哈里斯·阿姆尔似乎将肯德人的都城迁至幼发拉底河畔的安巴尔。529年，莱赫米国王孟迪尔三世发动反攻，收复希拉，哈里斯·阿姆尔兵败身亡，肯德人损失惨重。哈里斯·阿姆尔死后，诸子争权夺位，相互倾轧，肯德人内部分裂，国家灭亡，肯德部落的残余人口退回哈德拉毛。相传，肯德部落的著名诗人伊姆鲁·凯斯曾经跋涉千里，来到君士坦丁堡，乞求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帮助肯德人恢复国家，未能如愿。大约在540年，伊姆鲁·凯斯在返乡途中，被查士丁尼遣使杀害。[67]
查希里叶时代
正如基督徒通常将耶稣基督的诞生作为划分人类历史进程的标志性事件，穆斯林亦将人类历史的进程划分为查希里叶时代和伊斯兰教诞生以来的时代。[68]“查希里叶”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无知。《古兰经》中曾经四次提到查希里叶时代，特指缺乏真正信仰的时期，用以区别其后的伊斯兰时代。[69]广义上的查希里叶时代，泛指从人类的始祖阿丹（即亚当）至先知穆罕默德奉安拉的使命传布启示的历史阶段。此处所说的查希里叶时代属于狭义的范畴，即伊斯兰教诞生前的百余年间，而查希里叶时代的阿拉伯人，在狭义上仅指生活在希贾兹和纳季德一带的北方阿拉伯人。
查希里叶时代的阿拉伯人处于原始社会的野蛮状态，血缘因素是维系社会成员的基本纽带，血缘组织决定社会成员的群体归属。阿拉伯人依据血缘关系的亲疏组成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部落（qabilah）和氏族（qawm）是血缘群体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阿拉伯人如若出自同一祖先，或者自认为是出自同一祖先，便会组成同一部落。每个部落包括若干氏族。例如，哈尼法部落包括阿米尔氏族、杜勒氏族、阿迪氏族等，其中哈尼法被视作该部落所有成员的共同祖先，阿米尔、杜勒、阿迪等则被视作各个民族成员的亚祖先。又如，舍伊班部落包括阿布·拉比尔氏族、穆哈里姆氏族、穆拉氏族等，其中舍伊班被视作该部落所有成员的共同祖先，阿布·拉比尔、穆哈里姆、穆拉等则被视作各个氏族成员的亚祖先。氏族之下是结构松散的家庭。“血缘的纽带决定家庭在氏族中的地位，决定氏族在部落中的地位，决定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关系。”[70]
“在贝都因人中，每一顶帐篷组成一个家庭，每一处宿营地组成一个氏族，若干处宿营地组成一个部落。”[71]部落犹如一个小的国家，拥有相对稳定的活动区域。部落成员遵循传统的习俗，保卫水源和牧场是部落成员的共同职责。[72]“无论在绿洲还是在旷野，个人被视作其所属部落的成员。只有在部落之中，并且只有通过部落的形式，个人才有可能生存和获得保护……血亲复仇是约束部落之间暴力冲突的唯一手段。”[73]在游牧地区，部落具有明显的排他性，血缘关系根深蒂固，几乎构成联结部落成员的唯一纽带。至于定居地区，则存在不同程度的非血缘关系抑或地域关系；不同部落成员之间的通婚以及一个部落的成员依附于其他部落，是导致地域关系的主要原因。[74]另一方面，部落成员由于人数众多，分布广泛，相互之间的联系不甚密切。同一部落的各个氏族往往只是在炎热的旱季聚首一处，待雨季来临，便分头迁至各自的牧场。相比之下，氏族成员相互之间亲缘关系密切，同居一处，更具完整意义，是阿拉伯血缘社会的核心单位。古莱西部落入主麦加以后，曾经以氏族为单位划分成“内古莱西人”和“外古莱西人”。先知穆罕默德早年，麦加出现的所谓香料集团和联盟集团，亦建立在氏族组合的基础之上。另据徙志初年的“麦地那宪章”，奥斯部落和哈兹拉只部落的成员以及来自麦加的迁士，皆以氏族为单位加入温麦。
人口的增长往往导致原有部落的分裂，进而形成所谓的亲缘部落。哈尼法部落和舍伊班部落曾经同属巴克尔部落，两个部落的成员均系巴克尔的后裔，至伊斯兰教诞生前夕，哈尼法人定居在叶麻麦一带，从事农耕，舍伊班人游牧于半岛东侧，追逐水草，分别形成各自的部落，而原有的巴克尔部落逐渐失去实际意义。因此，阿拉伯人的部落并非血缘联系的极限，许多部落在数代之前往往属于同一部落。根据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氏族的外婚制与部落的内婚制构成北美易洛魁人血缘社会的基础。然而，查希里叶时代的阿拉伯人尽管处于血缘社会的状态，但其婚姻形式与易洛魁人差异甚大，氏族部落的层次和界限往往模糊不清。
公有制财产关系是原始社会的重要标志，血缘群体对于土地的共同支配权构成氏族部落制度的基础。“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75]在查希里叶时代的阿拉伯半岛，牧场和耕地是土地利用的基本形式；血缘群体的土地所有权，来源于其占有土地的现实状态。贝都因人的牧场称作“希玛”，阿拉伯语中意为保护或排他性的独占。氏族部落各有自己的希玛，属于其全体成员的共同财产。定居区域的某些公地亦称希玛，用于牧养牲畜。氏族部落将各自的希玛视作保护地，享有排他性的独占权，外来者及其牲畜不得入内。保卫各自的希玛不受侵犯，是氏族部落全体成员的共同责任。希玛的争夺，往往导致血缘群体之间的激烈厮杀。著名的白苏斯战争，便起因于塔格里布部落侵夺巴克尔部落之希玛的行为。即使在绿洲农居的条件下，土地亦大都属于氏族部落全体成员的共同财产，定居者往往处于集体耕种的农作状态。[76]在徙志前夕的叶斯里卜，奥斯部落和哈兹拉只部落的各个氏族构成土地占有的基本单位，贾赫加巴氏族与萨利姆氏族、阿姆尔·奥夫氏族与哈里斯氏族、沃依勒氏族与麦金氏族、阿卜杜勒·阿什尔勒氏族与哈礼萨氏族、巴亚氏族与祖拉克氏族皆曾由于争夺耕地而激烈厮杀。[77]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明显排斥着个人对于土地的支配权力，私有土地的概念尚未形成。
