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轨迹

二、中东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轨迹

现代化的历史内涵

所谓的世界历史，无疑是人类社会不断走向解放的漫长过程。如若从宏观角度审视世界历史，不难发现，人类社会在走向解放的漫长过程中先后历经两次深刻的转变。人类社会的第一次解放，发生于自野蛮向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其核心内容在于原本仅仅从属于氏族部落和作为“整体的肢体”的个人逐渐摆脱血缘群体的束缚，成为独立存在的社会成员；是为文明化。人类社会的第二次解放，发生于自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其核心内容在于独立存在的社会成员逐渐摆脱依附状态而走向自由的时代；是为现代化。

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包含诸多因素的矛盾运动，其实质在于所有制的变革和社会形态的更替。个体生产、自然经济、乡村农业的统治地位、社会生活的封闭状态、广泛的超经济强制、普遍的依附倾向和思想的束缚无疑是传统社会的基本要素，所谓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从个体生产向社会化生产的转变、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从农本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变、从奴役向自由的转变、从专制向民主的转变。生产的社会化、经济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人身的自由化、社会秩序的法治化、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意识形态的个性化构成现代化的普遍趋势和基本方向，生产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则是现代化的深层物质基础。

所谓的现代化即从传统文明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无疑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中东地区的现代化则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终极目标无疑具有同一性，然而不同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却不尽相同，可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中东现代化的特定内涵在于封建主义的衰落、传统秩序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传统的封建主义与新兴的资本主义两者之间的矛盾运动贯穿中东现代化的进程。伊斯兰传统文明与中东现代化进程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历史联系。西方的冲击固然构成深刻影响中东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外部因素，而伊斯兰传统文明的特定历史背景从根本上决定着中东现代化进程之区别与其他诸多地区现代化进程的特殊道路。土地所有制的非国有化运动、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社会界限的淡化和法律地位的趋同、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民族主义、极权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广泛实践，标志着中东现代化进程的长足进步。

中东现代化进程的启动

自15世纪开始，传统的农本社会在西方基督教世界逐渐衰落。伴随着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重商主义的实践和工业革命的完成，西方基督教世界迅速崛起，实力剧增。相比之下，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历史进程处于停滞的状态，农本社会长期延续。西方的崛起和中东历史的相对停滞状态，导致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力量对比的失衡。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崛起，无疑标志着现代文明的诞生。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停滞状态，其特定内涵在于传统秩序的根深蒂固。文明的落差导致西方冲击的历史浪潮，现代化进程随之自西方基督教世界向中东伊斯兰世界逐渐延伸。

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缘起于西方的冲击，特定的国际环境构成中东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外部因素。工业革命导致扩大产品市场和增加原料供应的迫切需要，是为西方列强之世界性扩张的内在根源。进入19世纪，西方列强的战争威胁促使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埃及的帕夏和恺伽王朝的国王致力于自上而下的新政举措，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由此拉开序幕。

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推行新政的初衷，无疑是强化君主制度和维护传统秩序，进而应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崛起和由此形成的外部威胁。新政举措所涉及的范围，亦大都局限于上层建筑和器物层面。然而，推行新政的主观目的与客观后果不尽吻合，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悖论倾向。所谓新政的核心内容是组建新军；组建新军的直接原因是战争的需要，而组建新军的前提条件则是筹措巨额的军费。新政期间，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极力寻求扩大财源的途径，旨在增加岁入，保证军饷的支付和军事装备的购置。传统社会与新政期间的统治者皆具有聚敛财富和增加岁入的强烈需求，而两者聚敛财富和增加岁入的方式却迥然不同。在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农业构成基本的经济部门，占有土地则是聚敛财富和增加岁入的首要来源。新政期间，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相继兴办现代工业，推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获取货币取代占有土地成为时尚，传统社会的冰山开始出现溶化的迹象。

19世纪以前，中东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并非处于隔绝的状态，而是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交往。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的交往，通常表现为战争的形式，亦包含有限的商业贸易，传统手工业产品是中东伊斯兰世界输出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主要商品。进入19世纪以后，中东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的贸易交往呈明显上升的趋势。西方列强往往通过战争的手段，强迫奥斯曼帝国及恺伽王朝签署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进而向中东伊斯兰世界倾销廉价工业品。西方工业品的倾销导致中东伊斯兰世界经济领域的深刻变化，货币关系的扩大、地租形态的转换、农作物结构的调整、农产品出口的急剧增长和农业生产市场化程度的明显提高构成此间中东伊斯兰世界经济生活的突出现象，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手工业则由于西方廉价工业品的竞争而趋于衰落。自19世纪中叶开始，中东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基督教世界之间的交往逐渐由贸易领域扩展至投资领域，西方列强在中东诸地直接投资，筑路建厂。与此同时，西方列强通过提供高息贷款的方式，控制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命脉，西方货币充斥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流通领域。至19世纪后期，中东伊斯兰世界逐渐沦为西方工业国的农产品供应地和工业品市场，传统经济秩序濒临崩溃，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亦不复存在。

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和恺伽王朝无疑呈日渐衰落的趋势。然而，奥斯曼帝国和恺伽王朝的衰落不同于哈里发国家的解体。哈里发国家的解体发生于传统文明的框架之内，根源于传统社会内部诸多因素的矛盾运动。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和恺伽王朝的衰落发生于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既是传统社会诸多因素矛盾运动的结果，亦与近代欧洲的崛起和西方的冲击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财政岁入的日渐枯竭、对外战争的接连失利、地方离心倾向的增长和王权的式微，尽管构成奥斯曼帝国和恺伽王朝衰落的历史链条，却未触及中东伊斯兰世界传统秩序的深层根基，而仅仅局限于上层建筑和器物层面。近代欧洲的崛起和西方的冲击不仅加速着奥斯曼帝国和恺伽王朝的衰落，而且催生着中东伊斯兰世界之现代文明的兴起。西方廉价工业品的倾销和国际分工的扩大，导致中东伊斯兰世界经济社会领域的剧烈变革，构成瓦解中东伊斯兰世界传统秩序的催化剂。中东伊斯兰世界逐渐丧失传统时代的自主地位，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进而成为西方列强的原料供应地和工业品市场，经济社会生活随之从封闭状态走向开放。奥斯曼帝国和恺伽王朝的衰落并非意味着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全面衰落，而是包含新旧经济秩序的更替、新旧社会势力的消长、新旧思想的冲突、民主与独裁的抗争等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有现象，体现中东伊斯兰世界的长足进步。奥斯曼帝国和恺伽王朝衰落的实质在于中东伊斯兰世界传统秩序的解体和新旧社会形态的更替，而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和恺伽王朝的寿终正寝构成中东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历史内容，标志着中东伊斯兰世界之新生的开始。

