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家族规则是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社会基础

其实，研究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不在于研究天皇的文治武功，而在于研究日本天皇不能被取代的原因，也就是说必须研究日本社会基础构成中是否存在着支撑天皇制的必然性。日本的学者和外国的学者对此亦有研究。后藤总一郎1988年出版的《天皇制国家的形成与民众》一书明确地告诉人们，之所以明治政府能够成功地将日本天皇打造成神明，在民众心目中塑造出绝对权威，除了在民众长久以来的谷灵信仰中存在幻想式的天皇信仰外，另一个原因就是日本民俗生活中存在着“神的双重结构”，也就是死后成佛，33年后再成为祖先或神。虽然出身家庭不同，但人们对此笃信不移。日本学者南博在所著《日本人论》中就此进一步指出：“默默支撑常民这种生生不息力量的是‘家’以及‘共同体’的团结。日本固有信仰孕育出来的无私情感，是根本上支撑近代日本天皇制及其信仰的来源。”^[4]还有很多类似的从不同角度进行的研究，这里不一一列举。这些研究都对历史上天皇制万世一系给出了新的研究方向，为后人继续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家庭是社会最小的单元组织，家庭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家族。家族的维系制度随着历史演变逐步渗透到社会组织之中，或明或暗地成为维系社会组织乃至政府运行的规则，即泛家族规则。家族的伦理道德演化为社会组织的文化，即泛家族文化。家族制及其泛家族规则并不是日本所独有的，但日本独特的自然、历史环境，加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独特的双系氏族制，使泛家族规则在日本表现得特别强烈，并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正是日本社会最深厚最稳固的家族制度及其衍生品——盛行不衰的泛家族规则和深入人心的泛家族文化，才是支撑日本天皇制最深厚最稳固的社会基础。

一、家天下的物质生活基础支撑着天皇制

日本是个岛国，长期与世隔绝和生产能力低下，在与自然的抗争中，日本民族自然而然形成对家和家族的依赖，并进而形成对以氏族部落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的依赖。强烈的家族意识和集体主义倾向可以说是自然环境影响下的一个现实产物。另一方面，交通的不便，闭国的竞争，狭窄的空间，渡来人强行嫁接的父系社会制度，都同样迫使日本民众除了利用血缘关系，还必须充分利用亚血缘关系，形成共同的家族联合体进行对外抗争以获取食物和利益。历史上，日本遣唐使从中国学去了先进的经济管理制度，如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实行“公田公民制”“班田收授制”“租庸调制”等，但仅实施了半个世纪就被改为“不输不入权”的庄园制^[5]，而庄园制正是家族联合体自我发展的现实需要。大宅统领着众多仆从家族，为共同利益和各自利益结成的联合体，正是天皇得以建立古代日本中央政府的现实参照模式，也是中央联合体获得豪强家族支持的现实保证。

自然环境的锁闭和社会竞争的激烈，造就了日本家族的强大与繁荣，造就了所有的社会组织与企业的运行规则都与家族非常相似，也造就了日本民族的两大特征。一是所有的组织无论其形式多么现代化，其内部运行都有着浓烈的家族氛围，都有着森严的等级制，都有一个“家长”或者“名誉家长”。天皇可谓全社会的家长。二是日本国民性格中有着双重人格。作为个人，日本人讲究礼仪，因为个人的礼仪关系到家庭和家族的声誉；而作为家族的一分子，日本人讲究不择手段，因为只有不择手段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家族利益。所以，作为个体的日本人是有礼貌的，作为集体的日本人是野蛮的。作为个体的日本人是有责任感的，他们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而作为集体的日本人则毫无责任感可言，他们只需要服从“家长”的命令就行了。20世纪日本军队在亚洲各国侵略的野蛮行径和21世纪末日本企业在国外的集体买春事件都证明了这种民族特性。