氏族部落的首领称作“舍赫”，阿拉伯语中意为长者。德高望重、仗义疏财和勇敢善战是出任舍赫的首要条件，根据传统习俗仲裁纠纷、寻找牧场和保护水源是舍赫的基本职责。[78]舍赫只能代表氏族部落的公众意志，并无强制性的个人权力，不得独断专行和随意惩处其他成员。[79]“他遵循而不是引导部落的意见；他既不能强行摊派任务，也不能对其他人施加刑罚”[80]。当然，强有力的舍赫有时也会影响和改变公众意志。与氏族部落的其他成员相比，舍赫的出任意味着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作为补偿，舍赫在分配战利品时享有特殊的份额，通常是全部战利品的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81]另外，舍赫还可以在宿营时优先选择其帐篷的位置，等等。在某些地区，舍赫往往出自身世高贵的所谓舍赫家族，舍赫的职位甚至存在父子相袭的现象。然而，氏族部落全体成员的拥戴无疑构成确定舍赫人选的必要条件。阿拉伯人具有浓厚的平等观念，在诸多方面仅仅将舍赫视作他们当中的普通一员，而严格区分舍赫与马立克（君王），后者只被用来称呼外族的统治者。氏族部落的长老会议称作“麦吉里斯”，行使协商的职责。[82]祖先遗留的传统习俗称作“逊奈”，是规范阿拉伯人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麦吉里斯构成逊奈的外在形式。背离逊奈被视作极大的罪过，并将受到严厉的惩处。[83]
松散的婚姻关系是氏族部落制度的外在形式。在查希里叶时代的阿拉伯半岛，男女之间的婚姻行为往往缺乏明确的限制，一名男子可以娶任意数量的女子为妻，若干男子同娶一女为妻的现象亦比比皆是。许多地区存在族内婚姻的习俗，男子常在父亲死后超越辈分的界限而娶继母为妻。[84]《古兰经》曾经提及这种行为并予以禁止：“你们不要娶你们的父亲娶过的妇女，但以往的不受惩罚。这确是一件丑事，确是一种可恨的行为，这种习俗真恶劣。”[85]至于男子娶亲生母亲为妻的行为，则与习俗不符。[86]族内婚姻的另一种形式，是同族男女互为夫妻。据《乐府诗集》记载，一阿拉伯人曾因其女儿不肯嫁与同族兄弟而说道：“他是你叔父的儿子，是所有的男人中最有资格娶你为妻的人。”[87]在叶斯里卜，奥斯部落与哈兹拉只部落的许多男女便曾互为夫妻。婚姻行为有时超越部落的界限；先知穆罕默德的曾祖父哈希姆系麦加古莱西部落的显贵，哈希姆之妻赛勒玛却来自叶斯里卜的哈兹拉只部落。[88]
由于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差异，阿拉伯人氏族部落的内部结构不尽相同，婚姻形式亦多种多样，一些地区尚保留母系婚姻的痕迹。[89]在叶斯里卜，奥斯部落和哈兹拉只部落的成员被视作共同的女性祖先凯拉的后裔，穆阿德、穆阿维德和奥夫兄弟三人皆因其生母名为阿芙拉而名为穆阿德·乌姆·阿芙拉、穆阿维德·乌姆·阿芙拉和奥夫·乌姆·阿芙拉。[90]“乌姆”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母亲；穆阿德·乌姆·阿芙拉即“名为阿芙拉的女子所占之子穆阿德”，穆阿维德·乌姆·阿芙拉即“名为阿芙拉的女子所占之子穆阿维德”，奥夫·乌姆·阿芙拉即“名为阿芙拉的女子所占之子奥夫”。哈里发欧默尔亦曾提及麦加与麦地那的婚俗差异：“在古莱西部落，男人支配女人，而在麦地那，辅士却被他们的女人支配。”[91]先知穆罕默德曾经针对上述情形颁布如下启示：“你们应当以他们的父亲的姓氏称呼他们，在安拉看来，这是更公平的。如果你们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那么，他们是你们的教胞和亲友。”[92]相比之下，父系婚姻似乎在更多的地区广泛存在。“在前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社会，家庭的基本单位是父系的氏族，同一氏族的成员源于共同的男性祖先，年长的男性成员是氏族家庭的首领。父系的氏族是由几代人组成的大家庭……女性处于从属于男性的地位。”[93]氏族部落及其成员大都遵循男性祖先的谱系，权力的继承和身世的背景尤其体现了父系的原则。[94]在麦加，古莱西部落的首领库赛伊死后，其子阿卜杜勒·达尔承袭父职；渗渗泉的监护者舍姆斯死后，其胞弟哈希姆和穆塔里布以及哈希姆之子阿卜杜勒·穆塔里布相继行使渗渗泉的监护权。[95]父系原则的另一体现，是血亲复仇的行为，在著名的白苏斯战争中，塔格里布部落首领库莱布之子曾经替父报仇，杀死自己的舅父贾萨斯。[96]无论是残存的母系婚姻还是日渐流行的父系婚姻，结为夫妻的男女双方皆属各自的氏族部落，夫妻均不得支配对方的财物或者继承对方的遗产。婚姻关系的松散状态和群婚的倾向，排斥着个体家庭的社会功能。
