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第一次文化大融合中的海洋文化因子

论及日本列岛第一次文化大融合，通常都是指大陆文化被全面引进日本列岛，与本岛文化进行融合。其实，严格意义上说，第一次文化大融合，是大陆中华文化、印度文化与日本双系社会及其海洋文化因子的融合。弥生时期，渡来人带来了大陆稻作生产方式，突破了日本原住民原始渔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开启了全新的日本经济与生活方式，形成了稻作文化，成为弥生时代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也是从弥生时代开始，渡来人还带来了另一个重要的技术，那就是造船术，造船术加速了日本民族开拓海洋的能力，加速形成了日本民族自身的海洋属性。在弥生时期已经开始形成日本民族海洋文化的因子，只不过相对于大陆文化和岛国的母系文化太过弱小，常常被人忽略。然而，这种忽略对于日本民族文化的研究是致命的缺陷。

第一，弥生渡来人大多是原本生活在东亚大陆海边的家族，因为战争等变故，集体逃亡到日本。现在关于弥生人是中国南方人还是北方人的争论一直在持续着，并无定论。这里可以先抛开到底是大陆南方人还是北方人的争论，而专注于研究当时的交通能力。渡来人无论从哪个方向，都要跨越相当远的海程，最终能够成功地渡海登岛，这本身就说明他们都具有在海边长期生活的经验，有着丰富的海洋知识。

第二，弥生渡来人带来了先进的船舶技术。无论从中国南方还是北方出海，能够航行到日本，都需要相当规模的船只。其时，中国南北都具有建造这样船只的能力。春秋末期的公元前485年，按推算大约为渡来人开始东渡日本的早期，吴国、齐国发生过琅琊台大海战，那是中国最早的海战记录。吴国水师能够发动海上千里奔袭，说明已经拥有近海抗风浪远航的能力。而齐国水师能够出海迎战并战而胜之，同样证明了北方造船的水平和能力。两年后更有一次不大被人注意的海上远航，那便是越国人趁吴王夫差北上称霸时，派战船搭载军队渡海入淮，截断北上吴军的南下退路，同时派军队直捣吴国首都姑苏（今苏州），一举灭吴。这两次大规模运送军队的事实，足以说明当时的海船运输能力和航海经验，已经不仅仅限于一国或一军了。其后，《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于公元前219年起曾去琅琊郡巡幸3次，有两次与徐福起航东渡密切相关，因为徐福两次东渡出海的庞大船队就在这里集结起航。更可证明的是，奈良弥生时期出土的陶器上画有大型多桨船的图案（图2-6），与大陆复原的吴齐战船惊人地相似。弥生人带去的铁、铜的冶炼材料和使用技术，同样可以帮助弥生人建造大型船舶，从而加快了弥生人对近海海洋的探索。可以想知，当时的弥生人能够将这样的船刻画在陶器上，一如将掘立柱建筑刻画在陶器上一样，显示出他们对海洋的敬畏和日常生活与海洋的密切关系。

图2-6　清水风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多桨大船图案（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收藏）

第三，能够在海上长时间停留，不仅影响到弥生人的生活与劳作方式，更由于收获的增大，对弥生人的分配方式也同样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日本列岛第二大规模的誉田御庙山古坟出土物中，有鲸、章鱼、墨鱼、鲨鱼、海豚的陶器模型，至少可以说明在公元5世纪古坟人向前推至弥生人，日本居民已经不仅仅是在沿海捕捞鱼类，他们已经开始涉足近海，甚至开始驾船驶入大洋，生活中开始出现海洋形象的物品。古坟中出土的一些刻有深海动物形象的殉葬品，也证明大宅在开拓海洋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占据更多的收获品。分配上的不公，可以说是等级制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弥生人对海洋的探索和获得的丰收，也是最终终结弥生人时代的重要因素。

