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阿拔斯王朝
政权的巩固
麦地那时代，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人的宗教，哈里发国家是阿拉伯人统治的国家，阿拉伯人的分布区域与伊斯兰教的传播范围大体吻合。至于被征服地区非阿拉伯血统的土著居民，大都尚未皈依伊斯兰教，因而无力角逐于哈里发国家的政治舞台。倭马亚时代，哈里发国家继续强调阿拉伯人与伊斯兰教合而为一的原则，实行阿拉伯穆斯林对于非阿拉伯血统异教人口的统治。然而，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被征服地区非阿拉伯血统的土著居民纷纷放弃原有的信仰，加入穆斯林的行列。广泛的宗教皈依改变着哈里发国家的社会构成；非阿拉伯血统的异教臣民纷纷改宗伊斯兰教，却得不到相应的权利和地位，只能屈居于阿拉伯人之下。倭马亚王朝逐渐陷于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直至最终灭亡。
阿拔斯王朝建立后，哈里发国家兼用南方阿拉伯人和北方阿拉伯人，极力消除阿拉伯人内部的分裂倾向。南方阿拉伯人作为阿拔斯派运动的重要支持者，政治地位明显提高；南方阿拉伯人穆哈拉布家族的叶齐德·穆哈拉布和凯斯里家族的赛耳德·萨勒姆·阿卜杜拉分别出任巴士拉总督和库法总督。北方阿拉伯人亦未被排斥于哈里发国家的政权机构之外；倭马亚王朝的重要将领古太白·穆斯林家族的后裔萨勒姆和赛耳德相继出任巴士拉总督和亚美尼亚总督，希拉勒部落的佐法尔·阿绥姆出任希贾兹总督，乌凯勒部落的伊斯哈格·穆斯林亦在曼苏尔的宫廷权倾一时。[204]
然而，倭马亚王朝的覆灭毕竟结束了阿拉伯人统治的时代。阿拔斯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伊斯兰世界的历史进入崭新的阶段。非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贵族开始崛起，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政治势力。哈里发国家不再是仅仅代表阿拉伯人的利益，其统治基础明显改变。随着伊斯兰教在诸多民族中的广泛传播和阿拉伯人统治的结束，信仰的差异逐渐取代民族的对立，成为哈里发国家社会矛盾的重要表现形式，进而导致伊斯兰神权政治的重建。阿拔斯王朝是在否定倭马亚王朝世俗化统治的基础上建立的政权，国家制度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阿拔斯哈里发源于宗教领袖伊玛目的地位，其权力被认为是来自安拉的赐予。哈里发每逢朝廷典礼和宗教节日皆身着据称是先知穆罕默德遗物的斗篷，并在宫中聘用宗教学者依据经训阐述的原则制定统治政策和进行神学宣传，以示其权力的合法与地位的神圣，自居为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世界的捍卫者。
阿拔斯派运动发端于伊斯兰世界的东部；阿拔斯家族在伊拉克拥有众多的追随者，而呼罗珊的起义直接导致了倭马亚王朝的覆灭。因此，阿拔斯王朝建立以后，伊斯兰世界的政治重心逐渐东移，呼罗珊无疑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伊拉克则取代叙利亚成为哈里发国家的中心所在。相比之下，叙利亚和埃及的政治地位明显下降。随着政治重心的东移，阿拔斯哈里发国家“从地中海的帝国转变为亚洲的帝国”[205]。穆斯林社会与地中海世界的联系相对削弱，东方古老的传统对阿拔斯王朝的统治产生广泛的影响，“世界帝国的盛世概念被引入伊斯兰世界”[206]。
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初，局势尚不稳定，哈里发的首要任务是铲除政治隐患和排斥异己势力。阿布·阿拔斯（750—754年在位）在库法登基时自称赛法赫（意为屠夫），即位不久便对倭马亚人实行斩尽杀绝的恐怖政策，旨在摧毁旧王朝的残余势力。750年6月，倭马亚家族八十余人应阿布·阿拔斯的叔父阿卜杜拉·阿里的邀请，来到巴勒斯坦的阿布·弗特鲁斯城中赴宴，席间悉遭杀害。只有希沙姆的嫡孙阿卜杜勒·拉赫曼戏剧性地逃离宴席，潜往马格里布，后在伊比利亚割据自立。倭马亚王朝的历代哈里发虽已不在人世，他们的陵墓却依然遭到破坏，尸体尽受凌辱。希沙姆的尸体尚未腐烂，被掘墓者鞭打之后，焚为灰烬。欧默尔二世由于素有圣徒的美称，免遭掘墓毁尸的劫难。
倭马亚时代后期，什叶派曾经与阿拔斯派在“归权先知家族”的政治基础之上结成联盟，共同反对倭马亚王朝的统治。然而，什叶派的目标在于建立由阿里的后裔所统治的国家。自阿拔斯王朝建立伊始，什叶派便将阿拔斯人视作非法的篡位者，企图拥戴阿里的后裔取代阿拔斯家族的哈里发，从而成为威胁阿拔斯王朝的政治隐患。阿布·阿拔斯即位以后，于750年2月处死库法的哈希姆派首领阿布·萨拉玛。曼苏尔（754—775年在位）当政期间，阿拔斯王朝继续追捕和迫害阿里家族的成员，尤其是在麦地那将阿里的长子哈桑的后裔悉数囚禁，导致什叶派与阿拔斯哈里发之间矛盾的激化。库法在倭马亚时代曾经是什叶派的主要据点，但是在阿拔斯王朝初期却处于哈里发的严密控制之下。于是，什叶派选择另外两座城市；哈桑的曾孙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和易卜拉欣·阿卜杜拉兄弟两人约定，分别在麦地那和巴士拉同时发动起义。762年，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在麦地那释放被囚禁的阿里家族成员，由著名教法学家马立克·艾奈斯主持宗教仪式，解除阿里家族成员效忠于阿拔斯哈里发的誓言，公开谴责曼苏尔的统治。穆罕默德·阿卜杜拉的追随者三百余人效仿先知穆罕默德曾经采用的战术，在麦地那绿洲的外围挖掘壕沟，抵御阿拔斯军队的进攻，然而未能奏效，起义失败。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被阿拔斯王朝处死，尸体悬挂在麦地那示众。[207]同年，易卜拉欣·阿卜杜拉在巴士拉发动起义，声势浩大，追随者一度达数万之众。但是，易卜拉欣·阿卜杜拉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未能及时进攻兵力空虚的库法，错失良机，使哈里发得以喘息，从叙利亚和希贾兹调集重兵发动反攻。763年2月，易卜拉欣·阿卜杜拉的追随者与伊萨·穆萨率领的阿拔斯军队在库法以南的巴哈姆拉发生激战；易卜拉欣·阿卜杜拉兵败身亡，首级被送交哈里发。[208]
阿布·阿拔斯当政期间，哈里发国家的政治格局表现为东西分治的倾向。阿布·穆斯林作为阿拔斯王朝的开国元勋，出任呼罗珊总督，驻节木鹿，统辖扎格罗斯山以东的广大地区，具有颇强的势力。阿布·穆斯林位高权重，号令一方，并且染指宫廷事务，干涉朝政，甚至以自己的名义发行钱币。曼苏尔即位以前曾经在木鹿目睹阿布·穆斯林的势力，并且告诫阿布·阿拔斯：“如果你听任阿布·穆斯林为所欲为，你将失去哈里发的权位，臣民也将不再遵从你的命令。”751年，阿布·穆斯林遣部将齐亚德进兵阿姆河右岸，在怛罗斯击败唐朝安西节度使高仙芝部，俘唐军2万人。753年，阿布·穆斯林亲自护送朝觐队伍赶赴麦加，其政治势力达到顶峰。在扎格罗斯山以西地区，阿布·阿拔斯实行家族政治的原则，赐封阿拔斯人出任要职，借助于血缘的纽带确保哈里发对各地的控制。阿布·阿拔斯的叔父阿卜杜拉·阿里是扎布河战役中击败麦尔旺二世的功臣，阿拔斯王朝建立后出任叙利亚总督。阿布·阿拔斯的另外三位叔父萨利赫·阿里、达乌德·阿里和苏莱曼·阿里分别出任埃及总督、库法总督和巴士拉总督，曼苏尔在即位之前曾经出任贾吉拉和阿塞拜疆总督。另外，一些名望甚高的阿拉伯人家族，如穆哈拉布家族、古太白家族、凯斯尔家族、乌凯勒家族，其成员亦被哈里发委以重任，成为制约和抗衡阿布·穆斯林以及呼罗珊人的政治势力。[209]
754年6月阿布·阿拔斯死后，曼苏尔、阿卜杜拉·阿里和阿布·穆斯林三人形成鼎足之势，阿拔斯王朝面临严峻的政治形势。阿卜杜拉·阿里觊觎哈里发的权位，自叙利亚举兵反叛。曼苏尔初任哈里发，立足未稳，尚难以抗衡阿卜杜拉·阿里，于是求助于阿布·穆斯林。754年11月，阿布·穆斯林统率的呼罗珊军队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纳绥宾击败阿卜杜拉·阿里统率的叙利亚军队。阿卜杜拉·阿里逃到巴士拉，寻求苏莱曼·阿里的庇护。764年，哈里发为他营造一处新居。不久，新居坍塌，阿卜杜拉·阿里丧命。[210]阿卜杜拉·阿里兵败以后，曼苏尔与阿布·穆斯林的关系急剧恶化。曼苏尔试图将阿布·穆斯林调往叙利亚或埃及出任总督，以便削弱这位开国元勋的权势。阿布·穆斯林拒绝接受哈里发的委派，班师撤往呼罗珊。然而，阿布·穆斯林在行至扎格罗斯山西侧的胡勒万时，获悉木鹿的守将阿布·达乌德·哈立德倒戈投靠曼苏尔，只得应召面谒哈里发，随即被处死于泰西封。[211]此后，哈里发一统天下，号令四方，阿拔斯王朝的基业得到巩固。
阿布·阿拔斯和曼苏尔当政期间，哈里发曾经在伊拉克中部相继选择库法、哈希米叶、安巴尔和泰西封作为宫廷驻地。758—762年，曼苏尔斥资400万迪尔罕，在巴格达营建新都。[212]巴格达原是波斯帝国的一个古老村落，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岸，地处塞瓦德的北端，南距萨珊王朝旧都泰西封约20公里。这里扼守自伊拉克向东通往呼罗珊的道路，沿底格里斯河向南可至巴士拉和波斯湾沿岸诸地以及遥远的信德，向北可至摩苏尔和拉卡以及拜占廷边境。巴士拉一带盛产椰枣，摩苏尔周围盛产谷物，可以为巴格达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不仅如此，伊拉克中部具有悠久的建都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讲，阿拔斯王朝继承了古代西亚的政治遗产，巴格达则是汉谟拉比和尼布甲尼撒二世时代的巴比伦以及萨珊王朝时代的泰西封在伊斯兰时代的延续。762年，新都建成。
“巴格达”本意为天赐。曼苏尔将巴格达称作“和平城”，时人则称之为“曼苏尔城”。新都因呈圆形，故而又称“团城”。[213]巴格达分为皇城、内城、外城三层，各设城墙，构成三个同心圆。同心圆的中心是哈里发的宫殿，因宫门镀金而取名金门宫，又因其绿色圆顶高达49米而称绿圆顶宫。皇城、内城和外城各有四座城门，按其通往的方向分别称作呼罗珊门、沙姆门（叙利亚古称沙姆）、库法门和巴士拉门。四条大街从哈里发的宫殿伸向城门，形似车轮辐条。城内大街两旁曾是商贾云集的闹市区。后来，曼苏尔出于安全的考虑，将城内的市场迁至城南的卡尔赫，驻扎呼罗珊战士的哈尔比耶军营位于团城的北侧。[214]768年，曼苏尔之子穆罕默德（即后来的哈里发马赫迪）从莱伊返回巴格达。哈里发于是在底格里斯河东岸建造鲁萨法宫，作为王储的宫殿。鲁萨法宫又称东城，与团城隔河相望，并有浮桥相连，形成互为倚角。773年，曼苏尔在团城附近另建永恒宫，其中的花园足以使人联想起《古兰经》中所描述的天园。
走向鼎盛
775年，曼苏尔在朝觐途中死于麦加附近。阿拔斯王朝曾经在圣城的周围挖掘一百余孔墓穴，却将这位哈里发秘密埋葬于不为人知的地方。最初，曼苏尔指定他的族弟伊萨·穆萨作为自己的继承人。后来，曼苏尔改变初衷，另立其子穆罕默德取代伊萨·穆萨。775年曼苏尔死后，穆罕默德即位，是为马赫迪（775—785年在位）。
阿拔斯人的兴起，曾经借助于其与什叶派的联盟以及阿里家族追随者的支持。所谓“哈希姆的遗嘱”是阿拔斯派政治势力得以发展的重要条件，亦是阿拔斯人出任哈里发的政治依据。马赫迪即位以后，放弃阿拔斯人的传统观点，提出新的立国思想，强调阿拔斯人出任哈里发的合法地位并非来源于阿里之孙阿布·哈希姆的遗嘱，而是在于其与先知穆罕默德之间的血亲关系；阿拔斯·阿卜杜勒·穆塔里布作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超过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是哈希姆族中与先知穆罕默德最具亲缘关系的人，其后裔理应成为圣族的政治代表和哈里发国家的统治者。这一思想旨在否定阿里家族的后裔对于哈里发权位的要求，进而奠定阿拔斯哈里发国家的理论基础。
什叶派于762年发动的起义虽然失败，但是仍构成威胁阿拔斯王朝的重要隐患，尤其在不满于阿拔斯哈里发统治的诸多社会势力中影响甚大。马赫迪当政期间，阿拔斯王朝放弃高压政策，采取安抚手段，极力缓解什叶派与阿拔斯人之间的对立。因762年参与起义而被囚禁的什叶派成员得到赦免，500名麦地那青年被招募至巴格达担任哈里发的宫廷卫士。777年，马赫迪将希贾兹的哈里发地产赐予巴士拉起义首领易卜拉欣·阿卜杜拉之子哈桑，并将法达克一带曾被倭马亚王朝没收的地产归还阿里家族。叶尔孤卜·达乌德曾因参加762年阿里派在巴士拉的起义而被曼苏尔囚禁于巴格达，在马赫迪即位以后得到赦免，并被哈里发委以重任，甚至官居维齐尔，成为沟通阿拔斯人与什叶派之间联系的重要人物。[215]
阿布·穆斯林死后，阿拔斯哈里发巩固了在扎格罗斯山以东地区的统治。但是，伊朗高原的土著势力与阿拔斯王朝之间依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波斯贵族苏恩巴泽聚集阿布·穆斯林的旧部，宣称阿布·穆斯林即将作为马赫迪复临人间，在内沙浦尔发动叛乱，继而攻占莱伊和库姆，驱逐阿拉伯人，试图恢复古代波斯的传统信仰。曼苏尔派遣伊吉勒部落首领贾赫瓦尔·马拉尔率领移居伊朗西部的阿拉伯战士一万人进攻苏恩巴泽，平定反叛。与此同时，胡拉米教派兴起于呼罗珊的东部，承袭古代波斯的马兹达克教和摩尼教以及佛教的诸多思想，强调善恶并存于世界的二元倾向，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主张消除贫富不均的现象，建立公有与平等的新秩序。胡拉米教派否认阿布·穆斯林的死亡，预言阿布·穆斯林将重返人间，铲除邪恶，伸张正义，拯救苦难的生灵。波斯人哈希姆·哈金曾于747年追随阿布·穆斯林参加呼罗珊的起义。阿布·穆斯林死后，哈希姆·哈金被哈里发囚禁于巴格达15年之久。后来，哈希姆·哈金越狱逃离巴格达，来到阿姆河右岸的粟特一带，宣传胡拉米教派的思想，自称是神的化身和继穆罕默德、阿里、阿布·穆斯林之后传播启示的使者，并常用绿纱罩住面部，被时人称作“穆盖奈耳”，意即蒙面人。[216]776年，哈希姆·哈金在布哈拉以南的碣石附近发动叛乱。反叛者身着白衣，举白旗为帜，以示对抗崇尚黑色的阿拔斯王朝。他们采取游击战术，屡败阿拔斯军队，先后围攻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一度控制阿姆河右岸。778年，呼罗珊总督穆阿兹·穆斯林调集重兵，围剿哈希姆·哈金。780年，阿拔斯军队攻陷反叛者的最后据点赛纳姆堡，哈希姆·哈金自焚而死。[217]
785年马赫迪死后，其子哈迪（785—786年在位）即位。哈迪放弃安抚政策，排斥和迫害什叶派，再度激化什叶派与阿拔斯人的矛盾。786年5月，侯赛因·阿里在麦地那发动起义。不久，起义失败，侯赛因·阿里被杀，是为什叶派在哈里发国家的腹地发动的最后一次起义。[218]此后，什叶派的活动区域逐渐转移到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地带。侯赛因·阿里的追随者伊德利斯·阿卜杜拉逃离希贾兹，潜入马格里布，于788年在摩洛哥建立伊斯兰历史上的第一个什叶派政权伊德利斯王朝。伊德利斯·阿卜杜拉的兄弟叶赫亚·阿卜杜拉逃到里海南岸的山区，在德拉姆人中进行秘密的宣传活动，亦颇有影响。
哈伦盛世
哈伦（786—809年在位）是阿拔斯时代最著名的统治者。哈伦当政期间，哈里发国家进入鼎盛阶段。“天方夜谭”曾经生动地渲染哈伦的文治武功和奇闻轶事，使这位盛世之君名闻遐迩，蜚声伊斯兰世界。
哈伦是阿拔斯王朝第三位哈里发马赫迪之子，其母海祖兰原为也门籍的女奴，具有柏柏尔血统。哈伦自幼天资聪颖，接受波斯式的良好教育，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马赫迪当政期间，哈伦曾于780年统兵征讨拜占廷，战绩颇佳。782年，哈伦再次率军远征君士坦丁堡，兵抵博斯普鲁斯海峡，迫使拜占廷女皇伊琳娜纳贡乞和。哈伦从此声名大振，开始出任西方诸省区的最高长官。马赫迪为表彰哈伦的功绩，赐封他以拉希德（正直者）的称号，并且将他立为继哈迪之后的第二王储。786年9月，哈迪暴死于巴格达宫中，哈伦即位。此后，哈伦继续致力于征讨拜占廷的征战。自倭马亚王朝后期，伊斯兰世界的北部边境趋于稳定，哈里发国家在叙利亚北部的阿达纳、麦西纳、塔尔苏斯以及陶鲁斯山区的马拉蒂亚、马尔阿什、哈达斯诸地兴建一系列军事要塞，屯驻重兵。哈伦即位后，在叙利亚北部边境设置新的行省，称阿沃绥姆，将该省的岁入悉数用于对拜占廷的圣战。802年，尼斯福鲁斯一世出任拜占廷皇帝，宣布废除伊琳娜女皇与阿拔斯王朝订立的屈辱性和约，并且致书巴格达，要求哈伦退还拜占廷帝国已经缴纳的贡税。哈伦怒不可遏，在尼斯福鲁斯的书信背面写上了著名的答复之辞：“奉至仁至慈的安拉的名义，穆斯林的长官哈伦致罗马人的狗尼斯福鲁斯。不信道的女人所生的儿子，我已阅过你的书信。至于我的回答，我一定会叫你看到，只是现在你还无法听到！平安。”哈伦并没有食言。他随即统领十余万人的庞大军队远征小亚细亚，攻陷赫拉克利亚、泰阿纳、伊科纽姆和以弗所等地。穆斯林的强大攻势，迫使尼斯福鲁斯重新乞和，甚至皇帝本人及其家族成员也不得不向阿拔斯王朝缴纳颇有侮辱色彩的人丁税。[219]