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发端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小亚细亚半岛和埃及，继而向新月地带和伊朗高原逐步扩展，直至延伸到阿拉伯半岛。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西方石油公司在波斯湾沿岸发现石油，由此掀开阿拉伯半岛历史进程的崭新一页。如同古代的阿拉伯人伴随着伊斯兰教的产生而经历从野蛮向文明过渡的深刻历史变革，石油的发现促使阿拉伯半岛告别传统社会，进而步入现代化的历史阶段。石油时代的到来，缘起于西方经济对于能源供应的严重依赖。石油的开采以及石油经济的迅速发展，则是联结阿拉伯半岛与现代文明的纽带和桥梁。伴随着石油财富的增长，阿拉伯半岛的传统秩序逐渐解体，现代化进程随之启动。石油经济的繁荣，成为阿拉伯半岛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物质基础。

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与绝对主义的现代化模式

现代化的主体是具有完整主权的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广泛实践构成实现生产进步、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进而使民众获得自由和尊严的前提条件。综观世界历史，各个地区由于具体条件的差异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然而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却是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和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

16—17世纪，宗教改革在西欧诸国风行一时，否定教会的权威和排斥罗马教廷的传统势力是宗教改革的宗旨所在。民族教会的建立包含着民族主义的政治实践，世俗化构成推动西欧地区民族独立和民族国家兴起的重要举措。1775—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堪称西方民族革命的典型范例，英国殖民统治的结束导致北美地区现代化的长足发展。相比之下，中东伊斯兰世界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与西方的冲击密切相关。西方的冲击固然推动了中东伊斯兰世界农业生产的市场化和初步的工业化进程，促进了中东伊斯兰世界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货币关系的扩大，加速了中东伊斯兰世界传统经济结构和社会秩序的衰落。但是，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作为西方冲击的历史形式，对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十分严重的消极影响。殖民主义的实质在于宗主国对于殖民地财富的掠夺；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导致中东诸国长期缺乏完整的主权和独立的国际地位，在政治上从属于西方，在经济上依附于西方，是束缚中东诸国经济社会进步的枷锁和制约中东诸国现代化长足发展的障碍。

自由在传统社会原本是相对于奴役状态的法律概念，在现代社会成为与公民权密切相关的政治概念。自由与民主可谓现代文明的两大主题，主权在民与宪法至上构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基础。中东诸国的现代化进程尽管一度包含西化的倾向，然而所谓的西化只是西方制度的扩张和西方殖民主义的逻辑延伸，诸如议会和宪政等西方制度的移植并未根本改变中东诸国的历史进程，亦未带来真正意义的自由和民主。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无疑是中东伊斯兰世界走向自由和解放的历史障碍，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则是中东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得以长足发展的前提条件。特定的历史环境导致中东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尖锐对立；随着民族矛盾的加剧，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日趋高涨。在尼罗河流域、安纳托利亚高原、新月地带和阿拉伯半岛，诸多主权国家相继崛起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民族主义的广泛胜利，标志着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步入崭新的发展阶段。

中东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突出现象，在于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错综交织和此消彼长。民族主义运动与民主主义运动皆属政治层面的历史运动，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权力的角逐，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表现为民族之间的尖锐对抗，而后者表现为民族国家内部诸多阶层和群体之间的激烈冲突。世界历史的进程贯穿着人类不断走向解放的主题；民族主义胜利的结局是民族的解放，民主主义运动的目标则是实现民众的解放。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民族主义的胜利是真正实现经济进步和财富增长进而使民众获得权利、自由和尊严的前提条件。中东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从奥斯曼主义到凯末尔主义、从纳赛尔主义到复兴阿拉伯社会主义、从伊斯兰现代主义到现代伊斯兰主义，无不具有民族主义的浓厚色彩。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到民主化运动的高涨构成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在政治层面的历史轨迹，绝对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抑或所谓“发展的独裁模式”则是联结民族解放运动与民主化进程的中间环节。

绝对主义的现代化模式根源于现代化进程中新旧经济秩序和社会势力的深刻对立，极权政治的强化和政府广泛的经济干预构成绝对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核心要素。凯末尔当政期间的土耳其、纳赛尔当政期间的埃及、礼萨汗和巴列维国王当政期间的伊朗、沙特家族统治下的沙特阿拉伯、侯赛因当政期间的约旦、萨达姆当政期间的伊拉克和阿萨德当政期间的叙利亚，均为绝对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典范。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至高无上，堪称诸多绝对主义国家遵循的首要准则。经济社会领域自上而下的深刻变革，标志着绝对主义时代现代化的长足进步。经济的发展与民众政治参与的排斥以及财富的增长与贫富分化的加剧，构成绝对主义时代现代化进程的普遍现象。以牺牲政治层面的自由和民主作为代价推动新旧经济社会秩序的更替，则是绝对主义时代现代化模式的实质所在。民族主义、极权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三重倾向的错综交织，构成此间中东诸国现代化的明显特征。凯末尔、纳赛尔、礼萨汗和巴列维、侯赛因、萨达姆、阿萨德和沙特家族的统治，无不体现民族主义、极权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广泛实践。摆脱从属于西方的政治地位和依附于西方的经济地位，进而争取民族解放和主权独立，是中东诸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客观需要。极权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的逻辑延伸，构成从传统的君主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过渡的中间环节。从民族主义的胜利到极权主义的实践，标志着中东诸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领域的深刻革命。国家资本主义亦被称作现代形式的重商主义，其核心内容是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实现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广泛干预。国家资本主义既是极权主义的经济基础，亦是否定封建生产关系的有力杠杆。民族主义的高涨构成国家资本主义的逻辑起点，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

