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印度在地理上就被发现又山以南称为哈的整个南亚次大陆

古代印度在地理上指喜马拉雅山以南的整个南亚次大陆，包括现今的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尼泊尔和不丹等。古代印度不曾有任何一个国家以印度作为自己的国名，可是波斯人、希腊人都泛称这一地区为印度。中国的《史记》《汉书》称之为身毒，《后汉书》称之为天竺，唐代玄奘认为以上音译都不太准确，乃改译为印度。印度是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在世界最早的文明中占有光辉地位。整个古代，印度人民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无穷的创造力，为人类文化宝库增添了不少成果。

一、古代印度文化的成长环境

印度濒临印度洋，东西南三面环水，北面以喜马拉雅山、兴都库什山作屏障，地理上自成一体。喜马拉雅山峰峦尖峭，终年积雪，与外界无交通可言，只有横亘在西北边境的欣杜拉季、苏莱曼和基尔塔山脉有一些山口可以通行。印度古代史上接连不断发生的外族入侵和迁入都从这个方向而来，经这个瓶颈向次大陆形成一个又一个冲击波，对印度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从另一方面说，这条途径把次大陆与西亚、中亚紧密相连，成为次大陆与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途，对印度历史发展也有积极意义。次大陆的海岸线绵延5 000余英里，东、西、南海岸的港口，是次大陆与外界交往的另一重要渠道。印度按地表结构可分为北部高山区，印度河、恒河构成的北部平原，南印度德干高原以及东高止山至科罗曼德海岸和西高止山至马拉巴海岸的滨海地带四部分。地理形势的复杂易于形成政治上的地区割据。在人口流动较少、贸易联系不足的情况下，山脉、大河常常形成政治、文化区域的自然疆界。从西北来的外族入侵的冲击波，虽人为造成人口流动，但每次流动总是进入一个地区后就停留下来，许多这样的地区自成格局，就形成了多种族、多语言并存的局面，为整个印度的统一带来困难。

次大陆最早的居民是什么人，目前还不清楚。学术界根据考古发掘的骨骼分析断定，这里人种不止一支，有尼格里陀人，原始澳大利亚人、达罗毗荼人、蒙古人等。这些人来自何方，孰早孰晚，相互是什么关系，都无定论。迄今在次大陆发现的人类活动最古老的遗迹当属旧石器时代，地理分布以西北部和南部为主，最具代表性的是印度河流域北部的梭安文化和南部的手斧文化。公元前5000年以后，次大陆进入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更广，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发现，最典型的是比哈尔的奇兰德遗址，农耕、家畜和制陶等皆已成形。新石器时代后期，进入初始的金石并用文化，意味着次大陆进入文明时代。

大约公元前2500年起，印度河流域进入金石并用时代，创造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灿烂辉煌的文明—— 印度河流域文明，在时间上仅晚于古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早于华夏文明。1921—1922年，在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进行了考古发掘，主持发掘的英国考古学家马歇尔对遗址和文物经过仔细研究以后，断定它们属于迄今不为人知的文明，这样，印度河流域文明就被发现，又称为哈拉帕文明。哈拉帕文明以城市文明为特征，居民从事手工制造和商业，农业经济有了初步发展，与两河流域有数量相当的贸易。哈拉帕文明存在约600年之久，终结原因迄今不明。大约从公元前1500年开始，原先居住在中亚或高加索一带、操印欧语的雅利安人一批批侵入印度，开创了印度历史上的吠陀时代（公元前15世纪—前6世纪）。因为反映这一阶段的资料主要来自婆罗门教的经典《吠陀》以及解释《吠陀》的圣书，所以称为吠陀时代。雅利安人侵入印度，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征服了印度河上游之后，势力扩张到恒河中下游一带，至此，雅利安人便成了印度的主要居民。雅利安人入侵印度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发生了巨大变化。早期吠陀时代（公元前15世纪—前9世纪），他们已经处于军事民主阶段。后期吠陀时代（公元前9世纪—前6世纪），印度河、恒河流域出现了大大小小几十个奴隶制城市国家。大约公元前6世纪起，这些城市国家兼并发展，形成16个较大的城市国家，印度历史进入列国时代。列国时代是大国争霸、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过渡时期。争霸战争中，恒河中游的摩揭陀成为列强中最强的国家，控制了次大陆的整个北部区域，为孔雀王朝建立统一国家奠定了基础。公元前324年，在印度人民反马其顿的斗争中崛起的旃陀罗笈多推翻了难陀王朝，建立了孔雀王朝（公元前324年—公元前187年），印度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空前庞大的统一帝国，其中，阿育王统治时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印度文化进入兴旺昌盛阶段。

二、古代印度的文化成就

古代印度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和独特的地位，有学者称之为多元文化的源头。从公元前2500年前后的哈拉帕文化开始，次大陆在文化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奠定了古代印度世界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位置。