豪侠和慷慨是阿拉伯人伦理道德观念的最高境界。然而，原始社会的野蛮历史条件，决定了阿拉伯人的狭隘观念。在查希里叶时代的阿拉伯社会，个人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的独立个体，只能表现为血缘群体的“肢体”。个人与其所属的血缘群体同在，个人的命运与其氏族部落的命运息息相关。每个人仅仅顺从和忠实于自己的氏族部落，而往往将其他的部落视作仇敌。氏族部落的首要任务便是保护各自的成员，部落之间通常处于相互对立的状态。一个阿拉伯人如果在其所属部落的范围之外遭到攻击，便会被视作是整个部落的耻辱；部落的全体成员有义务为受害者雪耻复仇，至于是非曲直，则可一概不论。交战时舍身陷阵，获利时廉洁不取，便是豪侠之士，倍受拥戴。交战双方为了维护各自的荣誉，皆不甘示弱，使相互仇杀的行为往往延续数代之久。丧失氏族部落的保护意味着莫大的危险，甚至面临死亡的威胁。解除血缘关系而使之成为“不受保护的人”，则是血缘群体制裁其成员的极端方式。此时，所谓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尚不存在，至于阿拉伯民族的觉醒更是无从谈起。阿拉伯人有时也会表现出极度的慷慨，对于走进自己帐篷里的异乡者和生活拮据的贫困者解囊相助，直至奉献出最后的一只骆驼。阿拉伯人还常常以自己纯洁的血统和高贵的血统为骄傲，尤其珍视荣誉和尊严。遇到个人的尊严或部落的荣誉被损害时，立刻拔剑而起，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阿拉伯人的这种习俗直至今日似乎仍依稀可见。
查希里叶时代，部落之间的对立状态，制约着阿拉伯人的相互交往。不同的部落在语言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词汇和语调不尽相同，日常用语尤其如此。然而，阿拉伯人具有卓越的语言天赋。一则阿拉伯谚语说：“人的优美，在他的口才之中。”另一则阿拉伯谚语说：“智慧寓于三件事物之中：法兰克人的头，中国人的手，阿拉伯人的舌头。”[97]阿拉伯人酷爱诗歌，在查希里叶时代，诗歌是最重要的文学形式，也是语言艺术的集中表现。诗歌在阿拉伯语中本意为知晓，诗人则被视作知识渊博的人。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诗人，诗人熟知部落的宗谱和往日的荣辱，他们的职责是夸耀自己的部落、凭吊死者和攻击敌人。铿锵有力的诗句足以唤醒和激励整个部落，诗人的才华则象征着部落的强盛。部落的争斗为诗人施展自己的才华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相互交锋不仅在于战场的厮杀，诗人之间唇枪舌剑的诅咒讥讽更是令人生畏的攻击形式。[98]阿拉伯人的《乐府诗集》曾经收录如下的诗句；“谁敢与我的部族抗衡，它有众多的人民，还有杰出的战士和诗人。”阿拉伯人还常在欧卡兹集市期间举行诗歌竞赛，获胜的诗句被记述于麦加克尔白神殿的墙壁之上，称作悬诗。[99]七篇悬诗流传至今，代表了查希里叶时代阿拉伯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因此，诗歌不同于各个部落所操的日常用语，而是超越了部落的界限，成为广为人知和沟通各个部落的通用语言形式。
“阿拉伯人的日子”
阿拉伯半岛虽然幅员辽阔，却十分贫瘠，沙漠荒原覆盖着绝大部分地表，植被稀少，牧场有限，绿洲寥寥无几，生活资源极度匮乏，无力负担过多的人口。因此，人口的增长或持续的干旱，往往迫使阿拉伯人离开祖居的家园，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至迟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阿拉伯人便自半岛向周围地区迁徙，移入两河流域、叙利亚和埃及一带。此后，人口迁徙的浪潮接连不断，构成半岛生态环境的平衡得以维持的基本方式。阿拉伯人的迁徙表现为复杂的过程。“在某些时候，如‘移民之年’，他们暂避于埃及或叙利亚；或当旱灾持续的时候，他们移入伊拉克或法尔斯，从波斯人那里获取椰枣和谷物，然后重返自己的故乡，以免遭受外族的欺凌。”[100]但是，相当数量的阿拉伯人并未返回半岛，而留居于新的家园。
公元以后，阿拉伯半岛南部的过境贸易渐趋衰落，许多部落相继离乡出走，迁往北方。其中，胡扎尔部落移入希贾兹南部的麦加附近，侯宰姆部落经希贾兹南部移入纳季德高原，泰姆部落和塔努赫部落经纳季德高原移入幼发拉底河流域，莱赫米部落和肯德部落移入哈德拉毛和鲁卜哈利东侧直至幼发拉底河西岸，欧兹拉部落、巴利部落、凯勒卜部落和加萨尼部落经希贾兹移入叙利亚沙漠。半岛南部诸部落向北方迁徙的浪潮，导致半岛内陆人口的相应移动，阿卜杜勒·凯斯部落自希贾兹移入巴林一带，塔格里布部落自纳季德高原移至半岛东北部，伊亚德部落、纳米尔部落和凯斯部落分别自纳季德、叶麻麦和希贾兹移入幼发拉底河流域。阿拉伯人的迁徙，严重威胁了半岛周边区域的社会生活。拜占廷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遂分别册封加萨尼部落和莱赫米部落作为各自的藩属，在叙利亚南部和幼发拉底河西岸构筑起遏制半岛移民浪潮冲击的有效屏障。6世纪，埃塞俄比亚人和波斯人相继攻入阿拉伯半岛南部，也门一带屡遭战祸，经济衰退，尤其是阿布拉哈统治期间马里卜水坝的坍塌给该地区农业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土著部落被迫放弃耕作，流离四散，涌向北方。然而，拜占廷和波斯皆以强大的军事力量阻止阿拉伯人向其辖地的迁徙，加萨尼人和莱赫米人亦分别依靠两大帝国的支持遏制来自半岛的移民浪潮。半岛周边区域的政治存在，改变了阿拉伯人的传统流向。相对稠密的人口无路可走，拥挤在半岛内极其有限的牧场和绿洲，挣扎于恶劣的环境和死亡的边缘。