绝对主义时代，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与现实的政治生活大相径庭，总统和国王凌驾于宪法和议会之上，主权在民、自由平等和保障公民权利的相关条款只是欺骗民众的美丽谎言，形同虚设的议会和政府操纵的选举则是独裁专制的点缀和遮羞布。绝对主义时代的统治者大都致力于塑造平静和稳定的政治氛围，极权政治的强化与平静稳定的政治氛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然而，绝对主义时代的极权政治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君主专制，亦区别于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具有明显的悖论倾向。绝对主义时代自上而下的改革举措，其主观目的在于强化极权政治，而客观后果却与主观目的大相径庭。随着传统经济秩序的瓦解、工业化的长足发展、交换关系的扩大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新旧社会势力此消彼长，民主化运动的客观物质基础日渐成熟。

政治的稳定通常表现为两种基本的历史模式，一种是通过排斥民众参与和强化独裁专制而实现的传统政治稳定，另一种是通过否定独裁专制和扩大民众参与而实现的现代政治稳定。现代化进程在政治层面的历史运动，表现为传统政治稳定的衰落和现代政治稳定的逐渐确立，剧烈的政治动荡则是联结传统政治稳定与现代政治稳定的必要阶段。绝对主义时代之政治氛围的平静和稳定无疑是政治风暴的前奏，变动的经济社会秩序与明显滞后的政治制度之间的深刻矛盾则是政治风暴的源头所在。脆弱的政治基础和内在的悖论倾向，是绝对主义时代的极政政治区别于传统君主政治和现代民主政治的明显特征。独裁的铁幕只能掩盖和压制社会矛盾和政治对抗，却不能消除社会矛盾和政治对抗。在独裁的铁幕掩盖下，社会矛盾和政治对抗不断加剧。民众力量的增强导致民众的政治崛起，民众的政治崛起挑战着绝对主义的极权统治，进而形成民主与专制激烈抗争的动荡局面。

政治层面之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内容在于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而政党政治的演变则是中东诸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容。绝对主义时代，中东诸国大都采取一党制或一党独大的政党制度，奉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原则，政党内部缺乏必要的政治民主，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浑然一体。包括凯末尔当政期间土耳期的人和人民党、纳赛尔当政期间埃及的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巴列维国王当政期间伊朗的新伊朗党和复兴党、阿萨德当政期间叙利亚的复兴党和萨达姆当政期间伊拉克的复兴党在内的诸多政党，皆非广泛体现民众意志的政治组织，只是独裁者控制社会和排斥民众政治参与的御用工具，民众长期徘徊于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

工业化的演进趋势

中东伊斯兰世界工业化进程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新政期间创办的官营企业。19世纪前期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和奥斯曼帝国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的新政举措，首开中东伊斯兰世界工业革命的先河。新军的组建和战争的需要无疑是创办官营企业的直接诱因，军火制造业和造船业则是新政期间最重要的官营企业。继官营军事工业创办之后，民间投资兴办现代工业者不断增多，然而其经营领域往往局限于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以及其他日用消费品制造业。与此同时，传统手工业呈衰落的趋势，手工工匠逐渐丧失独立的经济地位，转化为新兴现代工业企业的雇佣劳动力。殖民主义时代，中东伊斯兰世界长期处于从属西方列强的经济地位，农产品的输出和西方工业品的倾销构成中东伊斯兰世界与欧洲基督教世界经济交往的核心内容。殖民主义的实质在于宗主国对于殖民地财富的掠夺，而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的直接后果是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畸形经济发展。由于殖民主义时代的特定历史环境，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民族工业处境艰难，发展速度缓慢，工业投资长期落后于农业投资。

进入20世纪，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日趋高涨，诸多主权国家相继诞生。伴随着殖民主义时代的结束，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民族工业获得长足的发展。此间，中东诸国大都奉行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原则，强调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极力扶持基础薄弱的民族工业。民族主义的胜利可谓国家资本主义的逻辑起点，西方资本的国有化政策掀开国家资本主义的序幕。政府广泛的经济干预、国内市场的保护和工业优先的原则，标志着中东诸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广泛实践。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与耕地面积扩大的相对滞后两者之间矛盾凸显，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工业化成为缓解人口增长压力和摆脱贫困状态的必要途径。国家资本主义时代，政府投资取代西方投资和国内民间投资，成为中东诸国工业投资的首要形式。政府投资的领域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重工业和技术资金密集型企业，国有化进程则是政府广泛干预和政府投资扩大的逻辑结果。国家资本主义尽管不无弊端，却是推动中东诸国工业化进程的有力杠杆。工业投资的增长、工业基础的扩大、工业结构的日趋完善、工业生产总量的明显增长以及传统工业与现代工业的此消彼长，集中体现中东诸国工业化的长足进步。

在中东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极权主义的政治模式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体现极权主义的政治模式在经济领域的延伸。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服务于极权主义的政治需要，国家资本主义的广泛实践构成极权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而极权主义的削弱与国家资本主义的衰落往往表现为明显的同步过程。20世纪后期，中东诸国政府相继推行以自由化和非国有化改革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私人投资明显增长，私人经济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市场经济日趋成熟。尽管如此，国有经济在中东诸国并未销声匿迹。私人经济尽管经营方式灵活，却因资金匮乏，技术落后，其在工业领域的投资存在诸多局限。相比之下，国有经济资金雄厚，技术先进，虽然体制方面存在种种弊端，却在推动工业化的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进而与私人经济长期并存。与此同时，中东诸国政府相继设立经济特区和自由贸易区，吸引国外投资，寻求扩大国际市场，外向型的出口开放逐渐取代内向型的进口替代而成为中东诸国工业化的普遍趋势。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模式尽管构成中东诸多主权国家推动工业化进程的重要阶段，毕竟包含着相对封闭的明显倾向。从进口替代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出口开放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标志着中东诸国工业化开始步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市场化的程度随之进一步提高。然而，20世纪后期中东诸国推行的经济改革，其广度、深度和速度大都处于政府的操纵和控制之下，旨在延续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主导作用。政府和官僚阶层成为直接受益者以及政府和官僚阶层与新兴资产阶级分享成果，是自上而下推行自由化经济改革的宗旨和前提条件。政府与私人的合资企业，形成政府与私人投资者之间的共同利益。官僚资产阶级逐渐摆脱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框架而开始转化为自由资产阶级，亦官亦商者甚多，官商勾结现象严重。包括财政收支平衡、通货膨胀加剧、失业率上升和下层民众生活水准下降在内的诸多问题，并未由于新经济政策和自由化改革的实施而得到有效的解决。