在大举征讨拜占廷的同时，阿拔斯王朝与欧洲西部的统治者法兰克王国之间似乎存在着交往与合作，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希沙姆的嫡孙阿卜杜勒·拉赫曼在伊比利亚建立的后倭马亚政权。根据西方文献的记载，法兰克皇帝查理曼曾经在797年和802年两次遣使谒见哈伦，哈伦也曾在801年和807年遣使回访查理曼。双方互赠礼品，以示友好。在法兰克人从巴格达带回的礼品中，有哈里发国家特产的香料和大象，还有一台精美别致的时辰钟（即漏壶）。哈伦还曾接待过来自印度的使团，他们向哈里发赠送许多贵重的礼品。[220]800年前后，在旧大陆的文明世界，中国的唐朝雄踞东方，查理曼在西欧建立起庞大的帝国，哈伦统治下的阿拔斯王朝在亚非欧大陆的中央地带独领风骚，三者可谓并驾齐驱，异彩纷呈。
哈伦当政期间，波斯血统的巴尔麦克家族显赫一时，成为穆斯林瞩目的焦点。巴尔麦克家族的沉浮，则是此间哈里发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巴尔麦克本意为佛教高僧。哈立德·巴尔麦克祖居呼罗珊，其父任职于巴勒黑城的诺巴哈尔佛寺，在呼罗珊一带颇具声望。[221]10世纪初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法基赫曾经在《地志》一书中将呼罗珊的巴尔麦克人比作阿拉伯半岛的古莱西人。倭马亚时代末期，哈立德·巴尔麦克放弃佛教，改奉伊斯兰教，并参加阿拔斯派在呼罗珊的起义，效力于阿布·穆斯林和卡赫塔巴·沙比卜的麾下。阿拔斯王朝建立后，哈立德·巴尔麦克受命掌管税收事务，并且出任泰伯里斯坦、法尔斯和贾吉拉的总督，其子叶赫亚·哈立德出任阿塞拜疆总督。自马赫迪即位开始，叶赫亚·哈立德长期出任维齐尔，其弟穆罕默德·哈立德和其子法德勒·叶赫亚、贾法尔·叶赫亚等人亦任要职。[222]巴尔麦克家族位高权重，门生故吏遍布各地。哈伦当政的前期，巴尔麦克家族的政治势力达到顶峰。许多历史学家甚至将786—803年称作“巴尔麦克人的时代”[223]。他们执掌着最高权力，支配着国家的岁入，影响无处不在。哈里发国家的要员大都出自他们的家族，或者是他们的同党。几乎所有的人都向他们俯首帖耳，他们的威望甚至超过他们的主人。巴尔麦克人利用职权，聚敛财富，过着帝王般的生活。他们在巴格达东区修筑的宅邸，与底格里斯河西岸的哈里发宫廷交相辉映。他们还豢养文人墨客，为自己歌功颂德。巴尔麦克人在阿拉伯语中甚至成为慷慨者的同义词。贾法尔·叶赫亚是“天方夜谭”中的著名人物，“贾法尔的慷慨”尽人皆知。巴尔麦克人执政期间，波斯贵族的政治势力急剧膨胀，阿拉伯人相形见绌。呼罗珊处于巴尔麦克人的控制之下，俨然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国中之国。然而，巴尔麦克人的权势和财富，引起其他政治集团的不满，哈伦对此亦萌生妒意和嫉恨之心，因为哈里发国家的天空不能允许有两轮太阳。据说，哈伦不愿其妹阿巴赛嫁人离去，曾命阿巴赛与贾法尔·叶赫亚结为名义上的夫妻，两人却偷食禁果，并将所生的男孩藏匿在麦加。803年，哈伦以通奸的罪名处死贾法尔·叶赫亚，将他的尸体剖成两半，连同首级在巴格达高悬示众。哈伦还查抄巴尔麦克人的家产，并将叶赫亚·哈立德和法德勒·叶赫亚父子下狱。[224]此后，巴尔麦克人在哈里发国家的政治舞台销声匿迹。
阿拔斯王朝前期，呼罗珊在伊斯兰世界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倭马亚时代，呼罗珊只是哈里发国家的一个边远省区，隶属于驻节瓦西兑的伊拉克总督。阿拔斯王朝建立后，呼罗珊成为独立的行省，隶属于巴格达的哈里发。总督的人选大都来自土著血统的贵族，构成阿拔斯王朝前期呼罗珊区别于其他行省的明显特征。然而，呼罗珊的土著贵族与阿拔斯王朝之间始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呼罗珊岁入的流向则是矛盾的焦点。巴格达的哈里发将呼罗珊视作其重要的财源所在，极力向呼罗珊征收巨额的税收，用来维持阿拔斯王朝的庞大开支，呼罗珊的土著贵族则强调其在伊斯兰世界的特殊地位，要求将呼罗珊的岁入用于当地的建设和在东部边境的圣战。军队的调动构成呼罗珊土著贵族与阿拔斯王朝之间矛盾的另一焦点。哈里发曼苏尔曾经命令呼罗珊总督阿卜杜勒·贾巴尔出兵参加拜占廷边境的圣战，阿卜杜勒·贾巴尔则以东部边境的战事需要为由拒绝执行曼苏尔的命令。后来，曼苏尔准备进兵东部边境平息骚乱，阿卜杜勒·贾巴尔却声称呼罗珊财力不足，无法负担哈里发的军队在东部边境征战的费用。794年，巴尔麦克人法德勒·叶赫亚出任呼罗珊总督，赋予呼罗珊土著贵族以广泛的权力，并且大幅度削减呼罗珊上缴巴格达的税额。[225]797年，阿里·伊萨取代法德勒·叶赫亚出任呼罗珊总督，改变巴尔麦克人的政策，排斥呼罗珊土著贵族，从而加剧了呼罗珊土著贵族与阿拔斯王朝之间的矛盾。806年，原倭马亚王朝在呼罗珊的末代总督纳绥尔·赛亚尔的后裔拉菲·莱斯在撒马尔罕发动叛乱，影响甚大。哈伦委派哈尔萨玛·埃亚恩取代阿里·伊萨出任呼罗珊总督，但仍无法平息叛乱。808年底，哈伦离开伊拉克，御驾东征。次年，哈伦在进兵撒马尔罕的途中病故，葬于突斯附近的萨纳巴兹。[226]
内战与秩序的重建
792年，哈伦指定长子穆罕默德（即艾敏）作为哈里发的第一继承人。穆罕默德因其生母祖拜德系阿拔斯家族成员，具有较为纯粹的阿拉伯血统。哈伦当政的后期，北方重镇拉卡成为哈里发的主要驻地，穆罕默德代理其父留守巴格达。799年，哈伦指定次子阿卜杜拉（即马蒙）为第二继承人。阿卜杜拉因其生母马拉吉勒系呼罗珊贵族乌斯塔兹希斯之女，具有波斯血统。802年，哈伦在麦加明确规定了穆罕默德与阿卜杜拉的各自权限：穆罕默德将首先承袭父位，出任哈里发，并且直接治理伊拉克和西部各省；阿卜杜拉具有承袭兄位出任哈里发的权利，并且统辖扎格罗斯山以东地区。另外，哈伦还指定三子嘎希姆作为哈里发的第三继承人，可继阿卜杜拉之后承袭哈里发的权位，同时赐封叙利亚北部作为嘎希姆的领地。[227]
然而，艾敏（809—813年在位）即位以后，并没有遵循哈伦的遗训。他不能容忍马蒙和嘎希姆与自己共治天下，首先剥夺嘎希姆在叙利亚北部的领地，继而向马蒙施加压力，要求马蒙割让大呼罗珊西部领地，将扎格罗斯山以东地区的岁入上缴巴格达，接受哈里发派驻木鹿的官员。马蒙拒绝艾敏的要求，并且自称伊玛目，与艾敏分庭抗礼。[228]810年，艾敏在巴格达宣布其子穆萨取代马蒙作为哈里发的继承人，解除马蒙在东部省区的统治权力。811年，艾敏起用阿里·伊萨重新出任呼罗珊总督，统兵40000自伊拉克进入伊朗高原，征讨马蒙。马蒙遣部将塔希尔·侯赛因率军5000人迎战，在莱伊城外击败艾敏的军队，斩杀阿里·伊萨。[229]莱伊之战的胜利使马蒙声威大振，伊斯兰世界形势骤变，埃及、希贾兹和贾吉拉等地纷纷倒向木鹿，巴格达的哈里发仅仅控制伊拉克和叙利亚。塔希尔·侯赛因挥师西进，占领伊朗西部重镇哈马丹和胡勒万，逼近伊拉克。艾敏倾尽最后的力量，再次派出40000人的大军前往胡勒万迎战。但是，这支军队滞留于伊拉克东部的哈尼金，抗命不前，随即自行瓦解。812年初，呼罗珊总督哈尔萨玛·埃亚恩率军30000人自木鹿进入伊拉克助战，马蒙的军队占领瓦西兑、库法和巴士拉，兵临巴格达城下。813年9月，塔希尔·侯赛因和哈尔萨玛·埃亚恩分别攻入巴格达的西区和东区，艾敏死于乱军之中。与此同时，马蒙在呼罗珊的木鹿被拥立为哈里发（813—833年在位）。[230]
艾敏与马蒙之间的战争，严重地破坏了哈里发国家的秩序，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形势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尤其是什叶派在伊拉克屡有骚乱，威胁阿拔斯王朝。马蒙即位后，最初都于木鹿，以呼罗珊作为哈里发国家的统治中心，企图借助于波斯贵族的势力恢复秩序。马蒙采纳维齐尔法德勒·萨赫勒的建议，实行与阿里家族成员联姻的策略，于817年将自己的女儿许配阿里之子侯赛因的后裔阿里·穆萨·卡兹姆，即后来被什叶派尊为第八位伊玛目的阿里·里达，宣布阿里·穆萨·卡兹姆作为哈里发的继承人，将后者的名字铸在钱币上，甚至将阿拔斯王朝崇尚的黑旗改为什叶派崇尚的绿旗。马蒙的上述举措，旨在安抚什叶派和平息什叶派的骚乱，进而争取什叶派的支持。但是，此举遭到逊尼派穆斯林的激烈反对。马蒙的叔父易卜拉欣在伊拉克被反对派拥立为哈里发，战火复燃。迫于形势的压力，马蒙于818年离开木鹿，启程前往伊拉克。途中，法德勒·萨赫勒和阿里·穆萨·卡兹姆相继被哈里发秘密处死于萨拉赫斯和突斯。此后，突斯改称“马什哈德”（阿拉伯语中意为殉教者的葬身处），成为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齐名的什叶派伊斯兰教圣地。819年，马蒙击败易卜拉欣，入主巴格达，放弃什叶派的绿色标志，恢复阿拔斯王朝的国色。[231]
马蒙入主巴格达，标志着伊斯兰世界内战的结束。然而，内战的结局并非呼罗珊土著贵族的胜利，只是伊斯兰世界各个政治集团的相互妥协。马蒙的胜利并不在于他所拥有的军事优势，而是由于敌对势力的分裂和哈里发的一系列让步。内战结束后，伊拉克的骚乱得到平息，但是叙利亚和埃及的秩序仍有待恢复。于是，马蒙遣塔希尔·侯赛因之子阿卜杜拉·塔希尔自伊拉克进军叙利亚，825年击败纳绥尔·沙巴斯为首的阿拉伯人乌凯勒部落的反叛势力。此后，阿卜杜拉·塔希尔移兵埃及，击败弗斯塔特的反叛者欧拜杜拉·萨尔里，降服尼罗河三角洲的反叛者阿里·贾拉维，并将来自伊比利亚的阿拉伯难民逐出亚历山大，恢复阿拔斯哈里发在埃及的统治权力。[232]
在伊斯兰世界的特定条件下，哈里发的个人权力往往受到神学理论的诸多约束，宗教学者则是哈里发集权统治的潜在障碍。827年，马蒙宣布伊斯兰教穆尔太齐勒派关于“《古兰经》受造”的理论是唯一合法的官方信条，否定关于“《古兰经》之永恒存在”的传统学说，排斥经注学家、圣训学家、教义学家和教法学家根据神学理论限制哈里发集权统治的权力。833年，马蒙颁布敕令，规定拒绝接受上述官方信条的穆斯林不得出任宗教职务，已经任职者予以革职，进而实行米赫奈制度。“米赫奈”在阿拉伯语中意为甄别，甄别的对象是宗教学者，甄别的范围波及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等地。凡拒绝接受“《古兰经》受造”说而坚持“《古兰经》永恒存在”者，皆以异端罪论处。首批受到传讯的七位著名宗教学者由哈里发亲自审查，在高压之下，他们全部屈服。此后，其余受到甄别的宗教学者也相继就范，被迫宣誓承认穆尔太齐勒派关于“《古兰经》受造说”的信条。著名教法学家艾哈迈德·罕百里由于拒绝接受“《古兰经》受造说”，坚持“《古兰经》系安拉的无始语言和永恒存在”，锒铛入狱，屡遭刑罚，直至终身病残。“《古兰经》受造说”的官方化和米赫奈制度的实行，加强了哈里发对穆斯林宗教生活和神学理论的控制，标志着阿拔斯王朝集权统治达到顶峰。[233]
阿拔斯王朝前期的集权政治
阿拔斯王朝继承倭马亚时代的历史遗产，实行君主政治，历任哈里发皆系阿拔斯家族的成员。倭马亚时代，哈里发的统治权力大都局限于世俗领域，很少干预穆斯林的宗教生活。阿拔斯王朝建立后，哈里发积极介入宗教事务，逐渐将统治权力伸向宗教领域。哈里发不仅负有保卫伊斯兰世界的神圣使命，而且成为全体穆斯林的宗教领袖，集教俗权力于一身，并且凌驾于社会之上，处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对于哈里发的任何冒犯，都被视作宗教意义的亵渎。在此基础之上，阿拔斯王朝建立起高度发达的哈里发集权政治。
阿布·阿拔斯当政期间，宫廷中开始出现倭马亚时代不为人知的行刑官，并且设置用来拷打罪犯的地牢，哈里发获得对于臣民的生杀予夺权力。刽子手杀人时用来垫地的皮革，在伊斯兰史上首次铺放在哈里发御座的旁边，成为御座不可或缺的附属物。[234]“突然的处决和随意的惩罚，提高了哈里发的威严。”[235]曼苏尔首创使用御名称呼哈里发的先例，并为其后历任哈里发长期沿用。[236]他从来不与自己的臣属同席进餐或娱乐；在哈里发的御座与臣属的席位之间垂挂着帘子，并相隔一定的距离。他还沿用萨珊王朝的旧制，设立占星官，参照星宿的变化决定哈里发的行为。倭马亚时代，阿拉伯贵族享有许多特权，而常将哈里发视作他们中间更具资望的人，宫廷内外的界限不甚明显。阿拔斯王朝前期，哈里发俨然成为国家权力的化身，宫廷成为政治生活的中心所在。新都巴格达的圆形结构，体现着哈里发国家的集权倾向。金碧辉煌的绿顶圆宫，不仅堪称伊斯兰建筑的杰作，而且象征着哈里发与臣民之间的森严界限。称作哈吉卜的宫廷仆人大都出身奴隶或麦瓦利，在倭马亚时代的政治生活中尚无足轻重，至阿拔斯王朝前期数量剧增，成为沟通哈里发与其臣民的重要媒介，进而形成颇为广泛的政治势力。拉比尔·尤努斯原为希贾兹总督齐亚德·欧拜杜拉的奴隶，后来进入阿布·阿拔斯的宫廷，服侍哈里发。曼苏尔和马赫迪当政期间，拉比尔·尤努斯成为哈吉卜的核心人物，权倾一时。[237]
阿布·阿拔斯和曼苏尔当政期间，哈里发奉行家族政治的原则，许多阿拔斯人被委以重任。马赫迪即位后，家族政治渐趋废止，官僚阶层膨胀。阿拔斯王朝沿用倭马亚时代的军事部、税收部、驿政部和档案部，并且增设王室地产部、审计部、警察部和平反院等机构，进而形成规模庞大的官僚体系。[238]官僚的主要来源，是称作库塔卜的文职书吏，他们大都出身于波斯血统的乡绅阶层，通晓多种学问。至于阿拉伯人，能征惯战者极多，而善于谋划者却如凤毛麟角。维齐尔的出现，是阿拔斯王朝前期政治生活的突出内容。哈里发的集权、官僚体系的膨胀和库塔卜的兴起，构成维齐尔制度的政治基础。许多研究者认为，阿拔斯时代的维齐尔相当于总揽政务的宰相，维齐尔的设置乃是波斯政治传统的延续。[239]这种看法不尽正确。“维齐尔”并非波斯语特有的词汇，阿拉伯语中亦有“维齐尔”一词，其本意是辅弼，曾经两次出现于《古兰经》关于穆萨的章节之中。[240]相传，麦地那时代的许多阿拉伯人称阿布·伯克尔为“先知穆罕默德的维齐尔”，称欧默尔为“阿布·伯克尔的维齐尔”，称奥斯曼和阿里为“欧默尔的维齐尔”。[241]倭马亚时代，库法的起义者穆赫塔尔自称是“伊玛目伊本·哈奈菲叶的维齐尔”，诗人辛德·栽德和哈里萨·巴德尔则将伊拉克总督齐亚德·阿比希誉为“哈里发穆阿威叶的维齐尔”，而与阿拔斯人联系甚密的哈希姆派首领阿布·萨拉玛亦称“先知家族的维齐尔”。阿拔斯王朝建立后，维齐尔开始成为哈里发国家的正式官职。然而，最初任职的维齐尔并非出自波斯血统，亦不具有总揽政务的广泛权力，其地位近似于宫廷仆人哈吉卜。曼苏尔当政期间，阿布·阿尤布和拉比尔·尤努斯先后出任维齐尔，负责哈里发的宫廷内务，掌管印玺、往来文书和王室地产。马赫迪当政期间，维齐尔的权力范围逐渐扩大。维齐尔阿布·欧拜杜拉曾经建议哈里发实行分成制，开始参与税收管理。哈伦当政初期，波斯血统的巴尔麦克家族成员贾法尔·叶赫亚出任维齐尔，辅佐哈里发统辖各部，总揽政务，甚至被哈里发赐予艾米尔的头衔，行使相应的军事职权。哈伦曾经对贾法尔·叶赫亚说：“我将全体臣民托付给你，赋税的征收、案件的审理和官吏的任免皆由你定夺，你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行使自己的权力。”[242]巴尔麦克家族失势以后，维齐尔的权力范围明显缩小，叶赫亚的继任者法德勒·拉比尔无权过问税收和驿政事务。马蒙在木鹿当政期间，法德勒·萨赫勒出任维齐尔，继巴尔麦克家族的叶赫亚之后再度统辖军政要务，被哈里发称为“拥有两种权力的人”[243]。然而，此后的历任维齐尔大都专掌税收事务。哈里发的集权政治制约着维齐尔的权力，这是阿拔斯王朝前期维齐尔制度的显著特征。
阿拔斯王朝前期哈里发国家的行政区划，大体遵循着地理的自然分布和传统的政治格局。阿布·阿拔斯当政期间，哈里发国家划分为12个行省，包括埃及和马格里布、叙利亚、也门、希贾兹、巴士拉、塞瓦德、摩苏尔、贾吉拉、法尔斯、胡齐斯坦、呼罗珊、信德。[244]后来，行政区划逐渐缩小，改分为24个行省，包括马格里布及西西里、埃及、叙利亚、希贾兹、也门、巴士拉、塞瓦德、贾吉拉、阿塞拜疆、吉巴勒、胡齐斯坦、法尔斯、克尔曼、莫克兰、锡斯坦、亚美尼亚、朱尔占、泰伯里斯坦、库米斯、库希斯坦、呼罗珊、花拉子模、粟特、费尔干纳；其中，前5个行省统称西方省区，其余行省统称东方省区。[245]行省之下的行政单位称作“库拉”，库拉之下的行政单位称作“塔萨希格”，塔萨希格之下的行政单位称作“拉萨提格”，拉萨提格之下的行政单位是自然村落。[246]倭马亚时代，哈里发国家奉行阿拉伯人统治的原则，行省总督几乎皆为阿拉伯人，而且大都出自古莱西部落。阿拔斯王朝前期，行省总督的职位不再被阿拉伯人垄断，波斯人出任行省总督者比比皆是。阿拔斯时代，伊斯兰世界的东部与西部之间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域差异。哈里发坐镇巴格达，往往委派得力的亲信出任东方省区和西方省区的最高长官，加强对行省的控制。巴尔麦克家族的法德勒·叶赫亚曾任东方省区的最高长官，贾法尔·叶赫亚曾任西方省区的最高长官。马赫迪即位之前曾任东方省区的最高长官，哈伦即位之前曾任西方省区的最高长官。哈伦当政期间，其子马蒙任东方省区的最高长官，艾敏任西方省区的最高长官。东方省区的最高长官驻节木鹿，以呼罗珊为统治中心，兼领伊朗西部和中亚各地。西方省区的最高长官驻节大马士革或弗斯塔特，以叙利亚和埃及为统治中心，着力于对拜占廷的圣战和监视马格里布的柏柏尔人。
