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极致文化产生的思想渊源

那么，为什么在日本国内或是国外，对其民族文化的研究都没有提出极致文化的概念?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研究其思想渊源，发现日本极致文化并非来源于某一思想体系，而是多个思想体系综合作用的产物。这种多重思想体系的复杂性和综合性，以及由此共同作用的社会功效，很难进行分析。它不仅让一般外国人摸不着头脑，就是日本人自己也感到相当程度的困惑。本书在此也只是尝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索日本民族的极致文化思想来源，初步梳理一下其中至少存在的五大思想源头。

（1）儒家思想的影响。日本人对儒家文化的学习，由最初的全盘囫囵吞枣到后期的有所选择和取舍，是一个迎合日本民族泛家族规则及其文化的发展过程。与中国相比，相同的部分不必再说，有两个重大的不同点有必要在此进行一些分析。

一是在个人修养方式的选择上不同。日本学界比较一致地公认对日本民族影响最大的儒学家是狄生徂徕，而狄生徂徕又是公认的荀子学说的继承人。为什么在儒家流派里，狄生氏专对荀子学说情有独钟?就是因为荀子不同于孟子主张以由内而外的修养来达到仁，而是认为也可以通过由外而内的修养来达到仁，由此荀子一度被认为是法家。这一点李泽厚先生曾明确指出过。^[30]狄生氏认为日本民族更适合于采用荀子的主张来达到仁义，而且更进一步强调“夫先王之教，诗书礼乐而已矣。礼乐不言，习以成德，岂外此而别有所谓成仁之方乎”^[31]。他的弟子太宰春台（1680—1747）说得更直白：“圣人之教，由外入内。惟纯粹圆熟，方可表里一致。”“圣人之教，外入之术也。苟行身守先王之礼，处事用先王之义，外面具君子容仪者，即为君子。而不问其内心如何。”^[32]韩春育认为：“应该说，这类规定对日后日本人的人伦日用，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集中体现在日本人对社会公德的坚守、对纪律法规的捍卫和执行公务时的严格认真上，也每每表现为人们工作时的全心全意和私处时的开怀忘我。有趣的是，对于一些看起来已流为形式、甚至有点虚伪的外在礼节，日本人却行之甚笃，非但表情严肃，而且角度尺寸亦毫厘不爽。”^[33]正是由于广泛采用了荀子的儒家学说，并与日本泛家族规则的强制传统相结合，江户时代中后期不仅在礼仪上塑造了今日的日本人，而且成为社会各类组织训练员工的理论指导，千百次通过外在的强制，由外而内，促使员工在自己的岗位上将技能掌握到纯粹圆熟。这已经成为入职训练的一个基本程序，构成了日本人最突出的一个特征。一位中国老师曾多少有些轻蔑地说日本人：教他横着拖地板，就永远也不会竖着拖。这种近似刻板的强化训练，前面说过，在中国是熟能生巧，在日本则是在圆熟的基础上精益求精，以达纯粹。不过，所谓真理有时多跨一小步也就成为可笑，荀子的主张其实是内外兼修，而日本思想者的多迈一小步，成就了日本民族强调外在约束、缺乏内在思考的民族特性。而这一特性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个人不能突破规矩，只能在规矩内寻求极致。这成为当今日本极致文化最重要的思想基础之一。

二是在儒家学说的内涵引进上不同。经过日本的儒学家和政治家的合谋，中华儒学中最核心的“仁”，被日本人有意筛选掉了。日本学者们也经常说“仁”，但不知是故意还是理解不够，他们大多将中国的“仁”理解为“仁慈”。在诸多学者的文章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表述（这一点尚有争议，但至少在“仁”的引入上存在着内容的不完整）。大约日本人害怕仁政强调的某些内容会强化战国以来“下克上”的局面再次出现，便泼洗澡水连孩子一起泼掉。日本人没注意，泼掉“仁”（至少相当部分）的同时，也泼掉了由“仁”引出的另一个重要的儒学内涵，即“中庸”。已经有许多学者指出这一点，这里就不再多说。缺失了中庸的理论基础，导致前述依靠外力强制的修身变得无节制，导致日本人形成在各个方面一旦踏入便不知节制也不要节制的社会心理。普通的民众未必知晓儒家学说，但在文化精英的宣导下，在政治精英的塑造下，在身边榜样的示范下，一条道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甚至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不需要犹疑，不需要宽恕，不需要执两端而取其中，更不需要适可而止，走向极致未必成功，但走向极致的行为值得称道。“仁”和“中庸”的缺失，巩固了日本社会在今天依然存在着比中国还严重的等级制的事实，形成了深入民间的论资排辈架构，培育了在自己的位置上不停步不踏步的精进意识，也造就了在日本出现而中国所没有的极致文化。