地权的演变与乡村农业的发展

国家土地所有制起源于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阿拉伯半岛，从哈里发时代直至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统治时期长期延续，构成中东伊斯兰世界传统文明的重要特征。国有土地的赐封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的深刻经济对立，国家土地所有制与小农个体生产的结合集中体现中东伊斯兰世界封建性质的经济关系。国家土地所有权与私人支配土地的经济现实两者之间的矛盾运动，贯穿中东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

进入19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货币关系的扩大，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地权形态出现明显的变化，国家土地所有制逐渐衰落。19世纪30年代，奥斯曼帝国废除封邑制，全面实行包税制；包税制的推广排斥着国家对于土地的支配和控制，进而构成国有土地转化为民间地产的中间环节。1858年，奥斯曼帝国颁布《农业法》，农民租种国有土地的经营自主权明显扩大，直至获得租种国有土地的交易权，地权的非国有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在尼罗河流域，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统治者赛义德废除国家垄断农业生产和农产品专卖的规定，赋予租种国有土地的农民享有自主经营直至抵押和继承的广泛权利，允许民间购置国有土地，推广货币税。在恺伽王朝统治下的伊朗，王室土地和贵族封邑自19世纪中叶开始逐渐减少，私人支配的民间地产不断增加，封邑的领有者开始演变为地产的所有者。

地权形态与乡村农业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国家土地所有制的统治地位通常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及广泛的超经济强制密切相关，其明显特征在于地权分布状态的相对稳定，进而构成遏制土地兼并的重要手段。商品经济发展和农业生产市场化进程的逻辑结果，则是地权的剧烈运动。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瓦解着国家土地所有制赖以存在的基础。地权的非国有化运动无疑是经济市场化的重要内容，其直接后果在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和私人大地产的膨胀。失去土地进而被迫出卖劳动力的农民人数呈明显上升的趋势，乡村社会的贫富差距明显扩大。另一方面，地权的非国有化运动和日趋加剧的土地兼并，决定了地主阶级在乡村农业领域的统治地位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广泛影响。农民作为依附于地主的弱势群体，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地带，无缘分享国家权力，其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对抗日趋尖锐。

尼罗河流域、新月地带、伊朗高原和安纳托利亚高原是中东主要的农业区域。20世纪中叶，土地改革成为上述地区现代化进程中普遍经历的现象。纳赛尔当政期间，埃及政府于1952年、1961年和1969年三次颁布土地改革法令。伊朗国王巴列维长期致力于所谓的白色革命，而土地改革构成白色革命的核心内容。复兴党执政期间，叙利亚和伊拉克政府亦曾颁布土地改革的相关法律。中东诸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土地改革不同于传统社会之国家随意没收或无偿征用私人地产的模式，强调保护私人财产的基本原则，根据乡村地权的分布状况，限制私人地产的占有规模，超过规定限额的土地由政府统一收购，向缺少土地的农民出售。

土地改革的经济根源，在于地权非国有化运动的条件下土地兼并的加剧、小农经济的衰落、私人大地产的膨胀和贫富差距的扩大。高度发达的极权政治，则是土地改革得以实践的前提条件。中东诸国政府推行的土地改革，旨在通过地权的改变，削弱在外地主的传统势力，缓解乡村社会的贫富对立，强化国家对于乡村和农业的直接控制。土地改革期间建立的合作社通过物价控制、信贷发放和农产品购销政策干预农业生产，进而取代传统的土地贵族，成为联结国家与农民的纽带和政府控制乡村社会的政治工具。合作社的广泛建立，标志着乡村官僚化程度的明显提高和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广泛延伸。与此同时，传统土地贵族经历普遍的衰落过程，分成制的租佃方式逐渐废止，农民随之开始摆脱依附状态。然而，土地改革并未直接导致贫困农民经济境况的明显改善。小农地产面积有限，财力匮乏，投资严重不足，加之政府控制作物播种和规定收购价格，农民往往入不敷出，债台高筑，直至沦为雇工，或流入城市而导致农业劳动力的严重缺失。相比之下，中等农户投资土地，购置农业机械，采用现代经营模式，提高产量和市场化程度，成为土地改革的受益者。

尽管如此，土地改革无疑构成中东诸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环节。经济的市场化无疑是现代化的基础层面，封闭的乡村社会与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则是制约经济市场化进程的障碍。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导致乡村地权分布状况的明显变化，采用封建生产方式经营地产的在外地主阶层由于地权的转移和地产的丧失而呈普遍衰落的趋势，人身依附关系日趋松弛，传统社会结构濒临崩溃。随着地权的趋于分散，相当数量的农民获得必要的生产资料，小农经济广泛发展，农民的自主经营权进一步扩大，农业投入明显增加。小农经济本身并不体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是存在于诸多社会形态。然而，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历史条件下，小农经济的发展无疑意味着对封建生产关系的排斥，进而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滋生和成长的沃土。土地改革期间小农经济的上升趋势，作为乡村社会和农业领域实现深刻变革的逻辑起点，既是削弱封建地主阶级和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杠杆，亦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乡村社会和农业领域得以确立的前提条件。土地改革期间，政府通过广泛建立农业合作社，向农民直接发放农业贷款，干预农业生产，实行农产品的征购代销，国家与农民之间初步形成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进而促使国家资本主义在乡村社会和农业领域逐渐延伸。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和农业公司以及机耕土地不在土地改革的范围之内，越来越多的在外地主放弃传统的分成租佃制，采用现代经营方式，推广使用农业机械，扩大雇佣关系，农产品的市场化程度逐渐提高。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减免税收的相关政策，吸引在外地主改变资金投向，促使在外地主从投资土地转向投资企业，进而转化为新兴资产阶级，工业化进程随之加快。土地改革期间乡村社会结构的变革、新旧势力的消长、农民的解放和农业的发展，标志着中东现代化的长足进步。

