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流域文化

两河流域文化是距今6000年到公元前500年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形成的一系列文化的总称，它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摇篮。

一、两河流域文化的产生环境

两河流域又称美索不达米亚（来自古希腊文，意指两河之间的地方）。古代两河流域分为南北两部分，大体以现在的希特—萨马腊为界，北部称亚述，南部称巴比伦尼亚。巴比伦尼亚又分为南北两部分，尼普尔（今努法尔）以北称阿卡德，以南称苏美尔。两河流域地处干旱地带，农业灌溉需要河水。每年春秋，上游山区的融雪汇入两河，造成河水泛滥。两河流域北部多山，河岸高起，所以河水泛滥只能淹没河岸地带。南部是冲积平原，河水泛滥时，大部分被水浸灌，因此，南部的灌溉条件要比北部好些。考古资料表明，两河流域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是在北部山地，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文化，如哈纳逊文化、哈雷夫文化都位于北部丘陵地带，这一变化与当时的防洪与排水技术密切相关。哈雷夫文化结束之时（约公元前4300年），两河流域南部苏美尔地区的文化才逐步开发出来。两河流域最早的居民是何种人，现在尚不清楚。约公元前5000年代后半叶，两河流域南部已有人居住，这些居民在考古学上称为“欧贝德人”。不久，苏美尔语人部落来到此地，逐步融合了欧贝德人成为南部的主体居民。约公元前3000年代初，一支属于塞姆语系的游牧部落来到巴比伦尼亚北部，称为阿卡德人。以后，阿摩利人、亚述人、迦勒底人等先后来到两河流域。周边生活的苏巴里人、库提人、加喜特人和埃兰人等，也经常侵袭两河流域。从文化角度来看，两河流域的文化应该是多种民族互相影响和互相承袭的结果。

约公元前4300年，继哈雷夫文化之后，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人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开始了氏族社会解体和向文明过渡的进程。在考古学上，这一阶段分为埃利都·欧贝德文化期（约公元前4300年—前3500年）、乌鲁克文化期（约公元前3500年—前3100年）和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期（约公元前3100年—前2800年）。埃利都·欧贝德文化期，苏美尔人初步掌握了灌溉技术，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畜牧业和渔业活动在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政治上已进入军事民主制阶段。乌鲁克文化期，铜器已大量出现，陶器制作普遍使用陶轮，社会分化更加明显，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开始让位于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农村公社。乌鲁克文化晚期，出现了约2000个文字符号，表明苏美尔人已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捷姆迭特·那色时期，产生了苏美尔语的楔形文字，有了战俘奴隶，形成了数以十计的奴隶制城邦。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期之后，两河流域南部进入苏美尔早王朝时期。

苏美尔早王朝时期的标志是关于大洪水的泥版文书，记述了西苏德拉一家与洪水斗争的故事，从这片泥版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中诺亚方舟的原型。大洪水之后，城邦基什成为当时的一个霸国，共经历了23个国王。古苏美尔时期，几个城邦国家比较兴盛，列强相继争霸，其中，基什和乌鲁克、拉格什和乌玛之间的争斗占主要地位。当乌玛的最后一个王卢伽尔萨加西吞并了乌鲁克，灭亡了拉格什，初步建立奴隶制帝国之时，北方的阿卡德人兴起，击败了卢伽尔萨加西，苏美尔城邦历史结束。阿卡德的开国国王萨尔贡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帝国的缔造者之一，并被认为是两河流域军事传统的缔造者，他征服了幼发拉底河中部以及北部的叙利亚和南部的安纳托利亚。公元前2191年，阿卡德被来自东北山区的库提人所灭。阿卡德灭亡之后，两河流域进入混乱时期，短暂复兴的苏美尔城邦被来自西北的阿摩利人所灭。阿摩利人于公元前1894年在苏美尔建立了古巴比伦王国，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即出现于第六代王时期。公元前1600年左右，古巴比伦王国被赫梯人灭亡。在两河流域南部文明频繁更迭的时期，北方的亚述人迅速崛起。公元前1350年，阿夙路巴里特一世与赫梯联合，成为亚述帝国的创始人。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7世纪，亚述已经扩张成一个大帝国。亚述帝国的征战和大量财富的搜刮集聚了大量仇恨。公元前609年，在米底人和迦勒底人的进攻下，亚述帝国在灰烬中成为历史。灭亡亚述帝国的迦勒底人在南部建立的新巴比伦王国也好景不长，公元前539年，受到波斯国王居鲁士的攻击而灭亡，两河流域的古代历史至此告一段落。