阿拔斯王朝前期，中央与行省之间的关系发生明显的变化，税收制度的完善与行省权力的分割是这一变化的核心内容。倭马亚时代，税收体系尚不完善，地方财政的自主倾向较为严重，行省总督往往只是按照战利品分配的传统习俗，将地方岁入总额的五分之一上缴大马士革，哈里发大都依靠王室地产作为自己的主要财源，有限的财力制约着哈里发集权政治的发展。阿拔斯王朝建立后，着力完善税收制度，行省上缴巴格达的岁入取代王室地产的收成，提供了哈里发和宫廷的主要财源。阿拔斯时代，哈里发国家的岁入包括天课、人丁税、土地税以及进口贸易税和外族贡赋，其中土地税数额最大。哈伦当政期间，行省上缴巴格达的岁入高达5.3亿迪尔罕。[247]马蒙当政期间，行省上缴巴格达的岁入亦达4.7亿迪尔罕。[248]塞瓦德、埃及和呼罗珊是上缴岁入数额最大的三个行省，在哈里发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岁入流向的改变反映财政权力的集中；哈里发从行省征纳的巨额岁入，奠定了哈里发集权统治的物质基础。
麦地那哈里发时代，行省总督不仅掌管征战事务，而且行使审判权力。倭马亚王朝在行省设置称作“卡迪”的法官，负责审理案件和仲裁纠纷；然而，行省法官多由总督任免，缺乏必要的独立性，无力制约总督的行为。阿拔斯王朝前期，在巴格达设立称作“卡迪·库达特”的总法官，由哈里发亲自任命，行省法官改由总法官任命，独立行使审判权力，不受总督节制。马蒙当政期间，埃及的驿政官曾经要求与法官同理案件，遭到拒绝。后者表示，没有哈里发的授意，任何人不得干预司法事务。各级法官大都由宗教学者担任，执行宗教法律。著名教法学家阿布·尤素夫（？—798年）曾经出任巴格达的第一位总法官。财政税收也是行省权力的重要内容。阿拔斯王朝前期，称作“阿米勒”的财政税收长官由巴格达任命成为定制，总督不得干预行省的财政税收事务。阿拔斯时代，行省总督不再局限于阿拉伯人，许多非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贵族相继出任行省总督，精通政事、擅长征战和不介入教派纷争是出任总督的主要条件。哈里发在行省确立权力分割的政治原则，有效地制约着行省总督的权力扩张和地方势力的增长。不仅如此，阿拔斯王朝前期的行省总督，与倭马亚时代相比，大都任期较短。曼苏尔先后任免3位塞瓦德总督和8位埃及总督，马赫迪曾经任命11位巴士拉总督，哈伦更是任免11位塞瓦德总督、15位巴士拉总督和22位埃及总督。[249]总督的频繁更替，有助于削弱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使哈里发得以强化对行省的控制，从而保证了巴格达的集权政治。
哈里发国家幅员辽阔，遥远的距离和复杂的地貌限制着巴格达与行省之间的联系，发达的驿政体系则是克服自然障碍和沟通各个地区的重要方式。哈里发国家的驿政制度始建于穆阿威叶当政期间。阿拔斯王朝建立后，驿政体系进一步完善，驿站遍布各地，驿道四通八达。阿拔斯王朝前期，全国共有930余条驿道，每年用于驿政的开支高达16万第纳尔。著名的呼罗珊大道从巴格达向东延伸，横穿伊朗高原，经哈马丹、尼哈温、加兹温、莱伊、内沙浦尔、突斯、木鹿、布哈拉，到达中亚的重镇撒马尔罕。另一条重要的驿道从巴格达向南延伸，经瓦西兑、巴士拉、阿瓦士，到达法尔斯省的首府设拉子。从巴格达向北延伸的驿道，经摩苏尔、奈绥宾、阿勒颇，通往北方边境各地。从巴格达向西延伸的驿道，经幼发拉底河上游重镇拉卡和叙利亚首府大马士革，通往埃及的弗斯塔特。北非的驿道从弗斯塔特向西延伸，经地中海南岸重镇的黎波里和凯鲁万，到达马格里布西端的苏斯·阿德纳。马赫迪当政期间，曾经开通横穿阿拉伯沙漠的驿道，将首都巴格达与希贾兹的两座圣城连接起来。[250]
四通八达的驿道具有广泛的用途，既可用于军队的调遣，亦为商队旅行和穆斯林朝觐提供便利的条件。驿使不仅传送国家公文，而且传递私人信件。东部地区的驿道大都使用马匹，西部地区的驿道多用骆驼。遇有战事或紧急情报，驿使昼夜兼程，迅速报告哈里发。行省设驿政长官，称“沙希卜·巴里德”，由巴格达直接任命，不受总督节制。驿政长官的主要职责是行使监察权力，向哈里发报告各地的财政税收、农业生产和农民境况、案件的审理、钱币的发行，甚至监督军队和军事行动。[251]曼苏尔曾说，国家依靠三大支柱，即大法官、警察总监和驿政长官，并将沙希卜·巴里德称作“哈里发的忠实奴仆”。
倭马亚时代，哈里发国家实行民军制度。每个穆斯林均享有领取年金的权利，亦肩负着参加圣战的义务。他们平时各司其事，战时驰骋疆场。至于阿拉伯人，可谓全民皆兵的武装民族。阿拔斯王朝前期，新式的职业化军队逐渐取代原有的民军，成为哈里发集权政治的重要工具。哈里发国家的战士来自南方阿拉伯人、北方阿拉伯人和呼罗珊人，分别组成拉比尔军、穆达尔军和呼罗珊军，其中呼罗珊军实力最强。762年什叶派在巴士拉发动起义时，阿拔斯王朝的军队约3万人驻守莱伊，4万人驻守马格里布，2.5万人驻守拜占廷边境，2000人驻守摩苏尔，1000人驻守库法，4000人在麦地那与什叶派作战。据此推测，曼苏尔当政期间哈里发国家的兵员约10万余众。哈伦当政期间，巴尔麦克家族的法德勒·叶赫亚曾在呼罗珊征募新兵5万人，哈里发国家的兵员总额略有增加。阿拔斯王朝实行募兵制，士兵每月领取饷金约80迪尔罕。军队以骑兵为主，辅以步兵，使用长矛、战斧、弯刀和弓箭等武器。军事统帅大都出自将门世家，自募军队和世袭军职者甚多，卡赫塔巴、哈基姆、穆赛雅布、马立克、奥斯曼和阿里·伊萨是在军中颇具名望的六大家族。[252]
毋庸置疑，阿拔斯王朝前期的哈里发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沿袭波斯帝国的政治传统，尤其是广泛采用萨珊王朝的典章礼仪，带有浓厚的波斯色彩。著名的穆斯林学者宰丹甚至将从阿拔斯王朝建立到穆台瓦基勒即位期间称作波斯人的时代，强调波斯传统政治制度的主导地位。[253]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伊朗专制的复活”[254]，而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哈里发集权统治的需要。阿拔斯王朝前期，哈里发诚然构成集权统治的化身，处于穆斯林社会结构的顶点位置。但是，在穆斯林社会中，维护伊斯兰教的利益乃是至高无上的政治准则，伊斯兰教的法律具有神圣的权威。伊斯兰教强调法律的来源在于安拉的启示，否认俗人的立法权力。即使哈里发亦不可随意立法，而必须服从沙里亚即伊斯兰教法的约束。“维持伊斯兰社会存在的基础，是共同接受沙里亚的约束。哈里发国家构成沙里亚的象征，每个信士首先是服从沙里亚而不是服从哈里发。”[255]当然，宗教法律的约束与政治生活的现实之间无疑存在一定的差异；神学理论并不等同于政治现实，但是毕竟影响着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伊斯兰教的信条制约着哈里发的行为，沙里亚至少在理论上凌驾于哈里发之上，使得哈里发的集权统治往往只能局限在一定的范围。
哈里发权力的衰微
阿拔斯王朝前期，哈里发的集权统治借助于教俗合一的形式达到顶峰。自9世纪中叶起，外籍势力兴起，土著政权相继割据自立，阿拔斯哈里发的集权统治日渐衰微，教俗合一的权力体制趋于废止。809—813年哈伦之子艾敏与马蒙之间的战争，是阿拔斯王朝政治嬗变的重要分界线。呼罗珊籍的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化的波斯人，作为阿拔斯王朝前期集权统治的军事支柱，伴随着艾敏的失败而一蹶不振。来自伊斯兰世界边缘地带的外籍新军应运而生，突厥人以及亚美尼亚人、哈扎尔人、斯拉夫人、柏柏尔人、库尔德人开始登上哈里发国家的政治舞台。
前伊斯兰时代的突厥人大都分布在阿尔泰山一带，追逐水草，牧养牲畜。倭马亚王朝哈里发韦里德当政期间，古太白·穆斯林率军越过阿姆河，占领布哈拉、撒马尔罕、费尔干纳和阿什卢沙，伊斯兰教逐渐传入突厥人地区，穆斯林与突厥人之间的贸易交往随之扩大。[256]此后，突厥人常将其儿童作为贡赋上缴哈里发国家，进而逐渐流入伊斯兰世界的腹地。曼苏尔当政期间，突厥士兵开始出现于阿拔斯王朝军队的行列之中。[257]然而，阿拔斯王朝前期，哈里发国家的兵源主要来自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化的波斯人，突厥士兵为数尚少，无力涉足伊斯兰世界的权力角逐。内战以后，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化的波斯人力量削弱，突厥士兵人数猛增，他们在哈里发国家的势力急剧膨胀。“阿拉伯人与波斯人之间的互相竞争，迫使马蒙不得不把自己的安全交付给一支奴隶军团。这些奴隶一部分是柏柏尔人，主要是突厥人。”[258]马蒙的御弟阿布·伊斯哈格系突厥妇女玛里达所生，具有突厥血统。“他既不相信阿拉伯人，又对波斯人存有戒心，遂试图借助游牧的突厥人。”[259]阿布·伊斯哈格通过伊朗东部的土著王公萨曼家族，自814年起从中亚各地的奴隶市场购买突厥男童，组建名为“马木路克”的外籍新军。[260]“马木路克”在阿拉伯语中本意为“被拥有的人”，特指来自伊斯兰世界边缘地带、奴隶出身且通常享有特权的骑兵和军事贵族。817年，阿布·伊斯哈格在平息伊拉克反叛势力的过程中，首次使用突厥士兵组成的外籍新军，战绩颇佳。[261]马蒙当政末期，阿布·伊斯哈格麾下的突厥士兵已经达到数千人。[262]正是借助于突厥新军的力量，阿布·伊斯哈格得以在马蒙死后出任哈里发，御名穆尔台绥姆（833—842年在位）。
穆尔台绥姆当政期间，继续扩大外籍新军的规模，先后购买7万名突厥奴隶充当战士。[263]突厥将领阿什纳斯于834年出任埃及总督，哈扎尔将领伊塔赫于839年出任也门总督，标志着来自伊斯兰世界边缘地带的外籍势力开始涉足哈里发国家的政坛。[264]波斯血统的著名将领阿夫辛尽管屡有战功，却因涉嫌宫廷阴谋，欲立马蒙之子登基，被穆尔台绥姆打入地牢，活活饿死。[265]836年，穆尔台绥姆将哈里发的宫廷从巴格达迁至萨马拉。萨马拉位于巴格达西北约120公里，地处底格里斯河东岸，正式名称是“苏拉·曼·拉阿”，阿拉伯语中意为“见者喜悦”，由突厥将领阿什纳斯主持营建，外籍新军大都驻扎在这里。[266]当时的巴格达人曾对新都的名称有过幽默的解释：外籍士兵来到巴格达后，和平城变成骚乱城，他们移驻新都，巴格达恢复往日的安宁，令人皆大欢喜。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穆尔台绥姆和他的七位继承人均在萨马拉临朝，并在这里建造精美华丽的宫殿和清真寺。巴尔库瓦拉宫模仿古代波斯的建筑风格，其设计与泰西封的萨珊王朝宫殿颇为相似。萨马拉清真寺耗资1500万迪尔罕，采用砖木结构，规模宏大，可容纳万人同时礼拜，庭院中心喷泉流水，景色别致，宣礼塔模仿古巴比伦的庙塔，呈螺旋形圆柱体，分为7级，高52米，至今尚存。
外籍新军的兴起，一度为哈里发提供了强有力的统治工具。穆尔台绥姆借助于外籍新军的势力，强化了哈里发的政权，成为继马蒙之后阿拔斯王朝的又一盛世之君。佐特人祖居印度，后来迁至伊拉克南部的沼泽地带。马蒙当政期间，佐特人频繁骚乱，劫掠商队，甚至切断巴格达与巴士拉之间的交通，颇具威胁。穆尔台绥姆即位后，遣军征讨伊拉克南部，平息佐特人的骚乱，并将佐特人放逐到陶鲁斯山南侧的西里西亚。后来，佐特人流落于欧洲各地，称作吉普赛人。
阿拔斯王朝初期，胡拉米教派在阿姆河右岸的粟特发动起义，被哈里发镇压。此后，胡拉米教派传入北方的阿塞拜疆。816年，胡拉米教派首领巴贝克在阿塞拜疆发动起义，主张平分土地、取消捐税、铲除暴虐、实现人间平等。起义声势浩大，参加者多达30万人，皆身着红色作为标志，故称“红衣军”。他们与拜占廷帝国缔结盟约，攻击阿拉伯人，几乎控制阿塞拜疆全境，并且波及亚美尼亚和里海南岸各地。820—827年，马蒙多次派兵征讨，均告失败。穆尔台绥姆即位后，遣阿夫辛率军征讨，苦战3年，于837年攻陷起义者的最后据点巴兹。巴贝克逃往亚美尼亚，被土著贵族俘获，于838年初由阿夫辛肢解处死。巴贝克起义平定后，穆尔台绥姆出兵征讨拜占廷帝国，攻陷并洗劫拜占廷边境重镇阿摩利。[267]征讨拜占廷帝国的胜利，使穆尔台绥姆在伊斯兰世界声威大震。
瓦西克（842—847年在位）当政期间，外籍新军的政治势力不断扩展，逐渐威胁到哈里发的地位。穆台瓦基勒（847—861年在位）即位以后，极力削弱外籍新军的政治影响。在塔希尔家族的支持下，穆台瓦基勒处死权倾一时的哈扎尔将领伊塔赫，罢免重兵在握的突厥将领瓦绥夫。[268]同时，穆台瓦基勒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募集兵员，组建阿拉伯新军，旨在抗衡外籍新军。穆台瓦基勒还委派其子穆恩台绥尔、穆阿亚德和穆尔台兹分别统辖埃及、叙利亚和呼罗珊诸地，加强对地方势力的控制，使哈里发得以维持较为充足的岁入来源。[269]857年，穆台瓦基勒曾经迁都大马士革数月，以避外籍新军的锋芒。[270]859年，穆台瓦基勒耗资200万第纳尔，在萨马拉附近另建新都贾法里亚，试图将外籍新军的势力排斥于宫廷政治之外。穆台瓦基勒的上述做法导致外籍新军的强烈不满。861年，穆台瓦基勒在新都贾法里亚被外籍将领谋杀。[271]
穆台瓦基勒是阿拔斯时代第一位死于宫廷谋杀的哈里发。穆台瓦基勒的被害，标志着哈里发与外籍新军之间矛盾的激化，权力的天平进一步向后者倾斜。穆台瓦基勒的四位继承人穆恩台绥尔（861—862年在位）、穆斯台因（862—866年在位）、穆尔台兹（866—869年在位）和穆赫台迪（869—870年在位）当政期间，外籍将领左右朝政，随意废立哈里发。穆恩台绥尔即位之初，有意委派外籍将领瓦绥夫前往叙利亚出任军职，廷臣却说：谁敢如此大胆，竟然对突厥人发号施令。[272]穆斯台因当政期间，外籍将领乌塔米什和瓦绥夫甚至出任维齐尔，统辖政务，哈里发权力旁落，形同虚设。穆斯台因曾经向廷臣询问自己的寿数，廷臣告诉他：陛下的寿数要由突厥人来决定。穆尔台兹即位后，改用文官艾哈迈德·伊斯莱尔勒出任维齐尔，继而处死外籍将领瓦绥夫和布加。869年，艾哈迈德·伊斯莱尔勒和穆尔台兹相继死于外籍将领之手。[273]
穆尔台米德（870—892年在位）当政期间，阿拔斯家族中最具实力的人物是哈里发的御弟穆瓦法克，平定赞吉的战争使穆瓦法克俨然成为哈里发国家的摄政者。所谓“赞吉”即来自东非的黑奴，阿拔斯时代他们在伊拉克南部的沼泽地带从事繁重的劳动。869年，赞吉举行起义，波斯血统的哈瓦立及派传教师阿里·穆罕默德是起义的首领，数十万人加入起义者的行列。他们洗劫巴士拉，攻陷瓦西兑，逼近巴格达。这次起义由于发生在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区，对阿拔斯王朝威胁甚大。穆瓦法克受命于危难之时，倾尽哈里发国家的力量，经过长达11年的艰苦征战，于883年攻陷赞吉的大本营穆赫塔拉，斩杀阿里·穆罕默德。[274]在此期间，穆瓦法克统辖军务，独揽朝政，声名和权势如日中天，外籍将领相形见绌，哈里发亦黯然失色。[275]
892年穆尔台米德死后，穆瓦法克之子阿布·阿拔斯即位，御名穆尔台迪德（892—902年在位）。穆尔台迪德当政期间，哈里发离开萨马拉，移都巴格达，外籍将领的政治势力趋于削弱，维齐尔成为哈里发国家的核心人物。穆尔台迪德任命的维齐尔欧拜杜拉·苏莱曼·瓦哈布掌管税收，兼理军务。穆克台菲（902—908年在位）当政期间，维齐尔嘎希姆·欧拜杜拉深受哈里发的倚重，统辖军政要务，权倾朝野。908年穆克台菲死后，维齐尔阿拔斯·哈桑拥立穆克台菲的御弟贾法尔即位，是为穆格台迪尔（908—932年在位）。此后的16年被史学家称作“维齐尔的时代”；伊拉克商人富拉特家族和贾拉赫家族的许多成员相继出任维齐尔，权势颇大。[276]著名教法学家麦瓦尔迪曾经将维齐尔区分为“有限权力的维齐尔”和“无限权力的维齐尔”两种类型，其中前者属于阿拔斯王朝前期哈里发集权统治的时代，后者则是10世纪前后哈里发国家政治生活的真实写照。
穆格台迪尔是最后一位领有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和伊朗西部诸地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932年，将领穆尼斯在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发动兵变，攻打首都，穆格台迪尔仓促迎战，死于巴格达城下。穆尼斯拥立穆格台迪尔的御弟穆罕默德即位，是为嘎希尔（932—934年在位）。[277]嘎希尔当政期间，哈里发所领有的疆域只剩下伊拉克中部一带。936年，哈里发拉迪（934—940年在位）正式赐封瓦西兑守将穆罕默德·拉伊克“总艾米尔”的称号，赋予他兼领艾米尔的军事权力与维齐尔的行政权力。[278]总艾米尔的设置，标志着哈里发国家教俗合一权力体制的结束。此后历任哈里发仅仅被视作伊斯兰世界的宗教领袖，其原有的世俗权力丧失殆尽，因此，拉迪被后人称作阿拔斯王朝“最后的哈里发”。
伊斯兰世界的分裂：自然环境与社会背景
阿拔斯时代，伊斯兰世界疆域辽阔，哈里发国家的政治生活受自然环境影响极大。尽管驿政体系不断完善，然而距离的遥远所造成的障碍仍难以得到有效的克服。据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912年）记载，在阿拔斯时代，自巴格达向西经大马士革和弗斯塔特至马格里布的首府凯鲁万共有105个驿站，自巴格达向东经莱伊和内沙浦尔至呼罗珊的首府木鹿亦有66个驿站；驿站间隔的距离通常是4—6法尔萨赫（1法尔萨赫相当于6.24公里），以普通的速度行走约需1天的时间。775年，曼苏尔在麦加附近病逝，死讯在20天后传到1500公里外的巴格达。785年，马赫迪在巴格达病逝，其子哈迪获悉哈里发的死讯并从里海南岸的朱尔占返回首都历时20余天。哈里发在巴格达颁布的命令，即使驿差昼夜兼程，亦需15天后才能传送到呼罗珊总督的驻地。813年，马蒙在木鹿宣布指定阿里·里达作为哈里发的继承人，这个消息直至3个月后才传到巴格达。[279]