与埃及、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相比，土耳其现代化进程的突出现象是没有经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土耳其政府在凯末尔时代推行的土地改革，主要是有偿分配国有土地和移民过程中出现的无主土地，涉及范围相对有限。土耳其议会在40年代和50年代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案，亦流于形式。由此出现的问题是，土地改革与现代化进程之间具有怎样的内在联系，即土地改革是否构成实现农业生产发展和乡村社会变革的必要条件。在理论上，土地改革的经济根源，在于特定的地权分布与地产结构，即小农经济的普遍衰落与大地产的广泛发展；高度发达的极权政治，则是土地改革得以实践的前提条件。埃及、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规模土地改革均发生于极权政治膨胀的时代，既是否定乡村社会的传统模式和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环节，亦是极权政治自城市向乡村广泛延伸的历史形式。换言之，埃及、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规模土地改革与地权分布的严重不平等状态以及极权政治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与埃及、伊朗、伊拉克相比，土耳其乡村的地权分布与地产结构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小农经济在土耳其乡村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贫富分化程度较低，加之缺乏高度发达的极权政治，土地改革的相关政策和历史进程独具特色。

政治民主化进程亦是影响乡村社会和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绝对主义时代的突出现象，是推行工业优先的经济政策和高比例的工业投资，现代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工业的长足发展和城市的剧烈扩张。相比之下，土地改革尽管导致地权的变化，加速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衰落进程，在一定程度推动了农业的发展。由于农业投资的相对不足，加之城市化进程导致农业劳动力的严重短缺，农业生产仍然是长期停滞不前，农作物产量增长缓慢，乡村社会处于现代化的边缘地带，城乡发展水平明显失衡，农民普遍的贫困状态成为制约中东诸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的日臻成熟，增加农业投入、提高农产品价格、维护农民利益和改善乡村的生活境况成为诸多政党扩大政治影响和争夺选票的重要手段。现代化从城市向乡村的延伸、农业的发展和农民地位的改善构成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日臻成熟的逻辑结果，农业与工业的发展以及城市与乡村的社会进步逐渐出现和谐的趋势。

社会生活的变迁

在传统伊斯兰世界，不同的宗教信仰决定着相应的法律地位。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广泛的社会对立，构成传统伊斯兰文明的显著特征。1839年颁布的“花厅御诏”，正式承认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在内的帝国臣民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坦泽马特时代，奥斯曼帝国在沿袭传统宗教法律框架的同时，开始尝试世俗的立法实践，引进世俗法律，废除原本由非穆斯林缴纳的人丁税，打破宗教界限征募士兵，建立世俗法庭，兴办世俗学校，非穆斯林获准出任政府官职，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社会界限日趋淡化，诸多宗教群体之间的法律地位日渐趋同，米勒特制度随之解体。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东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与此同时，中东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宗教隔阂逐渐缓解，民族意识不断增强，世俗民族主义应运而生，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宗教群体借助于世俗民族主义的历史形式实现广泛的政治联合。1882年奥拉比兵变期间，反对英国的殖民侵略成为埃及穆斯林与科普特派基督徒的共同目标；兵变期间的著名口号“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强调埃及人超越宗教界限而共同致力于埃及的政治解放，具有世俗民族主义的历史内涵。1922年，图坦哈门陵墓被成功发掘，法老主义以及其后的基督教传统和伊斯兰教信仰均被视作埃及新国家的重要历史遗产，传统的回归和古老民族的再生成为时尚的思潮。土耳其共和国的缔造者凯末尔亦明确强调世俗的民族忠诚取代传统意义上与温麦和哈里发制度相联系的宗教忠诚，强调以顺从国家取代顺从宗教作为土耳其公民的首要义务。1924年颁布的土耳其宪法规定：土耳其所有的人民，无论其宗教和种族如何，就其身份而言，均属土耳其人；所有土耳其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团体、等级、家族和个人的特权均在被取消和禁止之列。1928年，土耳其国民议会修改宪法，甚至删除伊斯兰教作为土耳其共和国国教的内容。

城市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自19世纪开始，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人口数量呈持续上升的趋势，而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乡村人口的增长速度，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断提高。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通常表现为同步的状态，而乡村社会的变化与城市化进程之间亦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传统伊斯兰世界具有农本社会的典型特征，城市通常处于经济舞台的边缘地带，城市工商业构成乡村农业的延伸和补充。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启动，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城市内涵出现明显的变化，传统城市逐渐演变为现代城市，城市随之成为经济生活的中心舞台，城市与乡村的交往迅速扩大。农业的长足进步和农产品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无疑是城市化进程的深层物质基础，人口的迅速增长、产业结构的剧烈变化和人口流向的明显改变则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直接原因。绝对主义的历史条件下极权政治的膨胀、民主化进程的滞后、乡村普遍的贫困落后状态以及由此形成的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同步性，亦是改变人口分布和导致乡村人口流向城市的重要原因。

在现代化的历史阶段，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人口数量明显攀升，而耕地面积的增长速度相对缓慢，由此形成日趋严重的社会矛盾，工业化则成为缓解人口压力和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随着人身依附关系的日渐松弛，越来越多的乡村人口离开土地，移入城市，导致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劳动力市场不断扩大，进而提供了工业化进程中的充足人力资源。然而，中东诸国的工业化进程往往滞后于城市化进程，城市人口的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城市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现代化无疑伴随着财富增长的过程，然而财富的增长本身并不能带来现代的社会。伴随着财富的急剧增长，财富的分布表现为明显的不平衡倾向。财富的增长与财富合理分配的社会愿望两者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成为中东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现象。城市下层民众由于缺乏必要的生活保障而普遍处于无助的状态，激进情绪和极端倾向蔓延，构成中东诸国政府的政治隐患。福利性的社会政策，则是海湾诸多君主国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举措。