两河流域创造的文化经过了漫长的沉眠，也就是说，近现代考古发掘之前，由于当地的居民阿拉伯人不是两河流域古代文化的传承者，不知道这一文化的丰富内容，即使偶尔发现一些文字碑刻，也因无人识读而废弃。

17世纪以来，欧洲人对两河流域残存的废墟给予了大量关注。意大利人彼特罗·代拉·瓦勒发表了他亲临两河流域的游记，不但认出了巴比伦遗址，而且发现了楔形文字铭文砖。1700年，英国人汤姆斯·黑德将其命名为楔形文字。18、19世纪，来自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许多欧洲国家的探险家来到两河流域，收集文物，摹绘铭文，勘察废墟。频繁的挖掘使世界突然发现，这里与希腊和古代埃及的遗址一样，存在很多古代财富、文献和艺术品。于是，两河流域被承认和希腊、埃及一样是个曾经兴旺繁荣，但毁灭后被世界遗忘了的、现又重新发现的文化闪光之地。伊拉克独立之后，开始设国家博物馆收集文物，本国考古队也陆续发掘出一些重要遗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的考古队又来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德国人继续发掘乌鲁克并增加了伊辛，法国人继续在马瑞工作，美国人挖出了苏美尔的宗教首都尼普尔，代表大英博物馆的马洛万重新打开了尼木缛德（卡勒胡）。总体上说，现代社会对两河流域的文化已经有了较深刻和准确的了解，但从陶鲁斯山到波斯湾，仍有6000多个遗址等待各国考古工作者和文献研究者发掘，两河流域的文化研究仍在不断进行。

二、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化成就

古代两河流域做出了无数惊人的发明和创造，其中多项位居世界历史之首。美国学者克拉默经过10多年的潜心研究，于1959年出版了《历史从苏美尔人开始》一书，找出了这个民族最早发现、创造或记录的事物共27项。苏美尔人的发明与发现，为以后阿卡德人、亚述人、迦勒底人的古代文明奠定了基础，我们把它们统称为两河流域文化。

苏美尔文字是西亚，也是当今世界所知的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最早出现在公元前4 000年末，失传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苏美尔地处两河流域下游的冲积平原，濒临波斯湾，盛产芦苇和黏土而缺乏木材、金属等原材料。因此，黏土泥板和芦苇秆就成了特有的书写工具。苏美尔人用削尖的芦苇秆或木杆在泥板上压出笔画，几个笔画组成一个符号。书写完成后，晒干或烤干有文字的泥板，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书”。由于这些符号每一笔看起来都像一个长三角形（楔形），因此被称为楔形文字。后来，说塞姆语的阿卡德人、迦南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乃至讲印欧语的赫梯人和波斯人等，都借用这种书写方法和符号记录本民族的语言，直到帕提亚时期以后，各种楔形文字全部失传。苏美尔文字是一种音节字，每一个符号都可以表示一个或几个音节。它的词汇基本上是单音节，一种物或一个概念由一个音节表示，再由一个符号写出，现知苏美尔词根约1 800个。

阿卡德文字是古代两河流域持续时间最长、使用最广的文字之一，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下半叶，完全废止于公元1世纪左右。阿卡德语属塞姆语系东塞姆语支，和阿拉伯语同属一个语系。公元前3000年代，讲塞姆语的阿卡德人和语言独特的苏美尔人共同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从属于苏美尔人。约公元前2300年，阿卡德王萨尔贡征服了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各邦，开始用楔形文书写阿卡德语。此后，阿卡德语言文字和苏美尔语言文字共同成为两河流域的通用语言和文字。巴比伦第一王朝时期，美索不达米亚涌进了大批说塞姆语的阿摩利部落以后，阿卡德语言和文字完全取代了苏美尔语言文字成为两河流域的通用语言文字。公元前2000年代后半叶，阿卡德文字成为近东各国书信往来中通用的外交语言文字。阿卡德文字是借用苏美尔文字符号写成的塞姆文，即借用苏美尔文的楔形符号表示阿卡德语的发音。由于语言特点各不相同，阿卡德文字有时不能很好地表现阿卡德语言，这对以后阿卡德语言和文字分成了南北两种方言，即南方的巴比伦方言和北方的亚述方言有很大影响。复杂的楔形文字也不能十分准确和高效地表达塞姆语言，从亚述帝国起，两河流域的大量人口讲阿拉美亚语，阿卡德语言文字开始被简单、明确的阿拉美亚语的字母文字代替，到公元1世纪完全消亡。