第四，渡来人的海洋知识，与当地原住民本身就具有的海洋知识，合成弥生人的海洋精神，或者说促使海洋文化的因子在日本开始显现。同时，大海的环境持续不断地塑造、影响着弥生人的性格养成和生活习惯的部分改变。海洋文化是什么呢?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热情洋溢地盛赞大海：“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激起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从事商业，追求利润。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它卷入无限的依赖里边，而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航海的人都想获利，然而他们所用的手段却是缘木求鱼，因为他们是冒了丧失生命财产的危险来求利的。因此，他们所用的手段和追求的目标恰巧相反。这一层关系使他们的营利、他们的职业，超过营利和职业而成为勇敢的、高尚的事情。从事贸易必须要有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敢结合在一起。因为勇敢的人们到了海上，就不得不应付那奸诈的、最不可靠的、最诡谲的元素，所以他们同时必须具有权谋——机警。这片横无边际的水面是绝对柔顺的——它对于任何压力，即使一丝的，也是不抵抗的。它表面上看起来是十分无邪、驯服、和蔼、可亲；然而正是这种驯服的性质，将海变成了最危险、最激烈的元素。人类仅仅靠着一叶扁舟，来对付这种欺诈和暴力；他所依赖的完全是他的勇敢和沉着；他便是这样从一片巩固的陆地上，移到一片不稳的海面上，随身带着他那人造的地盘，船——这个海上的天鹅，它以敏捷巧妙的动作，破浪而前，凌波以行。”^[9]黑格尔精美地勾画出了西方人征服海洋的历史画卷，也道出了海洋民族的禀性和特征。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之所以能够征服读者，就在于他歌颂了同样的海洋精神。

概括起来说，从弥生人开始，到平安时代一千多年期间，在日本民族对海洋的索取不断加大的同时，也不断孕育着日本民族的海洋文化的各种因素。

一是强烈的冒险精神。向大海索取，不敢冒险是不行的。日本列岛原住民在绳文时代就已经开始捕捞鱼贝，在千叶县的加茂和检见川等遗址中还发现了独木船的遗存，还有石制的和利用陶器碎片制成的网坠，说明当时已经在使用渔网。日本的贝冢遗迹比比皆是，最大面积的贝丘面积达1万平方米，厚达3米，说明大量捕捞贝类水产动物，已经是当时日本人生存的一个重要方面。弥生时期，部落之间的战争频率大幅度提高，虽然大多为陆上的掠夺，但也是冒险精神大增的表现。

二是勇于变化的精神。大海的变幻莫测，滋养着海边人的求变求新的性格。比如日本的考古中发现有不少遗址（如弥生时期的缠向遗址）突然消失的现象，推测起因可能是突然遭受大自然的灭顶之灾而整体迁移，也可能是部落对“大宅”的依附造成的整体迁移，但更多的说不清楚为什么，只能说这些部落规模的迁徙是早期日本人富有海洋漂泊精神的体现。同样，在技术上，当时的人们就已经能够在大陆传入的技艺基础上进行创新，也是这种求变求新的精神体现。比如精美的五铃镜是祭祀时的用具，虽然总体上没有突破铜镜框架，但五铃的设计更增添了铜镜在祭祀时的魔幻色彩，也更让人赏心悦目（图2-7）。这充分反映出第一次文化大融合后日本人并没有因循守旧照搬照套，而是寻求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变化、有所创新。

图2-7　五铃镜，新泽千冢115号古坟出土（现藏奈良橿原考古学研究所）

三是顽强拼搏的精神。在日本，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稻作的收成与捕捞的收获较之大陆地区都存在着更大的不确定性，更需要坚持不懈、坚忍不拔的精神支撑。尤其在海上，更是每天都要面对变幻莫测的风云海浪的现实挑战，更需要强韧、坚持的精神，需要忍受饥饿，忍受孤独，忍受失败。

四是集团精神。远古时代的日本，无论在陆地还是在海洋中，人们为了生存和抗争，都需要团队的协作和配合，这是不言而喻的。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日本的集团精神在开始阶段便存在着与西方海洋文化不同的文化因子。在西方，海洋上的搏杀，培养了个人英雄主义。而在日本，与海洋搏杀的人很可能与水田耕作的人比邻而居，甚至就在同一个部落，也可能就是同一个人。这在日本神话中也有反映。日本小学课本中有个选自《古事记》的神话故事《海幸彦，山幸彦》，讲述天照大神的曾孙有一对兄弟，哥哥叫火照命，俗称海幸彦，擅长钓鱼，据说能钓尽大海所有的美味；弟弟叫火远理命，俗称山幸彦，擅长捕猎，据说能猎取所有的山珍。这个神话正是当年日本列岛上现实的写照，并且距编写“记纪神话”时并不遥远。《古事记》单独辟出一章来讲这个神话，可见对其重视。正是这种亦渔亦耕的状况，使日本民族不同于其他海洋民族，厚重的稻作文化与轻灵的捕捞文化并行不悖，产生两种不同文化因子和信息，不断刺激着日本人，他们渴求着大陆文化，又在接受的同时挑剔着大陆文化。同时，稻作与捕捞都离不开人与人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的互相配合，加之母系制在部落管理上保留着集体的“公”的利益，更使得当时的日本人产生出海洋文化因子中相对缺乏个人英雄主义而伴有强烈的集团奉献精神这一特色。

