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00年前后，渡来人踏上岛国，带来了铜铁器具、陶器和农耕技术，也带来了杀伐掠夺的理念，开启了弥生时代。弥生时期跨度约600年，是日本历史发展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因为渡来人带来的文化与原住民的原始文化，开始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融合。人们都知道渡来人为日本带去了稻作文化，形成了部落集群的社会组织生活方式，然而人们常常忽略了渡来人带去的另一个巨大的文化推动作用，他们把大陆父系社会强势嫁接在原住民的母系社会之上，并创造性地与当地母系社会相结合，发展成日本独特的“双系氏族”这一社会组织构造。
日本渡来人不同于登陆北美的欧洲人。那些欧洲人采用欺骗和杀戮的方式，强行将西方社会组织方式推行到北美大陆。而日本渡来人自登陆之时起，就与日本列岛上的原住民和平共处，互相融合，共谋发展。这里所说的“强势嫁接”，主要是指渡来人带来的稻作、陶器、冶炼等先进技术，在开始阶段（弥生时期）其劳作方式的改进和巨大的收益，相对原住民拥有无可争议的强势，原住民无从反对而迅速在日本列岛推广。但同时，渡来人带来的大陆父系社会组织方式，特别是家庭、家族生活方式，却遭遇了原住民母系社会组织方式的“软抵抗”。抵抗的结果没有出现一方吞并另一方的结局，也没有出现以肉体消灭方式而发动的战争，而是出现了两系社会组织方式并存嫁接的社会现象。历史学家尾藤正英在他新近推出的著作《日本文化的历史》中，比较详细地从后来社会发展的多个方面推论出日本出现的双系氏族起源于弥生时代，这里就不再赘述。目前虽没有文字材料证明这种嫁接并存是契合式还是强压弱的吸收式，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采取北美出现的杀戮灭绝方式。出现这样的结果，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嫁接的时间过于短暂，毕竟只有区区几百年时间，而不像大陆地区经过漫长几千年时间的逐步发展。尾藤正英教授也指出：“在世界其他地区，进入农耕文化时代却未形成国家的时期相当长，而在日本，农耕文化的出现比其他地区要迟得多，在短短六百年的弥生时代之后，就进入了快速形成国家的时代，这一点值得关注。”[2]但无论怎么说，父系社会从弥生时代开始，逐步融合母系社会而成为日本列岛上的主体形态，完全可称之为“强势嫁接”。这一结论非常重要，对日本后世的社会发展和民族思维影响巨大，人们期待着日本考古在这方面有进一步推进的材料。
当然，这种没有杀戮的强势嫁接并不能说明渡来人的善良与和平，也不等于完全没有杀戮。渡来人大多是为逃避大陆战乱而冒险渡海到日本的，厌恶战乱是他们的一个自然反应。更主要的是，对于渡来人而言，当时的岛国与大陆区别并不太大，人口密度并不高，陆上生产为主，渔猎为辅，加之渡来人多为整个家族甚至整个部落的迁居，没有必要通过战争形式来夺取生存空间。渡来人采取与原住民和平共处的方式进行嫁接，父系社会没有全面接替岛上的母系社会，而是出现了双系氏族的复合体，除了磨合时间短暂之外，还有以下历史社会层面的原因。
第一，宗教信仰中女性的地位不容忽视。早先的生殖崇拜产生原始女性信仰，早先的生活方式也依赖于女性的采摘，族群的粮食归女性掌管和分配，这些都是原始女神产生的社会基础。天照大神的信仰应该也是源于那个时期。7世纪成书的“记纪”[3]中的神代部分，大多为女性天皇执政，反映出其古代属母系社会的强烈信号，所谓“女天皇”们很可能就是那时各部落里尊奉的已经神话化的远古传说。这种原始宗教信仰与渡来人的早先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因而在渡来人登上这个多灾的岛国时，很容易成为其共同敬畏的信仰。
第二，内部维持生活的需要不能降低女性在部落中的作用。日本多灾的自然条件，客观上使得族群食物供应仅靠种植并不能年年保证，一场台风、一次火山喷发、一场泥石流等自然灾难，都有可能让辛苦耕作的稻田颗粒无收。族群的生活还必须依靠一部分采集和捕捞，事实上在渡来人上岛后的部落群居遗址中也发现，在海边、河边的各种采集和捕捞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其中女性及其孩子在这方面的知识和力量不容小觑。
第三，岛国人丁短缺，部族安全必须联合母系家族。渡来人带去的父系家族结成的部落如果缺少母系一方家族力量的支持，就不可能在竞争中保护自己或攻克其他村落。渡来人带去的大陆父系思想并不是系统性传播的，在上岛的初期对原住民的宗教信仰和现实生活不可能构成支撑性约束。在岛国部落族群中被母系家族一方夺取部落实际掌控权的事，不仅经常发生，而且依旧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第一次在正史中有记载的日本小国（实际应该是部落联盟）邪马台，便是女王卑弥呼执政。富士山最后一次喷发是1701年，有历史记载的最早一次是781年。可以想见，在那之前，富士山没有现在的3776米这么高，也没有成为民众心目中的日本国家民族的象征。那时民众心目中的圣山，就坐落在富士山旁边，叫作筑波山，有两个主峰，一个是男体山，高871米，一个是女体山，高877米，女体山竟比男体山高出6米。这肯定不是现实中男女身高的比例。这种命名只能说明在当初经过渡来人带来的父系氏族“强势嫁接”之后的现实社会中，男女地位还存在差异，母系家族地位略高于父系家族。