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学作品按文体可分为宫廷铭文、神话和史诗、箴言和寓言以及赞美诗和咒语四类。

宫廷铭文按照内容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建筑铭文，主要记载国王所属的工程建设情况，格式工整，往往以赞美神的格式开头，以“兴建此建筑者昌，毁此建筑者亡”的一类咒语结束。有些铭文采用散文体裁，用词丰富自由，韵律强劲，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另一类是战争铭文，主要叙述国王的战争活动，并对其对外战争歌功颂德，苏美尔时期的代表作是拉伽什王埃安那吞恩那图姆的鹫鹰碑。

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是古代两河流域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神话和史诗来源多样，有的由民间流传的故事加工成文，有的是把一些历史人物或事件神化而成。现今流传下来的几首苏美尔史诗都以乌鲁克早王朝时期的国王为主要角色，其中《吉勒伽美什和基什》反映了阿伽王围困乌鲁克并夺得统治权的历史事件，其余则反映人类对永生和荣誉的追求。巴比伦神话继承了苏美尔的创世观念并加以发展，形成自己的一套创造世界和人类产生的理论，《圣经·创世纪》中洪水和方舟的故事应该是巴比伦神话的演绎。此外，巴比伦人对苏美尔的吉勒伽美什史诗也以一种新的视点进行了阐发。约公元前1100年，乌鲁克的辛·来盖文尼尼用阿卡德文字对吉勒伽美什史诗进行重新编撰。新编的《吉勒伽美什史诗》以独特的风格和对死亡、人性等永恒主题的探索，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被奉为世界上第一部史诗。

箴言和寓言又称智慧文学。苏美尔人率先辑录各种流传甚广的格言，巴比伦时期以书面的形式保存下来。这些谚语涉及社会生活和宗教领域，但比较晦涩难懂。纯粹的阿卡德语的谚语不多，但流传甚广。寓言和幽默故事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寓言文体活泼，不受框架的限制，如有些动物寓言是发生在动物之间对话式的争论。大多由学校老师和学生编撰而成，以学校生活为主题，语言幽默，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代表性作品有《穷人吉米勒尼奴尔塔》等。

宗教赞美诗最早出现于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大量出现于乌尔第三王朝之后，这些对神的赞美诗描述了世界的出现、神圣的力量、神在神殿中的位置以及他们对于人类的意义。除宗教赞美诗以外，还有王室赞美诗。这类赞美诗大都是一些国王的自我吹嘘、自我神话之辞。古巴比伦时期，还出现了吟诵诗体的事迹圣歌，如《阿古沙亚之歌》《伊丝塔尔之歌》和《沙马什之歌》等。这些诗歌除对神的赞美以外，还有一些人性化的描写，比赞美诗更具欣赏性。除此之外，还有形式多样的祈祷文和挽歌，祈祷文有的用来保佑建筑长久、诅咒破坏建筑的人，有的则是祈求赐福、感谢神灵。挽歌用来哀悼国家、神或个人，部分作品一直流传到大流士时期。

神在两河流域的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从大规模公共设施的建设，到方方面面的文学作品，无不打上宗教的烙印。上至国王、下到奴隶，人人都受到神的意志的支配。