现代化进程中新旧经济秩序的更替，导致社会秩序的剧烈变动和新旧社会阶层的此消彼长。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瓦解着传统社会的封闭状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塑造着新兴的资产阶级，工业化的长足进步导致现代产业工人队伍的迅速壮大。国家权力的强化和政府职能的完善助长着社会生活的官僚化趋势，20世纪后期的新经济政策加速着政府官僚转化为资产阶级的进程。传统的巴扎商人和手工工匠沦为现代化进程的牺牲品，其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已非往日可比。土地改革无疑是削弱乡村封建主义的有力杠杆，在外地主作为传统社会举足轻重的社会阶层日趋衰落，农民随之逐渐摆脱依附状态。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棚户区的扩张，而棚户区的扩张体现城市下层民众的艰辛生活状况，标志着城市贫富分化的加剧。在海湾地区，石油的开采和石油经济的繁荣加速着游牧人口定居化趋势，外籍劳动力的爆炸性增长成为社会生活的突出现象。

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社会构成不仅具有部族差异和教派差异的浓厚色彩，而且存在明显的阶级差异。部族对立、教派冲突与阶级矛盾的错综交织和此消彼长，集中体现中东经济社会秩序的剧烈变革。中东诸多国家的宪法明确禁止组建阶级性的政党，凯末尔主义和纳赛尔主义亦强调超阶级的政治倾向，缘起于社会下层的激进政治运动只是被视作争取社会公正的运动，然而阶级斗争并未销声匿迹。在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新旧经济秩序的消长和社会结构的裂变排斥和否定着传统的部族社会和教派社会，社会分化的扩大和贫富差距的加剧助长着社会成员的阶级对立。诸多新兴的政治运动尽管依旧具有部族对立和教派对立的色彩，无疑包含阶级斗争的崭新内容。

宪政制度与民主化进程

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政治制度，建立在传统经济秩序和社会结构的基础之上，其突出特征在于君主的至高无上和臣民的绝对顺从，国家与民众之间表现为明显的对立状态。自19世纪开始，随着传统经济秩序的解体和新旧社会势力的消长，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传统政治制度丧失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摇摇欲坠。与此同时，西方现代政治思想逐渐传入中东伊斯兰世界，自由和民主成为民众追逐的时尚和潮流。智力的觉醒和西方宪政制度的移植，集中体现中东伊斯兰世界政治领域的深刻历史变革。

客观物质环境的变化导致意识形态的相应变化。伴随着传统社会的衰落、西方文化的传播和现代世俗教育的发展，新兴知识分子渐露端倪，进而登上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政治舞台。新兴知识分子尽管来源各异，却分享共同或相近的政治理念，崇尚西方现代政治文化，强调主权在民和宪法至上的政治原则，积极倡导司法独立和权力制约，主张实行普选制和议会制，实现公民平等和保障公民权益，进而初步阐述了宪政制度的理论框架。

智力的觉醒与政治秩序的变动之间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广泛传播构成中东伊斯兰世界宪政运动缘起的前提条件，而西方宪政制度的移植堪称中东伊斯兰世界西化实践的政治典范。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伊朗恺加王朝和埃及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统治者相继颁布宪法，召开议会，标志着中东伊斯兰世界逐渐进入宪政时代。然而，西方的宪政制度根源于西方特定的历史进程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崛起，是西方经济社会深刻变革的逻辑结果，与资产阶级之登上历史舞台和问鼎政坛表现为同步的状态，通常表现为自下而上的过程。相比之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东伊斯兰世界处于现代化进程的早期阶段，传统农业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封建土地所有制广泛存在，工业化进程步履维艰，新兴资产阶级羽翼未丰，尚不足以与传统势力角逐政坛和分庭抗礼，西方宪政制度的移植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过程，具有明显的历史缺陷。包括立宪制、代议制、普选制和政党政治在内的政治形式，并未给中东伊斯兰世界带来真正意义的政治民主，所谓民众的权利仅仅源于统治者的恩赐。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严重滞后，加之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的特定历史环境，决定了现代政治模式在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扭曲状态。所谓的民主政治缺乏必要的经济社会基础，尚属无源之水，徒具形式。所谓宪政制度的实质，在于借助现代政治的外在形式维护传统社会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尽管如此，宪政时代颁布的宪法毕竟包含着诸如自由平等和权力制约的现代政治要素，君主政治与议会政治的二元状态构成宪政时代政治生活的明显特征，议会选举则为新兴社会势力问鼎政坛和角逐国家权力提供了有限的政治空间。宪法的颁布和宪政制度的初步实践，标志着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开始步入现代政治模式与传统政治模式激烈抗争的历史阶段。

传统社会政治模式的特有现象在于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之间的深刻对立，包含依附与强制的明显倾向，而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之间的深刻对立通常表现为民众与国家之间的暴力冲突。农民战争贯穿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进程，规模之大堪称举世无双；此起彼伏的农民战争固然与其贫困的生活境况不无联系，更是中国传统社会之专制主义极度膨胀的特定政治环境下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深刻对立的逻辑结果。相比之下，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的趋于吻合无疑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构成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趋于吻合的历史基础。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根源于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农业的统治地位和自然经济的广泛存在，构成传统政治模式赖以存在的客观物质环境。工业化的发展、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交换关系的扩大，排斥着依附与强制的传统倾向，进而导致传统政治模式的衰落和现代政治模式的逐渐成熟。民众政治参与的程度，决定着相应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政策，进而体现民众作为社会主体之解放的程度。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实质，在于民众通过广泛政治参与而获得政治的解放。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的日臻完善，构成联结民众社会与国家权力的桥梁和纽带。