（2）神道教思想的影响。日本神社林立，神社活动贯穿于人们的一生，对日本民族心理有着极大的影响。古代神道教的核心内容是敬神敬祖敬万物，其次是警示危机。这种敬畏意识是天皇崇拜的忠诚文化和本章所论极致文化的另一重要思想来源。然而，敬神敬祖并不是日本民族所特有的传统文化，其他民族也有浓厚的敬神敬祖的传统，却并没有滋生如日本民族那样的极致文化。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有两点不同。

一是前面已经论述过的，即古代日本家族存在过漫长的父系母系双系氏族和家族联合体时期，这一根本的不同点，使得日本的神道教将日本家族的祖先神化的同时，在形式上还要将祖先神请出家庭集中供奉（父系家族和母系家族在一起供奉和祭祀），或虽由私家供奉但以某种方式享受大众祭祀。这一点从各类遗址中常见的祭坛和集中墓葬的尊卑秩序中可以看出。集中供奉或大众祭祀的神，尤其是大宅的祖先神，自然成了“公家”之神，其法力自然不同，敬畏程度也就不同。一种往往被认为是成功者的祖先的优点，通过祭祀，成为大家共同遵奉与学习的优点，传承和教育在祭祀中完成。神道教的一些教义，比如万物有灵、尊敬长辈、洁净自爱、团结合作等，神社环境的庄严肃穆、古朴清幽、微小精美等，都是通过神社年复一年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在不知不觉中灌输进民众的意识的，影响到日本人对职业、事业的敬畏，对生活的认真精细，对他人的礼敬有加。更为重要的是，它不同于儒家“礼教”的地方在于：礼教讲究的是对等，上不仁，则下可不敬，不仅可以不敬，甚至还可以“覆舟”；而日本神道教强调的只是单方面的礼敬，因为面对鬼神已经无法“覆舟”，神道教里没有地狱，日本的地狱称谓实际指的是黄泉，并非惩戒之所。这一重大不同，让日本人不去计较需要付出忠诚的对象是否仁、是否正确、是否必要，而只讲付出，只求内心敬畏得以表达。

欧阳蔚怡这样描述她在日本的邻居：“我曾经居住的地方是老京都的居民区，住地路边三步一座石像，五步一座供台，石像两边供奉的鲜花和水杯每天都有人更换和打扫，许多当地人走过那里都要合手低头拜一拜。他们会把每天的烦恼和担忧告诉神明，比如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朋友的安否，孩子的工作等等。他们觉得只有这样，老天才会保佑大家安康无事。”^[34]一位日本的挖掘机手每天早晨会对挖掘机道一声“今天又要辛苦你了”；东京银座的一位女店主每晚开张时都要对店铺说一声“今晚拜托你了”。^[35]常常有中国人嘲笑日本人“屁大的事也认真得一塌糊涂”，而日本人则认为天经地义，因为心存敬畏，不仅是为了得到一点心理安慰，更是一种“把简单的事做好”的精神动力。

图7-4　这座小神社位于宫城县女川町的一个高坡上。2011年3月11日大地震引发海啸，该町佐藤水产公司专务董事佐藤先生将20名中国研修生引导至此得救。返回工厂的佐藤先生不幸遇难