伊斯兰教诞生前夕的阿拉伯诗歌常常将所谓的查希里叶时代称作“阿拉伯人的日子”，这是阿拉伯历史上的英雄时代。劫掠和仇杀原本是野蛮状态下的一种常见现象。在“阿拉伯人的日子”，相互劫掠连绵不断，血族厮杀旷日持久，构成这个时代十分突出的历史内容。“部落之间的矛盾往往开始于少数人的冲突，逐渐演变为整个部落的厮杀，直至延续数年之久。”[101]部落战争遍及整个半岛，数量不可胜计，规模不尽相同。白苏斯战争是“阿拉伯人的日子”中最著名的战争，大约在5世纪末发生于半岛东北部的贝都因人巴克尔部落与塔格里布部落之间。根据传统的部落宗谱，巴克尔部落与塔格里布部落具有共同的祖先，均称自己是沃依勒的子孙。导致这场战争的起因是一只母驼，这只母驼是巴克尔部落中一个名叫白苏斯的女人的财产，塔格里布部落的首领射杀了这只母驼，闯下了祸端。伯克尔部落兴师问罪，塔格里布部落亦不甘示弱，双方大动干戈，诗人们则极尽所能地推波助澜。两个部落相互厮杀长达四十余年，直至双方精疲力竭之时，于525年由莱赫米国王孟迪尔三世从中调解，结束战争。巴克尔部落的首领贾萨斯·穆拉和塔格里布部落的首领凯里卜·拉比尔以及他的弟弟穆海勒希勒由于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十分勇敢，成为倍受称颂的传奇人物。[102]“阿拉伯人的日子”中另一场颇为著名的战争，是达希斯和加卜拉战争。这场战争于6世纪末至7世纪初发生在半岛中部的贝都因人阿布斯部落与祖布彦部落之间。如同巴克尔部落与塔格里布部落一样，阿布斯部落与祖布彦部落亦有共同的祖先，均称自己是盖特方的子孙。这场战争起因于一次赛马活动。阿布斯部落的首领有一匹公马，名为达希斯，祖布彦部落的首领有一匹母马，名为加卜拉，两马赛跑，达希斯获胜，祖布彦部落不服，从而引发争端。达希斯和加卜拉战争延续数年之久，直到伊斯兰教诞生时仍未结束。这场战争中的著名人物安泰莱原为奴隶，获得自由以后成为英勇的战士和杰出的诗人，其与情人阿卜莱相爱的诗句曾被悬记在麦加克尔白神殿的墙壁之上，成为流传百世的佳作。[103]575—590年，贝都因人海瓦精部落联合塔伊夫绿洲的定居者萨奇夫部落，与麦加的古莱西部落以及贝都因人基纳奈部落之间发生战争。相传，莱赫米国王努尔曼·孟迪尔欲派商队前往欧卡兹集市，并寻找阿拉伯人护送商队进入半岛，基纳奈部落的白拉德·加伊斯与海瓦精部落的乌尔韦·莱哈勒为此发生争执，白拉德·加伊斯杀死了乌尔韦·莱哈勒，导致双方的战争。这场战争由于双方曾经在所谓的禁月相互仇杀，并且践踏了麦加作为宗教圣地的尊严，被称作“罪恶的战争”，亦称“菲加尔战争”（“菲加尔”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意为违背和无耻）。[104]在希贾兹北部的叶斯里卜绿洲，阿拉伯人奥斯部落与哈兹拉只部落尽管出自同宗，均称自己是凯拉的后裔，却长期处于对立和仇杀的状态，直至7世纪初达到高潮。在617年发生的布阿斯之战中，奥斯部落与哈兹拉只部落的所有氏族以及定居于叶斯里卜的犹太人纳迪尔部落、凯努卡部落、古莱宰部落和贝都因人朱海纳部落、穆宰纳部落皆卷入厮杀，交战双方损失惨重。[105]
许多研究者将这一时期的上述历史内容仅仅归结为阿拉伯人的野蛮和愚昧，将劫掠和仇杀视作阿拉伯人根深蒂固的陋习。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从表面上看，部落的争斗往往只是起因于某些微不足道的偶然事件。但是，偶然现象并非孤立的存在，偶然与必然之间无疑具有密切相关而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诸多偶然现象的背后隐含着某种必然的趋向。在“阿拉伯人的日子”，部落战争大都具有复杂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争夺有限的生活资源和必要的生存空间构成部落间相互攻杀的核心内容。劫掠牲畜、抢夺水源和占据牧场耕地的行为，使胜利者得以繁衍生息，亦会导致失败者面临饥饿的威胁直至整个部族灭绝的悲惨命运。频繁的劫掠和激烈的仇杀淘汰着无路可走的过剩人口，成为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阿拉伯半岛生态平衡赖以维持的必要形式。部落战争既是这个时期半岛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亦是这个时期阿拉伯人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连绵不断的劫掠和旷日持久的厮杀，标志着阿拉伯社会内部矛盾冲突的日趋尖锐。正是这种日趋尖锐的矛盾冲突，构成推动整个半岛自野蛮状态向文明时代转变的社会动因。“阿拉伯人的日子”，意味着整个半岛已经接近文明时代的边缘。
麦加与古莱西部落
麦加位于希贾兹南部，地处也门至叙利亚的古代商路沿线，四周群山环抱，气候酷热干旱，荒凉不毛。[106]在《古兰经》中，麦加被誉为“诸城之母”[107]。“麦加”一词，有人认为源于古代两河流域的巴比伦语，意指房屋，亦有人认为源于古代也门的赛伯邑语，意指神庙。克尔白是麦加的核心建筑，阿拉伯语中意为立方体或方形房屋，我国清代学者刘智在所著《天方典礼》一书中称之为天房。自远古以来，阿拉伯人将克尔白视作神灵的所在，朝拜克尔白的人流从半岛各地不断涌入麦加这处“没有庄稼的山谷”[108]。相传，人类的始祖阿丹和哈娃从天国来到尘世以后一度失散，后来重逢于麦加以东约40公里处的阿拉法特山；克尔白始建于阿丹和哈娃的时代，后来由于山洪泛滥而遭到毁坏；大约在四千年前，伊卜拉欣和他的儿子伊斯玛仪重建克尔白。[109]据《古兰经》亦称，安拉“为伊卜拉欣指定天房的地址”，“伊卜拉欣和伊斯玛仪树起天房的基础”，“为世人而创设的最古的清真寺，确是在麦加的那所吉祥的天房”[110]。
