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教独特的思想内涵与泛家族规则紧密相关

如果仅从日本历史上主要教派所留存的经典著作去研究神道教内容，人们很容易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剔除外来文化的深刻影响，神道教各大流派阐述的教义真正属于日本民族的并不多，更无法解释混杂了大量外来文化内涵的神道教又是如何成为日本本土宗教，并且传世千年却既未消亡也未扩大的。更让人费解的是，在今天现代化的日本，神道教作为一个宗教，不仅依然有着庞大的信众，而且实实在在产生着巨大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从神道教在民众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作用入手，反推其表现出来的思想内涵。不论是在经典著作之内，还是在神官祝仪之外；也不论是其原始信仰的基础内容，还是在与外来文化碰撞过程中的吸收变形，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甚至化为民众习惯的内容，都应该成为研究对象，从中可以得到一些新的答案。限于篇幅，本节不可能全面研究神道教所表现出来的全部现实功能，而只能就其对民众生活主要的影响方面，揭示其核心的思想内涵。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

第一，日本国民强烈的危机感，是创造神道教并使之持续发展的客观社会条件，也形成了神道教“敬畏与奉献”的思想内涵。

众所周知，日本国民有着其他民族所不具备的强烈的危机感，居安思危，不需教化，几乎自然成了日本国民的思维习惯。这种强烈的危机感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一是岛国的自然灾害如火山喷发、地震、风暴潮等频频发生且无规律，时刻强化着日本国民的危机意识。辛辛苦苦奋斗一辈子，也许在一瞬间便毁灭殆尽，给人们带来的思想冲击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述的。生活可以一切从头再来，危机意识却积累在人们内心深处，已经如同基因一般遗传下去。日本社会应对灾难的各类组织，组织化程度之高、衔接环节之严密，至今都堪称世界之最，便是这种“基因遗传”的最好证明。

二是岛国的自然资源匮乏，获取不易，不仅是日本国民赤贫的主要因素，也是社会架构中特殊的人身与家族依附关系形成的客观催化剂。有时思无，用时珍惜，养成了岛国居民对自然资源使用时分外精打细算的习惯，同时，也培育了敬畏山川河流等自然资源的思想意识。在远古，祭祀便是人们感谢和乞求自然之神慷慨赐予的仪式；在今天，在神社里默默祈祷一下，同样表达获取资源不易、企盼神灵庇佑的一种心愿。

三是岛国可居住区域内人口相对高度密集，使得日本国民除了自然危机之外，很早就产生了强烈的社会精神危机。这种危机助长了日本社会组织的高度泛家族化，并且在泛家族化过程中进一步促生了国民的敬畏与奉献的特性。

应该说，正是这三种危机因素，共同组合成日本本土宗教的社会意识基础。原始宗教崇拜向神道教的转化，正是充分利用了民间百姓对当世生活不可控的危机意识，尤其是利用其对自然存在和力量的敬畏与膜拜而发展起来的。敬畏与膜拜演化为祭祀，祈求神灵庇佑自然需要奉献和牺牲，敬畏与奉献的意识也就成了神道教最主要的教义。日本学者村上重良指出：“神祇信仰没有教祖教义，无所谓信或不信，仅仅是存在于人们脑海里的对未知世界的恐惧的一种意识。”^[6]很显然，这一思想内涵来自于民间的精神需求，也在逐步演化为宗教内涵的过程中反过来强化了民间的这种精神需求。直至今日，这三种危机在日本岛国并没有消除，反而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越演越烈，日本国民乞求神灵慰藉现实焦虑的精神需求自然也越来越强烈，也就成为日本神道教仍然为国民普遍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日本社会历史演变过程中显著的泛家族化，促使神道教的生存与发展扎根于集团与地域，也形成了神道教突出的“忠诚与服从”的思想内涵。

原始初民集结成部落，以集团的力量对抗自然和外族，毫无疑问宗教在其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这并非日本早期社会独有的特色。岛国的环境，生存的不易，使得日本国民在部落向早期藩国的演进过程中，不仅个人沦为强者的奴仆，而且整个家庭、整个家族甚至整个村落都依附强者家族，成为其家仆（家臣）和奴隶，并且世代不替。强者家族规则的泛社会化（即泛家族规则）的极度发达，才是日本早期社会的最大特色。

