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的强制

日本社会各种组织内，包括党派、团体、企业、学校、军队、机关、学会都弥漫着浓厚的泛家族规则和文化，这在本书前面各章中已经介绍和论述了很多。这些组织的制度设计、议事规则、工作程序、办事纪律甚至包括机构设置中都有泛家族规则的成分，或干脆就是泛家族规则的翻版，以法令或行政规章或约定俗成的名义，强制着每一位参加者必须服从并恪守。事实是，在家庭和学校，之所以会出现文化教育与泛家族文化教育的交融并蓄，一并进行灌输，也就是因为进入社会，无论加入什么组织和单位，都毫无例外地在碰到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也要遇到泛家族规则。稻盛和夫就说过：“做主管的不只是一家之主，在公司里也要扮演家长的角色。他要努力工作，让‘家人们’衣食无忧。”^[14]这是对日本企业等社会组织中存在泛家族规则和文化的最好注脚。

这里不再说日本的党派、企业、学校、机关，只是对日本的社区组织和民间法人团体组织稍做一点分析。这类组织都是松散型的，属于自治性质，一类是区域内共同居住者的自治群体，一类是志同道合的自愿组合。这两类组织内部的管理机制应该说是最缺少泛家族规则和文化的地方。在实际运行中，这两类组织又是如何传承日本民族文化和泛家族规则传统的呢?

第一，社区的“强制”。买房子时，谁也不想在购买房子的同时，还被搭售一套外在的严密管束制度，那是很不惬意的事情。虽然不情愿，虽然是居家安全的一部分（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度尤其是现代发达国家没有这种搭售的，只有程度的不同），但在日本，你在哪儿买房子，在一般居家考虑之外，必须充分考虑那里的社区组织情况。这不仅是为了购买者的自由和心情，更是为了家庭安全和方便。换句话说，选择不好，不仅没有好心情，甚至还会有相当程度的不方便。相信在日本居住过的人都会理解这里所说的。本节篇幅所限，不可能在此一一列举社区的规定、邻里的约定和周边环境（包括神社等）的俗成，这里只能举其要者略说一二。

一是日本法律规定，各市町村社区组织为经政府认可的自治体，是社团性质的地方公共团体（住区协议会）。个人加入自治体无须缴费，企业加入必须缴纳216000日元的年费（2014年以后的新标准）。截至2014年9月，日本市町村数1718个，有自治体组织1712个^[15]，已经纳入总务省管辖范围，上下层级与行政层级高度吻合，俨然是第二套行政系统，事实上也是总务省进行全国性统计的重要帮手。町村级的每一个自治体都有全国独一无二的电子编号，自治体对每一户住户也有同样的编码，搜集数据高效便捷。这是日本统计数据之所以高度发达所不为人知的一个原因。所以，不管愿意不愿意，你只要在日本居住，就已经“被加入”组织之中，处于政府管控系统内。

二是社区规定的事情必须完成。虽然没有法律强制，可是社区工作人员不仅非常敬业，还有把工作干到极致的精神。其中，相当多的内容是为社区居民服务，当然，同时还有相当多的内容是为政府服务，还有为党派、为学校、为神佛、为企业以及天知道为哪里的服务。所以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你都必须接受“被服务”。这一点让前去考察日本国情的中国城市管理干部们非常羡慕，希望国内基层社区工作人员也具备这样的素质。

三是经常不参加社区活动就不会有好结果。这一点在前文中已经论述过，这里就不再重复。社区组织的关心、帮助并非如及时雨，在你需要的时候就降下甘霖。可一旦社区组织决定降下“甘霖”，你不想淋雨恐怕也难，毕竟社区活动也是团队活动，计划一旦生成就很难改变。

四是与邻里保持距离比较困难。邻居绝不会干扰你的生活，但他们的眼睛与耳朵绝对在关注你靠什么生活和怎样生活。一个弱小的邻居会遭到鄙视，一个强大的邻居被受到排挤。所以，你购买房屋时最好先弄清楚邻居们的收入水准。

图10-1　村民欣赏歌舞伎表演（图片来源于日本自治体网站）

这样的社区环境在时刻提醒你，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应该遵守什么样的习俗，你应该学会什么样的礼仪和规矩。以随意在网上选取的福岛县伊达市桧枝岐村为例，该村199户607人，是个山区小村。该村有250年的歌舞伎表演历史传承，每年5月12日祭祀爱宕神要举行歌舞伎表演；8月18日祭祀镇守神也要进行歌舞伎表演，现在已经成为传统旅游项目，更是增加了许多的歌舞伎演出场次。不计商业演出，事关传统祭祀演出，全体村民毫无疑问都要参加。从图10-1展示的图片可以看出，大家在一起随意坐着吃着看着演出，无疑对村民的沟通与交流、增进感情有着很大的帮助。可是假如某家庭无特别原因不参加村里的活动，至少难以成为共同守护神庇佑下的一员，村民们会怀疑其对神不敬、对大家都敬的祖先神不敬，是脑筋有问题，或是在图谋什么。这个家庭在村里就有“另类”的嫌疑，这样的邻居“在想什么呢”成为周边居住的人揣测的事。