由于距离的遥远，巴格达的统治者对许多地区常感鞭长莫及。自然区域的明显差异，更使统一的哈里发国家难以长久地维持下去。在阿拉伯半岛，阿拔斯王朝的权力仅仅局限于希贾兹的两座圣城和也门一带，贝都因人主宰着广袤的沙漠荒原。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山脉纵横，土著势力大都各自为政，哈里发的统治往往形同虚设。甚至在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带，伊拉克与叙利亚亦因方圆数百公里的沙漠相隔而无法形成统一的区域。在东方的呼罗珊，自然区域的差异及其影响极为明显；绿洲城市内沙浦尔、木鹿、哈拉特、巴勒黑是阿拔斯王朝统治呼罗珊的中心所在，起伏的群山则构成土著社会势力和传统政治生活得以延续的天然屏障。在埃及以西的马格里布，只有狭长的沿海平原处于哈里发的控制之下，辽阔的内陆瀚海依旧是柏柏尔人的世界；他们虽然改奉伊斯兰教，却长期抵制着阿拔斯王朝的政治权力。H.肯尼迪因此指出：“权力的中心是人口稠密的城市和定居的农业区域，群山脚下和沙漠边缘构成哈里发统治的实际界限。”[280]
在伊斯兰文明兴起的早期阶段，信仰的差异和宗教的对立不仅体现哈里发国家的政治矛盾，而且构成伊斯兰世界统一政权得以维持的重要条件。异教臣民的广泛存在，制约着穆斯林内部的矛盾冲突，进而导致穆斯林相对凝聚的社会状态。麦地那时代和倭马亚时代，哈里发国家奉行阿拉伯人与伊斯兰教合而为一的原则，非阿拉伯人尚无缘介入伊斯兰世界的权力角逐。根据相关资料的推测，倭马亚时代，除阿拉伯半岛以外，穆斯林不足哈里发国家人口的十分之一，且大都局限于城市的范围。[281]阿拔斯王朝前期，非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初登伊斯兰世界的政治舞台，不乏权势。但是，哈里发国家的伊斯兰教化此时远未完成，非穆斯林人数颇多，伊拉克人和呼罗珊人是阿拔斯王朝倚重的统治支柱，宗教矛盾依然制约着哈里发国家的政治生活。以埃及为例，哈里发国家向异教臣民征收的人丁税，穆阿威叶当政时期不少于500万第纳尔，哈伦·拉希德当政时期约400万第纳尔。[282]9世纪以后，异教叛乱的记载逐渐失见于史籍，信仰的差异趋于淡化。[283]各地区的土著势力相继皈依伊斯兰教，进而涉足伊斯兰世界的政治舞台，与伊拉克人和呼罗珊人展开激烈的权力角逐。“肥沃的新月地带”不再是哈里发国家的核心区域，群雄逐鹿的多元政治格局趋于显见。穆斯林诸民族之间的对抗和伊斯兰教诸派别的差异，成为助长伊斯兰世界政治格局多元化和导致哈里发国家解体的深层社会背景。
西班牙与马格里布诸王朝
阿拔斯王朝建立以后，哈里发国家的政治重心明显东移，其与西部地区的联系随之削弱。因此，阿拔斯时代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分裂，首先表现为西部地区诸多独立政权的建立。
早在阿拔斯王朝初建之时，倭马亚王朝第十位哈里发希沙姆的嫡孙阿卜杜勒·拉赫曼逃脱阿拔斯人的追杀，离开叙利亚，经埃及西行，潜入马格里布。这位倭马亚家族的后裔此时一贫如洗，无依无靠，从一个部落流浪到另一个部落，从一座城市漂泊到另一座城市，饱尝苦难，历尽艰辛，于755年到达马格里布西端的休达。阿卜杜勒·拉赫曼由于其母是柏柏尔人，被视为具有柏柏尔血统，因此在休达受到柏柏尔人的保护。756年，他来到伊比利亚，受到叙利亚籍阿拉伯人的拥戴，首创独立于阿拔斯王朝的伊斯兰教政权，是为后倭马亚王朝（756—1031年）。阿卜杜勒·拉赫曼采用艾米尔的称号，在瓜达尔基维尔河畔营建新都科尔多瓦，招募4万柏柏尔人作为新政权的军事支柱，并于757年取消在星期五聚礼的呼图白中祝福巴格达哈里发的内容，以示与阿拔斯王朝分庭抗礼。倭马亚家族后裔在伊比利亚的割据自立，标志着哈里发国家与伊斯兰世界相互吻合时代的结束。761年，曼苏尔委派阿拉伊·穆基斯出任伊比利亚总督，率军征讨阿卜杜勒·拉赫曼。763年，阿拉伊·穆基斯兵败身亡。阿卜杜勒·拉赫曼将阿拉伊·穆基斯的头颅存放在食盐和樟脑中，连同他的印玺，遣使送交正在麦加朝觐的曼苏尔。曼苏尔曾经将阿卜杜勒·拉赫曼称作“古莱西的雄鹰”，此时慨然叹道：“感谢安拉在我们与这样强悍的敌人之间安置了大海！”[284]
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是后倭马亚王朝的第八任艾米尔。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当政期间，后倭马亚王朝达到鼎盛状态，北起比利牛斯山区南至直布罗陀海峡尽属其地。后倭马亚王朝的舰队游弋于地中海西部水域，所向无敌。929年，正值巴格达哈里发日暮途穷之际，阿卜杜勒·拉赫曼宣布采用哈里发的称号，自诩为“伊斯兰世界的捍卫者”[285]。后倭马亚王朝的首都科尔多瓦有居民数十万之众，足以与巴格达相提并论。皇城阿萨哈拉宫圆柱林立，乳石花砖铺地，殿内金碧辉煌，光彩夺目，御园万花争艳，金狮玉鸟成群，庭院清泉潺潺，瑰奇精致。科尔多瓦清真寺始建于780年，尖塔圆顶，气势宏伟，堪与麦加和耶路撒冷的圣寺媲美，被誉为“伊斯兰世界西部的克尔白”。
马格里布是柏柏尔人的家园。倭马亚时代，伊斯兰教传入马格里布，柏柏尔人陆续皈依，加入穆斯林的行列。然而，皈依伊斯兰教的柏柏尔人与哈里发国家的统治者之间始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马格里布为什叶派和哈瓦立及派反对哈里发的活动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伊德利斯·阿卜杜拉是什叶派伊玛目哈桑的曾孙，786年在麦地那追随侯赛因·阿里，参加反对阿拔斯王朝的起义。起义失败以后，伊德利斯·阿卜杜拉逃往西方，来到摩洛哥北部的瓦利利，依靠柏柏尔人的支持，建立伊德利斯王朝（788—974年），以穆莱作为首都，领有西起萨累河、东至特拉姆森的地区。是为历史上第一个以什叶派穆斯林为首领的伊斯兰教王朝。这里的柏柏尔人虽然信奉正统的伊斯兰教，却敌视巴格达的哈里发，拥戴伊德利斯·阿卜杜拉和他的后裔。伊德利斯二世当政期间，首都迁到阿特拉斯山区西部的菲斯，许多来自西班牙和希贾兹的阿拉伯人相继移至菲斯。859年，伊德利斯王朝在菲斯兴建卡拉维因清真寺，寺内附设大学，即卡拉维因大学。卡拉维因大学是马格里布最早的高等学府，直至今日仍在伊斯兰世界享有极高的声誉。
倭马亚王朝后期，哈瓦立及派的分支苏福利叶派和伊巴迪叶派逐渐传入马格里布中部一带。哈瓦立及派强调穆斯林绝对平等和反对哈里发国家课税，在柏柏尔人中产生极大的影响。758年，分布在的黎波里以南的柏柏尔人努弗萨部落和豪瓦拉部落追随哈瓦立及派传教师阿布·哈塔布发动起义，占据的黎波里和凯鲁万。761年，哈里发曼苏尔遣穆罕默德·阿什阿斯率领呼罗珊军4万人攻入马格里布，阿布·哈塔布兵败身亡。此后，波斯人阿卜杜勒·拉赫曼·鲁斯塔姆偕阿布·哈塔布的残部逃入阿特拉斯山区中部，继续宣传哈瓦立及派的宗教政治思想，从者甚多。776年，阿卜杜勒·拉赫曼·鲁斯塔姆在柏柏尔人的拥戴下建立哈瓦立及派政权鲁斯塔姆王朝（776—908年），兴建新城提亚雷特作为首都，据有今阿尔及利亚北部一带。
761年，阿格拉布·萨里姆和他的儿子易卜拉欣·阿格拉布随呼罗珊军来到马格里布，驻守萨布一带。800年，哈伦任命易卜拉欣·阿格拉布为易弗里基叶总督，利用阿格拉布家族的势力遏制柏柏尔人以及哈瓦立及派和什叶派，拱卫哈里发国家的西部疆域。[286]易卜拉欣·阿格拉布驻节凯鲁万，领有马格里布东部诸地。阿格拉布家族系阿拉伯血统，尊奉正统伊斯兰教，承认巴格达哈里发的宗主地位。此前，阿拔斯王朝每年需将10万迪尔罕的岁入从埃及调入易弗里基叶，用于驻军的开支。易卜拉欣·阿格拉布出任总督以后，阿拔斯王朝停止向易弗里基叶发放津贴，易卜拉欣·阿格拉布每年却向巴格达缴纳4万迪尔罕的贡赋。易卜拉欣·阿格拉布死于812年；此时正值艾敏与马蒙内战之际，哈里发无暇顾及遥远的易弗里基叶，听任易卜拉欣·阿格拉布之子阿卜杜拉·易卜拉欣承袭父位。817年阿卜杜拉·易卜拉欣死后，其弟齐亚德·易卜拉欣继任易弗里基叶总督；此时，内战尚未终止，马蒙远在木鹿，无力干涉易弗里基叶的权位更替。阿拔斯人的内战为阿格拉布家族的兴起提供了绝好的时机，而阿格拉布王朝（800—909年）的建立最终结束了阿拔斯王朝在埃及以西地区的统治。“他们甚至不屑于把哈里发的名字铸在钱币上，来表示宗教上的藩属关系。”[287]齐亚德·易卜拉欣当政期间，阿格拉布王朝的舰队屡屡攻袭地中海北侧地区，占领马耳他、撒丁和西西里诸岛，逼近希腊、意大利和法国南部。对地中海水域的扩张，构成阿格拉布王朝历史的辉煌一页。位于凯鲁万城中的欧格白清真寺始建于倭马亚王朝初期，820年由齐亚德·易卜拉欣大规模扩建，其中部分设施采用伊拉克和印度的建筑材料，兼有阿拉伯和波斯的艺术风格，成为阿格拉布王朝的象征。
埃及的嬗变
在7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的两百年间，埃及处于行省的地位，是哈里发国家重要的粮食产地和税收来源，亦是伊斯兰教在北非和地中海世界得以广泛传播的重要据点。倭马亚时代，先后有22人作为总督统治埃及。阿拔斯王朝的最初90年间，更有54人先后出任埃及总督。历任总督大都横征暴敛，竭泽而渔。穆斯林征服初期的埃及，每费丹（1费丹折合6368平方米）土地的税额仅为1第纳尔，阿拔斯时代普遍超过2第纳尔。据868年的纸草文书记载，每加里布（1加里布折合1592平方米）的土地税高达4第纳尔。艾哈迈德·穆达比尔于861年出任埃及税收长官以后，恢复前伊斯兰时代的各种杂税，巨额的岁入流向巴格达。[288]哈里发国家的统治和财富的外流，导致埃及经济的严重衰退。
突厥人艾哈迈德·土伦祖居中亚的费尔干纳，生于巴格达。穆尔台绥姆当政期间，艾哈迈德·土伦出任阿拔斯王朝将领，驻守北方边境的重镇塔尔苏斯。868年起，艾哈迈德·土伦先后以突厥贵族巴亚克贝克和巴尔朱赫以及哈里发穆尔台米德之子贾法尔·穆法瓦德的名义，在埃及行使统治权力。艾哈迈德·土伦将税收长官艾哈迈德·穆达比尔逐往叙利亚，罢免驿政长官舒凯尔，并且迫使属下的臣民宣誓效忠于土伦家族，俨然成为尼罗河流域的君主。艾哈迈德·土伦购买突厥奴隶2.4万人和苏丹奴隶4万人作为战士，埃及的军事力量随之明显增强。877年，艾哈迈德·土伦率军攻占大马士革和安条克，吞并叙利亚，进而在拜占廷边境发动圣战，声威大震。如同阿格拉布家族一样，土伦家族尊奉正统伊斯兰教，承认巴格达哈里发的宗主地位，仅仅采用艾米尔的称号。萨马拉时期阿拔斯王朝的混乱状态，特别是哈里发穆尔台米德与摄政者穆瓦法克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土伦家族势力在埃及得以兴起的重要条件。882年，穆尔台米德曾经试图自萨马拉移都叙利亚北部的拉卡，以求借助于土伦家族的势力抗衡穆瓦法克。884年艾哈迈德·土伦死后，其子胡马拉维承袭父位。穆瓦法克虽然多次出兵征讨，均未能降服土伦家族。886年，穆瓦法克与胡马拉维订立和约：阿拔斯王朝承认土伦家族领有埃及和叙利亚的统治权力，期限为30年，土伦家族每年向阿拔斯王朝缴纳30万第纳尔的贡赋。[289]892年穆尔台迪德即位以后，继续承认上述和约，胡马拉维则将女儿盖特尔·奈达嫁给哈里发，土伦家族与阿拔斯王朝结为姻亲。[290]896年胡马拉维死后，土伦家族势力日衰。899年，阿拔斯王朝将土伦家族上缴贡赋的数额增至45万第纳尔。905年，阿拔斯王朝的军队攻入弗斯塔特，土伦家族成员悉遭俘虏，被押往巴格达，哈里发恢复在埃及的统治权力。[291]
土伦王朝（868—905年）统治的37年，是埃及历史发展的黄金时代。艾哈迈德·土伦及其后裔关注经济发展，广建水利设施，改进农作方式，使埃及在这个时期经历短暂的繁荣。埃及的岁入在艾哈迈德·穆达比尔出任税收长官期间只有80万第纳尔，土伦王朝时期增至430万第纳尔。更为重要的是，土伦王朝改变了埃及岁入的流向，使尼罗河流域的建设和发展得到充足的物质保证。弗斯塔特作为土伦王朝的首都，规模扩大，人口增多。艾哈迈德·土伦仿照萨马拉的形式，移植伊拉克的建筑风格，在弗斯塔特郊外营建新城盖塔伊尔，并于附近山岩之上构筑宫堡，可俯瞰整个市区。弗斯塔特原有阿慕尔清真寺，始建于642年。876—879年间，艾哈迈德·土伦在弗斯塔特另建伊本·土伦清真寺，耗资12万第纳尔，其尖塔和圆顶与萨马拉清真寺如出一辙，约占《古兰经》十七分之一的经文用库法体雕刻于殿内四周，至今犹存。[292]
土伦王朝灭亡以后，外籍将领相继出任埃及总督。波斯血统的伊拉克人穆罕默德·阿里·穆扎拉伊垄断埃及税收，颇具权势。935年，祖居费尔干纳的突厥将领穆罕默德·突格只出任埃及总督，将穆罕默德·阿里·穆扎拉伊垄断的税收权力据为己有，从而成为继土伦家族之后尼罗河流域的新君主。936年，穆罕默德·突格只击败什叶派法蒂玛人对埃及的进攻，被阿拔斯哈里发赐封为伊赫希德（“伊赫希德”是费尔干纳古代王公的尊号）。[293]穆罕默德·突格只模仿艾哈迈德·土伦的先例，招募突厥人和苏丹人组建新军，不仅据有尼罗河流域，而且吞并叙利亚南部的霍姆斯、大马士革、约旦、巴勒斯坦，直至将希贾兹的两座圣城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294]944年，阿拔斯哈里发穆台基（940—944年在位）将埃及正式赐封穆罕默德·突格只，期限为30年。穆罕默德·突格只还曾试图迎请穆台基离开巴格达，迁都弗斯塔特。946年穆罕默德·突格只死后，努比亚血统的阉奴阿布·米斯克·卡夫尔出任摄政，辅佐穆罕默德·突格只之子乌努祖尔和阿布·哈桑，以伊赫希德家族的名义统辖军政要务长达23年，直至接受法蒂玛人的信仰，加入什叶派的行列。[295]阿布·米斯克·卡夫尔死后，穆罕默德·突格只的嫡孙阿布·福瓦斯·艾哈迈德即位，伊赫希德王朝日渐式微。[296]伊赫希德王朝（935—969年）时期，正值什叶派势力在伊斯兰世界空前发展的阶段。正统穆斯林与什叶派之间的激烈对抗，构成伊赫希德王朝一度强盛的社会条件。伊赫希德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和叙利亚南部，则是抵御马格里布的什叶派政权法蒂玛王朝和叙利亚北部的什叶派政权哈姆丹王朝的进攻、拱卫正统穆斯林的宗教领袖阿拔斯哈里发的重要屏障。
893年，什叶派的分支伊斯马仪派传教师阿布·阿卜杜拉离开也门，进入北非，在易弗里基叶一带宣传该派的宗教思想，主张摧毁现存的秩序，建立公正的社会。阿布·阿卜杜拉的宣传在柏柏尔人中颇有影响，生活在卡比勒山区的柏柏尔人库塔麦部落成为伊斯马仪派的忠实信徒。[297]不久，伊斯马仪派的首领阿卜杜拉·马赫迪离开位于叙利亚北部萨拉米叶的大本营，乔装商人潜往易弗里基叶，途中被阿格拉布王朝艾米尔捕获下狱。908年，追随伊斯马仪派的柏柏尔人在阿布·阿卜杜拉的领导下发动起义。起义者首先攻占提亚雷特，推翻哈瓦立及派政权鲁斯塔姆王朝，继而攻占凯鲁万，推翻正统伊斯兰教政权阿格拉布王朝。909年，获释出狱的赛义德·哈桑即阿卜杜拉·马赫迪在凯鲁万附近的拉盖达被起义者拥立为哈里发。阿卜杜拉·马赫迪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与阿里的后裔，新政权故而称作“法蒂玛王朝”（909—1171年）。920年，法蒂玛王朝从拉盖达迁都新城马赫迪叶。[298]
法蒂玛王朝不同于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割据政权，自建立伊始便公开反对作为正统穆斯林宗教领袖的巴格达哈里发，否认阿拔斯家族在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位，其宗旨是通过武力讨伐和神学宣传的方式推翻阿拔斯王朝，征服整个伊斯兰世界。继法蒂玛王朝的统治者采用哈里发的称号之后，西班牙的后倭马亚王朝艾米尔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亦于929年改称哈里发。法蒂玛王朝崇尚白色，后倭马亚王朝崇尚绿色，阿拔斯王朝崇尚黑色，中国史书分别称之为“白衣大食”、“绿衣大食”和“黑衣大食”。[299]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与东方的巴格达哈里发、西方的科尔多瓦哈里发三足鼎立，分庭抗礼，标志着伊斯兰世界的进一步分裂。
法蒂玛王朝建立后，奉行领土扩张的政策，埃及是其首要的攻略目标。914年，库塔麦部落首领哈巴萨率领法蒂玛王朝的军队自易弗里基叶进攻埃及，被穆尼斯率领的阿拔斯王朝军队击退。919年，法蒂玛王朝哈里发阿卜杜拉·马赫迪之子阿布·嘎希姆再次率军东征，921年亦被穆尼斯击败。935年以后，伊赫希德王朝成为阿拔斯哈里发国家的西部屏障，法蒂玛王朝被迫中止对埃及的进攻，扩张的矛头转向西方。947年，法蒂玛王朝的军队攻入奥雷山区，平息追随哈瓦立及派的柏柏尔人豪瓦拉部落的叛乱。958年，法蒂玛王朝的军队攻占阿斯特拉山区西部的菲斯，将科尔多瓦哈里发的势力逐出马格里布。与此同时，法蒂玛王朝的舰队游弋于地中海水域，袭击地中海北岸，一度攻占热那亚。969年，法蒂玛王朝大将昭海尔·绥基利率领柏柏尔人骑兵十万余众东征埃及，在吉萨附近歼灭伊赫希德王朝的军队，占领弗斯塔特，降服尼罗河流域。[300]970—972年，昭海尔·绥基利在弗斯塔特以北5公里处营建新都，取名曼苏尔城，屯驻来自易弗里基叶的柏柏尔人战士。昭海尔·绥基利还在曼苏尔城建造爱资哈尔清真寺，作为宣传伊斯马仪派思想的中心。后来，爱资哈尔清真寺逐渐取代弗斯塔特的阿慕尔清真寺和伊本·土伦清真寺，成为埃及伊斯兰教的象征。972年，哈里发穆仪兹从马赫迪叶迁都曼苏尔城，并将曼苏尔城更名为“嘎希赖”（阿拉伯语“常胜”一词的音译，西方人讹称之为“开罗”），埃及遂成为法蒂玛王朝的统治中心。[301]