日本战国时期，当德川家康在三河的家族较其他公侯家族明显弱小时，一方面他不得不先后对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俯首称臣，忍辱偷生；另一方面他得到了三河所有武士家族忠贞不渝的支持和牺牲。最终，随着江户幕府的建立，成就了“三河出武士”的传奇。强者家族祭拜的神，家臣与奴隶自然也要祭拜，再加上区域性共同祭祀的自然神，产生了神道教鲜明的地域性特点。对此小泉八云有过观察：“最初所谓氏神，与其说是共同的祖先之灵，不如说是各地古时统治者之灵，或作为统治一地的家族的守护神，而受该地人民的礼拜，这样想，似乎真实一点。”^[7]内藤湖南在对近畿地区的神社进行考证时，曾明确指出在古代日本外来强族的神甚至外国来的神（如朝鲜王族的神）是如何取代当地氏族之神而配享共同祭祀，使得原先氏族神社只能屈居于小小的“地主神社”之位的。^[8]而祭祀着共同的神，又反过来以神灵的名义促进了强势家族将家族规则泛社会化，形成了以紧密的人身依附和家族依附为特征的社会组织架构与人际关系，才是日本古代社会构造的特色。

日本大化革新之后，虽然国家颁布了统一法令，但这种以人身和家族依附为特征的社会藩国，并没有因为统一国家的出现而消亡，反而更加强势。在共同神灵的庇佑和强权的威逼下，无论天皇大权在握还是被弃如敝屣，各藩国的武士只知主公不认天皇，百姓更是只知领主不知国家。皇粮国税不是交给天皇，而是交给主公，主公再向天皇敬献，出现了国家是封建制的、藩国却是奴隶制或奴隶制特征很强的社会架构。日本战国时期就是典型的代表。即便其后江户时期三百多年内，实行了对各藩国大公的严密控制，也无法改变武士和臣民效忠主公而不是天皇的社会格局。武士以自称主公的家臣而自豪，农民以敬纳主公粮草为良民，商人更是想方设法输钱依附各位领主而不屑于皇族大臣。“各人将其心身完全献给领主，故除对于领主之义务外，对天皇国家忠诚之观念，未尝有机会显示于家臣之心。”^[9]

上千年的这种忠顺养成了日本国民对家族集团无条件的忠诚与奉献的习惯，养成了国民缺乏个人独立意志而推崇集团主义的思维方式。对自然神的敬畏和奉献，与对家庭的敬畏和奉献，共同促成了对主公和集团的忠诚与奉献的制度性设置。家族规则泛社会化的过程中，神道教功不可没。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忠诚与服从逐步成为神道教宣扬的重要内涵。“神道的伦理完全包含在无条件的服从中，大体出自家族祭祀的习惯。”^[10]二战中，日本侵略者以区域性国民组成师团，其战斗力之高，野蛮性之烈，服从性之强，为别国罕见，其中乡谊与供奉同一神祇所维系的力量不容忽视。直至今日，日本大企业内，其元老级职工自称“丰田家臣”“三井家臣”“三菱直系”者比比皆是。

第三，日本民族从家族制度及外来文化汲取的内容，催化出神道教显著的“多元而实用”的思想内涵，又反过来灌输于民众意识中。

宗教是哲学。而哲学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以某种方式来收窄、限制人们的想象空间的，这才有了不同的哲学与哲学的不同流派、不同思想前赴后继和继往开来。前文说过，神道教在发展过程中，本身就有着很强的现世实用诉求。这种现世实用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远古时代日本家族发展过程中的双系氏族制。古代先民对神灵的祭祀，因为双系氏族的存在，打破了一家一族一部落一氏神的祭祀排他，父系家族的神和祖先要祭祀，母系家族的神和祖先同样要祭祀。出现家族依附制度之后，更多的氏神需要祭祀崇敬，在现世实用的基础上，排他由此进入多元。因为存在太多的神灵，过去未来容易混淆，不如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还是众神灵庇佑我今世来得便捷。同样，只佑我今世，自然神灵多多益善，有灵显灵，有神显神，来者不拒，心慰神宁。

圣德太子时期开始，向强者学习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潮。在学习的过程中，一方面外来文化启迪了日本民族精神诉求上的多元化；另一方面外来文化与本土神道教的神魔平等、人神不分有矛盾也有契合。外来宗教和神道教都曾遭遇过灭顶之灾。现世实用性很强的神道教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惊人的灵活性，本身处处是神、区域神不排斥域外神的信仰理念与外来神极易相通。无论是与外来神的嫁接，还是把外来神变成自家神，反正在百姓那里，自家的神要供奉，自然的神要供奉，主公的神要供奉，国家的神要供奉，外来更强者的神当然也可以供奉。八百万众神之中不多如来、耶稣、孔子甚至关帝爷几个，只要能给现世生活带来精神上的安慰和信念，那就信奉好了。日本神道教学者石田一良曾经将神道教说成是频换服装的“偶人”^[11]。神道教这一表相特征实际上来自于多元实用的精神内涵，这种内涵植根于同样的现实社会需求。

