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家族文化决定了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文化基础

都说日本人敬业爱岗，也都说日本人干事“轴”，问日本人为什么会如此，有时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其实，在日本各种文化熏陶之中，泛家族文化对培养日本人的精神作用最大。泛家族文化中又以忠诚文化对日本人的影响最大、最为显著，也最有日本特色。它是天皇制万世一系的文化基础，也是日本其他文化的内核之一。忠诚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融合了儒家的家国文化，也融合了神道教的敬畏文化，更由于特殊的岛国家族传承和社会文化融合的历史习惯，使得忠诚文化并不常见于文字条规，却无时不在日本人的左右。很难想象，没有全社会的忠诚文化，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能够长久支撑下去。

一、泛家族文化决定了忠诚的对象

忠诚文化最核心的问题是：对谁忠诚。很显然，日本没有哪一层组织会做出这样的统一规定，但泛家族文化则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如前所述，日本家族发展过程中，除了产生个人对个人的依附关系，即个体对个体的忠诚外，更为重要的是个人对家族的忠诚，在泛社会化后演化为个人对主公的忠诚，以及家族对整个家族联合体的忠诚、联合体对集团的忠诚，进而演化为对天皇的忠诚和对国家的忠诚。也就是说，日本的忠诚文化包括两层核心关系：一是个人与家族集团的关系；二是家族与集团的关系。在日本，很早就形成的与中华大陆不同的事实是，个人与家族或集团的关系不是松散的关系，而是紧密的依附关系。历史上日本人就很难迁徙，甚至离开村子便无法存活。家族和村落（集团）便是其终身不得不忠诚的对象。而家族与家族之间也不是中华大陆那种松散的关系，而是小宅紧密依附大宅的关系。规范这种忠诚行为的内容，来自于中华儒文化的“义、礼、智、信”，独独少了“仁”，而被加上了“忠”和“勇”。尤其是“义”“礼”被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显现出日本民族的特色，那就是个人的渺小与个人英雄主义古怪的结合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对于主子、家族、集体而言，个人永远是微不足道的，“忠”和“礼”是个人应该尊奉的最高信条；而对于主子、家族、集体以外的人而言，“义”和“勇”则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强烈表现。卑贱和尊严的古怪结合便是蔑视自我肉体以达到精神上的升华，这或许就是所谓“大和魂”的精髓。生若樱花之灿烂，死如秋水之静闲，其源头之水便是泛家族文化里的忠诚、信誉、礼仪、勇敢等。忤逆家族、集体、组织的事即便在今天也为日本社会所不齿，当然也就不可能忤逆远在家族、集体、组织之上的最高形象代表：天下主子的主子、各家族的总掌门人、各集团的总头子——天皇。尽管在相当多的时候这个最高形象代表只是名义上的，但在老百姓的心中是传统文化的总代表，是民族文化形象的具体外在，或者说是一个总符号，那是必须尊敬与效忠的，忤逆他便如同表明自己在忤逆家长一样。在这里，天皇本人的文化修养和对外形象在日本人民心理上所起到的影响作用并不是没有，但只是浅层次的，根本的影响还在于民众对传统文化形成的心理习惯和对传统的认知。

二、泛家族文化决定了忠诚的方式

效忠，是表达忠诚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式。效忠的方式多种多样，日本最有特色的效忠方式，是通过对神的祭拜来达成对家族、对集团的忠诚。身为神裔的天皇在这种方式中得以万世不替。

从历史到今天，日本一直自诩为神国，日本民族也自称为神的子孙，这一点在日本民俗的各种祭祀和各个节日里都充分得到体现。普通民众自觉自愿参加这些祭祀活动，并不都指望能真正得到神的启示，更多的是表达一种敬畏的情绪——那些毕竟是不得不参加的集体活动。日本是个多神教国家，由家庙与村落崇拜形成的神道教成为日本的国教，天皇就是这个国教的总教主。全体日本国民无论贵贱都是神的子民，这使得日本神道教与东亚各国神灵崇拜不一样。在中国的神话里，普通民众并不是神的子民，只有精英才是天上星宿下凡，是上天派来统治芸芸众生的。神话在中国等亚洲国家，与家族文化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尽管中国人也祭祖，但只有功绩卓越并为国献身的祖先才能成为神话中的人物。而日本国民则不同，大家都是神的后代，家族的祖先是神，要祭祀，家族所侍奉的领主的祖先也是神，也要祭祀，再推上去，领主的领主祖先是更大的神，就更要祭祀，最后天皇的祖先是最大的神，其受到全体国民的祭祀自然也就毫无疑问。对于日本人来说，很难想象经常祭拜的神会在某一天消失，没有了天皇就如同没有了祖先一样荒谬。2000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期间参观过多间神社，讶于神社之普及，几乎每个社区都有，而且神社里并没有偶像。神官在仪式中拿着一个类似于招魂幡的大物件在民众的头顶上扫来扫去，颇有些像佛教的摩顶和基督教中的受洗仪式。经询问才知道，原来那是为了扫除民众身上的秽气，让大家不要让灰土蒙住了神灵，不要自甘堕落。换句话说，日本人自认为都是神的后裔，进入神庙，日本人并非完全像中国人那样向神祈求或索取什么，有非常事时自然祈求神灵庇佑顺利达成；无事时也经常去神社，祈求的多为保佑自己的神光不被湮灭。只要神光不被湮灭，自然就有达成愿望并最终成神的那一天。二战以后，天皇已经公开宣称放弃神的地位，但民俗对神明的景仰和崇拜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日本本土的神道教依然香火兴旺便是证明。民众虽然不再祈求成神成仙，但祈求愿望实现，达成心灵慰藉，仍然是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内容之一。而团体、组织透过神明的祭祀来达到精神层面的团结，获得职员灵魂上对集团的忠诚，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一些大公司的高层领导集体参拜某一神明的事并不鲜见，一些组织的集体活动简直就是一种祭祀仪式。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之辈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执着地参拜靖国神社，正是为了迎合日本社会这样一种心态。所以，日本民众对天皇的崇拜固然受到明治时期造神运动的影响，但更大而深刻的影响则来自于日本神道教的泛家族文化内涵。都说日本民族是多神信仰的民族，是宗教自由的国度，但细究起来，并非像人们理解的那样自由。当年麦克阿瑟就曾说过：“除非彻底修改那种古老落后的并由国家控制和资助的称为神道教的宗教，日本永远做不到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9]忤逆神明的事在今天的日本即使是不信神的人也不愿意干的。

