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泛家族文化

泛家族规则本身是民族文化的产物，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它又源源不断地滋养着民族文化。这一过程并非对应着哪一种泛家族规则就产生了哪一种文化，而往往会由某几种规则产生某一种文化现象，某一种规则也可能是几种文化现象产生的社会基础因素。当然，一种文化现象不可能只是单纯由规则派生的，总有多方面因素，对于有些文化现象是否能称为文化，还有争议。这里只是论及由泛家族规则起主要作用的文化现象，而且所称文化，是包括精神、观念、共同认识、约定俗成等宽泛的概念，不是狭义上的文化概念。

第一，泛家族的秩序文化。日本人守秩序，善创新，这看似有些矛盾的两面完整地统一在日本民族身上。其实只要理解了泛家族的继承规则、权威规则和等级制规则，就不难理解，在严守秩序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实在是日本民族不得已而为之的。岛国的环境相对封闭，祖宗的东西一定不能丢，传统形成的秩序不能破坏，这在日本民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理念。比如，日本人俭朴、洁净的传统在民间代代流传，虽家贫亦以素洁著称，其中固然有历史上官方的号召和强制，更多的则是百姓的家教、祭神和在环境驱使压力下的秩序性继承与服从。善于继承者，是守秩序的典范，能得到周边人们的点头称许；在继承的基础上有了创新，便是值得称道的楷模。仔细分析，从总体上看，日本人的创新大多发生在经过一番学习而继承的基础上，真正原始创新的东西并不多，所以守序与创新在日本人身上并不矛盾。在严守秩序而传承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创新，这是值得鼓励也是最容易成功的路径，无论在生产技能还是在艺术创作上都是如此。日本绘画学习借鉴中国画之后，逐步形成大和绘和浮士绘，而一旦形成，即便是受到西洋画的强烈冲击，依然绵延至今，成为最鲜明的日本民族艺术品。就是今天的动漫，虽然吸纳了不少西方技艺，却仍然可以看出强烈的日本浮士绘的特征和传统。经过持续多年的开放、教育和传承，特别是随着世界先进文化的渗入、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日本民族今天在原始创新方面的能力也有所提升，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提高。

第二，泛家族的领袖文化。这种文化产生于权威规则、等级制规则和界限规则等。从古至今，日本主体文明可以变了又变，但对家长、主公（企业创始人）、天皇、权威的歌颂从来不绝于耳，真正做到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地步。这固然与日本历史上引进中华儒家经典时没有引进“民为贵，君为轻”等“犯上”内容有关，但更主要的因素是在前文中已经详细论述的日本家族发展过程中家族内的领袖、家族之上的领袖所造成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家族依附制度。无论是村落生活还是政治厮杀，这种依附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当然也要付出代价。天皇万世不替的文化便是源于此。在大家族中，与在大企业中、在国会中一样，听领袖的永远没错，错了也没关系；跟在别人后面跑没错，跑错了也能落个好学的名声。由此落下了日本人好跟风的习惯。前面已经列举了外国人对此的看法，其实日本人对此也有深刻认知。著名经济学家森岛通夫曾深刻地指出：“迄今为止的整个日本历史上，个人主义从未昌盛过。结果，实际上也就无人强烈地、认真地提倡过自由主义。日本人一直被要求服从统治者、侍奉父母、尊重兄长、在社会中按照多数派的意见行事，没有留下什么余地来解决良心的问题。”^[16]著名学者加藤周一也同样指出：“顺应大势主义的‘大势’是大部分集团成员往特定方向的运动。该方向有时有明确的目标，有时目标并不确定。不论在哪种情况下，问题不在于那个方向的是非曲直，而只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朝那个方向走，所以自己也加入该行列，与别人采取相同的态度，附和雷同，那就是顺应大势主义。”并且，有感于福泽谕吉对这种日本人的痛斥，加藤评论说：“福泽说的‘日本人’在100年之后改变了吗?我觉得一点都没有变化。”^[17]