叙利亚与埃及素来唇齿相依，既是拱卫尼罗河流域的战略屏障，亦是法蒂玛王朝东征巴格达哈里发的必经地区。然而，此时叙利亚的形势极为复杂，什叶派的分支卡尔马特派以及贝都因人诸部落在叙利亚颇具势力，法蒂玛王朝对叙利亚的征服经历了十分漫长和曲折的过程。昭海尔·绥基利征服埃及之后，曾派柏柏尔人库塔麦部落的将领贾法尔·法拉赫率军进攻叙利亚，占领拉姆拉和大马士革。不久，卡尔马特派击败贾法尔·法拉赫的军队，夺回叙利亚南部，继而攻入埃及。971年，昭海尔·绥基利在艾因·舍姆斯击败卡尔马特派。974年，卡尔马特派再度从叙利亚攻入埃及，被法蒂玛王朝军队击败；哈里发穆仪兹在盛怒之下，将卡尔马特派的1500名战俘处死于开罗。975年，来自伊拉克的突厥将领阿勒普特金占据叙利亚南部，威胁埃及。法蒂玛哈里发阿齐兹起用老将昭海尔·绥基利统兵征讨。阿勒普特金与卡尔马特派联手应战，击败法蒂玛王朝的军队，将昭海尔·绥基利围困在加沙附近的阿斯卡伦。978年，法蒂玛王朝再度出兵叙利亚，降服阿勒普特金，将卡尔马特派逐往巴林，控制叙利亚南部。991年以后，法蒂玛王朝向叙利亚北部发动一系列攻势，并与拜占廷军队屡屡交锋。1003年，法蒂玛王朝攻占阿勒颇，灭亡贝都因人政权哈姆丹王朝，叙利亚全境尽属其地。
法蒂玛王朝不仅致力于军事扩张，而且派出众多的传教师进入拥戴阿拔斯哈里发的各个地区，直至遥远的中亚和阿富汗一带，宣传伊斯马仪派的宗教学说。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法蒂玛王朝处于鼎盛状态，从大西洋沿岸到幼发拉底河上游和阿拉伯半岛，几乎所有的穆斯林都在星期五聚礼的呼图白中为开罗的法蒂玛哈里发祝福。尊奉什叶派的突厥将领巴萨希尔当政时期，甚至巴格达和巴士拉的部分清真寺亦在星期五聚礼的呼图白中祝福开罗的法蒂玛哈里发。[302]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肩负着对拜占廷帝国圣战的重任，保护着希贾兹的两座圣城，巴格达哈里发和科尔多瓦哈里发的权威相比之下黯然失色。阿齐兹甚至耗资200万第纳尔，在开罗建造一处宫殿，待征服巴格达以后用来安置阿巴斯王朝的皇室成员，勃勃野心，昭然若揭。尽管如此，法蒂玛王朝统治时期，伊斯马仪派并未成为埃及穆斯林的民众信仰，局限于宫廷的范围。[303]
法蒂玛王朝兴起于马格里布地区，易弗里基叶一带的柏柏尔人是法蒂玛王朝初期的主要支柱。然而，自从哈里发穆仪兹迁都开罗以后，法蒂玛王朝重心东移，马格里布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地位，其与法蒂玛哈里发的联系日益松弛。972年，穆仪兹在离开旧都马赫迪叶的时候，委派柏柏尔人桑哈贾部落齐里族的首领尤素夫·布鲁丁出任易弗里基叶总督。992年，哈里发阿齐兹赐封尤素夫·布鲁丁之子巴迪斯承袭父职，继续治理易弗里基叶，是为齐里王朝。1048年，齐里王朝停止向开罗缴纳贡赋，确定正统伊斯兰教作为官方信仰，尊崇巴格达哈里发作为宗教领袖，排斥伊斯马仪派。1071年，来自北欧的诺曼人攻占西西里岛，法蒂玛王朝在地中海水域的霸权不复存在。在叙利亚，贝都因人势力日渐复兴，塞尔柱人的出现尤其威胁着法蒂玛王朝在叙利亚的统治。在希贾兹，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圣城逐渐背离法蒂玛王朝，转向巴格达的哈里发。在埃及，柏柏尔人、突厥人和苏丹人相互倾轧，内讧不止，国家政权几近瘫痪。
1073年，哈里发穆斯坦绥尔起用驻守阿克的亚美尼亚籍将领白德尔·贾马利出任维齐尔和总艾米尔，统辖军政要务。白德尔·贾马利入主开罗，使法蒂玛王朝的政局有所好转，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的危机。在初步稳定埃及的基础之上，白德尔·贾马利一度出兵东征，讨伐叙利亚和希贾兹，试图收复法蒂玛王朝的失地。[304]1094年，白德尔·贾马利和穆斯坦绥尔相继死去。白德尔·贾马利之子阿弗德勒承袭父职，拥立穆斯坦绥尔的幼子尼扎尔即位，是为穆斯台尔里。此后，法蒂玛王朝急剧衰落，叙利亚、希贾兹和马格里布尽丧他人之手，哈里发大权旁落，形同虚设，埃及境外的伊斯马仪派甚至拒绝承认穆斯台尔里出任哈里发的合法地位，断绝与开罗之间的宗教联系。[305]12世纪中叶，法蒂玛哈里发的权力仅仅局限于宫廷之内。
1153年，十字军经地中海进攻埃及。法蒂玛王朝无力抵御十字军的攻势，遂向叙利亚北部的塞尔柱突厥人政权赞吉王朝求援。1164年，赞吉王朝的库尔德族将领希尔库率军救援埃及，击退十字军。1169年，法蒂玛王朝哈里发阿迪德赐封希尔库为维齐尔，统领埃及的军政要务。希尔库死后，其侄萨拉丁·尤素夫·阿尤布（即萨拉丁）继任维齐尔。1171年，萨拉丁下令埃及的穆斯林在星期五聚礼中停止祝福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代之以祝福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标志法蒂玛王朝的寿终正寝和阿尤布王朝的建立。[306]
萨拉丁尊奉正统伊斯兰教，承认阿拔斯王朝哈里发作为全体穆斯林的宗教领袖。随着法蒂玛王朝的灭亡，伊斯马仪派在埃及日渐衰落。1175年，萨拉丁接受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穆斯塔迪尔的册封，获得苏丹的称号，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承认萨拉丁在埃及、叙利亚、希贾兹、马格里布和努比亚的统治权力。1185年，萨拉丁攻占摩苏尔，控制两河流域上游。
阿尤布王朝（1171—1250年）统治时期正值十字军东征的鼎盛阶段，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战争贯穿阿尤布王朝的始终。1187年，萨拉丁率军6万人从埃及进入巴勒斯坦，与十字军交战于加列利湖西侧的赫淀；耶路撒冷国王库伊率领的2万人全军覆没，地中海东岸的十字军精锐力量丧失殆尽。赫淀战役后，萨拉丁的军队连克贝鲁特、西顿、阿克、凯撒利亚、雅法、阿斯卡伦诸城，收复耶路撒冷，十字军被迫龟缩于沿海的安条克、提尔和的黎波里。[307]
萨拉丁收复耶路撒冷，震动欧洲基督教世界。德皇红胡子腓特烈、英王狮心王理查和法王腓力·奥古斯都发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91年占领阿克。此后，十字军攻势受阻，遂与萨拉丁缔约休战。根据休战协议，十字军保有从提尔到雅法的沿海地带，同时承认萨拉丁在叙利亚内地和耶路撒冷的统治权力，穆斯林允许基督徒崇拜耶路撒冷圣地。
1193年，萨拉丁病逝于大马士革。萨拉丁死后，阿尤布王朝发生内讧，萨拉丁之弟阿迪勒占据两河流域上游，萨拉丁之子阿齐兹占据开罗和埃及，萨拉丁之子马立克占据大马士革和叙利亚南部，萨拉丁之子扎希尔占据阿勒颇和叙利亚北部。1199年，阿迪勒兼并叙利亚，大体恢复阿尤布王朝的原有疆域。1218年阿迪勒死后，其子卡米勒继任苏丹，领有埃及，叙利亚则由阿迪勒其他诸子占据。1219年，十字军攻占尼罗河入海口的迪米耶塔，进而向埃及内陆发动攻势。1221年，阿尤布王朝反攻，收复迪米耶塔，迫使十字军撤出埃及。苏丹萨利赫当政期间，突厥将领伯拜尔斯率领阿尤布王朝军队进入巴勒斯坦，收复耶路撒冷和阿斯卡伦。1249年，法王路易九世率领十字军再次攻入埃及，占领迪米耶塔，进军开罗。正值此时，苏丹萨利赫病逝，其子突兰沙即位，旋即击败十字军，俘法王路易九世，将十字军逐出埃及。1250年，苏丹突兰沙遇害身亡，其母舍哲尔·杜尔自称埃及女王，统治开罗80天。随后，舍哲尔·杜尔与突厥将领艾伊贝克成婚，由艾伊贝克出任苏丹。[308]阿尤布王朝结束，埃及进入马木路克王朝时期。
马木路克王朝（1250—1517年）是外籍将领在埃及建立的寡头政权，大体分为两个阶段。阿尤布王朝苏丹萨利赫当政期间，招募突厥和蒙古人组成禁卫军，驻守尼罗河的罗德岛，名为“伯海里”（意为“河洲”）系马木路克；1250—1382年统治埃及的24个苏丹均来自伯海里系马木路克。马木路克王朝苏丹盖拉温当政期间，招募塞加西亚人组成禁卫军，驻守开罗城堡，名为“布尔吉”（意为“城堡”）系马木路克；1382—1517年统治埃及的23个马木路克均属布尔吉系马木路克。[309]
马木路克王朝尊奉逊尼派伊斯兰教，承认阿拔斯王朝哈里发作为全体穆斯林的宗教领袖，接受哈里发的赐封。1258年蒙古军攻陷巴格达以后，阿拔斯家族后裔阿布·嘎希姆逃往大马士革。马木路克苏丹伯拜尔斯于1260年将阿布·嘎希姆迎往开罗就任哈里发，尊称阿布·嘎希姆为穆斯坦绥尔，并从新的哈里发获得统治埃及、叙利亚、两河流域上游和希贾兹的权力册封。尽管这样的册封有名无实，然而伯拜尔斯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地位却因此明显提高。伯拜尔斯拥立哈里发的做法为后来的马木路克苏丹继承下来；1260—1517年间，开罗的马木路克先后拥立16位哈里发。马木路克王朝时期，哈里发形同虚设，主要职责是为新的苏丹主持就职仪式。另一方面，开罗俨然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权力中心；穆斯林统治者从四面八方来到开罗，谒见马木路克控制下的哈里发，接受哈里发的册封。[310]
马木路克王朝缺乏明确的权位继承制度，禁卫军将领相互倾轧，轮流操纵政局，苏丹的更替十分频繁。布尔吉系马木路克时期，废除家族世袭制度，历代苏丹中父死子继者为数甚少，出任苏丹者必须获得较多将领的支持。与此同时，苏丹的权力范围不断缩小，国家权力的分割日益加剧，马木路克王朝前后历经47位苏丹，每位苏丹的平均在位时间不足6年。
马木路克王朝最著名的苏丹是伯拜尔斯。伯拜尔斯当政期间，正值蒙古西征的高潮。1258年蒙古军占领巴格达后，越过幼发拉底河，进入叙利亚，接连攻陷阿勒颇、大马士革、纳布卢斯、加沙，逼近埃及。1260年，苏丹库图兹携禁卫军将领伯拜尔斯率领马木路克军队自埃及进入叙利亚，在约旦河左岸的艾因·扎鲁特击败蒙古军，蒙古军统帅怯的不花阵亡。[311]蒙古大汗忽必烈即位后，无暇西顾，放弃进攻马木路克王朝，从叙利亚撤出蒙古军，叙利亚成为马木路克王朝的辖地。艾因·扎鲁特战役之后，伯拜尔斯杀死库图兹，被马木路克拥立为苏丹。伯拜尔斯即位后，在地中海东岸发动攻势，屡败十字军，夺取卡拉克、凯撒利亚、萨法德、安条克诸地。与此同时，伯拜尔斯的马木路克军队在非洲扩张领土，征服埃及西侧的利比亚和南侧的努比亚。如同萨拉丁被誉为阿尤布王朝的奠基人，伯拜尔斯的统治奠定了马木路克王朝的基础。
马木路克王朝苏丹盖拉温当政期间，对十字军发动新的攻势，夺取麦尔盖卜和的黎波里，围困阿克。1290年苏丹艾什拉弗即位后，攻陷阿克、提尔、西顿、贝鲁特、塔尔图斯，收复十字军在地中海东岸占领的全部土地。此后一个世纪，马木路克王朝战事减少，埃及和叙利亚诸地的局势相对稳定。14世纪末，帖木尔帝国兴起，屡次攻入叙利亚，威胁埃及。1348年，鼠疫从欧洲传入埃及，尼罗河流域人口锐减。1498年，达·伽马的船队沿非洲西岸经过好望角到达印度洋，开辟东西方之间新的贸易航线，进而对马木路克王朝的统治产生深远的影响。
东部的分裂
艾敏与马蒙之间的内战不仅助长了伊斯兰世界西部的离心倾向，而且在伊斯兰世界的东部埋下了政治分裂的隐患。塔希尔人的兴起，首开扎格罗斯山以东地区政治分裂的先例。塔希尔人具有阿拉伯血统。倭马亚时代末期，塔希尔家族的先祖鲁扎克来到呼罗珊，定居在哈拉特附近的布尚，成为波斯化的阿拉伯人。[312]鲁扎克之子穆萨布曾经参加阿拔斯派在呼罗珊发动的起义，并在阿拔斯王朝建立后出任哈拉特长官。内战期间，塔希尔·侯赛因追随马蒙，屡立战功，受封为“祖勒·叶米奈因”（阿拉伯语中意为“两手俱利者”）。[313]820年，塔希尔·侯赛因被马蒙任命为呼罗珊总督，驻节木鹿，统辖扎格罗斯山以东诸地，塔希尔王朝（820—873年）由此始露端倪。822年，塔希尔·侯赛因下令在星期五聚礼的呼图白中取消祝福巴格达哈里发的内容，并在所铸的钱币中删除哈里发的尊号。[314]尽管如此，塔希尔人作为阿拔斯王朝的藩属，与巴格达哈里发仍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缴纳贡赋。塔希尔·侯赛因死后，其子泰勒哈·塔希尔和阿卜杜拉·塔希尔相继承袭父职，并深得马蒙的宠信。830年，塔希尔王朝的驻节地自木鹿移至内沙浦尔。阿拔斯王朝移都萨马拉期间，塔希尔人受命兼领巴格达治安长官，被哈里发视为制约外籍将领的重要势力。[315]849年，在穆台瓦基勒的授意下，塔希尔人在巴格达处死了颇具权势的外籍将领伊塔赫。
9世纪后期，萨法尔王朝（867—900年）崛起于伊朗高原东南部的锡斯坦，波斯人称雄一时，伊斯兰世界东部的政治分裂明显加剧。锡斯坦地处伊斯兰世界的边陲，自倭马亚时代起便是反叛者避难的场所，哈瓦立及派的势力尤为强大。萨法尔王朝的创立者叶尔孤卜·莱伊斯系波斯血统，出身盗匪。852年，叶尔孤卜·莱伊斯携三个兄弟参与征讨哈瓦立及派，从此发迹。861年，叶尔孤卜·莱伊斯由于在平息哈瓦立及派的战事中功勋卓著，升任布斯特驻军将领。867年，叶尔孤卜·莱伊斯占据锡斯坦全境，自立为艾米尔，都于疾陵，建立萨法尔王朝。[316]此后，萨法尔王朝大举东进，占领莫克兰、俾路支和信德诸地。在北方，萨法尔王朝的军队攻占喀布尔和巴勒黑，深入粟特一带。873年，叶尔孤卜·莱伊斯率军攻占内沙浦尔，俘塔希尔王朝末代艾米尔穆罕默德·阿布·塔希尔，结束塔希尔人在呼罗珊长达五十余年的统治，进而兵抵里海南岸。875年，叶尔孤卜·莱伊斯发动西征，矛头直指阿拔斯王朝。萨法尔王朝的军队经法尔斯和胡齐斯坦两省，攻入伊拉克，兵抵巴格达附近的达尔·阿古勒时受阻，随即被阿拔斯王朝的摄政者穆瓦法克击败。879年，叶尔孤卜·莱伊斯在胡齐斯坦的军迪沙普尔病亡，其弟阿慕尔·莱伊斯承袭兄职，据有伊朗高原南部。阿慕尔·莱伊斯尊奉正统伊斯兰教，向巴格达缴纳岁贡，接受阿拔斯王朝的赐封，但却在星期五聚礼的呼图白中取消祝福哈里发的内容，甚至自称信士的长官。900年，阿慕尔·莱伊斯在巴勒黑附近与萨曼王朝交战，兵败被俘，后被哈里发处死于巴格达。[317]萨法尔王朝灭亡。
继萨法尔王朝之后兴起于伊斯兰世界东部的政治势力，是波斯贵族建立的萨曼王朝（874—999年）。与盗匪出身的萨法尔人不同，萨曼人系波斯王公的后裔。萨曼家族的先祖萨曼·胡达特原是巴勒黑的琐罗亚斯德教贵族，倭马亚王朝哈里发希沙姆当政期间改奉伊斯兰教。[318]阿拔斯王朝初期，阿萨德·萨曼效力于巴格达哈里发。其子艾哈迈德兄弟四人曾经协助阿拔斯王朝平息拉菲·莱斯的反叛，于819年分别被马蒙赐封为撒马尔罕、费尔干纳、哈拉特和沙什的驻军将领，隶属塔希尔人节制。[319]塔希尔王朝灭亡后，哈里发穆尔台米德于874年将粟特一带赐予艾哈迈德之子纳绥尔，是为萨曼王朝的开端。[320]892年，纳绥尔之弟伊斯马仪僭夺兄位，自称艾米尔，都于布哈拉，继而击败萨法尔王朝。913—943年纳绥尔二世当政期间，萨曼王朝的势力达到顶峰，北起咸海、南至波斯湾、西起里海南岸、东至怛罗斯的广大地区，皆被纳入萨曼王朝的版图。萨曼王朝尊奉正统伊斯兰教，承认阿拔斯哈里发的宗主地位，向巴格达缴纳岁贡。“在阿拔斯王朝各位哈里发看来，这个王朝的成员是些艾米尔，甚至是些阿米勒。但是，在他们的领地之内，他们拥有绝对的权力。”[321]
从萨珊王朝灭亡到萨曼王朝建立的3个世纪中，在阿拉伯人的统治下，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盛行于伊朗高原，波斯学者使用阿拉伯语撰写的著作汗牛充栋，波斯语作品却寥寥无几，波斯传统文化濒临绝迹的边缘。萨曼王朝时期，布哈拉和撒马尔罕成为伊斯兰世界东部的两个主要的文化中心，波斯文化在历经3个世纪的衰落之后渐趋复兴。萨曼王朝在保留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同时，规定采用阿拉伯字母作为书写形式的新波斯语亦为官方语言，并予以推广。[322]纳绥尔二世当政期间，塔吉克血统的诗人鲁达基（？—940年）在布哈拉极负盛名，被誉为“波斯语诗歌之父”，他使用波斯语创作大量诗歌，体裁多样，形式完美，其中千余首两行诗至今仍脍炙人口。继鲁达基之后，出生于突斯的呼罗珊人费尔多西（940—1020年）使用波斯语创作史诗“王书”，记述古代波斯王公的政绩，洋洋万言，情节生动曲折，人物栩栩如生，堪称千古佳作。[323]萨曼王朝时期值得提及的另一重要的历史内容，是伊斯兰教在中亚诸地的广泛传播。中亚是突厥人的家园，原本盛行佛教。自倭马亚时代起，中亚开始成为哈里发国家的属地，然而皈依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寥寥无几。萨曼王朝建立后，在中亚诸地极力传播伊斯兰教，突厥人纷纷加入穆斯林的行列。北方的拜占廷边境和东方的中亚诸地，曾经均为穆斯林发动圣战的前沿。萨曼王朝时期，突厥人相继皈依伊斯兰教，使穆斯林在中亚的圣战成为非法的行为，圣战者人数锐减，萨曼王朝的东部随之丧失应有的防御，门户顿开。突厥人改奉伊斯兰教以后，逐渐形成难以遏制的西进浪潮。[324]