通常认为，麦加不仅是古代阿拉伯人的宗教圣地，而且是古代希贾兹地区的贸易重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古代的希贾兹曾经是沟通地中海世界与印度洋沿岸的重要贸易通道。然而，麦加与途经希贾兹的古代过境贸易究竟有何直接联系，历史文献并无明确记载。即使古典学者托勒密在所著《地理学》一书中提到的麦库拉巴便是麦加，也只能证明这里曾经是一处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而已。[111]相传，在易卜拉欣和伊斯马仪重建克尔白之后，来自也门的贝都因人朱尔胡姆部落移至麦加周围追逐水草，牧养牲畜，并且成为克尔白的监护者。大约在公元3世纪，来自也门的贝都因人胡扎尔部落将朱尔胡姆部落赶出麦加周围的牧场，成为克尔白新的监护者。[112]
公元5世纪中叶，来自帖哈麦的古莱西部落击败胡扎尔部落，占据麦加。[113]古莱西部落原本是贝都因人基纳奈部落的分支，根据阿拉伯半岛的宗谱传说，属于归化的阿拉伯人，系阿德南的后裔。[114]“古莱西”一词本意是聚敛财富。据《阿拉伯大辞书》解释：“称他们为古莱西人，是因为他们从事商业，没有从事畜牧和农业。”古莱西部落初入麦加的时候，部落首领库赛伊·凯拉卜·穆拉（约398—480年）重新修筑克尔白，并且建起一处名为“达尔·奈得瓦”的议事厅。[115]库赛伊时期，古莱西部落大体上分为两个群体。哈希姆氏族等十个氏族分布在与克尔白相邻的地带，用石块建造住所，参与克尔白的监护和管理，经营朝圣之余的贸易活动，称为“内古莱西人”。古莱西部落的其余氏族分布在距克尔白较远的区域，追逐水草，牧养牲畜，称为“外古莱西人”[116]。尽管如此，古莱西人保留着完整的部落组织，氏族之间联系密切，共同崇奉克尔白的祭祀习俗构成维系古莱西部落的宗教基础。经营朝圣贸易是古莱西人入主麦加后的重要经济活动，亦有相当数量的古莱西人仍在不同程度上处于游牧状态。“内古莱西人”与“外古莱西人”的区分，似乎反映出麦加当时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的差异。H.肯尼迪由此认为：“麦加作为圣地由来已久，但是作为城市却非久远……古莱西时代的初期，麦加的大多数人仍然从事游牧活动，依靠畜群维持生计。”[117]
古莱西部落入主麦加以后，阿拉伯半岛周围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自6世纪初开始，拜占廷帝国与波斯帝国频繁交战，两河流域和叙利亚成为双方厮杀的主要战场，连接波斯湾沿岸与地中海世界的国际商路几近中断。与此同时，拜占廷帝国在埃及的统治急剧衰落，无力继续控制红海水域，海盗随之四起。575年，波斯军队击败拜占廷帝国的盟友埃塞俄比亚人，攻占也门，切断埃及商船经红海进入印度洋的通道。希贾兹尽管坎坷难行，旅途艰辛，但是毕竟远离两大帝国厮杀的战场，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周边区域政治形势的变化，为阿拉伯人重新控制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的过境贸易提供了有利的契机。途经希贾兹的古代商路在历经数百年的衰落之后再度兴起，希贾兹成为连接印度洋与地中海的陆路纽带和阿拉伯半岛最活跃的商业地区。麦加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南通也门，北达叙利亚，并可向东沿鲁卜哈利沙漠边缘至幼发拉底河下游，向西经舒艾卜港穿越红海进入东非。[118]“麦加命运的改变产生于区域贸易向过境贸易的转化，这一转化的实现归功于穆罕默德的曾祖父哈希姆。”[119]哈希姆时的古莱西人，与拜占廷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以及埃塞俄比亚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获准在其辖地贩运货物。[120]古莱西人还与商路沿途的游牧群体缔约结盟，旨在获取必要的向导和载货的骆驼，保证商旅驼队的畅通无阻。[121]所谓的麦加联盟以古莱西部落为核心，包括阿拉伯半岛北部和中部的诸多游牧部落；长途转运贸易无疑是麦加联盟赖以维系的基础，贝都因人和古莱西部落分享转运贸易的丰厚收入。“麦加贸易的繁荣意味着加入联盟的贝都因人的繁荣，而麦加贸易的损失同时也是这些贝都因人的损失。”[122]