二是神社与家庭的祭祀活动都祈求神与祖先对当世的庇佑。公家的神自然更多关注大家共同面临的事，因而也就自然而然成为民众的集体活动。日本是个多自然灾害的岛国，相当多的神社祭祀活动的仪式有着强烈的居安思危的警示含义（图7-4）。例如日本著名的三大祭之一的东京山王祭，就是日枝神社祭祀守护神大山咋神的。盛大的神舆巡幸就是要把安全带给大众，能够亲自抬神舆，意味着直接与神接触、避灾祈福，那是荣幸。时至今日，神社的宗教活动更多地演化为社区集体活动，宗教含义并不明显，但人们从小到大参加这种活动，除了增进邻里的交流与欢乐外，仪式的庄严和神社的号召力，仍然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灌输着敬畏和危机意识，驱使着日本人民努力做好每一天的事情，更好地按照祖宗的也就是神的要求严格律己，节俭奉公。神道教强烈的现世性，表现在洗濯、趋步、一拍手、一默祝的简洁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在自觉不自觉之间，人们乞灵保佑的同时，通常也是向神表明自己想要的目标：我要如何如何！我一定要达到怎样怎样！在敬畏意识的作用下，人们也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因为人们无法责备神不保佑，而只能责怪自己的努力还没有做到极致。有趣的是，日本的神话除相当一部分源自中国外，自创的部分也不少，且其自创部分大多数邪魔手段都无所不用其极。这是否也对日本民族的极致文化产生影响，留待以后研究。

（3）佛教思想的影响。古印度佛教向北、向东传播，形成三大流派，即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与中华文化传入日本可细分为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一样，日本佛教是汉传佛教与南传佛教的结合体，因此既有汉传的偶像崇拜，也有南传的无偶像崇拜。佛教徒清规戒律远没有大陆那么严密，但佛教的一些基本教义是一样的，对日本民众影响深远的是“寂灭、无常、轮回、顿悟”等教义。佛教与岛国多灾、脆弱的人生相对接，使得日本民族非常容易感悟到佛教对其心灵的抚慰，同时也更能驱使其感受到人生苦短、只争朝夕的宿命论，进而影响到日本民众的人生态度，如工作上的及时完成、工作后的及时行乐等。

另一点同样重要的是，禅宗的传入，特别是在日本本土化的过程中，使得众生平等、人人皆可成佛的思想对日本普通民众产生极大的影响。不再需要慧根，民众甚至只要口诵佛号便可成佛。佛教的某些教义逐步演化成民间习俗。在社会等级制森严的日本，众生平等、人人皆可成佛，对日本民众的吸引力可想而知。举个例子，佛教的庄严宝相与日本对礼教的追求，加深了日本民众对礼敬的虔诚度，日本人的“点头哈腰”并不完全表达对对方的尊敬，其中相当大的成分是对自我人格尊重的显示。直至今日，日本依然保持最具民族特点的丧葬习俗：葬在佛寺以求死后升入平等的极乐世界，而祭祀与祈祷却在神社以求发挥最大的功效，以至于近代以后佛教在日本被称为葬式佛教。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日本人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极致选择，是一种对人生重要环节的安排，活着要追求（慰藉、保佑），死了也要追求（平等、极乐），这样才是真正地由“至高”达到“极致”。

（4）武士道思想的影响。战后日本不再公开宣扬武士道思想，但在日本民间、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中都实际存在着浓厚的武士道精神和武士道文化。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武士道的奉献意识、服从意识、危机意识和坚忍意识，它们是岛国民族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在今天依然有着广泛的社会需求。另一方面，武士道的这些意识往往强调某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从而引领着人们只向某一方向看去而从不旁顾。比如近期日本防卫人士常常提到地区安全的威胁。知名战略专家近藤重克在一次访谈中针对中国实力增长的现象时说：“当一个国家积累了巨大的力量，就会让周边国家感到担心。”他说这句话时完全忽略了另一面，那就是其实日本的实际军费仅次于美国，排全球第二位。日本自卫队空中力量越来越走向远程化，海上力量越来越走向远洋化（图7-5），陆上力量越来越走向信息化，成为亚太地区最具战斗力的武装之一。日本自卫队的另一个特点是军官与士兵人数之比约为3∶1，是世界上储备军官最多的军队之一，具备短期内迅速扩编军队的人力基础。近藤根本不会去想，为什么他的国家需要如此庞大的军费和如此现代化的建军，而其他国家就不行；而其他国家也如此行事，就让他担忧。问题是大多数日本防卫人士也都如近藤这样思考问题。石华指出：“其实，这种思维方式并不是现代日本人才有的，古代的日本人也是如此。最典型的就是日本战国时代，只要哪个藩国实力强大了，不仅是幕府将军担心受到威胁，便是他的邻居藩国也都提高了警惕。这种思维定式里，有日本民族强烈的危机意识。”^[36]武士道文化中这种单方向的讲求奉献、服从、敬畏的意识，不仅是让外国人常常弄不懂为什么日本民族“总爱一根筋看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其居安思危、不敢满足、日益精进的思想基础之一。这种意识过去引领着武士们不断追求技艺的精湛，现在引领着企业家们不断追求着产品的创新再创新。进入21世纪后，当日本各大媒体纷纷宣扬日本已经摆脱泡沫经济后“失去的十年”，成为亚洲盟主时，丰田公司的前董事长奥田硕则说：“日本要当亚洲盟主?没品格也没力量呀！”“照现在这个样子，日本一定会沉没！”奥田的语气与用意，让人不得不联想起七十多年前偷袭珍珠港成功之后的山本五十六，还有四百年前关原合战胜利后的德川家康，两位都曾在取得胜利后表示过同样的担忧。