萨曼王朝末期，突厥将领阿勒普特金出任呼罗珊总督，后因失宠，于962年逃往阿富汗东部山区，占据加兹尼城，自立为艾米尔，建立加兹尼王朝（962—1186年）。976年阿勒普特金死后，其婿苏卜克特金承袭加兹尼王朝的统治权力，拓展疆域，攻占锡斯坦，夺取喀布尔和白沙瓦。苏卜克特金是加兹尼王朝的真正奠基人，继苏卜克特金之后加兹尼王朝的历任统治者皆为其直系后裔。苏卜克特金之子马哈茂德当政期间，加兹尼王朝国势极盛。马哈茂德曾于994年接受萨曼王朝的赐封，出任呼罗珊总督，998年承袭父位。999年，马哈茂德联合回鹘人政权喀喇汗王朝，夹击布哈拉，灭亡萨曼王朝，并以阿姆河为界与喀喇汗王朝瓜分萨曼王朝的辖地。1006年，马哈茂德在巴勒黑击败喀喇汗王朝，进而夺取花拉子模。1029年，马哈茂德攻陷莱伊，占领伊朗西部诸地。马哈茂德不仅在伊斯兰世界东部横扫千军，而且以雷霆之势南下印度。1014年，马哈茂德攻占印度教圣地萨奈沙，洗劫著名的查克拉斯瓦明神庙。1019年，马哈茂德攻占恒河平原的政治中心曲女城，将这座历时四百余年的古都夷为平地。1025年，马哈茂德攻占印度西海岸的卡提阿瓦半岛。位于卡提阿瓦半岛的索姆那特神庙是印度教徒朝拜的圣地，供奉印度教三主神中的湿婆神，并且藏有巨额财富。马哈茂德将索姆那特神庙洗劫一空，所藏财宝被悉数运往加兹尼。相传，马哈茂德用来运送这批财宝的骆驼多达四万余峰。在马哈茂德远征印度之前，什叶派的分支卡尔马特派穆斯林曾经在印度河流域的木尔坦一带建立两个小的伊斯兰教政权，然而影响甚微。加兹尼王朝的征略，打开了穆斯林冲击印度的门户，尤其是奠定了印度西北部地区伊斯兰教化的基础。马哈茂德因此在伊斯兰世界声威大震，成为穆斯林仰慕的英雄，在伊斯兰史上首次获得“加齐”（意为“征战者”）的桂冠，并被哈里发嘎迪尔赐封为“雅敏·道莱”的称号。[325]
马哈茂德不仅武功盖世，其文治亦颇负盛名。马哈茂德当政期间，沿袭波斯的政治传统和萨曼王朝的统治制度，招募突厥人及波斯人、阿拉伯人组建庞大的军队，实行集权统治，积极兴修水利，垦殖荒地，发展农业，奖励工商业。在此基础之上，马哈茂德大力倡导和支持文化活动，广招天下文人墨客于加兹尼王朝的宫廷。许多学者在马哈茂德的庇护下潜心创作，著述颇丰。突厥血统的地理学家比鲁尼多次随马哈茂德南下印度，并在那里留居数年，考察旅行，所著《印度志》一书首次将印度的文化和风土民俗展现于伊斯兰世界。波斯诗人费尔多西曾经将其史诗巨著《王书》题赠马哈茂德，以求博得马哈茂德的赏识。马哈茂德还在首都加兹尼城建造规模宏大的清真寺以及学校、图书馆、天文台等设施，使加兹尼城成为当时伊斯兰世界东部最重要的文化中心。
1030年马哈茂德死后，其子麦斯欧德继承父位，加兹尼王朝趋于分裂，国势急剧衰微。1037年，突厥血统的塞尔柱人攻占木鹿和内沙浦尔。1040年，加兹尼王朝的军队在木鹿附近的丹丹坎败于塞尔柱人，遂被逐出呼罗珊。1149年，突厥血统的古尔人攻占加兹尼城，加兹尼王朝迁都拉合尔，辖地仅及旁遮普一带。1186年，古尔人攻占拉合尔，加兹尼王朝末代艾米尔胡斯罗沙兵败被俘，加兹尼王朝灭亡。
白益王公的统治
穆斯林的政治分裂，开始于伊斯兰世界的东西两端，逐渐波及哈里发国家的腹地。民族对抗与教派冲突错综交织，狼烟四起，群雄并立。正值阿拔斯王朝苟延残喘、巴格达哈里发奄奄一息之际，白益家族异军突起，犹如利剑一般，刺向哈里发国家的心脏。
白益家族属于波斯血统的德拉姆部落，祖居厄尔布尔士山与里海之间，以务农为业。厄尔布尔士山耸立在伊朗高原的北侧，成为天然的屏障，阻挡外部势力对里海南岸的冲击。德拉姆人安守故土，似乎已被喧嚣的世界遗忘。[326]786年，阿里家族的追随者在麦地那发动起义，被阿拔斯王朝镇压，什叶派伊玛目哈桑的曾孙叶赫亚·阿卜杜拉逃离希贾兹，越过厄尔布尔士山，潜入里海南岸，进行秘密的神学宣传。此后，德拉姆人逐渐皈依伊斯兰教，加入什叶派穆斯林的行列。927年，德拉姆人首领麦尔达维只·齐亚尔率众越过厄尔布尔士山，占领伊朗西部的吉巴勒省。据说，麦尔达维只·齐亚尔声称：欲重建波斯人的王朝，推翻阿拉伯人的江山。[327]此后，白益家族成为德拉姆人的核心势力。933年，白益家族首领阿里向南扩张，占领法尔斯。935年，阿里的兄弟哈桑击败麦尔达维只·齐亚尔的继承人乌什姆吉尔，成为吉巴勒的统治者。945年，阿里的另一兄弟艾哈迈德挥师西进，入主巴格达，被哈里发穆斯台克菲（945—946年在位）赐封为总艾米尔，领有伊拉克。946年，艾哈迈德废黜穆斯台克菲，立穆帖仪为哈里发。穆帖仪（946—974年在位）即位后，赐封艾哈迈德为“穆仪兹·道莱”（意为“国家的保护者”），阿里为“伊玛德·道莱”（意为“国家的基石”），哈桑为“卢克尼·道莱”（意为“国家的支柱”）。艾哈迈德、阿里和哈桑兄弟三人分别据有伊拉克、法尔斯和吉巴勒，形成白益家族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328]
白益家族称雄伊斯兰世界的腹地，长达一个世纪之久。此间，巴格达的哈里发成为白益王公任意摆布的玩偶，往日君临天下、号令四方的威风荡然无存。穆帖仪曾经表示：我除了在聚礼日发表演说外，已经一无所有；如果你们高兴，我愿意辞去哈里发的职务。[329]然而，白益家族并没有建立统一的王朝，分别据有伊拉克、法尔斯和吉巴勒的白益王公各自为政，甚至相互攻杀。阿里是白益家族政权的开创者，采用“沙汗沙”（意为“诸王之王”）的称号，其辖地法尔斯是白益家族的重心所在。阿里之子“阿杜德·道莱”（意为“国家的股肱”）当政期间，是法尔斯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水利设施的广泛兴建保证了农业的繁荣，商业贸易尤为发展。法尔斯的港口城市西拉夫在这个时期取代伊拉克的巴士拉，成为波斯湾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中心。阿杜德·道莱的驻节地设拉子规模扩大，人口增加，商贾辐辏，市井繁荣，令巴格达相形见绌。978年，阿杜德·道莱击败艾哈迈德之子巴赫提亚尔，兼并伊拉克，并且一度控制吉巴勒，白益家族的政治发展达到巅峰状态。[330]
白益王公统治时期，伊拉克不再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中心，而且社会经济严重衰退。尽管如此，巴格达作为哈里发宫廷的所在地，在穆斯林的宗教生活领域仍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伊斯兰世界尽管已经四分五裂，正统的穆斯林却始终将巴格达的哈里发视作无可争辩的宗教领袖。然而，白益家族自从皈依伊斯兰教以后，尊崇什叶派的宗教学说。在白益王公的保护下，什叶派伊斯兰教空前发展，众多的什叶派学者从各地汇聚于巴格达，底格里斯河西岸的卡尔赫区成为什叶派穆斯林的重要据点。波斯血统的穆罕默德·库莱尼和阿拉伯血统的穆菲德相继在巴格达著书立说，系统阐述什叶派的宗教思想，奠定了什叶派的主体十二伊玛目派神学理论的基础。艾哈迈德入主巴格达以后，将谴责阿布·伯克尔和欧默尔、哀悼侯赛因遇难的阿舒拉日、庆贺先知穆罕默德指定阿里作为继承人的所谓授职节、朝拜阿里家族成员的陵墓等诸多活动，作为什叶派宗教仪式的重要内容，从而使什叶派穆斯林与正统穆斯林之间形成分明的界限。
库尔德人与贝都因人
库尔德人祖居扎格罗斯山区和摩苏尔以北的高地，具有不同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独特语言和文化传统。库尔德人除少数的定居者外，大多以牧羊为生，追逐水草，居无定所。10世纪的地理学家伊本·豪卡勒曾经将库尔德人称作波斯的贝都因人。自9世纪起，库尔德人逐渐摆脱野蛮状态，皈依伊斯兰教，进而开始涉足伊斯兰世界的政治舞台。白益王公统治时期，哈里发国家的腹地群雄逐鹿，政局动荡。库尔德人趁机扩展势力，占据扎格罗斯山区，掠夺周围的定居者，一度控制阿塞拜疆和安纳托利亚高原东南部，逼近摩苏尔和哈马丹，颇具威胁。[331]
贝都因人即游牧的阿拉伯人，他们曾经是哈里发国家自阿拉伯半岛发动扩张的主要社会力量。然而，战事停止以后，贝都因人并没有完全接受定居的生活方式，许多游牧群体返回祖居的沙漠。哈里发国家强盛之时，贝都因人尚能保持相对平静的状态。自9世纪后期开始，阿拔斯王朝日渐衰微，巴格达哈里发自顾不暇。贝都因人于是再度涌入“肥沃的新月地带”，形成游牧群体对定居社会的新的冲击浪潮。10世纪初，贝都因人凯勒卜部落追随什叶派的极端分支卡尔马特派，屡屡攻袭叙利亚的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豪兰、巴勒贝克诸城。贝都因人基拉卜部落和乌卡勒部落占据巴林，建立卡尔马特国，923年攻占巴士拉，930年袭击麦加，劫走克尔白中的玄石，震动整个伊斯兰世界。10世纪后期至12世纪初期，贝都因人阿萨德部落占据伊拉克南部，以希拉为首都，建立马兹亚德王朝，一度击败塞尔柱突厥人的进攻。[332]贝都因人的冲击，对“肥沃的新月地带”影响极大，明显加剧了这一地区的政治分裂，尤其是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大量耕地沦为贝都因人的牧场。
贝都因人塔格里布部落的一支，生活在两河流域北部的贾吉拉地区。[333]阿拔斯王朝移都萨马拉期间，外籍将领专权，哈里发的地位一落千丈，塔格里布部落的首领哈姆丹趁机占据伊拉克北部边境。879年，突厥将领伊萨·库恩达吉克率领阿拔斯王朝的军队击败塔格里布部落。哈姆丹曾经与哈瓦立及派和库尔德人结盟，对抗阿拔斯王朝，895年兵败被俘，身陷囹圄。此后，哈姆丹的长子侯赛因归顺阿拔斯王朝，其父遂得到巴格达哈里发的赦免。905年，哈姆丹的次子阿布·哈伊扎占据摩苏尔，自立为艾米尔，建立哈姆丹王朝，是为摩苏尔的哈姆丹王朝（905—979年）。[334]929年阿布·哈伊扎死后，其子哈桑承袭父位。935年，哈里发拉迪正式承认哈桑领有贾吉拉的统治权力，哈桑则需缴纳7万第纳尔的年贡，并且保证向巴格达供应粮食。942年，哈桑继穆罕默德·拉伊克之后出任巴格达的总艾米尔，并被哈里发穆台基赐封为“纳绥尔·道莱”（意为“国家的辅弼”），其弟阿里被赐封为“赛弗·道莱”（意为“国家的利剑”）。[335]979年，白益家族攻占摩苏尔，哈姆丹王朝在贾吉拉的统治结束。[336]
944年，赛弗·道莱率军西取叙利亚，击败伊赫希德王朝的军队，占领阿勒颇，另建哈姆丹王朝，是为阿勒颇的哈姆丹王朝（944—1003年）。此后，赛弗·道莱夺取大马士革、安条克、霍姆斯诸城，兵抵拉姆拉，与伊赫希德王朝媾和。摩苏尔的哈姆丹王朝由于横征暴敛而在伊斯兰世界声名狼藉，阿勒颇的哈姆丹王朝却因赛弗·道莱的文治武功而久享盛誉。赛弗·道莱在阿勒颇广招天下贤士，倡导著书立说。赛弗·道莱本人亦博学多才，酷爱诗歌，与文人墨客交往甚密。哲学家法拉比曾经受到赛弗·道莱的礼遇，在阿勒颇的宫廷从事学术研究。诗人伊斯法哈尼也曾被赛弗·道莱待为上宾，在阿勒颇完成《乐府诗集》的编纂，并将《乐府诗集》的手稿赠予赛弗·道莱。桂冠诗人穆泰奈比于948年来到阿勒颇的宫廷，潜心创作，其中八十余首颂诗称道赛弗·道莱的业绩，脍炙人口。赛弗·道莱的族弟阿布·菲拉斯·哈姆丹尼对阿拉伯诗歌和语法极有造诣，被誉为“王子诗人”，所著《罗马集》堪称千古绝唱。[337]
10世纪后期的伊斯兰世界处于群雄并立的混乱状态，巴格达哈里发形同虚设，无力履行保卫温麦的神圣职责。阿勒颇的哈姆丹王朝控制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北部，扼守陶鲁斯山南麓的拜占廷边境，系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腹地之间的缓冲区域，构成穆斯林圣战的前沿。赛弗·道莱自入主阿勒颇以后，几乎逐年出兵征讨拜占廷，并且一度取得可观的战绩。956年以后，拜占廷帝国对叙利亚北部的军事压力日渐增强，赛弗·道莱势单力孤，屡遭败绩。961年，拜占廷军队一度占领阿勒颇。967年赛弗·道莱死后，阿勒颇的哈姆丹王朝逐渐衰落。[338]1003年，法蒂玛王朝攻入叙利亚，吞并阿勒颇的哈姆丹王朝。
塞尔柱人称雄西亚
11世纪中叶，塞尔柱人入主西亚，荡平“肥沃的新月地带”和伊朗高原的割据势力，阿拔斯王朝进入塞尔柱苏丹国统治的时期。塞尔柱人系突厥血统乌古斯部落联盟的一支，因其首领塞尔柱·叶卡克而得名。10世纪末，塞尔柱·叶卡克率领族人离开中亚的吉尔吉斯草原，向西迁徙，进入锡尔河下游一带，依附于萨曼王朝。此间，塞尔柱人改奉伊斯兰教，加入逊尼派穆斯林的行列。“960年，2万个突厥人家庭皈依伊斯兰教。”[339]1025年，正值马哈茂德南下印度、劫掠索姆那特神庙的时候，塞尔柱人越过阿姆河，进入加兹尼王朝的辖地。1040年，塞尔柱人在木鹿附近的丹丹坎击败马哈茂德之子麦斯欧德的军队，夺取呼罗珊。随后，塞尔柱人首领图格里勒自称“伯格”（意为“头领”），定都内沙浦尔，并挥师西进，击败白益王公，攻陷莱伊、哈马丹、伊斯法罕诸城，兵抵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340]
白益王公称雄期间，阿拔斯哈里发不仅世俗权力丧失殆尽，其作为宗教领袖的威严也荡然无存。什叶派统治者横行无忌，阿拔斯哈里发犹如白益王公的阶下囚徒，任人摆布，境况凄惨。塞尔柱人自诩为正统伊斯兰教的捍卫者，他们的出现使阿拔斯哈里发似乎看到拯救正统伊斯兰教的希望。1055年，图格里勒应阿拔斯哈里发嘎伊姆（1031—1075年在位）之召，兵抵巴格达。白益家族的守将白萨希里无力抵御塞尔柱人，弃城逃走。哈里发嘎伊姆将图格里勒迎入巴格达，赐封他为东方和西方的苏丹（“苏丹”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本意为“权柄”，引申为“君主”），统揽阿拔斯王朝的所有世俗权力。此后，哈里发作为象征性的宗教领袖，受到塞尔柱人的礼遇。1058年，白萨希里趁图格里勒出征北方之机，纠集德拉姆人残部，卷土重来，攻入巴格达，劫夺宫中珍品，包括象征哈里发权位的先知穆罕默德遗物，献与开罗的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穆斯坦绥尔，强迫巴格达的所有穆斯林以穆斯坦绥尔的名义举行星期五聚礼。不久，图格里勒班师伊拉克，白萨希里兵败身亡。[341]
1063年图格里勒死后，其侄阿勒卜·阿尔斯兰继任苏丹。阿勒卜·阿尔斯兰（突厥语中意为“雄狮”）尚武善骑，长于征战，即位以后，离开内沙浦尔，迁都伊斯法罕。阿勒卜·阿尔斯兰当政期间，塞尔柱人大举进攻伊斯兰世界的宿敌拜占廷帝国，于1064年占领亚美尼亚首府阿尼。1071年，阿勒卜·阿尔斯兰在凡湖以北的曼齐喀特重创拜占廷军队，俘获拜占廷皇帝罗曼努斯，取得圣战的决定性胜利，占领亚美尼亚全境和小亚细亚半岛东部。[342]长期以来，陶鲁斯山是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天然分界线，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的历代哈里发虽然屡屡兵抵君士坦丁堡，却始终未能将陶鲁斯山北侧地区据为己有。曼齐喀特战役以后，塞尔柱人自亚美尼亚长驱西进，陶鲁斯山北侧广大地区成为穆斯林新的家园。与此同时，塞尔柱人击败法蒂玛王朝，夺取叙利亚，收复希贾兹的两座圣城。
阿勒卜·阿尔斯兰之子马立克沙于1072年即位后，定都木鹿。马立克沙当政期间，塞尔柱人的势力达到顶峰，东起中亚、西至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半岛、北起亚美尼亚、南至阿拉伯海的广大地区尽归其所有。1091年，马立克沙离开木鹿，迁都巴格达。[343]在星期五聚礼的呼图白中，巴格达的穆斯林祝福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同时祝福塞尔柱人的苏丹。马立克沙还将女儿许配哈里发穆格台迪（1075—1094年在位），与阿拔斯家族结为姻亲。
阿勒卜·阿尔斯兰和马立克沙当政期间，波斯人尼扎姆·穆勒克出任维齐尔，辅佐苏丹，政绩颇佳。尼扎姆·穆勒克学识渊博，信仰虔诚，1063—1092年出任维齐尔，整顿朝纲，推行新政，发展生产，改善交通，使饱受战乱的西亚诸地恢复往日的繁荣景象。塞尔柱人具有尚武的传统，尼扎姆·穆勒克却十分重视文化事业，招贤纳士，奖励学术。在他的庇护和赞助下，安萨里写成神学名著《圣学复苏》，欧默尔·赫亚姆写成文学佳作《鲁拜集》。1065—1067年，尼扎姆·穆勒克耗费巨资，在巴格达创办逊尼派伊斯兰教的最高学府，名为尼扎米耶大学，传授正统伊斯兰教的神学思想和教义学说，旨在抗衡什叶派的分支伊斯马仪派政权法蒂玛王朝在开罗设立的爱资哈尔大学。尼扎姆·穆勒克著有《治国策》一书，阐述治国之道，影响甚广，足以与西方学者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相媲美。