第二，民间法人团体组织的“抱团”。民间社团大多是某些相同爱好者的组合，自身活动大多不受政府约束。据2014年2月14日日本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报告，社会文化机构中，2011年的公民馆数比2005年下降了14.36%，图书馆数同期增长了9.9%，博物馆数同期增长了5.5%，电影院数量同期下降了14.79%，青少年教育设施数量同期下降了25.95%；而在都道府县，成人的社会讲座2010年比2004年下降了11.32%，，女性讲座下降了36.79%，老人讲座下降了28.86%，青少年讲座也下降了6.98%。在看到同期日本的体育设施略仅有略微增长后（图书馆、博物馆等增长都不能排除地方长官追求政绩工程的因素），自然大家要问一句：在日本，人们的业余生活是怎样的呢?是不是在21世纪开始的阶段已经发生了明显转移?答案也在同一份报告之中：2012年日本全国各类非营利性社团法人登记数47544个，比2005年的24289个增长了95.74%。^[16]上述数字表明，业余时间里的日本人正在从过去的以个人兴趣为主的学习活动转向有组织的其他活动。据日本政府调查，2013年全国特定非营利社团法人中，排第1位的是促进保健医疗的组织，占比57.1%，其次是町区建设组织，占39.6%，第3是促进子女教育的组织，占38.5%，第4是促进社会教育的组织，占37.2%，而消费者保护、旅游、农山渔村保护、科技、救灾等组织都不足10%。这组数字说明跨领域的社会组织增多，关心自身健康和子女教育成为日本人业余时间的主要内容。从这些组织活跃程度上来看，保健、子女教育依然位列前茅，学术文化、就业培训、环保、町区建设等组织活动正常，而社会教育、男女平等组织的活动则相对不足。^[17]这除了可以证明日本所谓“失去的20年”并非如一些人渲染的那么严重，同时也进一步证实日本社会里抱团、划圈、自组织等文化习俗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丝毫削弱，甚至在增强。

图10-2　钓鱼迷日记海报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业余生活水平自然能得到提升，各国都不例外。但在前面论述中已经说过，日本的社会组织，即便是这类自治的、自觉自愿者的组合，也与欧美的同类组织有所不同。传统的文化如忠诚文化、服从文化、跟风文化、耻文化、神佛文化、极致文化在共同研究的旗号下自觉不自觉地被引入组织之中，泛家族的界限规则、权威规则、亚血缘继承规则和组织规则依然在其中发挥着作用，其运行机制和自我管理的模式，其活动的组织方式和对成员的约束程度，其对研究目标或追求目标的极致诉求，既组合着成员共同努力，遵守着不该有的等级分工制，又吸引着成员不虚度年华，抵御职业上的自卑和难堪。传统习俗和文化就是这样被一点一滴地传承着。1988年根据同名漫画改编的系列电影《钓鱼迷日记》（图10-2）之所以大受欢迎，22年拍了20部，观影人数超过电影《寅次郎的故事》的观众数，就在于寅次郎的形象是对现存“从一而终”体制的反叛，而滨崎的形象则不仅是对现实的反叛，而且是在不快乐的职业之外去寻找到自己的人生快乐，从而直接反叛了传统的忠诚、敬业、服从、奉献等思想理念。追寻个性的自由，加上董事长与普通员工成为朋友式的人格回归，迎合了大部分日本人的心理期盼，说了、做了他们心里向往却不敢说、不敢做的事，因而大受欢迎。可是，一集集的电影里展示给大家的钓鱼小团体对钓鱼技能的极致追求、滨崎对董事长的呵斥口吻、小团体的分工与合作、严格的钓鱼纪律，这些自发组织的内容在不经意间都显示出日本的特色来。像这类会长与员工在一起的组织当然只是艺术虚构。现实中日本因为是岛国，钓鱼不仅仅是一项受到广泛喜爱的业余爱好，其组织化程度之高、钓鱼产业各项生产技术之发达、行业协会等自发组织对钓鱼行为的各项自我约束之严密，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令人叹服。

作为日本两大全国钓鱼组织之一的“日本钓振会”是公益财团法人组织（另一个是全日本钓鱼协议会），在全国9个大区有46个县（府）支部，在县以下还有市町组织，主要开展四大活动：鱼资源的保护；水环境的保护；钓鱼活动的促进；钓鱼程式安全维护与开发。中国的一位进修生老马在日本参加钓鱼活动，发现他们只钓对象鱼，也就是说确定钓什么鱼就只钓什么鱼，钓到其他鱼就会被钓友“勒令”放掉。一次去钓“黑鱼”（一种海里的黑色鱼），只有老马钓到两条，其他人放掉其他鱼后等于空手而回，结果收费的接送船长很过意不去，从冷藏室里拿出“黑鱼”给每人送了一条。^[18]。显然，钓友们的“勒令”是在遵守全钓协和钓振会自我约束的规定，与保护鱼资源相关，由此可见日本公益社团组织工作的成效。著名的日本钓鱼职业高手、世界纪录保持者大久保幸三拍摄了系列钓鱼纪录片，充分展示他在钓鱼过程中的智慧、爆发力和坚韧不拔，而这些都来自于他为提高钓技而终生奋斗、创造的梦想和力求卓越的理念。^[19]不难看出，即便是公益性的钓鱼组织和钓鱼文化，同样与日本传统文化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