三、泛家族文化决定了忠诚意识的传承

就像大多数民族教育构成一样，日本的民众教育实际上是由三部分构成的。所不同的是，日本的教育在这三个部分中都充斥着浓厚的泛家族文化内涵。

第一部分是家庭的教育。这一点上文已经说了，家文化的传统教育至今在日本依然是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这部分教育通常是终生难忘的。通过家庭教育与长辈的言传身教，一代代人习以为常地传承了对家族的忠诚、对神明的敬畏和对工作的服从。

第二部分是学校的教育。如果说家庭教育充斥着传统家族文化内容并不是日本民族独有的特色，那么学校的教育充斥着浓厚的泛家族文化则是日本的特色。日本走向近现代化，学校教育功不可没；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学校教育同样功不可没。在这个国家的学校教育中，除了传授知识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教育学生怎么做人，传授学生学会集体生活的潜规则，学会融入组织的等级次序，重视个人和集体的名誉。这些教育并不表现为课堂上的说教，而更多地体现在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中。所以日本的当政者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十分重视学校教育。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学校唱歌来说，日本学校有各种各样的集体唱歌，早晨升旗时集体唱国歌《君之代》，至今还是初、高中寄宿制学校的必备节目。大学各类集会中必有集体唱歌。这种唱歌的本领是从幼儿园就开始培养的，是各类大学从新生入学时就刻意培训的。19世纪末日本学校的歌声曾经让中国清朝大员项文瑞感到“悚然心惊”，他在日记里写道：“歌声十分雄壮，十分齐一，其气远吞洲洋，令人生畏。余心大为感动，毛骨悚然，不料海外鼓铸人才乃至若此。”^[10]20世纪末日本大学的歌声同样让一名中国留学生大为感叹：“一分不差的10点整，典礼开始。随着司会的一声令下，全场‘刷’地一下起立，又‘刷’地一下鞠躬。铜管乐又起，全场同声高唱校歌……这首歌已经唱了一个世纪了，曲调和歌词都还带着浓厚的着明治维新时代的印迹。但这四千多人真诚严肃的大合唱，这人海声浪卷起的阵阵波涛却震撼着我的心。一股说不出来的力量聚在我心头。我仿佛看到眼前是一条崭新的路：它蜿蜒曲折，它凹凸不平……”^[11]在歌声中传递的是集体荣誉和整齐划一的力量与信心，也是振奋人心的具体手段。事实上日本各类组织中都有唱歌的传统，厂歌、社歌、团歌、店歌、队歌比比皆是，而领导者都热衷于在各种集会场合甚至宴会上指挥下属唱歌，骨子里的原因或者说潜意识就在于培养部下对集体的忠诚。

第三部分是组织的教育。如果说日本的学校教育在泛家族文化的传递上还只是初步的，那么日本社会各类组织则是严格而系统的泛家族文化教育的完成者。学生在学校还比较自由散漫，特别是随着日本现代化的完成，日本学校受西方教育方式的影响，对学生控制并不像过去那么严格。当学生踏入社会后，无论进入什么样的组织内，他们都是最底层的“后辈”，必须严守前辈或领导决定的一切事情，必须恪守组织里的各种或明或暗的规则。比如说日本人下班后的“自动加班制”。笔者曾向日本某著名公司一位高管询问过：如果现在年轻人不愿意在每天下班后“自动”加班三四个小时，公司会怎么处理?强迫他加班则违反日本的《劳动法》；放任他自由则要打破“规矩”。这位负责人回答说：这种大家加班，个人擅自不加班的情况基本上没有。真碰上了，一般情况下上司会授意他的前辈找他谈话，告诉他这样做会引起大家的反感。而如果大家都反感他的话，那么他在单位里的前途就堪忧了。如果他不理睬，继续我行我素，他的上司则会亲自出面找他谈话，委婉地劝说他要么遵守大家的规则，要么另谋高就。也许他没有什么过错，但单位不需要他了。不过这位负责人最后也叹气地说：“当然，如果这个人是公司离不开的技术尖子，那么公司也只好迁就他了。公司会教育其他的人，如果你们想学他，那就快一些成为公司离不开的人吧。”他说的这种我行我素的人在一般日本公司里是没有的，在大公司里也极少见，除了极个别从国外引进来的高精尖人才。