塞尔柱人的到来，一度实现了西亚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统一，恢复了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尊严。1092年马立克沙死后，马立克沙之子桑贾尔承袭父位，以大塞尔柱苏丹的名义领有呼罗珊。与此同时，马立克沙的兄弟台台什领有叙利亚，马立克沙之子巴基亚卢格控制伊朗，家族内讧，兵戎相见。1157年，桑贾尔死于木鹿。此后，塞尔柱帝国急剧衰落，所辖领地被来自中亚的另一突厥人政权花拉子模沙王朝吞并，塞尔柱帝国名存实亡。1127年，突厥将领伊马德丁·赞吉·阿塔贝克，建立赞吉王朝（1127—1262年），领有贾吉拉和叙利亚北部。伊马德丁·赞吉之子努尔丁当政期间，赞吉王朝的军队横扫盘踞在地中海东岸的基督教势力，攻陷爱德萨、大马士革、的黎波里和安条克，努尔丁成为抗击十字军东侵的中流砥柱。努尔丁曾经遣部将希尔库和萨拉丁率军进入埃及，迎战十字军。1171年，萨拉丁推翻法蒂玛王朝，在开罗建立阿尤布王朝。此后，阿尤布王朝入主叙利亚，赞吉王朝灭亡。曼齐喀特战役以后，阿勒卜·阿尔斯兰将小亚细亚东部赐封他的族弟苏莱曼·顾特米鲁什。1177年，苏莱曼·顾特米鲁什自立为苏丹，建立罗姆苏丹国。罗姆苏丹国一度臣属于大塞尔柱苏丹，亦曾与拜占廷帝国缔结盟约，后来沦为蒙古人的藩国。1308年，罗姆苏丹国被蒙古人灭亡。[344]
阿拔斯王朝的倾覆
阿拔斯哈里发国家曾经有过长达百年的辉煌时代。自9世纪中叶起，伊斯兰世界群雄并立，阿拔斯王朝的辖地日渐缩小；外籍将领横行无忌，更使巴格达哈里发不得不将世俗权力拱手让与他人。白益王公统治期间，伊斯兰世界仿佛成为什叶派穆斯林的天下，巴格达哈里发仅有的宗教权威荡然无存。塞尔柱人入主西亚以后，并没有使巴格达哈里发摆脱窘困的境遇。阿拔斯王朝的根基已经坍塌，只剩下断壁残垣，巴格达哈里发依然处于他人的摆布之下，苟且偷生。12世纪后期，伊斯兰世界的形势发生变化。一方面，塞尔柱苏丹国解体，凌驾于巴格达哈里发之上的大塞尔柱王朝苏丹权势日渐衰微。另一方面，萨拉丁在开罗建立阿尤布王朝，恢复正统伊斯兰教在西部诸地的统治地位，尊崇巴格达哈里发作为宗教领袖。形势的变化使日暮途穷的阿拔斯王朝似乎看到新的希望。
纳绥尔（1180—1225年在位）于1180年即位，是阿拔斯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哈里发。纳绥尔曾经做过最后的尝试，企图恢复哈里发的威严，重振阿拔斯王朝的雄风。纳绥尔将希望寄托于新的穆斯林势力，怂恿花拉子模沙王朝的塔卡什自中亚西进。1194年，塔卡什的军队击败大塞尔柱王朝的末代苏丹图格里勒，结束塞尔柱人在巴格达的统治。然而，纳绥尔的努力付诸东流。1196年，塔卡什成为新的苏丹，行使塞尔柱人原有的一切权力，哈里发仍然只是苏丹的掌中玩物。1200年塔卡什死后，其子阿拉乌丁出任苏丹，击败古尔王朝、西喀喇汗王朝和西辽，建立起庞大的帝国，定都撒马尔罕。1217年，阿拉乌丁召开宗教会议，试图废止阿拔斯王朝的宗教权力，另立阿里家族的后裔阿拉·穆尔克为新的哈里发。纳绥尔在绝望之际，把目光转向遥远的东方，幻想得到蒙古人的帮助。然而，纳绥尔的这一做法无异于引狼入室，使伊斯兰世界遭受空前的浩劫。
1219年，成吉思汗统率蒙古军队大举西进，攻入中亚，阿拉乌丁兵败身亡，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尽遭蹂躏，哈拉特被夷为废墟。1253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再度发动西征，蒙古铁骑如潮水一般涌向伊斯兰世界。1258年，旭烈兀攻陷巴格达，哈里发穆斯台尔绥木（1242—1258年在位）被装入袋中，马踏而死，阿拔斯王朝灭亡。[345]
【注释】
[1]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齐亚德：《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文明：古代与伊斯兰时代》，第169页。
[2]Ibn Khaldun，The Muqaddimah，vol.1，pp.396-397.
[3]Engineer，A.A.，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Islam，pp.145-146.
[4]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齐亚德：《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文明：古代与伊斯兰时代》，第170页。
[5]Ibn Khaldun，The Muqaddimah，vol.1，p.418.
[6]《古兰经》，2：30，38：26。
[7]Watt，W.M.，Early Islam，p.60.
[8]Hourani，A.，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London 1991，p.22.
[9]《古兰经》，33：40。
[10]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君王史》，第1卷，第1845—1846页。
[11]Husain，S.A.，The Glorious Caliphate，Lucknow 1974，p.39.
[12]Glubb，J.，The Great Arab Conqust，London 1963，p.109.
[13]Muir，W.，The Caliphate，Its Rise，Decline and Fall，Edinburgh 1963，p.21，p.25.
[14]Watt，W.M.，Muhammed at Medina，p.135.
[15]Shaban，M.A.，Islamic History，A New Interpretation 600-750，p.21.
[16]Shoufany，E.，Al-Rid dah and the Muslim Conquest of Arabia，pp.85-88.
[17]同上，p.112。
[18]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齐亚德：《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文明：古代与伊斯兰时代》，第175页。
[19]Shoufany，E.，Al-Rid dah and the Muslim Conquest of Arabia，p.117.
[20]Muir，W.，The Caliphate，Its Rise，Decline and Fall，p.22.
[21]Shoufany，E.，Al-Rid dah and the Muslim Conquest of Arabia，p.120.
[22]Muir，W.，The Caliphate，Its Rise，Decline and Fall，p.29.
[23]Shoufany，E.，Al-Rid dah and the Muslim Conquest of Arabia，p.125，pp.134-138.
[24]Bury，J.B.，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New York 1924，vol.2，p.334.
[25]Watt，W.M.，Muhammed at Medina，pp.66-96，pp.354-369，p.34，p.218，pp.115-116.
[26]Shoufany，E.，Al-Rid dah and the Muslim Conquest of Arabia，p.37.
[27]Al-Baladhuri，Kitab Futuh al-Buldan，p.105.
[28]Watt，W.M.，Muhammed at Medina，p.367.
[29]Donner，F.M.，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p.86.
[30]Shaban，M.A.，Islamic History，A New Interpretation 600-750，p.22.
[31]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君王史》，第1卷，第1910页。
[32]S. F.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吴云贵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6页。
[33]Muir，W.，The Caliphate，Its Rise，Decline and Fall，p.45.
[34]Bury，J.B.，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ol.2，pp.333-339.
[35]Donner，F.M.，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p.265.
[36]《古兰经》，3：103；49：10；4：92。
[37]穆罕默德·胡泽里：《穆罕默德传》，秦德茂、田希宝译，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5—267页。
[38]《古兰经》，9：5，9：29。
[39]Donner，F.M.，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p.101.
[40]Engineer，A.A.，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Islam，p.152.
[41]此处所指的叙利亚，亦称“沙姆”，包括今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约旦诸地。
[42]Donner，F.M.，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p.96.
[43]Kennedy，H.，The Prophet and the Age of the Caliphate，p.60.
[44]Donner，F.M.，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Princeton 1981，p.111.
[45]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齐亚德：《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文明：古代与伊斯兰时代》，第176页。
[46]Donner，F.M.，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p.129.
[47]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齐亚德：《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文明：古代与伊斯兰时代》，第176页。
[48]Hill，D.R.，The Termination of Hostilities in the Early Arab Conquest 634-656，London 1971，p.76.
[49]Glubb，J.，The Great Arab Conqust，pp.174-175.
[50]Al-Baladhuri，Kitab Futuh al-Buldan，pp.116-159.
[51]Hill，D.R.，The Termination of Hostilities in the Early Arab Conquest 634-656，p.77.
[52]P.希提：《阿拉伯通史》，第186页。
[53]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齐亚德：《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文明：古代与伊斯兰时代》，第177页。
[54]P.希提：《阿拉伯通史》，第188页。
[55]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齐亚德：《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文明：古代与伊斯兰时代》，第177页。
[56]同上，第177页。
[57]P.希提：《阿拉伯通史》，第191页。
[58]Hill，D.R.，The Termination of Hostilities in the Early Arab Conquest 634-656，pp.45-47.
[59]Al-Baladhuri，Kitab Futuh al-Buldan，pp.237-238.
[60]Strange，G.，The Lands of the Eastern Caliphate，Cambridge 1905，p.22，p.86.
[61]Al-Baladhuri，Kitab Futuh al-Buldan，pp.175-176.
[62]Muir，W.，The Caliphate，Its Rise，Decline and Fall，pp.49-61.
[63]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君王史》，第1卷，第2194页。
[64]Muir，W.，The Caliphate，Its Rise，Decline and Fall，p.95.
[65]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齐亚德：《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文明：古代与伊斯兰时代》，第177页。
[66]Muir，W.，The Caliphate，Its Rise，Decline and Fall，p.109.
[67]Ibn Khaldun，The Muqaddimah，vol.1，p.321.
[68]Glubb，J.，The Great Arab Conqust，p.199.
[69]Glubb，J.，The Great Arab Conqust，p.202.
[70]Hill，D.R.，The Termination of Hostilities in the Early Arab Conquest 634-656，p.131.
[71]同上，p.134.
[72]Al-Baladhuri，Kitab Futuh al-Buldan，pp.193-212.
[73]Muir，W.，The Caliphate，Its Rise，Decline and Fall，p.49.
[74]Hill，D. R.，The Termination of Hostilities in the Early Arab Conquest 634-656，pp. 109-110.
[75]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君王史》，第1卷，第2199页。
[76]Siddiqi，A.H.，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Muslim Institutions，pp.24-25.
[77]Jaydan，J.，History of Islamic Civilization，p.38.
[78]Husain，S.A.，The Glorious Caliphate，p.41.
[79]哈桑·穆阿尼斯：《古代中世纪的阿拉伯国家与文明》，第153页。
[80]Jaydan，J.，History of Islamic Civilization，p.39.
[81]Husain，S.A.，The Glorious Caliphate，p.85.
[82]P.希提：《阿拉伯通史》，第205页。
[83]Husain，S.A.，Arab Administration，Lahore 1966，p.39.
[84]Kremer，A.F.，The Orient Under the Caliphs，pp.112-113.
[85]Imamuddin，S.M.，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Muslims，vol.1，p.234.
[86]Grunebaum，G.E.，Medieval Islam，p.170.
[87]Kremer，A.F.，The Orient Under the Caliphs，p.16.
[88]Grunebaum，G.E.，Medieval Islam，p.171.
[89]Al-Baladhuri，Kitab Futuh al-Buldan，pp.450-457.
[90]哈桑·穆阿尼斯：《古代中世纪的阿拉伯国家与文明》，第153页。
[91]Ibn Khaldun，The Muqaddimah，vol.1，p.430.
[92]S. F.马茂德：《伊斯兰教简史》，第49页。
[93]Shaban，M.A.，Islamic History，A New Interpretation 600-750，pp.66-67.
[94]Husain，S.A.，The Glorious Caliphate，p.107.
[95]Husain，S.A.，The Glorious Caliphate，p.111.