古代印度民族众多，语言自然不一。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以后，他们的语言成了占支配地位的语言。这种语言在词根和语法上与古代波斯语、希腊语和拉丁语有许多相似之处，同属于印度欧罗巴语系。雅利安人最古的语言是“吠陀梵语”，后来逐渐产生了变化，人们在理解上也日趋艰难。约公元前4世纪，波你尼对吠陀梵语作了详细的解释和分析，整理出一套梵语语法规范。梵语是一种典雅复杂的语言，主要用于官方和宗教领域。民间使用比较简单的方言，早期佛教经典所用的巴利语，就是一种比较通俗的语言。孔雀王朝时期，官方使用摩揭陀方言，佛陀也曾以这种方言传教。

哈拉帕等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印章，共有数千枚，多数有铭文和图像，这些印章文字被认为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文字之一，因此，也有人把古代印度文明称为印章文明。迄今为止，发掘的刻有铭文的印章共计2 500多枚，文字符号加在一起共约500个。从材质上看，主要有天青石、陶土、象牙和金属。印章的形状一般为边长2.5厘米的正方形，也有部分呈长方形。镌刻文字为象形文字，书写由右而左，有的印章上只有一个符号，最多的有20个。考古学家赫罗兹尼曾经推测，印章上的这种文字属于印欧语系。可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抛弃了这一看法，认为它是印度土著的达罗毗荼语。1924年，英国考古学家马歇尔爵士在对出土的印度文化认真研究之后，对外界宣布“没有理由认为这一地区的文化是从其他地区传入的”。后来的历史证明，他的判断完全正确。1976年，美国学者费尔塞斯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对马歇尔以及后世学者的观点作了总结，宣布他已经破译出一百多个文字符号，甚至可释读某些完整的句子。他认为这一文字体系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属于古达罗毗荼语。对此问题的研究，学术界仍在进行，它的奥秘正在被一步步揭开。

印度河流域的文字失传以后，雅利安人的《吠陀》等作品长期都靠口耳相传。再次出现文字约在列国时代之初，流传至今的是阿育王所刻的铭文。阿育王铭文所用文字有两种：一是婆罗谜文，可能起源于塞姆人的字母；二是佉卢文，可能起源于阿拉美亚人的字母。佉卢文后来逐渐失传，婆罗谜文则在公元7世纪时发展成天城体的梵文字母。天城体梵文字母共47个，其中元音14个，辅音33个，这是近代印度字母的原型。

“吠陀”一词原意是知识，指神圣的或宗教的知识，也是雅利安人最早的文献，既是宗教经典，又包含多方面的知识。吠陀文献分为四部，其中，《梨俱吠陀》产生最早，编撰于约公元前12世纪—公元前9世纪，某些部分可能产生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因此，《梨俱吠陀》反映的时代被称为早期吠陀时代。《梨俱吠陀》是雅利安人早期部落的诗歌集，对自然界各种现象加以神话来歌颂，描述的状况反映着创作者当时的社会生活，全书共有1 028首诗，分成10卷，共10 552节。每首诗长短不一，最短为三四节，平均为十节，每节四句话，所以又称“四行诗”，它是人类保存至今最早的诗歌集。《梨俱吠陀》之后，出现了《娑摩吠陀》《耶柔吠陀》和《阿闼婆吠陀》，编撰于约公元前9世纪—公元前6世纪，所以这一时期被称为后期吠陀时代。《娑摩吠陀》意为“歌咏明论”，是一部歌曲集，共有1549首圣歌，内容大多取自《梨俱吠陀》，为了配合吟唱，加上了曲调。《耶柔吠陀》意为“祭祀明论”，是祭祀用的祷文总集，共84章。祷文内容也基本出自《梨俱吠陀》，只是为具体祭祀的需要，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阿闼婆吠陀》意为“禳灾明论”，是密语和符咒的总集，共20卷，731首诗，这种诗体咒语被认为有一种神力，可祈福消灾。四部吠陀经典的注解书是《梵书》，《梵书》又分为《仪规》《释义》和《极意》，其中《极意》最为重要。

史诗是与吠陀具有同样影响的文献，文学和民间色彩浓重，以偈韵体裁写成。古代印度史诗数量很多，成就最集中最突出的是《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主要内容的形成时间约为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罗摩衍那》核心内容的形成时间约在公元前3世纪。据传说，前者作者是毗耶娑（广博仙人），后者是蚁垤仙人。实际上，他们可能都只是在成书上起了重要作用，全书可能是许多世代无名诗人共同创作的结晶。《摩诃婆罗多》有18篇，10万颂，描述了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9世纪发生在北印度婆罗多王国的俱卢族与般度族之间的战争故事，穿插了大量的宗教哲学、政治和伦理内容，被称为古代印度的大百科全书。《罗摩衍那》共7篇，19 000多颂，描写了恒河中游十车王国家发生的宫廷阴谋和王子罗摩与妻子悉达悲欢离合的故事。两大史诗以思想内容的丰富、叙事艺术的精湛和人物塑造的丰满成为文学瑰宝。

故事体文学作品最早散见于佛教和耆那教的经典中，最典型的代表是《佛本生经》。该书是巴利文经典《小阿含经》第10部，记述佛陀前生的故事。全书汇集故事500多个，采取韵散杂糅文体。故事多为吸收、利用民间流传的故事和寓言改编而成，寓意深刻，描写生动，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人民的生活与斗争。流传至今的《佛本生经》不是原典，而是后人据原典的古僧诃罗文译本写就。