第四，家庭之间的依赖关系不以一姓血缘为基础，而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母系社会子女随母亲生活，只是到了弥生时期才改为以父系为中心，日本原住民开始淡化母系血缘继承制的特征，而保留了母系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即财物公有。母系社会财物的分配由公推出来的女性族长来主持，因为母系社会漫长，“公”的概念在部族全体成员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渡来人在短期内不可能也没必要抹去他们的记忆，相反可以坐享其成，因为这一概念与大陆早先的“天下为公”理想有相合之处。在那个时代，部落、部落联盟乃至小藩国无论是父系占上风或是母系占上风，都只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暂时现象，其基本社会制度大同小异。这便带来了日本古代先民社会组织的另一个鲜明特点：家族关系不仅以父系社会为纽带，同时也包括母系社会的纽带，母系家族同样是部落内的重要成员，甚至可以成为主导成员。这一点对于人们认识和理解日本古代家族非常重要。从早先而来的“公”的概念在日本家族中从未消失，这是形成现代社会日本民族极其重视集团精神的本源之一。至今，日本家庭中女性的地位表面上看较男性低下，男主外，女主内，但实际上，男子挣到的钱一般都交给主妇，家庭的经济大权一直由女性掌握，处在“公”的状态，应该说还是这种历史传统的遗存。
这些因素决定了在大陆文化与列岛原住民文化开始融合的初期，日本在现实发展的道路上并没有全盘接受大陆父系社会，而是出现了被尾藤正英教授称为“双系氏族”的社会组合。我们同意日本历史上存在着双系氏族这一判断，但在双系氏族产生的原因分析上则有自己的上述观点。
双系氏族是日本民族在弥生时代演化过程中出现的与众不同的家族组合，构成了远古日本最大的社会特征。在登吕遗址（弥生后期）中存在着高架仓库，主要用于储藏稻穗，无论是共用还是家庭私用，都说明那里实行的依然是大陆母系社会通存的谷物收储利用制度——由女性主宰的家庭制度。而遗址中大面积水田的开发，恰恰又是父系社会已经并存的最好注脚，因为仅靠女性是无法进行如此规模的农耕的。从考古遗址中掘立柱式建筑（图2-3）所占面积来计，那里除了有部族议事、楼顶守夜瞭望的功能外，还可用于存放公共财物或未分配的物资，并在二层上面用于祭祀。[4]它之所以不同于原来的高架仓库，就在于父系社会与母系社会嫁接后，经过磨合逐渐出现男性主导对外开拓、女性主导内部管理的局面，从而导致更多的剩余物资尚未被男性族长或女性族长所侵占，也就是说公有制还保持着相当的份额。这一点在差不多同时代的吉野里遗址中也得到印证，那里出现了多个公用的高架仓库和家庭内部地穴式储物坑，还出现了专门祭祀的建筑。
图2-3 唐古·键遗址掘立柱建筑的复原物（图片来源：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双系氏族的社会组合，在日本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期，对日本民族的内心世界产生了极大影响。这种社会组织一直在日本社会最底层保持着某种基本形态或变相的存在，产生着日本社会最基本的组织特色。
一是婚姻关系更固定，男女双方血缘纽带开始形成，大家族中的小家庭不断繁衍兴旺，成为社会最基本的细胞。但血缘关系并未形成大陆文化中的血统论，倒插门、过继子、婚外情等并未遭到严格排斥。男女之间不设大防，混浴便是例证。
二是男性在部落群聚议事中话语权逐渐变大，因为他们主导的种植收获越来越多，特别是对外战争带来的收获常常为勇士私分，因为部落并不依靠掠获所得，家族私有的概念开始出现。但通常情况下，部落依然由女性族长掌握。子女依然与母亲生活在一起，部落的基本制度如公共财产归集与分配等得以以传统的形式保留并固化，直接导致部落子女在成长过程中集团意识的生成与固化。
三是家族联合关系开始形成。双系氏族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日本原始村落的形成与众不同。从原始的集居形成村落，除了家族的人口增长外，还依靠四个来源：母系家族的成员、父系家族的成员、迫于生计甘愿做下人的投靠者、俘虏。为了扩大人口数量，同姓人只要不同母便可以通婚，天皇家族亦是如此。以婚姻纽带组织部落，这一点世界各地大同小异。日本的特殊在于不同姓的家族也可以结成一个氏族，最后成为同一个部落，以便在对外掠夺中分取更大的份额，或者保护自己不受外族的侵略。
图2-4 唐古·键遗址外环壕复原图（奈良唐古·键考古学博物馆官网图）
考古发现，唐古·键遗址在弥生时代早期是三个独立拥有外壕的部落，后来这三个部落形成了囊括三个部落在内的一个更大外壕，成为日本历史上已发现的最大部落群居区（图2-4）。希望今后通过考古能够进一步发现这三个部落在成为一个部落联盟后是如何运转的，尽管现在这方面证据还很少。除了人口稀少、无空间可逃外，频繁的部落战争迫使日本原始部落一部分相对处于弱势的部族不得不去依附于强盛的部族，唐古·键的部族是否因此形成一个部落氏族虽然目前尚无直接的资料可证实，但从三个外壕归并为一个外壕来判断，肯定已经超出父母双系，而存在着第三族系的依附。这种第三族系的归附，是古坟时代“大宅”出现的重要基础，其组合方式现在虽然不得而知，但从后世的发展结果来推断，这种依附是部落联合体出现的源头，意义十分重大。在处理俘虏等奴隶方面，因为岛国的人口资源需求，此时就已经有了归降者依附战胜者的惯例，但是否已经开始形成这种氏族发展的制度，还有待新的考古发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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