图7-5　2007年日本日向号下水试航，日本海军拥有了准航母

（5）西方启蒙竞争思想的影响。西方自由市场竞争的丛林法则很受日本民族的喜爱，因为这正与日本民族与生俱来的危机意识相吻合，也与日本岛国历史客观存在的激烈竞争相一致。弱肉强食在日本过去突出存在于家族之间、藩国之间；明治维新以后，突出存在于组织与个人、组织与组织之间。不仅企业间存在着竞争，在企业内部亦有派系竞争，即便是同一小组也无时不存在竞争。日本人并不将小组内同事的竞争视为不和谐的事情，而是鼓励竞争。“前辈”这一特有的称呼，就充分反映出日本人在同事竞争面前的无奈。泛家族规则允许甚至鼓励竞争不择手段，与西方的唯利是图文化高度重合。一是竞争的手段、方法无所不用其极，搞垮对手便是保证自己进步的重要方面。二是努力做到创新，认为敢于想别人所未想，做前人所未做，才有后发优势。这些并非日本民族所独有的竞争，却在日本展示得淋漓尽致，根本原因就在于日本存在着远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程度高的泛家族规则。也就是说，日本竞争的压力和动力要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西方的启蒙思想和实践为其提供了更加堂而皇之的理论支撑。日本青森县田舍馆村的农民能够在稻田里种出世界名画，并成为旅游项目，一举改变贫穷乡村面貌；日本的摄影师能够在世界上首次拍出飞行的狗并成立第一家专业事务所（图7-6）。这些都是这种竞争混合意识下的创新表现。

图7-6　稻田里的图画和场信幸拍摄的飞行的狗

以上这五种思想体系共同作用于日本民族，既此消彼长，也互相促进。它们共同构成了日本极致文化的思想基础。

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这个“共同作用”。从各种文化在日本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极有可能不是某一种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而有目的、有侧重地引进、消化和吸收外来文化。尽管日本历史上曾有人多次提出“和魂汉才”“和魂洋才”等口号，其实质正是想解决思想体系的主从问题，但从历史的效果来看并没有解决好。事实上，外来文化的一拥而上，使取代甚至湮灭本土文化的现象多次发生。只有当外来文化深入社会基层和民族深部，与本土的泛家族文化发生了碰撞时，才开始有了选择和取舍，而且是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客观上逐步形成了日本多元思想并存、多元文化融合的现实。有人讥之为“骡子文化”，有人比喻为“洋葱头文化”。本书对此不想评说什么，要说的是，随着这五种思想体系（当然不限于这些）在日本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交流、交融和斗争，一些文化留存了下来，一些文化消失了，同时还滋生出新的变体。在前面论述时所特别指出的不同之处，便是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遗存与不同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总体上看，由于保留下来的五种思想体系中的文化大多与日本本土的泛家族规则有着相当程度的吻合度，因而其正能量要大于负能量，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步雕刻出日本民族独特的极致文化。这也是别的国家虽然也有外来文化的引进却没有产生极致文化的原因（他国引进总是有主有次，缺乏共同作用）。也正是由于是各种思想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产生的极致文化常常外露为某种矛盾性。这种极致文化以简洁、宁静为追求的最高境界，以精细、入微为追求的手段，以敬畏、重复为追求的方式，以忠诚、创新为追求的基石。大多数日本人会为了既要简洁宁静又要精细入微的境界，常常陷入生活与工作的焦虑之中，那么敬畏就是其日复一日重复劳作的抚慰剂，忠诚就是其无法创新后的心理平衡点，遗忘就是其增强自信的常用手段。而所有这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泛家族规则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