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之后的武士道，可以称为近代武士道。近代武士道与古典武士道在诸多方面存在着较大的不同。
1882年，明治天皇亲自向陆军卿颁授《军人敕谕》，开篇就强调自神武天皇以来的日本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帅”，“朕为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故朕赖汝等为股肱，汝等仰朕为首脑”[4]。且不说日本天皇无视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从来没有统率过军队的事实，仅就这个敕谕来说，最大的改变就是把古代武士对领主、大名（将军）的绝对忠诚转变成了现代军队对天皇的尽忠。也就是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才打破了千年的传统，军队不再隶属于各领主，而真正属于了国家。天皇的敕谕，又把这支国家军队变成了他私人的武装集团。
图5-2 《教育敕谕》
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谕》（图5-2）把武士道精神从军队扩展至全体国民。这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最重要的标志性文献，也是古典武士道向近代武士道发展的转折点。该敕谕要求全体日本国民日常要遵守各种礼仪道德规范，“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5]。这等于将武士道的对内对外道德标准——对内要有恭俭礼让、仁爱之心，团结一致等；对外则要有“长刀杀敌、短刀杀己”的非人类决绝——扩展至所有受教育的国民，首先是青少年群体。[6]
当然，将古典武士道变为近代武士道，并不仅仅是两篇天皇的敕谕就能够完成的，而是与维新领袖、军国主义分子和媒体精英共同合作的结果。天皇的敕谕只不过给了他们一面手中挥舞的小旗。这种改变更是在日本民众深厚的泛家族规则和文化基础之上完成的，没有这样的基础，武士道也不可能完成向近代武士道的转变，更不可能成为全民的信仰。
近代武士道的基本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一，忠诚的对象与古典武士道不一样。古典武士道忠诚的对象是自家的领主，而近代武士道忠诚的对象是国家和天皇。德川幕府可以调整各地大名的封地和人口，以控制大名的发展，却无法调整大名所统率的武士。大名去自己的新领地上任，不能带走原领地的人口、牲畜等财物，却可以带走自己的全部私人武装。
第二，因为忠诚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所以忠诚者的成分也随之变化，全体国民皆可成为忠诚于国家和天皇的武士。明治维新以后，全体国民都有了姓氏，已经具有独立的社会地位，这符合武士道的惯例要求。
第三，因为全民皆可成为武士，所以自然对武艺不再追求高深修为，而是改为对武器或机器等各种技艺的熟练掌握。
第四，对武士的文化要求也不再严格，而更侧重于精神的训练和追求。
第五，由追求和维护个人和家族的名誉，改为以尽忠于天皇、报效于国家为最高荣誉。
实质上，这个时期提倡的武士道不过是一个军人的品格和基本素质，是每一个日本人经过训练都可以实现的奋斗目标。明治时代的思想家、道德家、军人、领袖之所以都认同这样的武士道，一是为了在民众心目中把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武士英雄树立为全民族的楷模，借古典武士道的精神和行为规范来教育民众；二是为了全民皆兵、积极扩张，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这一点更是现实的迫切需要。也就是说，历史上的武士英雄在这一时期被刻意描画成“忠”“勇”“信”的典范，而略去了他们身上难以普及的“达”“雅”。而这一略去，恰恰略去了日本古代武士对自我控制的认知、路径和标准。所以，明治以后的武士道训练出来的日本士兵包括日本平民，将盲目而狂热地报效天皇当成其理所当然的信条，坚忍而富有牺牲精神成为其道德标准，服从而缺乏个性主见成为其显著特征，个体的礼仪和集体的野蛮成为其民族标签。近代武士道就是这样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最有力的扩张工具的。
乃木希典（1849—1912）出身旧武士家族，自幼接受古典武士道的教育和训练。然而，习武训练尚未达成，时代就变了，他也转为奉行近代武士道的军人。实际上他是一个连“忠”“勇”“信”这三个层面都没有达标的近代武士道奉行者。他担任联队长时打了败仗，丢了军旗，难称勇武；甲午战争期间他率军攻打旅顺，久攻不下，却有守军弃城后屠城旅顺、再屠复城的劣迹，难称武功；他任督台湾，残杀岛民，却平息不了当地人的抵抗而想卖岛，连好友儿玉大将也讥其“无能”、不称职；日俄战争再攻旅顺，因指挥无方造成日军重大伤亡，在天皇庆功宴上自惭是“杀乃父乃兄的乃木”，难称信义；征战东北，更是让中国人“陷于枪烟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飞肉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呼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7]。这样一个军人，即便以日本的标准也“軍人らしい軍人ではない”（算不上是真正的军人），却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媒体精英尊奉为四大军神之一。因为他有三大优点，一是对天皇绝对忠诚。他平日里统驭部下言必称陛下，每逢败绩便要自杀谢罪。那年月，自杀谢罪的人不说比比皆是，至少年年都有。这位乃木希典先生从中级军官开始，每次自杀都要直接上书天皇，似乎他的自杀非要天皇批准不可，自然，每次都有天皇御赐免死而未遂。后来明治天皇驾崩，不知是报批新天皇恩准了还是没有上报，这一回他和妻子一起自杀成功，忠心耿耿地追随明治天皇而去了。二是这个人不怕死。每战必身先士卒，连两个儿子也因为老子的指挥无能而战死。准确地说，在“勇”这个方面，他的确是一个勇敢的士兵，却不是一个称职的军官。三是他克勤克俭，无不良嗜好，爱兵如子。可以说，他确实“忠”，只不过是愚忠；他确实“勇”，只不过是笨勇；他确实“信”，为了集团严于律己。近代武士道，或者说倡导近代武士道的日本人，只需要全体军人和国民有这样的“忠”“勇”“信”就够了，所以他被树为军神。他写的诗歌还被收入小学生课本。乃木希典得到歌颂，本身就是古典武士道与近代武士道在不同时代的不同注脚。
区分古典武士道与近代武士道并非只为了纯学术上的意义，而是一种非常现实的需要。这种区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现代日本社会浓郁的武士道精神，看清现代日本企业等组织浓厚的武士道文化，识别何为真正的军国主义灵魂、何为富国强兵的民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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