细数日本历史上对外来文化的引进、消化和吸收的进程，其大体上走过“盲目崇拜—全盘吸纳—与家族文化磨合—改良创新”的路子，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不过走出了改进的小步舞曲，社会创新的水平取决于有限的几位领袖的水平。中日维新，日本获得了成功，不是日本改革创新有多快有多广，而是中国基本没改，这才使得步履蹒跚的日本维新走在了中国的前面。日本文艺界也有挑战权威的文艺创作，但那多为“反”之类的创作手法，即挑战约定俗成以吸引眼球，最后都以纳入领袖的权威圈子（旧的或新的）而大功告成。这点将在后面第八章进一步加以论述。

第三，泛家族的制衡文化。在大陆，自上而下的组织规则所产生的文化现象是平衡文化，但在日本岛国则发生了变异，产生出来的是制衡文化。因为日本历史上存在着双系氏族和家族联合体这样的发展过程，所以，虽然自上而下的组织规则同样需要平衡，但更需要制衡，即对双系氏族的控制以达到衡定状态。这种规则泛家族化的结果便是日本长期存在着府院政治和幕府制，大一统的国家内部是实质上的藩国制，中央政府双头鹰并不能完全平衡，也不能只靠平衡，而必须采取制衡的手段。由此产生的制衡文化不同于大陆的平衡文化，平衡的目的是造成均势，制衡的目的是不出现均势。制衡，就是控制方要有能治住被控制方的手段，迫使其不敢动也不能动，从而达到都不动的状态。也就是说，制衡是强势维持。中国处于弱势时，日本将中日亲善喊入云天；中国刚脱离弱势还没变得强大时，日本就感觉到威胁，一边到处散布中国威胁论，一边拼命扩充其军备。原先自我感觉强势的制衡格局被打破，造成局面不能掌控，未来看不清楚，日本政界人士便很不习惯、很不舒服了。正是这种制衡文化让日本人产生种种焦虑。在日本的公司，上级在年会上如何流泪感动，在酒会上如何醉酒歌舞，作为下级，心里很明白那不过是上级在耍着制衡的一种手段。制衡文化影响到艺术创作中，就是较少讲究对称与均衡，围绕一个中心，突出一个重点，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变势，不对称、不均衡也不要紧。比如浮士绘硕大而夸张的人头像，便是如此结构。比如日本著名书法家井上有一持续30年每年写一个“贫”字，他写的这个字，有上宽下窄的，也有上窄下宽的，还有左斜右歪的，乍看让讲究平衡的中国人很难接受，可是如果你能理解抓住核心、统驭全局、不拘形体的话，还是可以咂出其中的一些顽强不屈、厚重沉静的制衡味儿来的（图3-3）。

第四，泛家族的极致文化。谦虚一直被中华儒文化圈内的所有国家都当成美德，日本也不例外。其实谦虚是家族之间礼仪交往时发生的应对行为。上级对待下级绝不会发生谦虚，也没必要谦虚，一如长辈面对晚辈、大宅面对仆宅、主人面对臣仆一样。谦虚是权威规则和界限规则所派生出来的。这些规则泛社会化后生产的谦虚文化，或可被称为礼仪文化和面子文化。但在日本，权威规则和界限规则除了产生上述文化现象外，更为重要的是产生了偏好走向极致的文化现象。

图3-3　井上有一“贫”字展

首先，岛国被浩瀚的海洋所包围，客观上有界限，实际上无界限；丰富的海洋资源与多灾的岛上现实有太多的制约却又似乎无边无际。其次，在社会行政实践中，在漫长的时期内，有没有最高领袖天皇的“玉音”^[18]并不打紧，即便有也并不怎么管用，因为百姓对主公的指令是丝毫不能违背的，天皇御旨当然也要尊奉，但即便尊奉也是要先听主公的指令。再次，由于实行泛神宗教，本土的神道教尊崇的神并无边界限制，也无好坏之分。这些特殊的国情——宏观界限无形，局部界限分明，远处的权威无用，身边的权威森森，产生出来的文化是一种单向文化：界限分明至极却在某一方向没有界限，也就是说，界限之中存在着某一方向的无界限，由此产生出极致文化、耻文化和悲情文化。由于在体制内不能突破界限，从事一项工作便只剩下一条路：把这项工作做到极致，为此终生奋斗。这也是日本的官本位文化远比中国淡薄的根本原因。