现实物质生活中形成的这种日本民族特性，使得无论在政府、团体还是在企业、家庭，都必须有一个人来承担集体的责任。如果掌握实权者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那也必须有一个名义上承担责任的人。因为只要有这个人来承担责任，哪怕只是象征性的，实际掌权者便可以以集体的名义实施权威统治，并取得民众的理解，因为全体民众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成长的。“而天皇制的睿智就在于，对民众中多层构造间的纠结与对立，做最大限度的利用。最终天皇得以以救世主的身份高高在上。”^[6]日本社会心理学家齐藤哲雄曾在1977年至1978年间，以东京23区有投票权的人为对象，调查他们对天皇制的看法，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对天皇的支援度越强者，权威主义的倾向越强；权威主义越强烈，越能忍受来自权威的压迫。^[7]日本人只专心于实践权威的命令，而对行为正确与否并不太在意。就是实际掌权者也认为自己只是权威的代理人，对自己的行为并不负责，养成了所谓“无责任性”。齐藤哲雄认为天皇制法西斯主义下军国主义者的“无责任性”就和这一点有关。直到今天，日本人对组织内的强烈责任感和对组织外的毫无责任感的例证依然时时处处可见。而这样的民族特性，正是植根于日本岛国家庭所特有的物质生活基础之中。天皇是日本社会的家长，当然就是最大的责任承担者。无论他是否亲自执掌政权，实际掌权者都可以以他的名义号令百姓，实施威权统治。

二、泛家族的社会组织基础支撑着天皇制

日本家族制的泛社会化程度也远比别的国家来得深入。中国和日本的封建领主社会都是世界上最长的，但日本的封建领主制，因为大宅与小宅家族的关系、领主与所属住民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人身依附关系，所体现出的奴隶制成分则更为深厚。著名的武士阶层则干脆就是领主的家臣，为了领主的利益，武士可以倾家荡产甚至杀身成仁。忠、义、勇、信等所谓武士道的核心价值观都是针对领主而言的，只是到了明治维新之后才被当政者有意识引导到对天皇的效忠方面。这种对领主的绝对忠诚扩展到社会的各级组织、各类组织，将家族规则泛社会化，使得日本民族成为世界上最容易形成共同体的民族。在日本，无论你去哪个单位或组织，最经常听到的话就是：“××组织（会社、单位、机构等）就是我们全体职员的家，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争取更大的成功！拜托啦！”

在共同体的内部，共同体的利益高于个人和小家族的利益；在共同体的外部，残酷竞争就是其维护共同体利益的不二法门。有公司员工因为完不成销售任务而羞愧自杀，同业竞争的公司也会以不光彩的手段逼迫竞争对手退出市场。历史上，为了协调各个共同体之间的竞争关系，圣德太子确定天下共同体的共主就是天皇，并且通过神道来加以确认。为了避免两败俱伤，日本各地的共同体逐步承认了天皇的共主地位。通常人们只关注到天皇代表神的旨意这一面，却常常忽视了天皇还代表着天下共同体的共同利益，维系一整套大家所共同遵循的共识。哪怕这种代表只是名义上的，也必须要有，否则每一个共同体的存在不仅存在着合法性问题，而且存在着是否能得到其他共同体承认的问题。承认天皇的存在，等于承认继承规则、权威规则、界限规则、用人规则等泛家族规则，承认这些“游戏规则”，大家才能共同“玩下去”，否则便是另类，便无法彼此取得信任。德川家康及其子孙都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实，没有取代天皇并不完全因为天皇还可以利用，而是不能取代也无法取代，否则他将损害各类共同体共同遵守的规则和“共识”，从而就有可能导致天下分崩离析。直到现代，日本国内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共同体、联合体、联盟、结社之多常常让外国人为之瞠目，甚至有工业企业与银行结成的共同体，经常让欧美等国外投资者难以应对。

泛家族规则在民间、在企业、在社团、在政府组织内部广泛起作用的结果，便是天皇成为最受欢迎的角色，尽管他已经不代表神，不代表权力，但他代表着大家都愿意遵守的共同规则（不是法律的法律）——泛家族规则。据1946年5月日本《每日新闻》关于宪法草案的舆论调查，支持天皇制者占85%，反对者占13%，工农的支持率最低，也达55%。1989年，日本《读卖新闻》进行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有82%的日本国民不反对目前的天皇制。^[8]四十多年过去了，随着工业经济和科技的突飞猛进，日本社会外观上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对天皇制的认识变化不大，只能证明在日本社会内部的运行机制上，泛家族规则盛行的状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可以这么说，只要日本社会的基层组织——企业、团体、机构等各类组织依然由泛家族规则牢牢控制着，天皇就必然是民众尊敬的最高偶像，尽管他们极少有机会接触这位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