两河流域的宗教信仰起源于苏美尔人。苏美尔人的宗教是多神教，他们仿照人的社会建立了一套神的社会体系。像人世一样，苏美尔的神也有等级之分，具有人的外貌和性格特征。诸神等级之首是三大神：安努、恩利勒和恩基。安努是权力中心，裁判一切，主庙在乌鲁克。恩利勒是苏美尔的民族神，主庙也在乌鲁克。恩基是埃利都的保护神。两河流域的宗教施行偶像崇拜，各神都有宝石装饰的金塑或石雕真身。阿卡德人进入巴比伦以后，将苏美尔诸神改头换面，形成了自己的宗教观念。在南部的巴比伦地区，诸神的地位往往随着不同国家的兴起与衰落此起彼伏。太阳神沙马什司法律和公正，巴比伦城的神马尔都克一度随汉谟拉比王朝的兴盛而达到权力的顶峰，被众神们用50个不同的名字颂扬。亚述诸神与巴比伦大体一致，只不过原仅在阿淑尔城崇拜的亚述的国家神阿淑尔取代了苏美尔神王恩利勒成为众神之主。同时，由于受苏美尔、巴比伦文化的深厚影响，亚述人也常常信仰巴比伦的神灵，如亚述王接受沙马什赐予他的权力。公元前1000年之后，巴比伦的智慧之神那布在亚述人的宗教生活中依旧占据重要位置。

公元前2000年前，两河流域就有了不成文的规矩可循。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步出现的法律条文缓慢地被汇集编纂，形成法典。但是，这些法典缺乏系统的整理，刑法、民法、商法等错综堆放在一起。目前已知的苏美尔最古老的法典出自乌尔第三王朝的创始人乌尔纳姆之手，约有40段规定。埃什嫩达的达杜沙是第一位用阿卡德文颁布法典的国王，他在公元前1735年颁布了60段法典，对税收、奴隶、伤害、建房造屋和婚姻等作了规定。

研究古代两河流域的法律必定要读《汉谟拉比法典》，因为它是古代两河流域法律的集大成者，是流传至今最完整、最具系统性的巴比伦法律文献。汉谟拉比法典用阿卡德文刻在一个黑色玄武岩柱上，柱高2.25米，上部周长1.65米，底部周长1.90米。岩柱上部是太阳神、正义神沙马什授予汉谟拉比王权的浮雕。法典由前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前言主要宣扬王权神授，颂扬汉谟拉比的功绩。结语表示汉谟拉比奉神的旨意保护黎民，违者要受惩戒。正文282条，内容包括诉讼程序、土地、雇佣、商业、婚姻、继承和奴隶等内容，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古巴比伦时期的社会情况。《汉谟拉比法典》不仅是古代两河流域法律制度的代表，也是古代世界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

古代两河流域的建筑和雕刻达到很高的水平。苏美尔建筑的典型代表是塔庙，筑造在层级高台上，因为苏美尔人习惯在旧神庙原址上筑造新神庙，历代续建，神庙地基变成了高台。苏美尔城市普遍建有塔庙，而且它们都是城市中的重要建筑物。最著名的乌尔大塔庙，共四层，底层面积为61米×45.7米，以上各层面积逐渐缩小，有一宽大的梯道从底层直通顶端。四层分别代表阴间、人世、天堂和太阳，都配以非常精美的装饰，这种装饰技术日后成为两河流域建筑的重要特征。古巴比伦时期的建筑成就主要表现在王宫建筑方面，因为历经战乱破坏，遗址又因地下水位较高无法发掘，具体情况尚不清楚。古代两河流域的城市建筑也有很高的成就，巴比伦城被有些学者号称为“世界上第一座城市”。乌尔第三王朝灭亡之后，巴比伦由一个小小的村落迅速发展成为巴比伦城邦的都城，进而成为汉谟拉比大帝的都城。此后，巴比伦一步步发展成为世界古代最宏伟的城市，领导古代西亚文明达2000年之久。公元前7世纪，亚述王室内战，巴比伦城被毁。亚述王阿萨哈东继位后开始重建，至新巴比伦王国尼布甲尼撒二世时最后竣工。新巴比伦城墙宽厚，宫阙庙宇壮丽雄伟，建筑物灿烂辉煌，有横跨幼发拉底河上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大石桥，还有端庄雄伟的巴比伦塔。“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游历巴比伦时，这座城市已经度过了最辉煌的时代。但是，希罗多德仍然写道：“就其壮丽而言，它是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其他城市难以相比的。”