为了个人荣誉、家族荣誉、团体荣誉，说到底就是为了面子，也必须拼命去努力，这在今天的日本依然被广泛认同。不能把一项工作做得比别人好，那便是奇耻大辱，因为一辈子从事一项工作还做不好，只能是傻瓜。拼命努力后也不成功，努力了，但做得就是不如别人好，那么可以自杀以谢罪，以极端方式证明自己没有被打败，依然是个勇士，从而挽回荣誉，挣回面子。这种悲情的结局在今天的日本也依然司空见惯。极致文化是否能称为文化，尚有争议，但它肯定包含了所谓的耻文化、悲情文化，也包含着中华儒学的谦虚文化、面子文化、礼仪文化，因为彼此关联，同于一源。极致文化在艺术创造领域也同样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相当多的日本艺术作品表达出一种没有底线却有界限的强烈特色。日本最为发达的性爱影片，当数姐妹篇《爱之亡灵》和《感观世界》^[19]，它们无一不达到了极致。它们不被认作是三级片，是很认真很道德地拍摄出来的，由此还被一些人称为性爱美学，实在是物哀论最好的注脚。2013年殿村任香展出的摄影作品《母恋》轰动一时，便是直接拍摄女性的生殖部位。以无视道德底线而著称，却严格遵循着艺术创作方式的各种规范（界限），从这一点上来说，确实是日本的创造。

第五，泛家族的忠诚文化。毫无疑问，这主要是由等级制规则、权威规则和界限规则所派生出来的。在党派、机关、企业、学校，甚至包括社会团体、邻里街坊，都存在着下级对上级不仅要服从，还必须保持忠诚的现实。忠于天皇、国家、企业、主公、家长、学长甚至前辈，都是天经地义的，忠诚的“美德”在日本从来没有得到清算。时至今日，日本相当多的企业仍在鼓吹忠诚文化，只不过把报效的对象由天皇换成了国家或民族一类的名词。描写二战的文艺作品，无论其作者用心如何，只要祭起为战争死难年轻人的忠诚奉献品德所感动的招牌，都一律会引起普通民众的共鸣，甚至不会遭遇反战者的抗议。因为等级制还在，忠诚文化就不会消亡。即使中华已经不再将忠诚作为传统美德来提倡，日本却依然抱残守缺，难以割舍。日本的中小学课本已经不再将忠诚列入德育课内容，此前有效忠天皇，后来改为效忠国家，现在没有了，但所有的毕业生一踏入职业场所，绝大多数都会补上这一课，必须让其明白应该忠诚于谁，为谁效力，并在每天或每周开始工作前的晨会上提醒一次。事实上，隶属关系的存在是任何组织都回避不了的，但下级对上级、部属对长官、员工对领袖是否存在着忠诚关系，是区分现代组织与泛家族组织的重要指数。指数高的企业，指向家族式企业；指数低的企业，员工的自尊系数就高，指向现代企业。其他的组织包括政府组织也是如此。