先知穆罕默德时代，麦加的贸易活动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贩运货物取代牧养牲畜几乎提供了麦加全部人口的生计来源。麦加作为希贾兹的贸易枢纽吸引着来自半岛各地直至拜占廷和东非的众多商人，古莱西部落的商旅驼队频繁往返于定居地区与沙漠牧场之间。在北起叙利亚和埃及、南至也门、东迄哈德拉毛和幼发拉底河下游、西达埃塞俄比亚的广大地区，遍布着古莱西商人的足迹。哈希姆经营与叙利亚的贸易，舍姆斯经营与埃塞俄比亚的贸易，穆塔里布经营与也门的贸易，诺法勒经营与波斯的贸易，是最著名的麦加商人。[123]古莱西人经营冬夏两季的贸易。冬季，古莱西人的商队前往南部的也门，将来自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商品运至希贾兹。夏季，古莱西人的商队前往叙利亚，将来自也门的商品运至加沙和布什拉等地的市场出售。[124]《古兰经》中曾经提及古莱西人每年冬夏两季的旅行，而经商无疑是旅行的目的。[125]古莱西人经营的贸易，一方面是转运印度洋沿岸的各种物产销往地中海世界，另一方面则是从事定居地区与沙漠牧场之间的产品交易，两种贸易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根据散见于各处的文献资料记载，古莱西人在也门和埃塞俄比亚出售牲畜和皮革，换取乳香、没药、肉桂、胡椒、奴隶、黄金、象牙和各种珍禽异兽，沿希贾兹商路销往北方的定居地区，再将叙利亚和埃及的农产品和手工制品如谷物、葡萄干、酒、油、棉布、亚麻布、武器甲胄等运回半岛内陆的沙漠牧场；或者，他们将游牧地区出产的乳酪、毛皮和奶油直接运往北方，换取定居地区的各种产品。[126]古莱西人在贩运货物时似乎采取合股的形式，首先由各方投资入股，赢利后按股分成。商旅大都择固定的时日，结队而行，规模很大。624年3月从北方的加沙返回麦加的古莱西人商队，内有一千余峰骆驼，载运的货物价值约5万第纳尔（金币）。[127]“在经营贸易中，实际上每个成员都参加了，甚至妇女也与贩运的货物利益攸关。”[128]
苏联学者托卡列夫认为：“公元6世纪，阿拉伯境内的商队贸易开始趋于衰落——这是因为商道东移至萨珊王朝的伊朗。这样一来，保持若干世纪之久的经济平衡不复存在。游牧者失去从商队运输中有所获的可能，遂转入定居，以务农为生。土地的需求增大，部落之间的冲突加剧。”[129]这种看法显然与史实不符。伊斯兰教诞生前夕阿拉伯半岛经济生活的变化，并非商队贸易的衰落；相反，阿拉伯半岛的过境贸易在经历若干世纪的中断之后重新兴起。600年前后的麦加“经历着从游牧经济向商业贸易的转变”[130]。“麦加经历着从未有过的贸易繁荣”[131]。正是麦加贸易的繁荣给古老的阿拉伯社会带来了新的活力，促使阿拉伯人告别原始的野蛮状态而步入文明的时代。
6世纪到7世纪初的麦加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氏族部落构成维系麦加社会成员的基本组织，父系制度占主导地位。“麦加的居民大都属于古莱西部落的成员，属于同一祖先的后裔。”[132]。生活在麦加的外来居民，或者作为古莱西人的奴隶，或者以麦瓦利的身份依附于古莱西部落的各个氏族。麦加的古莱西人保留着传统的氏族部落组织；称作麦拉尔的长老会议由氏族首领组成，是麦加唯一的“权力机构”[133]。文献资料曾经提及麦加的所谓公共职位，如负责规定闰月的纳希，负责管理水源的希卡亚，负责在朝圣期间管理香客的里法达，古莱西人出征时的旗手里瓦。[134]然而，长老会议并无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各个氏族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氏族内部事务不受长老会议的干涉。血缘关系深刻地影响着麦加古莱西人的社会生活，氏族部落构成维持公共秩序和保护人身安全的必要组织形式。
众所周知，氏族部落制度建立在原始公有制财产关系的基础之上，物质财富和生活资料的极度匮乏是这种制度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古莱西人入主麦加以后，客观环境渐趋改变。这种改变不仅在于定居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贸易的兴起。广泛的贸易活动深刻地改变着麦加的客观环境，物质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古莱西人的手中。《古兰经》麦加篇极力倡导净化财产和完纳天课，表明剩余财富在当时麦加的大量存在。[135]剩余财富的增长不断侵蚀着原始公有制的财产关系，成为滋生私有观念的沃土。先知穆罕默德的祖父阿卜杜勒·穆塔里布与其叔父诺法勒虽属同一氏族，却曾由于划分家产而发生争执；这种现象意味着私有制财产关系在当时的麦加业已萌生。另一方面，贸易活动不同于传统的畜牧业和农业，具有浓厚的个体倾向，明显排斥着血缘社会的群体性。人们在贸易活动中形成的社会组合往往超越血缘群体的狭隘界限，甚至哈希姆、穆塔里布、舍姆斯、诺法勒兄弟四人亦分别在不同的地区各自经商。[136]贸易所得的分配原则，大都不是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而是取决于个人的才能和贡献。而且，贸易活动风险颇大，收益极不稳定，人们无法在贸易活动的过程中长期维持相对平等的经济地位。“少数人的财富不断增多，同族的其他成员却日益贫困。然而，富有者不愿再像往昔那样与其他人分享自己的贸易所得。”[137]麦加贸易的勃兴，明显地助长了私有制的滋生，冲击着原始公有制的财产关系，从而加剧了古莱西部落内部的社会分化。