政党政治根源于现代化进程的特定历史环境。诸多政党皆有相应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反映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利益和政治要求。另一方面，诸多政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立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并非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现代化进程中新旧社会势力的此消彼长决定着诸多政党之政治纲领和政治立场的相应变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着政党政治的模式和走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包括青年奥斯曼党、青年土耳其党和华夫托党在内的诸多政党相继建立，现代政党政治随之在中东伊斯兰世界始露端倪。早期的政党政治兴起于中东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列强深刻对立的历史环境，尖锐的民族矛盾决定诸多早期政党具有民族主义的明显政治倾向，争取民族解放和实现主权独立构成诸多早期政党的共同政治目标。另一方面，诸多早期政党普遍表现为贵族政治的浓厚色彩和排斥下层民众政治参与的保守立场，系社会上层操纵议会选举和角逐权力的政治工具。进入20世纪后期，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现代主权国家的日渐成熟和经济社会秩序的剧烈变革，民主与专制的抗争成为中东诸多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政党政治的演变集中体现民主化的长足进步。随着一党制的衰落和多党制的初步实践，多党制政党政治基础之上的选举政治和议会政治开始成为不同的社会群体角逐权力的政治形式，政治生活的多元格局日渐凸显。

现代化进程中政治领域的突出现象，在于社会上层的贵族与社会下层的民众之间尖锐的政治对立。贵族政治与民众政治的此消彼长，标志着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层面的运动轨迹。随着传统经济秩序的衰落和社会裂变的加剧，下层民众悄然崛起，进而登上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政治舞台。早期议会政治的非民众性导致下层民众政治参与的非议会性，超越议会的政治框架则是下层民众政治参与的突出特征。自由主义时代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的滥觞，可谓下层民众之政治崛起和政治参与的典范，集中体现民众政治与贵族政治的激烈抗争。

多党制的政治实践标志着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争取民众的支持构成诸多政党的基本准则。在多党制的条件下，民众上升为政治舞台的重要角色，议会选举则是实现民众广泛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诸多政党通过议会选举角逐国家权力，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日渐分离，国家、政党与社会的关系随之改变，民众的选择成为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趋于吻合。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和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趋于吻合的历史基础。民众意志通过国家意志而得以体现，构成民众意志与国家意志趋于吻合的外在形式。

由于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差异，中东诸国的民主化进程表现为明显的不同步性。土耳其自1950年起通过议会选举的形式实现不同政党之间的权力更替，率先实现政治领域的历史性转变，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众的选择成为此后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伊朗1979年伊斯兰革命标志着以君主制为核心的传统政治制度寿终正寝，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和普选制的广泛实践奠定了民众广泛参与的政治框架。埃及在萨达特当政期间经历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变，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作为唯一合法的政党不复存在，多党制政治进程的启动导致民众政治参与的相应扩大。伊拉克自80年代末亦曾解除党禁，尝试引进多党制的政党制度，标志着民主化的初步政治实践。80年代末90年代初，约旦颁布《国民宪章》，规定自由化进程的政治框架，承诺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范围，恢复议会选举和多党制的政党制度，民主化进程随之启动。80年代末90年代初科威特的民众政治运动，开辟了海湾地区民主化进程的先河；巴林和卡塔尔的民主化运动作为科威特民主化运动的延伸，标志着海湾诸国民主化运动的高涨。90年代沙特阿拉伯的政治改革，主要表现为《基本法》的颁布和协商会议的召开。1990年南北也门合并后，也门共和国成为阿拉伯半岛唯一实行共和制政体的国家，首开阿拉伯半岛诸国多党制议会选举的先河。叙利亚于90年代调整国内政策，吸收新阶层进入复兴党主导的政府机构，允许非复兴党成员进入国民议会；国民议会的权限和影响逐渐扩大，进而成为缓解国内矛盾的减压阀。然而，诸多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进程通常局限于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旨在缓解社会矛盾和释放政治压力。

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

世俗化一词源于欧洲基督教世界，特指宗教生活的非政治化，强调宗教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分离原则。世俗化并非孤立存在的社会现象，而是与相应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世界，教会与国家长期并立，宗教生活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处于二元状态，罗马教廷和天主教会可谓最具影响的政治势力和传统秩序的集中体现。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旨在否定教会权威和摆脱教廷控制的宗教改革构成欧洲基督教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内容；世俗化进程集中体现世俗与宗教之间的权力争夺，包含民族解放和民众解放的明显倾向，与现代化的进程呈同步发展的趋势。

所谓的世俗化并非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特有现象，亦曾存在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缘起于西方冲击的历史时代，具有明显的西化倾向，其主要举措包括引进西方的世俗法律，兴办西方模式的世俗教育，关闭宗教法庭，取缔宗教学校，剥夺宗教地产，削弱宗教势力的自主地位。自上而下的世俗化改革，长期伴随着中东诸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化相比，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世俗化并非严格遵循宗教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分离原则，而是强调国家和政府对于教界的绝对控制，表现为宗教机构的官僚化和宗教思想的官方化。世俗化改革往往与极权政治的膨胀表现为同步的状态，包含权力模式重新构筑的政治倾向，系官方强化控制民众社会进而建立极权政治的必要举措，其实质在于极权政治自世俗领域向宗教领域的延伸。官僚化的教界和宗教机构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并未脱离政治领域和丧失政治功能，而是成为极权政治的御用工具。国家意志与民众意志的差异，往往表现为官方宗教学说与民众宗教思想的对立和冲突。官方化的宗教学说极力维护现存政治秩序的合法地位，无异于麻痹民众的精神鸦片。

通常认为，宗教改革是基督教世界的特有现象，基督教通过宗教改革而由传统的意识形态转变为适应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至于伊斯兰教则未曾经历过宗教改革，系传统范畴的保守意识形态，是制约伊斯兰世界社会进步的负面因素，而所谓“宗教对抗国家”则是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众所周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意识的相应变化。诸多宗教尽管根源于特定的社会现实，却非处于静止的状态，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着沧海桑田的变化，尤其是在不同的时代伴随着性质各异的思想变革过程。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阶级社会的诸多宗教作为阶级对抗的产物和体现，具有双重的社会功能。一方面，阶级社会的宗教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秩序和压迫民众的精神枷锁，是“人民的鸦片”。另一方面，在阶级社会，“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宗教为民众反抗现实的苦难提供神圣的外衣，进而构成社会革命的外在形式。至于理性通过神性的扭曲形式而得以体现和发扬，在历史长河中亦非鲜见。自19世纪开始，伊斯兰世界逐渐步入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温麦作为教俗合一的国家形态不复存在，世俗民族国家相继建立，世俗化风行一时。极权政治作为“发展的独裁模式”无疑是伊斯兰世界诸多新兴世俗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而排斥民众的政治参与构成世俗民族国家之极权政治的明显特征。在世俗民族国家之极权政治的历史条件下，独裁政府长期操纵议会选举，排斥世俗政党的政治参与，直至取缔非官方的世俗政党，禁止民众的自由结社，世俗反对派政治势力往往缺乏必要的立足之处，宗教几乎是民众反抗的仅存空间，宗教的狂热则是民众发泄不满和寄托希望的首要形式，清真寺随之取代议会而成为反抗世俗极权政治的主要据点。