五是本色的偏爱。简单、朴素、追求原色调，很多研究日本的著作将日本民族这一精神特质归结为日本的自然山峦多风雨带来的洁净，其实，海洋文化在这方面的贡献应该更大。平静时的海天一色、琉璃世界的一叶扁舟，船上的生活和劳作只能是最简单、最朴素、最原汁原味的，想来些丰富既不可能，也是浪费。这些现实生活的场景和无奈，都是日本民族本色追求的自然教科书。

六是破坏的倾向。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中都有破坏的因子，本可互通。黑格尔将“掠夺”和“征服”歌唱为“勇敢的、高尚的事情”，确实道出了海洋文化的本质。无人能怀疑人类对海洋的征服和掠夺不是人性最伟大最高尚的品质，当然也无人能怀疑这种最伟大最高尚的品质移向人类自身时所带来的破坏和恐怖。这一点，在《古事记》等日本先民的神话传说中也有充分的体现。细察《古事记》中记载的诸神故事，干好事的不多，干坏事的不少，而且那一时期的世人死后成神的，基本上都是厉鬼，如早良亲王、桥姬、鬼婆等。考虑到神话也大多是人类远古的记忆和传说，其中通过神的行为来表达人类的幻想和梦想，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描述大自然的破坏和毁灭、描述以非常手段去征服和占有，日本神话与传说同样表现了当时人们的精神诉求。直到大陆文化儒教和佛教的传入，等级制的礼仪和虚空中的自觉长期灌输，才将这种海洋文化中的破坏因子压抑住，其后才有了死人成神的传统文化。不过，压抑住不等于消除，海洋生活每天每时都蕴含巨大的破坏力，一旦条件许可，这股被压抑许久的破坏力得以释放，便爆发出无人能及的残忍和恐怖。这方面的例证本书将在“暴力意识”一章中给予详细论述。这里只想说明一点：日本人的破坏性一面常常被其对古代传统的精心保存的一面所掩盖，这是岛国的资源匮乏和神道教的无处不神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没有神道教的约束和处置资源权属不清的时候，日本人的破坏力便充分展示出来。都说日本的宫殿神社等古建筑保存完好，其实除了日本天皇万世一系和谷灵信仰外，日本各藩国、州县府郡甚至各幕府所建峨峨建筑因为战争和主人的更替，拆毁和焚毁的数量同样惊人。

七是开放的因子。海洋的辽阔无垠，是开放的思想产生的现实基础。最典型的是日本传统木屋都是开放式的，通往庭院的门廊只有纸拉门虚隔，各房间的门也是拉门。整栋建筑几乎等于采用敞门敞窗式，这种结构在通风透气的同时，与庭院构成一个通透开放的整体，成为日式建筑的典型特征之一。其内涵既来自于适应日本舒适的自然条件，也来源于日本民族的开放心态。不过，其庭院是有着严格界限的。其开放的文化因子同样被界限的规则因素所约束。这种混合，以及孰强孰弱，在日本多种文化中都可以看到。

如果说日本民族具有海洋文明的特性是从弥生人开始的，那么随着父系社会在列岛的逐步强大，在那期间，日本人的海洋属性不是越来越强大，也不能说逐步萎缩，而是相较于大陆文化而处于偏弱、从属的地位，一度甚至弱到不注意分辨就看不出来的地步。但无论怎么弱，海洋文化的因子一直蕴藏在日本民族的心灵深处，融会在日常生活中。之所以要单列一节给予论述，就因为事实上在第一次文化大融合的过程中，海洋文化因子一直就是日本民族挑选取舍外来文化的重要因素。后述各种日本民族文化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都可以看到海洋文化因子在其中的身影。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的海洋习性才被彻底开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