两河流域的雕刻艺术风格典型。苏美尔时期的雕刻，表现手法比较刻板，人物一般呈静态姿势。不过，艺术家注重用宝石镶嵌眼睛，使人物面部仍富有表情，著名的安纳吐姆鹫鹰碑上的浮雕描绘了拉伽什王安纳吐姆率军征战的场面。古巴比伦时期的雕刻已具有丰富的表现力，《汉谟拉比法典》上的浮雕，沙马什神面部线条朴实有力，表达出庄严肃穆的神情，站立着的汉谟拉比，面目和神态刻画得虔诚而又坚定。这种刚劲、朴厚的风格为两河流域雕刻艺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两河流域的可耕地少，精密的丈量和计算以求得土地最大效益的分配和应用显得尤为重要。土地的形状不一，加之修建房屋和大型建筑时，人们必须要有一定的平面和立体几何知识，这些都使数学成为一种必要。在古巴比伦，10进位制和60进位制并用。一般而言，叙利亚、埃波拉和亚述更多地使用10进位制，苏美尔和巴比伦主要使用60进位制，这种进位制被阿拉伯人和希腊人接受，后又传播到欧洲，我们今天计算时间、圆周、弧形等所采用的60进位制就来源于此。巴比伦人很早就应用“数值”的概念，即某个数字的值取决于它在该数字中的位置。公元前7世纪，巴比伦数学家就能计算平方根、立方根，会使用二次方程式，能计算出圆周率的值约为3，还能计算圆的面积和圆锥的体积。

古代两河流域的天文学由祭司的占星发展而来。天文观测水平很高，天空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分属不同的神，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尽可能按区记载他们所能见到的星座。巴比伦人能区分行星和恒星，通过天文观测和计算绘成恒星图，并标出星际之间的距离。他们还能对日食、月食和日、月、星辰的相对位置进行观测和记录，作为制定历法的依据。在天文学中引进数学知识是古代两河流域又一突出之处，他们可以利用数学知识计算天体之间的距离、预测日月星辰的出没，使两河流域的天文成就较其他的古代文明更具精确性。天文学的成果之一是制定历法，古代两河流域的历法后来得到广泛传播，人们把一年分为12个月，每月30天，每年的中间或年末月份中增加几天，以补不足。

古代两河流域的医学与巫术紧密相连。早期的行医治病完全操纵在巫师手中，治疗手段常常是驱鬼去魔一类的活动。公元前1000年前后，科学的、较为合理的医疗手段逐步被应用。亚述的萨尔贡王朝时期，社会上有了专门的“阿苏”（苏美尔文，意为知道水者）行医治病，他们有较为系统的药物和治疗方法。这时，还出现了金属管、手术刀等医疗工具。古代两河流域开始了草药的搜集，多种植物的根、茎、叶、果和动物的脂肪、血、骨以及一小部分矿物质被碾碎、筛选、煮熟后内服或外用，颇见疗效。

苏美尔人能区分各种各样的矿石。美索不达米亚人金属冶炼技术比较发达，考古证明，这里很早就有了专门用于金属冶炼的工具，如粉碎的杵、臼、碾磨机，用于过滤、蒸馏和提取的滴水瓶，还有不同型号的炉子。工匠可以使用多种方法从矿物质中提炼金属、制造合金、生产化学原料。

两河流域的艺术品绝大多数用于宗教目的或政治目的。史前彩陶是古代两河流域最早的艺术形式，它们来自萨马腊、哈拉夫和欧贝德等不同文化遗址。雕刻是另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史前文化时期，人们将石刻的动物雕像放于神庙内。苏美尔人时期，有石制或陶制的“祈求人像”，旨在代表王公贵族日夜伫立在神前，以求比别人获得更多的恩泽。伊新—拉尔萨时期马瑞的“举瓶女神”、新亚述时期尼尼微城的“人首飞兽”都是雕塑艺术的精品。两河流域现存各种各样的浮雕艺术作品，这些浮雕一般刻在石碑上或墙壁上，早王朝时期的代表作是拉旮什的埃安那吞鹫鹰碑，现存于巴黎卢浮宫。公元前14世纪以后，亚述浮雕艺术独领风骚，尤其是浅浮雕，风格和气魄至今仍有强烈的震撼力，大英博物馆收藏的猎狮浮雕是迄今最为生动的浮雕精品。两河流域的绘画和音乐作品，保存下来的不多，仅见于王宫、寺院及墓葬中的壁画，可以看到几何图案、神话故事及乐器图案。