剩余财富的增长和私有制财产关系的出现，冲击着原始公有制的财产关系，从而导致古莱西部落内部的剧烈分化。古莱西部落的分化，首先出现于不同的氏族之间。古莱西部落入主麦加的初期，便已分裂为“内古莱西人”和“外古莱西人”。后来，“内古莱西人”又分裂为相互对立的两个集团：所谓的香料集团包括哈希姆氏族、泰姆氏族、舍姆斯氏族、阿萨德氏族、祖赫拉氏族，所谓的联盟集团包括麦赫朱姆氏族、萨赫姆氏族、朱麦赫氏族、阿迪氏族。[138]其中，香料集团控制麦加唯一的水源渗渗泉，联盟集团控制克尔白神殿和古莱西部落的议事厅。[139]至于“外古莱西人”，则处于麦加经济社会活动的边缘。6世纪中叶以后，古莱西部落各个氏族之间的社会分化渐趋加剧，贫富差异相当明显。一些氏族由于贸易的成功而积累了较多的财富，其在麦加的社会地位得到相应的提高；亦有一些氏族因贸易失利而减少了致富的机会，甚至濒临破产的边缘，其在麦加的社会地位随之下降。香料集团中的舍姆斯氏族和联盟集团中的麦赫朱姆氏族分别在经营叙利亚和也门的货物贩运中接连获利，财富剧增，进而在麦加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舍姆斯氏族的富商阿布·苏福彦和麦赫朱姆氏族的富商阿布·贾赫勒俨然成为全体麦加人的首领。相比之下，对于麦加贸易的兴起颇具贡献的哈希姆氏族，此时日渐式微，其在麦加的地位和影响远远不及舍姆斯氏族和麦赫朱姆氏族。在不断加剧的社会分化过程中，氏族之间形成新的组合。580年，原属香料集团的哈希姆氏族、祖赫拉氏族、阿萨德氏族、泰姆氏族与原属联盟集团的阿迪氏族组成公正者联盟，旨在联合经营长途贩运，共同对抗财力雄厚的舍姆斯氏族和麦赫朱姆氏族。[140]
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古莱西部落的社会分化演变为氏族内部的贫富差异。富人穷奢极欲，贫者苦不堪言。“富有的商人用来经商的资金最初大都是氏族全体成员的共同财富，但是他们与有利可图的别族商人合伙贩运，而抛弃了同族的亲人。”[141]哈希姆氏族的首领阿布·塔里布家境贫寒，甚至无力抚养自己的子女，而由其弟阿拔斯和先知穆罕默德分别照料。阿布·塔里布的兄弟阿布·拉哈布却因与麦赫朱姆氏族商人合股贩运，颇为富有；《古兰经》麦加篇曾经提及此人，称其为“焰父”[142]。阿拔斯亦是当时麦加的著名富商，人们形容他的财产“分散在大众之中”（即放高利贷）。麦加商人穆塔里布·阿比·韦达尔曾经向先知穆罕默德支付4万迪尔罕（银币），用来赎取于624年在巴德尔之战中被穆斯林俘虏的父亲。先知穆罕默德于630年征服麦加以后，向古莱西商人阿卜杜拉·阿比·拉比尔、胡韦塔布·阿卜杜勒·欧萨和萨福旺·欧默尔借款14万迪尔罕，分发给麦加的贫困者，每人平均得50迪尔罕。《古兰经》麦加篇多次提及富人排斥近戚贫人、欺凌孤儿弱者和拒绝履行传统义务的现象，屡屡抨击富人不择手段聚敛财富的行为，反映了贫富之间的深刻差异和激烈对抗。[143]
特定的经济活动决定着财产关系的变化，进而创造着相应的社会关系。贸易的勃兴不仅助长着私有制的滋生，而且冲击着氏族部落的传统秩序。贫富分化的加剧促使古莱西人内部血缘联系日渐松弛，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出现了血缘纽带无法沟通的堑壕。尖锐的社会矛盾不仅表现为氏族之间的对立，而且发展为氏族内部的激烈冲突。深刻的社会分化超越了传统秩序所能容纳的范围，古莱西人的氏族部落制度走到了尽头，麦加步入文明时代的物质条件日臻成熟。
前伊斯兰时代阿拉伯人的宗教习俗
在前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半岛，原始宗教占据统治地位，泛神思想和自然崇拜颇为盛行。阿拉伯人“敬事许多神灵”[144]，但是神灵的具体形象并不多见，亦无专门的祭司阶层。由于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差异，阿拉伯人的原始宗教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在半岛南部的农业区域以及半岛北部边缘的皮特拉和塔德木尔，崇拜星辰是宗教生活的核心内容，月神被视作万神之首，日神是月神的配偶，其余天体则是月神与日神的子嗣。[145]米奈人将月神称作“阿斯台尔”，赛伯邑人将月神称作“艾勒伊盖”。米奈人和赛伯邑人曾经建造许多华丽的庙宇，举行复杂的献祭仪式，而献祭的主要内容是在祭坛上焚烧香料。《古兰经》第二十七章曾经提及古代先知苏莱曼劝化赛伯邑女王拜勒吉斯放弃崇拜星辰和信奉安拉。[146]
相比之下，北方阿拉伯人的宗教观念较为淡薄。他们往往只是盲从传统的风习，尚无笃信神灵的意识。广袤的旷野之中，荒原满目，零星点缀的泉水象征着生命之源，罕为人见的岩石则常被视作玄妙之物，枝繁叶茂的树木更是足以唤起无穷的遐想。人们崇拜的对象大都集中在某些奇异的泉水、山岩和植物，神灵被认为栖居其内。[147]在希贾兹和纳季德，原始宗教的主要形式是崇拜别季尔，即神灵的住所。“信仰别季尔的人们，定期排列成队，围着别季尔旋行，并且触摸它，以获得它所含有的一部分力量。”[148]别季尔所在的地区称作哈拉姆，意为禁地，而在禁地祭祀神灵的时期称作禁月。有时，他们将别季尔安放于驼背之上，以求在追逐水草的过程中随时获得神灵的佑护。伊斯兰教诞生之前，对于欧萨、默那、拉特三女神的崇拜在阿拉伯半岛颇为盛行，欧萨、默那、拉特三女神被视作安拉的女儿。[149]《古兰经》第五十三章曾经提及三女神的名字。[150]欧萨的祭坛位于麦加与塔伊夫之间纳赫拉的加卜加卜山洞之前，由三棵阿拉伯胶树组成，杀人献祭是其特点。默那的祭坛位于麦加以北的古戴德，是一块黑石。拉特的祭坛位于塔伊夫附近的瓦吉山谷，是一块方形的白石。伊斯兰教诞生前夕，南阿拉伯人的一些部落崇拜旺德、苏瓦尔、叶巫斯、叶欧格、奈斯尔五位神灵。[151]相传，上述五神原是阿丹时代的著名人物，死后被塑成偶像并受到崇拜。[152]《古兰经》第七十一章曾经提及这五个神灵：“努哈说：‘我的主啊！