日本公司、机构、机关、学校都存在着严重的等级制并不是秘密，其秘密在于这种等级制并不完全在于其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在于其沁入骨髓的泛家族文化教育。规则和潜规则、集体荣誉和个人荣誉、无我的牺牲与事业的成功、尊敬领袖与服从前辈等泛家族文化的教育在每一个机关、企业、机构、学校、团体一日复一日地实行着，以至于不少研究日本的学者都误认为日本人没有普世的价值观，而只有小集团的价值观。其实人类社会普世的价值观也存在于普通日本人的理念中，他们更在乎这种普世的价值观为领导、前辈所倡导，并被身边人群认可。即便个人价值观与之不同，口头也绝不敢表达出来。而正是对领导、前辈的服从与尊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日本人对天皇这一最高精神和形象领袖的尊敬。这种尊敬已经成为日本人的习惯，就像他们在单位里尊敬领导、尊敬前辈一样。只要看一看丰田汽车的人是如何将丰田佐吉、丰田喜一郎奉为神明，其一代代高级管理人员即便长期在外工作，却连家庭也不搬离丰田家族所在地，就可以理解他们是如何教育和培养一代代丰田员工的了。^[12]尽管下级、后辈可能对上级、前辈有不满，有意见，但尊敬和服从则是不满甚至是反对的基本前提。现代日本即便有研究西方文化、接受西方进步思潮的少数人提出废除天皇制，也基本得不到大众的响应，道理就在这里。

四、泛家族文化决定了忠诚文化的发展

一个民族的文化习惯来源于这个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积累与创新模式，这种模式最鲜明的特点往往表现为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从而形成文化融合惯性。毫无疑问，日本长期从海外吸收文化，但在引进外来文化的过程中，由于外来文化与日本浓烈的泛家族规则产生碰撞和融合，因此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文化吸收模式。其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外来技术可以全盘引进，而外来文化则必须与日本泛家族文化相结合。日本泛家族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从中国引入的儒家文化，这一点在日本学界是得到公认的。但日本在引入儒家文化时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基本摈弃了儒家文化中积极抗争的内容，如“人定胜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内容在日本的儒文化中是找不到的。甚至在对儒家文化最核心的“仁”的概念引进上也是有所曲解或肢解的，并且还说成是日本的特色。著名数理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学者森岛通夫就说过：“忽略仁慈而强调忠诚，只能被看作是日本的儒教所独具的特征。”^[13]从圣德太子时期到今天，日本国内都将孔子的“仁”理解为仁慈，这可不是如美国人赖肖尔将日本的“神道”理解为神之道路一样的低级错误，而是有选择地回避了“仁”对君主的约束和要求，而只引入了臣属的忠诚概念。从这一点来说，天皇的“万世不替”也与没有准确引入“仁政”概念有很大关系。后来引入的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也无不经过这样的处理。这就构成了日本民族文化中独特的在技术上全盘吸收而在思想上有选择引进的特色。正是这种特色或者说民族文化惯性，形成了日本民族非常鲜明的排外与崇外并存的特色：在技术上，日本人崇拜所有的外来文化，表现为忠诚地照搬和执行；而在思想上，对危及他们家族式管理制度和思维惯性的文化拒之门外，实在拒绝不了的时候，就要逐步加以改造，常常给人以排外的感觉，表现为忠诚地固守传统。外国人喜欢日本人的礼貌待客，真的移居日本，却发现很难融入日本社会；外国企业很喜欢日本人的谦虚和合作，真去日本投资了，就会发现很难打入日本企业之间的各种战略联盟，特别是日本银行、产品供应商、生产商、销售商之间的联盟，道理就在这里。中国隋唐时期，日本从中国学去了几乎全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即便是科举制这一后来在中国绵延千年之久的制度，引入日本后也很快就变味，被改造成只维护贵族利益的制度，甚至贵族子女考试成绩不好也照样授予官爵。科举制就这样被改造成符合日本泛家族规则的制度。^[14]而同时期从中国引入的绘画、音乐、建筑、雕塑等，则得到顶礼膜拜，全盘吸收，认真学习，并在后世力争取得创新，形成日本独特的风格。也正是日本的这种忠诚文化的两面性发展，造就了日本民族很少能够开创新的领域，却能在别人开创的领域内将事情做到无人企及的民族特色。因此，外来文化很少能够危及日本的天皇制，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