三、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化特征及世界影响

古代两河流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多样性和多变性。从地理、政治和民族上看，两河流域的历史更应该是一个地区，而不是一个国家。古代两河流域种族繁杂，语言文化多样，历史也分为许多互不相属的时期，让人目不暇接。它没有真正的地理统一体，也没有永久的都城大邑，巴比伦算是唯一的例外，只是楔形文字、神庙、城市构成了两河的统一因素。这里的人们首先创造和发展了城市的、文明的、技术上复杂的社会，使人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对世界的起源和次序也有着统一的认识。但即使这些统一因素也表现出两河流域对多样性、多变性的喜爱。已经挖掘的大量楔形文字表明，同一文本经常有许多不同抄本；神庙中的神祇有1 000多位，一位神祇有许多称呼。

两河流域文明的长河中，每一个时代的文化都影响下一个时代，构成了两河流域文化的内在统一。古典苏美尔文化影响阿卡德文化，综合苏美尔—阿卡德文化的代表者乌尔第三王朝又对以后的王朝施加着影响。自公元前1700年以来，安纳托利亚大部分地区都渗透两河流域的文化。近东沿地中海地带，人们本来以农业生产为主，但是，农具和武器需要铜、锡等铸造材料，各地区需要互通有无，愈来愈多的人转向赚钱又快又多的商业。这个地区成为埃及、两河流域和爱琴海地区的贸易枢纽，也成为三种文化的交流中心，这便形成了许多新的文化成果。例如，《圣经·旧约》某些主题和楔形文字主题的相似性，大洪水的故事或者正直者受难的主题，都归结于此类。可见，两河流域的文化是一个内在统一体，因为苏美尔人不仅因发明了文字书写系统对后世有着强烈的影响，而且在法律、行政、宗教领域，乃至语言文学等领域都颇具影响。从一定的意义上看，波斯人、腓尼基人、希伯来人、希腊人及罗马人都是苏美尔文化的继承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两河流域文化具有统一性。

对于人类文明产生的标志，学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人们一般将金属工具、城市、国家政权和文字的出现作为衡量文明出现的标准。由此观之，两河流域确是人类文明的摇篮。

开放的两河流域对埃及、印度文化具有重要影响。埃及艺术的特定主题明显受两河流域的影响，建筑尤其如此，有些建筑所用砖的大小和形制明显是早期两河流域特有的，有些建筑的扶壁也像苏美尔的样式。尽管两个民族的文字并不完全相同，埃及或许从它的东方邻居那里学得了书写的概念。考古发现证明，印度河谷的居民和苏美尔保持着频繁的联系，两河流域的废墟中出土了大量的印度形制的印章。印度和两河的文化都是城市文化，在诸多方面具有相似性，并且彼此间相互了解，所以苏美尔文化影响印度文化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两河流域的文化对它同时代的埃及、印度的影响未能持久，但是，却深深地植根于西方。经过希伯来一神教和希腊哲学家的改造，两河流域的文化观念逐渐深入到西方民族的头脑中。两河流域对希伯来人的影响既直接又迂回曲折。有学者认为，希伯来人的祖先似乎很早就生活在两河流域，他们为巴比伦王做雇佣兵，也为亚述人、赫梯人和胡里特人做同样的服务。约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希伯来人征服迦南地区，和迦南人发生了联系。迦南人从两河流域借用过许多东西，他们使用的楔形文字、学校教育也效仿两河流域，文化中深深弥漫着两河流域的影子。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王摧毁了耶路撒冷，并把它的居民俘获到巴比伦尼亚，希伯来人直接和两河流域文化发生了联系，巴比伦人的知识和学问逐步浸入希伯来人的思想文化之中。后来，当“巴比伦之囚”返回家园并建立犹太王国时，带来了大量的美索不达米亚宗教仪式、教育方法和法律制度，其中一些渗入到基督教中，又通过犹太—基督传统融入西方。

两河流域丰富而复杂的崇拜仪式和神话传说深深地影响着西方的宗教信仰，特别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两河流域关于水是万物之源的观念得到传播，成为《旧约·创世纪》中创造世界的依托。《圣经》中也认为人是泥做的，且掩藏着“生命的气息”。同时，还认为上帝造人是为了服务于上帝，上帝的创造力在于他的言辞。灾难是对罪行的神圣惩罚，必须心平气和地接受，这种苦楚观与两河流域人的观念惊人相似。两河流域的文学对整个西方世界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创世纪》开头几章的主题都能在两河流域的文化中找到原型，赞美诗、挽歌、箴言等更是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