宗教与政治的结合并非传统政治特有的和唯一的历史模式，而宗教与政治的分离亦非从传统政治模式向现代政治模式转变的必要条件和必然过程，所谓的世俗化进程与现代化进程并非表现为同步的趋势。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政治层面的核心内容无疑是民主化的历史运动，其实质在于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权力分享。民主化的政治进程取决于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而不是取决于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至于所谓的世俗化，其特定内涵在于宗教生活的非政治化，并非政治现代化的必要组成部分。综观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世俗政治在诸多地区的传统社会构成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换言之，世俗政治并非现代社会的特有现象，神权政治亦非仅仅属于传统社会。强调现代化进程与世俗化进程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进而将世俗化视作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用世俗化的程度衡量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实属令人费解。

进入20世纪，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诸多主权国家的建立和民族矛盾的缓解，民主化运动在中东伊斯兰世界日趋高涨。与此同时，现代伊斯兰主义在中东伊斯兰世界悄然崛起，构成下层民众广泛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挑战极权政治的重要外在形式。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思想不同于教界传统的政治理论。传统教界作为伊斯兰世界传统社会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其与世俗政权之间尽管不无矛盾，却大都局限于传统秩序的框架，无意倡导民主政治。传统教界的政治理论集中体现传统社会的客观物质环境，强调传统秩序的合法地位，是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舆论工具。相比之下，现代伊斯兰主义强调《古兰经》和“圣训”的基本原则以及早期伊斯兰教的历史实践，崇尚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和麦地那哈里发国家的社会秩序，强调真正的伊斯兰教并非远离政治的个人信仰和僵化的神学理论，而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民众利益的体现，其核心内容在于借助回归传统的宗教形式而倡导平等和民主的政治原则，进而构成扩大民众政治参与和挑战世俗极权政治的意识形态。现代伊斯兰主义貌似复古，实为借助于回归传统的宗教形式，强调公众参与和公民权利，抨击世俗色彩的极权政治，其基本思想已与教界传统的政治理论相去甚远，无疑属于现代宗教政治理论的范畴，颇具革命的倾向。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根源于中东伊斯兰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的裂变和诸多因素的矛盾运动，集中体现世俗极权政治的条件下民主与专制的激烈抗争。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宗教理论，可谓“被压迫生灵的叹息”与被剥夺权利之下层民众的政治宣言。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滥觞，标志着崭新的政治文化借助于宗教的神圣外衣在伊斯兰世界初露端倪。现代伊斯兰主义蕴涵着民众政治动员的巨大潜力，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实质在于借助宗教的形式否定传统政治模式进而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和实现民众的权力分享。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政治理念与现代民主政治并非截然对立，两者之间亦非存在必然的悖论。所谓宗教与世俗的对抗，在中东诸国并非“现代化的难题”，亦非体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冲突，而是包含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激烈抗争的明显倾向。将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视作传统的回归抑或现代化进程的逆向运动即所谓反现代化的看法，显然存在商榷的余地。

统治模式决定民众的反抗模式，特定的政治环境塑造着相应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中东诸国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环境不尽相同，政治民主化进程参差不齐，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实践亦表现各异。南亚和埃及是现代伊斯兰主义的重要发源地。早在1926年，印度的穆斯林学者阿布·阿拉·毛杜迪首倡现代伊斯兰主义的革命原则和暴力倾向，宣称伊斯兰教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和革命的实践，其宗旨是摧毁当今世界的社会秩序而代之以崭新的社会秩序。继赛义德·毛杜迪之后，埃及人哈桑·班纳和赛义德·库特布相继阐述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思想，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教政治实践构成埃及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外在形式。穆斯林兄弟会的社会基础是徘徊于政治舞台边缘地带的下层民众，支持者遍及城市和乡村。埃及自70年代起经历国家资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的演进，贫富分化明显加剧，下层民众的不满情绪日趋高涨，伊斯兰教反对贫富不均和倡导社会平等的信仰原则随之广泛传播。宗教政治挑战世俗政治抑或所谓的宗教对抗国家，成为萨达特时代埃及政治的突出现象。以安拉的统治取代“法老”的统治以及实践《古兰经》的信仰原则和重建先知时代的神权秩序，则是穆斯林兄弟会挑战现存政治秩序的基本纲领。穆斯林兄弟会的著名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布之颇具革命性的现代伊斯兰主义理论，无疑是纳赛尔当政期间极权政治和高压政策的产物。后纳赛尔时代的埃及，民主化进程逐渐启动，极权政治出现衰落的征兆，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立场随之日趋温和，议会竞选的积极参与成为穆斯林兄弟会之主流势力角逐政坛的首要方式。在巴列维国王统治下的伊朗，极权政治的膨胀和绝对主义的高压政策导致现代伊斯兰主义之极端和激烈的政治倾向。阿里·沙里亚蒂和霍梅尼阐述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宗教政治思想，可谓巴列维当政期间的伊朗之极权政治和高压政策的逻辑结果。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和所谓的“头巾取代王冠”，埋葬了伊朗君主独裁的传统政治制度，进而为伊朗民主政治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自80年代开始，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土耳其趋于高涨，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然而，土耳其长期实行多党制的政治体制，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权力角逐在土耳其并未表现为尖锐的对抗和激烈的冲突，尤其是没有形成否定现存政治秩序和重建伊斯兰政体的激进政治纲领。政党政治的活跃、议会政治的完善和选举政治的成熟，决定了土耳其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温和色彩。宗教政党在土耳其的合法政治活动，以及宗教政党与世俗政党的广泛合作，构成土耳其政治生活的明显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