他们确已违抗我，他们顺从那因财产和子嗣而更加亏折的人们，那等人曾定了一个重大的计谋，他们说：你们绝不要放弃你们的众神明，你们绝不要放弃旺德、素瓦尔、叶巫斯、叶欧格、奈斯尔。他们确已使许多人迷误，求你使不义的人们更加迷误。’”[153]动物崇拜亦是北方阿拉伯人宗教生活的重要内容。《古兰经》说“安拉没有规定缺耳驼、逍遥驼、孪生羊、免役驼”，正是针对动物崇拜的传统风习而言。[154]伊斯兰教诞生前夕，麦加是阿拉伯半岛最重要的禁地。麦加的渗渗泉极负盛名，克尔白的黑石更是人们朝拜的目标。然而，麦加的克尔白除嵌放黑石以外，还曾供奉易卜拉欣之像。后来，胡扎尔部落在克尔白增设许多崇拜物，其中月神胡巴勒甚至被赋予人的形象。605年古莱西部落重修克尔白时，又在其内增加耶稣像和圣母玛丽亚像。[155]野蛮时代的社会条件，决定了阿拉伯人的原始宗教并非个人的信仰，而是群体的崇拜。血缘群体不仅表现为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而且构成原始崇拜的基本单位。献祭是原始崇拜的核心内容；部落通过供奉祭品的方式与神灵建立血缘联系，从而获得神灵的保护。“每一个部族都奉祀自己的神，但是同时也承认其他部族的神在各自管界里的权力……个别的氏族有时不用自己部族而用别的部族的神命名，同一个神也为不同的部族所敬奉”[156]。
在前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半岛，不仅盛行原始崇拜，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敬奉安拉的宗教意识。“除了众多男女诸神外，阿拉伯人和其他原始民族一样，也信奉一个上帝，这就是创世的安拉。”[157]安拉作为神灵的概念由来已久，早在公元前5世纪的列哈彦铭文以及出土于乌拉的米奈—赛伯邑铭文中，均已出现“安拉”的字样。公元初年的赛法铭文和叙利亚基督徒于6世纪刻写的铭文，亦将安拉作为上帝的名称。伊斯兰教诞生前夕，许多阿拉伯人部落将敬奉安拉作为其宗教生活的重要内容。在古莱西部落生活的麦加，安拉被视作造物主、最高的养育者、盟誓和契约的守护神、危急时刻的拯救之神。[158]然而，敬奉安拉并不排斥多神崇拜；安拉并没有被视作唯一的神灵，而仅仅在诸多的神灵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阿拉伯人往往将其他神灵视作安拉的子嗣，尤其是将著名的三女神欧萨、默那、拉特视作安拉的女儿。[159]在阿拉伯人看来，至高无上的安拉与尘世的距离过于遥远，地位低于安拉的其他神灵才是真正驾驭尘世的超自然力量。
罗马帝国前期，许多犹太人由于屡遭统治者的迫害，逃离巴勒斯坦，迁往南方，犹太教随之传入阿拉伯半岛。在也门一带，希米叶尔人大约自国王艾斯尔德·阿比·克里卜（385—420年在位）当政期间开始信奉犹太教。希米叶尔末代国王祖·努瓦斯曾经将犹太教尊为国教，并且排斥基督教。[160]525年，埃塞俄比亚人攻占也门，灭亡希米叶尔国，犹太教在也门逐渐衰落。希贾兹北部亦有许多犹太移民，他们占据叶斯里卜、海拜尔、法达克、泰马和瓦迪库拉等绿洲，成为重要的社会势力。[161]然而，犹太人聚群而居的生活方式和隔绝排外的思想倾向限制着犹太教的传播，希贾兹的阿拉伯人中改奉犹太教者寥寥无几。
基督教传入阿拉伯半岛的时间略晚于犹太教。356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派遣基督徒西奥菲拉斯前往也门南部传教，并在佐法尔建立主教区。继西奥菲拉斯之后，圣徒菲米雍将基督教传入也门北部的纳季兰。[162]纳季兰的基督徒曾经效仿麦加的克尔白建造一所教堂，名为“纳季兰的克尔白”[163]。雅古特（1179—1229年）的《地理辞书》称：“纳季兰的‘克尔白’是一所基督教堂，系巴努·阿卜杜勒·麦纳尼效仿麦加克尔白的式样而建。纳季兰人敬重这所‘克尔白’，有心与麦加的克尔白争胜。”[164]埃塞俄比亚人统治时期，基督教在也门广泛传播，颇具势力。在半岛内陆，基督教隐修士遍及各地，雅各派和聂斯脱里派的神学思想广为人知。但是，分布在半岛内陆的基督教隐修士毕竟人数较少，而且尚未组织起具有一定规模的宗教社团，因此社会影响微乎其微。
伊斯兰教诞生前夕，原始崇拜逐渐难以满足阿拉伯人宗教生活的需要，多神信仰开始出现流于形式的衰落征兆，模糊的一神教思想初露端倪。哈尼夫派的兴起，反映了阿拉伯半岛原始宗教的危机和从多神崇拜向一神信仰的初步转变。“哈尼夫”在阿拉伯语中本意为真诚者，《古兰经》中曾经用“哈尼夫”一词称呼尊奉正教的易卜拉欣。[165]先知穆罕默德早年时代，一些阿拉伯人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多神崇拜，同时又不愿接受外族传入的犹太教和基督教，主张恢复和遵循易卜拉欣时代的信仰，并且采取苦修的形式，以求寻找拯救灵魂的正确道路。这些人被称作哈尼夫。[166]伊本·伊斯哈格（704—768年）曾经提到麦加的四名哈尼夫，他们是阿萨德氏族的韦拉盖·诺法勒和奥斯曼·胡韦利斯，阿迪氏族的栽德·阿姆尔，舍姆斯氏族的麦瓦利阿卜杜勒·贾赫什。叶斯里卜人阿布·凯斯、阿布·阿米尔和塔伊夫人倭马亚·阿比·赛拉特亦是当时颇具名气的哈尼夫。[167]上述哈尼夫并未提出完整的宗教学说和信仰纲领，然而，他们倡导放弃原始崇拜和强调一神信仰的思想倾向，无疑预示了阿拉伯社会宗教变革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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