[96]Jafri，S.H.M.，Origins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Shi’a Islam，Tehran 1989，pp.86-87.
[97]Wellhausen，J.，The Arab Kingdom and Its Fall，London 1973，p.44.
[98]Husain，S.A.，The Glorious Caliphate，p116.
[99]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君王史》，第1卷，第2722—2723页。
[100]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6页。
[101]Jafri，S.H.M.，Origins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Shi’a Islam，p.88.
[102]同上，p.88。
[103]Jafri，S.H.M.，Origins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Shi’a Islam，p.90.
[104]P.希提：《阿拉伯通史》，第209页。
[105]Muir，W.，The Caliphate，Its Rise，Decline and Fall，p.258.
[106]Jafri，S.H.M.，Origins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Shi’a Islam，p.90.
[107]Kremer，A.F.，The Orient Under the Caliphs，p.304。
[108]Muir，W.，The Caliphate，Its Rise，Decline and Fall，p.265.
[109]Wellhausen，J.，The Arab Kingdom and Its Fall，pp.77-78.
[110]Imamuddin，S.M.，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Muslims，vol.1，p.223.
[111]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君王史》，第2卷，第4页。
[112]Jafri，S.H.M.，Origins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Shi’a Islam，p.151.
[113]Hourani，A.，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London 1991，p.25.
[114]B.路易斯：《历史上的阿拉伯人》，第68页。
[115]C.布罗克尔曼：《伊斯兰各民族与国家史》，第87—88页。
[116]Watt，W.M.，The Majesty That Was Islam，the Islamic World 661-1100，London 1974，p.45，p.53.
[117]Saunders，J.J.，A History of Medieval Islam，p.77.
[118]P.希提：《阿拉伯通史》，第233页。
[119]同上，第228页。
[120]Kennedy，H.，The Prophet and the Age of the Caliphate，p.87.
[121]Watt，W.M.，The Majesty That Was Islam，the Islamic World 661-1100，p.19.
[122]Wellhausen，J.，The Arab Kingdom and Its Fall，p.129.
[123]Kennedy，H.，The Prophet and the Age of the Caliphate，p.86.
[124]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君王史》，第2卷，第174—177页。
[125]Ibn Khaldun，The Muqaddimah，vol.1，p.443.
[126]Watt，W.M.，The Majesty That Was Islam，the Islamic World 661-1100，pp.22-23.
[127]Muir，W.，The Caliphate，Its Rise，Decline and Fall，p.332.
[128]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君王史》，第2卷，第427页。
[129]Wellhausen，J.，The Arab Kingdom and Its Fall，pp.154-156.
[130]Holt，P.M.，Lambton，A.K.S.＆Lewis，B.，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vol.1A，p.83.
[131]Holt，P.M.，Lambton，A.K.S.＆Lewis，B.，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vol.1A，p.84.
[132]Muir，W.，The Caliphate，Its Rise，Decline and Fall，p.332.
[133]C.布罗克尔曼：《伊斯兰各民族与国家史》，第98页。
[134]Hodgson，G.S.，The Venture of Islam，vol.1，p.247.
[135]Kennedy，H.，The Prophet and the Age of the Caliphate，p.99.
[136]Crone，P.，Slaves on Horses，the Evolution of the Islamic Polity，Cambridge 1980，p.37.
[137]Ibn Khaldun，The Muqaddimah，vol.2，p.22.
[138]Kremer，A.F.，The Orient Under the Caliphs，p.196.
[139]哈桑·穆阿尼斯：《古代中世纪的阿拉伯国家与文明》，第166页。
[140]Ibn Khaldun，The Muqaddimah，vol.2，p.55.
[141]Husain，S.A.，Arab Administration，p.99.
[142]Kremer，A.F.，The Orient Under the Caliphs，p.200.
[143]Levy，R.，The Social Structure of Islam，p.299.
[144]Kremer，A.F.，The Orient Under the Caliphs，p.188.
[145]Ali，A.，A Short History of the Saracens，p.187.
[146]Kremer，A.F.，The Orient Under the Caliphs，p.189.
[147]Holt，P.M.，Lambton，A.K.S.＆Lewis，B.，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vol.1A，p.85.
[148]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齐亚德：《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文明：古代与伊斯兰时代》，第179—180页。
[149]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齐亚德：《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文明：古代与伊斯兰时代》，第180页。
[150]Watt，W.M.，The Majesty That Was Islam，the Islamic World 661-1100，pp.39-40.
[151]同上，p.40。
[152]Watt，W.M.，The Majesty That Was Islam，the Islamic World 661-1100，p.40.
[153]P.希提：《阿拉伯通史》，第591页。
[154]同上，第593页。
[155]Holt，P.M.，Lambton，A.K.S.＆Lewis，B.，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vol.1A，p.95.
[156]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齐亚德：《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文明：古代与伊斯兰时代》，第180—181页。
[157]Watt，W.M.，The Majesty That Was Islam，the Islamic World 661-1100，p.35.
[158]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君王史》，第2卷，第1314—1317页。
[159]Omar，F.，The Abbasid Caliphate 750-786，Baghdad 1969，pp.59-60.
[160]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君王史》，第2卷，第692—695页。
[161]Sharon，M.，Black Banners from the East，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bbasid State，Jerusalem 1983，p.115.
[162]Omar，F.，The Abbasid Caliphate 750-786，p.61.
[163]Sharon，M.，Black Banners from the East，pp.122-124.
[164]Sharon，M.，Black Banners from the East，p.117，pp.132-134.
[165]《古兰经》，11：73，28：12，32：33。
[166]Sharon，M.，Black Banners from the East，p.105.
[167]Wellhausen，J.，The Arab Kingdom and Its Fall，p.506.
[168]Shaban，M.A.，The Abbasid Revolution，Cambridge 1970，p.149.
[169]Sharon，M.，Black Banners from the East，p.140.
[170]穆罕默德·巴基尔后来成为什叶派的主体十二伊玛目派以及伊斯马仪派公认的第五代伊玛目，栽德·阿里的追随者逐渐演变为什叶派的重要分支栽德派。
[171]Omar，F.，The Abbasid Caliphate 750-786，p68.
[172]Wellhausen，J.，The Arab Kingdom and Its Fall，p427.
[173]Omar，F.，The Abbasid Caliphate 750-786，pp.68-69.
[174]Sharon，M.，Black Banners from the East，p.51.
[175]同上，pp.147-149。
[176]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君王史》，第2卷，第692—695页。
[177]Wellhausen，J.，The Arab Kingdom and Its Fall，p.514.
[178]Sharon，M.，Black Banners from the East，p.173，p.193.
[179]Omar，F.，The Abbasid Caliphate 750-786，p.70.
[180]Kennedy，H.，The Prophet and the Age of the Caliphate，p.106.
[181]Yeor，B.，The Dhimmis，Jews and Christians under Islam，London，1985，p.183.
[182]Omar，F.，The Abbasid Caliphate 750-786，p.75.
[183]Sharon，M.，Black Banners from the East，p.177.
[184]Kennedy，H.，The Early Abbasid Caliphate，Princeton 1981，p.42.
[185]Shaban，M.A.，The Abbasid Revolution，p.153.
[186]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君王史》，第2卷，第1965页。
[187]Sharon，M.，Black Banners from the East，p.203.
[188]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君王史》，第2卷，第1620页，第1932页，第1954—1959页，第2004页。
[189]Wellhausen，J.，The Arab Kingdom and Its Fall，pp.539-541.
[190]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君王史》，第3卷，第47页。
[191]同上，第3卷，第69页。
[192]Shaban，M.A.，The Abbasid Revolution，p.167.
[193]Kennedy，H.，The Early Abbasid Caliphate，p.48.
[194]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君王史》，第1卷，第2887—2888页。
[195]Wellhausen，J.，The Arab Kingdom and Its Fall，p.492，p.493.
[196]Shaban，M.A.，The Abbasid Revolution，p.67，p.116。
[197]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君王史》，第2卷，第1358页。
[198]Lassner，J.，The Shape of Abbasid Rule，Princeton 1980，p.1.
[199]Shaban，M.A.，The Abbasid Revolution，p.48，p.70.
[200]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君王史》，第2卷，第1291页，第1318页。
[201]Wellhausen，J.，The Arab Kingdom and Its Fall，pp.508-509.
[202]Sharon，M.，Black Banners from the East，p.195，p.xv.
[203]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君王史》，第2卷，第1987页，第1996页。
[204]Kennedy，H.，The Prophet and the Age of the Caliphate，p.129，pp.82-83，p.130。
[205]Watt，W.M.，The Majesty That Was Islam，p.108.
[206]Lambton，A.K.S.，State and Government in the Medieval Islam，Oxford 1985，p.44.
[207]Kennedy，H.，The Early Abbasid Caliphate，p.68.
[208]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君王史》，第3卷，第315—316页。
[209]同上，第3卷，第321页。
[210]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君王史》，第3卷，第330页。
[211]Kennedy，H.，The Early Abbasid Caliphate，p.61-62.
[212]Shaban，M.A.，Islamic History，A New Interpretation 750-1055，Cambridge 1976，p.9.
[213]Gordon，M.S.，The Rise of Islam，Westport 2005，p.54.
[214]Lassner，J.，The Shape of Abbasid Rule，p.188-189，p.163.
[215]Kennedy，H.，The Early Abbasid Caliphate，p.99.
[216]Lapidus，M.A.，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ies，p.79.
[217]Kennedy，H.，The Early Abbasid Caliphate，pp.184-185.
[218]同上，p.109。
[219]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君王史》，第3卷，第696页。
[220]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君王史》，第3卷，第821页。
[221]Jaydan，J.，History of Islamic Civilization，p.164.
[222]Kennedy，H.，The Early Abbasid Caliphate，pp.101-102，pp.116-117.
[223]Kennedy，H.，The Prophet and the Age of the Caliphate，p.139.
[224]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君王史》，第3卷，第1567页。
[225]同上，第1795页。
[226]Kennedy，H.，The Early Abbasid Caliphate，p.132.
[227]Kennedy，H.，The Early Abbasid Caliphate，p.124.
[228]同上，p.136。
[229]Kennedy，H.，The Prophet and the Age of the Caliphate，p.150.
[230]Kennedy，H.，The Early Abbasid Caliphate，p.143，p.148.
[231]Kennedy，H.，The Early Abbasid Caliphate，p.159，p.162.
[232]同上，p.166。
[233]Holt，P.M.，Lambton，A.K.S.＆Lewis，B.，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vol.1A，p.123.
[234]据伊本·赫勒敦记载，穆阿威叶是伊斯兰世界第一个使用御座的哈里发。见Ibn Khaldun，The Muqaddimah，vol.2，p.53.
[235]Wellhausen，J.，The Arab Kingdom and Its Fall，p.562.
[236]Watt，W.M.，The Majesty That Was Islam，the Islamic World 661-1100，p.101.
[237]Al-Suyuti，J.，History of the Caliphs，Karachi 1977，p.276.
[238]Ali，A.，A Short History of the Saracens，p.414.
[239]Goitein，S.D.，Studies in Islamic History and Institution，Leiden 1963，pp.168-169.
[240]《古兰经》，20：29，25：35。
[241]Ibn Khaldun，The Muqaddimah，vol.2，p.8.
[242]Goitein，S.D.，Studies in Islamic History and Institution，p.170，pp.175-177，p180，p.182.
[243]Siddiqi，A.H.，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Muslim Institution，p.120.
[244]Kremer，A.F.，The Orient Under the Caliphs，pp.218-219.
[245]P.希提：《阿拉伯通史》，第385—386页。
[246]Strange，G.，The Lands of the Eastern Caliphate，p.248.
[247]Levy，R.，The Social Structure of Islam，p.320.
[248]Ibn Khaldun，The Muqaddimah，vol.1，p.361，p.365.
[249]Kennedy，H.，The Early Abbasid Caliphate，p.118.
[250]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宋岘译，中华书局1991年，第163页。
[251]Kremer，A.F.，The Orient Under the Caliphs，pp.229-233.
[252]Kennedy，H.，The Early Abbasid Caliphate，p.77，p.79.
[253]Jaydan，J.，History of Islamic Civilization，p.142.
[254]P.希提：《阿拉伯通史》，第341页。
[255]Lambton，A.K.S.，State and Government in the Medieval Islam，p.13.
[256]哈桑·穆阿尼斯：《古代中世纪的阿拉伯国家与文明》，第167页。
[257]Jaydan，J.，History of Islamic Civilization，pp.215-217.
[258]C.布罗克尔曼：《伊斯兰各民族与国家史》，第157页。
[259]Jaydan，J.，History of Islamic Civilization，p.217.
[260]Kennedy，H.，The Prophet and the Age of the Caliphate，p.185.
[261]Kennedy，H.，The Early Abbasid Caliphate，p.167.
[262]Lindsay，J.E.，Daily Life in the Medieval Islamic World，p.70.
[263]Ashtor，E.，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Near East in the Middle Ages，Berkeley 1976，p.87.
[264]Kennedy，H.，The Prophet and the Age of the Caliphate，p.161.
[265]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5册，史希同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5页。
[266]Gordon，M.S.，The Rise of Islam，p.131.
[267]Kennedy，H.，The Early Abbasid Caliphate，p.217.
[268]Kennedy，H.，The Prophet and the Age of the Caliphate，p.169。
[269]Shaban，M.A.，Islamic History，A New Interpretation 750-1055，p.75.
[270]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5册，第10页。
[271]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君王史》，第3卷，第1452页。
[272]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5册，第18页。
[273]Jaydan，J.，History of Islamic Civilization，p.221.
[274]Shaban，M.A.，Islamic History，A New Interp retation 600-750，pp.92-93.
[275]Holt，P.M.，Lambton，A.K.S.＆Lewis，B.，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vol.1A，p.128.
[276]Watt，W.M.，The Majesty That Was Islam，p.157.
[277]伊本·阿希尔：《历史大全》，第8卷，第179页。
[278]Kennedy，H.，The Prophet and the Age of the Caliphate，p.197.
[279]Kennedy，H.，The Early Abbasid Caliphate，p.33.
[280]同上，p.18。
[281]Hourani，A.，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p.46.
[282]Lombard，M.，The Golden Age of Islam，North Holland 1975，p.22.
[283]Bulliet，R.W.，Conversion to Islam in the Medieval Period，Harvard 1979，p.45.
[284]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齐亚德：《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文明：古代与伊斯兰时代》，第196—197页，第198页。
[285]哈桑·穆阿尼斯：《古代中世纪的阿拉伯国家与文明》，第183页。
[286]伊本·阿希尔：《历史大全》，第6卷，第106页。
[287]希提：《阿拉伯通史》，第538页。
[288]Holt，P.M.，Lambton，A.K.S.＆Lewis，B.，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vol.1A，p.177.
[289]哈桑·穆阿尼斯：《古代中世纪的阿拉伯国家与文明》，第188页，第190页，第191页。
[290]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齐亚德：《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文明：古代与伊斯兰时代》，第203页。
[291]哈桑·穆阿尼斯：《古代中世纪的阿拉伯国家与文明》，第19页。
[292]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齐亚德：《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文明：古代与伊斯兰时代》，第202页。
[293]哈桑·穆阿尼斯：《古代中世纪的阿拉伯国家与文明》，第192页，第193页。
[294]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齐亚德：《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文明：古代与伊斯兰时代》，第207页。
[295]哈桑·穆阿尼斯：《古代中世纪的阿拉伯国家与文明》，第194页。
[296]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齐亚德：《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文明：古代与伊斯兰时代》，第208页。
[297]哈桑·穆阿尼斯：《古代中世纪的阿拉伯国家与文明》，第203页。
[298]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齐亚德：《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文明：古代与伊斯兰时代》，第209页，第210页。
[299]Ibn Khaldun，The Muqaddimah，vol.2，p.51.
[300]哈桑·穆阿尼斯：《古代中世纪的阿拉伯国家与文明》，第203页。
[301]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齐亚德：《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文明：古代与伊斯兰时代》，第210页。
[302]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齐亚德：《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文明：古代与伊斯兰时代》，第211页。
[303]Hourani，A.，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p.41.
[304]哈桑·穆阿尼斯：《古代中世纪的阿拉伯国家与文明》，第204页。
[305]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齐亚德：《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文明：古代与伊斯兰时代》，第215页。
[306]同上，第217页。
[307]同上，第250—251页。
[308]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齐亚德：《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文明：古代与伊斯兰时代》，第222—223页。
[309]同上，第225页。
[310]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齐亚德：《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文明：古代与伊斯兰时代》，第231页，第233页。
[311]同上，第266页。
[312]Kennedy，H.，The Early Abbasid Caliphate，p.138.
[313]泰伯里：《历代先知与君王史》，第3卷，第829页。
[314]伊本·阿希尔：《历史大全》，第6卷，第255页，第270页。
[315]Frye，R.N.，The Golden Age of Persia，the Arabs in the East，London 1975，pp.190-191.
[316]伊本·阿希尔：《历史大全》，第7卷，第124—125页。
[317]Lombard，M.，The Golden Age of Persia，pp.194-196.
[318]Lombard，M.，The Golden Age of Islam，p.46.
[319]同上，p.46。
[320]Lombard，M.，The Golden Age of Persia，p.200.
[321]P.希提：《阿拉伯通史》，第551—552页。
[322]Holt，P.M.，Lambton，A.K.S.＆Lewis，B.，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vol.1A，p.145.
[323]Hourani，A.，A History of the Arab Peoples，p.87.
[324]Holt，P.M.，Lambton，A.K.S.＆Lewis，B.，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vol.1A，p.147.
[325]Watt，W.M.，The Majesty That Was Islam，pp.203-205.
[326]Holt，P.M.，Lambton，A.K.S.＆Lewis，B.，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vol.1A，p.143.
[327]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5册，第47页。
[328]Mez，A.，The Renaissance of Islam，Patna 1937，pp.22-23.
[329]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5册，第49页。
[330]Mez，A.，The Renaissance of Islam，pp.24-25.
[331]Kennedy，H.，The Prophet and the Age of the Caliphate，p.250，pp.250-251.
[332]Kennedy，H.，The Prophet and the Age of the Caliphate，pp.301-307.
[333]哈桑·穆阿尼斯：《古代中世纪的阿拉伯国家与文明》，第196页。
[334]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齐亚德：《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文明：古代与伊斯兰时代》，第235页。
[335]哈桑·穆阿尼斯：《古代中世纪的阿拉伯国家与文明》，第197页。
[336]Watt，W.M.，The Majesty That Was Islam，pp.164-207.
[337]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齐亚德：《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文明：古代与伊斯兰时代》，第235页，第236—237页。
[338]同上，第238页。
[339]Mez，A.，The Renaissance of Islam，p.5.
[340]哈桑·穆阿尼斯：《古代中世纪的阿拉伯国家与文明》，第170页。
[341]伊本·阿希尔：《历史大全》，第9卷，第436页。
[342]同上，第10卷，第25页，第44页。
[343]哈桑·穆阿尼斯：《古代中世纪的阿拉伯国家与文明》，第172页。
[344]哈桑·穆阿尼斯：《古代中世纪的阿拉伯国家与文明》，第175页。
[345]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齐亚德：《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文明：古代与伊斯兰时代》，第263—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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