日本神道教虽然有神魔之分，却无崇神降魔之说。江户中期的本居宣长对神道教给出新的解释，其在筑摩书屋1963年出版的《古事记传》一书中对“神”进行了以下的注释：“凡称‘神’者，从古典中所见的诸神为始，鸟兽草木山海等等，凡不平凡者均称为‘神’。不单称优秀者、善良者、有功者。凡凶恶者、奇怪者、极可怕者亦都称为神。”好人恶人死后都成神，同受祭祀，恶人生前的罪孽可以因其死亡而一笔勾销。其实，这一理念的产生还是缘于现世日本人的实用性，对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现世人来说，死后不因生前犯罪或犯错而入地狱，真是莫大的精神慰藉。神道教的这种多元和实用内涵，对日本民族文化中“此亦可彼亦可”的实用主义，产生着极大的影响。

第四，岛国的现实环境，迫使神道教的存在与发展采取特殊的展示方式，也构成了其鲜明的“简洁而精致”的思想内涵。宗教外在形式的发展，离不开其流传区域的社会与自然环境。就教义来说，释迦牟尼和耶稣都反对偶像崇拜，更反对奢侈浪费，然而后世恢宏寺庙与峨峨教堂林立，皆与其流传广大地区的社会环境紧密相关。神道教没有偶像崇拜，少数有雕像的也没有非常态的展示，不需要非常态的建筑。除少数神宫有资金实力搞宏大建筑外，大多数神社因其为区域性神，没有实力也没有必要建立宏大的山场和辉煌的建筑。自然多灾的国情和历史上的兵燹火灾也迫使神社如同民居一样尽可能小巧。在相对狭小的区域内要充分展示神的灵性和至尊，以便让信徒保持强烈的敬畏与虔诚，神社的建设者们不得不绞尽脑汁精心设计，在整洁、宁静、肃穆、典雅上以求精致。既要给人以神的气息，又要给人以美的享受，这样才能不断吸引人。就自然环境而言，日本列岛多雨雪风暴，自然净化功能强。追求洁净、去除污秽本是民众的自然喜爱。神道教因势利导，神社设计简洁，管理上力求简单宁静，以劝导信徒在洁净静默中与神沟通，去除心灵上的污秽，消除现实的烦恼，从而完成对民众的精神劝慰。神道教的教义中也就有了“神道认为身体的不洁等于道德上的不洁，是对于神们不可宽恕的罪”。神道教对祖先、神祇的祭拜，不仅借助了民众对祖先节俭精神的继承、对自然洁净的需求，同时也实现了居民对精神上洁净的乞求。再加上历史上官府借神道教这一功能强行对平民消费实施严酷削减，又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节俭生活。“这样养成了质实、简朴、俭约之念，厉行图6-4 在箆取神社里举行的日本小学生书法比赛（拍摄者：周红）了清洁、礼节与刚健。”^[12]神社成为教育信徒们追求简单、简约、洁净、精致的一个重要的现场展示场所，信徒们在祈祷、参观、游玩的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神社至少是日本国民生活习俗养成过程中的重要场合之一。至今日本许多的中小学把学生的一些课余活动放在神社里举行（图6-4）。

不仅建筑如此，其宗教仪式及庭院布局亦体现了简单易行、洁净精致的特点。既方便信徒参拜，也方便神官节约，却同样要求达到庄严肃穆、敬畏祈祷的效果。尤其是现代社会生活日趋烦嚣浮躁，神社的简洁宁静也正好是人们放下焦虑、冷静思考的一个好去处。所以，不仅传统习俗上有三五七节以及祭日去神社的约束，便是平时，日本普通民众也有去神社的习惯，而并不全是为了祭拜和祈求。应该说，神道教所展示的简洁而精致的功能，也是吸引日本国民踏入神社的重要方面，在帮助神道教成为日本国民摆脱现世生活中烦恼、寻求精神慰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以上这四大内涵也许并不全部见诸各种神道教的经典著作，却在神道教的历史与现实中发挥着实际的作用。说是神道教的四大教义也许会有争议，但至少可以说神道教有这样四个功能或内涵。笔者曾就此请教过一位资深的日本高中国语教师。他想了一想回答：“也许没有你说的那么强烈作用，但细想想，还真都有那么一点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