第六，泛家族的汲取文化。这是由垄断规则所派生出来的。垄断通常扼杀学习，在中国大陆，垄断规则产生的是稳定文化，各自的小圈子、大圈子都是为了稳定而设，既为了自身稳定也为了集团稳定，为此甚至不惜抱残守缺。但在日本，由于历史上日本存在着双系氏族、家族联合体，垄断的规则在建立之初便被赋予了取长补短的功能。再加上历史上日本多次被外来文明所征服，文化的传播通常由知识垄断逐步向民间延伸，虽然也有不同文明之间的争斗甚至屠杀，但从总体上说，日本民族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汲取外族文化的历史。这种汲取并不仅仅限于两次大的文明大融合，靠强权推进，更在于平时不间断地、时时自觉自愿地对外学习过程。垄断，催生的是各个圈子的学习精神，以便打败竞争对手，博取更大范围的垄断。学习中华儒文化如此，学习武艺技击、专业技术、西方舞蹈也是如此。只要不会，就去学习。只要能学到好的东西，哪怕是低三下四向敌人学习也在所不辞。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如同吸星大法，无论多强的外功也要内化为自己的功力。圈子内的不容许外露，圈子外的则多多益善。交流常常是单方向的，芝麻常常比西瓜还大。给人的感觉就像个破落户，总是从别人那里拿走最好的东西，自家拔一毛都难。同样是因为垄断，一旦学习成功，便傲慢，便盛气凌人，甚至干脆拔刀凌人。中国人学习是为了超越对手，而日本学习是为了消灭对手。善于学习的文化同样存在着负面。稍有所得，便沾沾自喜；一管之见，便成流成派。而在这些“流派”中，除了很容易发现外来文化杂糅的痕迹外，很少能真正找出其自身独创的审美感悟，却并不影响其作为一个流派传承下去，热闹非凡。佛教、神道教这些就不去说了，日本陶艺、茶道、花道，都是门派林立，能乐、俳句、歌舞伎，也是各有山头。人们看到的是其中少量的优秀作品，便以为很有些日本特色。其实，那些“流派”能够展示的精品是少数，大多数作品只不过是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而制造出来的玩意儿，通常加上一点神秘的佐料糊弄学员，轻易不会把它展示给外人的。

第七，泛家族的神秘文化。显然这是由暗箱操作规则所派生出来的。由于日本家族发展过程与中国不同，因此产生的官本位思想和文化并没有中国严重。日本人也知道暗箱操作的利与弊，但极少反对暗箱操作，反而认为那是天经地义的。历史上双系氏族产生的高层小圈子决定机制，与神道教对神的敬畏以及后来的儒教宿命论、佛教的转法轮等相结合，将小圈子决策赋予了天命所归的结果，将天命的印记深深烙在家族成员心中。各安天命的现实表现便是各守本分，即使到了现代化的今天，依然各司职守、从一而终。把一件事做精做好，成为一种信仰，产生极致文化的同时，也产生神秘文化。对未知的未来充满神秘与敬畏的思想和认识，甚至左右着日本国民相当多的行为。比如工程祭祀、出海祈祷、开门仪式等匪夷所思的做法，让人瞠目结舌的同时，也彰显着日本人内心深处的神秘主义。这种神秘主义对自己产生心灵的安慰，对别人产生敬畏的折射，都有助于事业的发展，在艺术创作领域里影响更大。日本艺术作品中的神秘主义，过去经常被归结于神道教、佛教等宗教的影响，其实，也同样不能忽视来自现实世界中神秘文化的影响。如果说宿命论与宗教轮回说关系密切，那么日本人动辄自杀的消极避世思想除了与中华道教的影响密不可分外，同样还有来自于现世中个人无法抗争集团暗箱操作的悲叹。10世纪的紫式部曾引用古歌吟咏：“花艳天明时，零落疏忽间。欲明世态相，请君观朝颜。”朝颜花即牵牛花，晨开暮合。紫式部感叹：“此花极似无常人世，令人看了不免感慨万端。”^[20]村上春树的小说《奇鸟行状录》^[21]的原文直译名应该是“拧发条鸟年代记”，拧发条玩具鸟神秘的声响完全可以说是作者在暗示：日本人不过是一群被幕后操纵者拧足发条的玩具鸟，什么时候拧什么时候蹦，拧多大劲就能蹦多高。但作者对此并不明说，只是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神秘的枯井和无处不在的拧发条鸟的鸣叫声，让其充满暗示。

上述七种泛家族文化，显然与潘茂群在《中外管理与泛家族规则的思考》一书中揭示的中华地区泛家族八种文化存在着一些不同，没有了官本位文化和谦虚文化，却多出来极致文化和神秘文化，平衡文化也变成了制衡文化。这些归纳是否准确、是否全面，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这里做此粗浅的归纳和阐述，是为了更好地分析日本各主要民族文化中泛家族规则和文化的影响力与作用力，反过来也证明深入探讨日本民族的泛家族规则和泛家族文化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