在阶级社会和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带有突出的印度特色的社会等级制度和文化现象是种姓制度。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进入文明社会时形成等级制度，本是普遍现象。印度的特点在于这种等级的形成不仅与社会分工相关，而且与种族压迫联系在一起，受到统治者维护。更重要的是作为种姓制度第一阶段的瓦尔那制度很早就被婆罗门加以宗教化和神圣化，因而，它不仅是婆罗门教的社会结构，而且是同时代印度的宗教文化。

《梨俱吠陀》中把瓦尔那制度的产生说成是神的安排。第10卷第一次讲到四个瓦尔那时说：“他（指普鲁沙，即生主神）的嘴变成了婆罗门，双臂变成了罗阇尼亚，双腿变成了吠舍，双脚生出首陀罗。”学者一般认为，这首赞歌是婆罗门后来添加到《梨俱吠陀》的，目的是为了确立其在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并把对非雅利安人的压迫固定化。按照婆罗门教典籍的规定，第一个瓦尔那是婆罗门，主要掌管宗教祭祀，充任不同阶层的祭司，其中一些人也参与政治，享有很大的权力。第二个瓦尔那是刹帝利，它从罗阇尼亚发展而来，基本职业是武士。国王一般仍属刹帝利，但是刹帝利并不限于王和王族，还包括掌握军事和政治大权的阶层。第三个瓦尔那是吠舍，主要从事农牧业和商业，也包括高利贷者。吠舍是平民，政治上没有特权，必须以布施和纳税的形式供养完全不从事生产劳动的前两个瓦尔那。不过，吠舍还是雅利安人氏族公社的成员，可以参加公社的宗教仪礼，和前两个瓦尔那同属于“再生族”。第四个瓦尔那是首陀罗，大部分是非雅利安人，其中也有由于各种原因失去公社成员身份的雅利安人。首陀罗不能参加宗教仪式，不能得到第二次生命（宗教生命），是非再生族，政治、宗教和法律等方面的权利不受保护，主要从事农牧渔猎和其他低贱职业。除上述四个瓦尔那外，大约在吠陀时代后期，还出现了四瓦尔那以外的贱民，即不可接触者。最早的不可接触者是首陀罗中那些从事屠宰、制革、埋葬和清扫职业的人。

瓦尔那制度反映了阶级压迫和种姓压迫的内容。对首陀罗、贱民的歧视和压迫既带有阶级压迫的性质，又带有种族压迫的色彩。它把阶级压迫、种族压迫和社会压迫交织在一起，再用宗教使之神圣化。这样，这种等级制度不仅反映着当时社会政治的现实，也是宗教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是古典印度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列国时期，印度各地意识形态领域颇为活跃，各种思潮纷至迭起，新的教派纷纷涌现，百家争鸣。反对婆罗门教及婆罗门教的特权地位是斗争的焦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佛教的兴起。

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是迦毗罗卫国净饭王之子，生卒年代说法不同，16岁结婚，29岁出家修行，35岁大彻大悟，对世界和人生有了全新的认识，开始传道、接受和教化弟子，从此被称为佛陀（意为觉者）或释迦牟尼（释迦族的圣者）。此后40多年，他带着大批弟子在今北方邦、比哈尔一带传教，信徒越来越多，还建立了僧伽、寺院。他的不懈努力使佛教广为流行，对弟子的说法逐渐形成佛教教义。佛教不仅在印度传播，而且流传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许多国家，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即原始佛教时期，指释迦牟尼及其直传弟子时期的佛教，约为公元前530年至公元前370年；部派佛教时期，由于对教义、戒律的看法不同，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以及分属两部的十八派，时间约为公元前370年至公元50年；约公元2世纪—3世纪，出现大乘佛教；约公元13世纪初，佛教在印度消亡。

佛教创立者不承认婆罗门教吠陀经典的权威，提出了一套与婆罗门教大相径庭的主张。这套主张在佛陀圆寂后由其弟子会诵记录，编纂成佛教经典。缘起说是佛教的哲学基础，认为世界万物是由地、水、风、火等在内的五蕴组成，每一事物都是合成的、暂时的，都有起因而且产生后果。包括人在内的任何事物都依一定条件而存在，依一定条件而改变或消亡，意即无我无常。把缘起说用于人生现象，佛教又提出十二因缘说，说明人的意识、欲望的产生，引起的后果、来世等。从缘起说出发，提出了四谛说，“谛”是真理的意思。四谛分别指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苦谛说明人生充满痛苦，不仅有生、老、病、死之苦，还有别离、憎怨、失望、五盛阴等痛苦，谓之八苦。集谛说明苦的原因是各种欲望，本来一切变化无常，不值得追求，由于无明或无知，产生了各种欲望，就不能不导致各种痛苦。灭谛说明要解脱苦难，关键在于根除欲望，做到这点就能停止作业和轮回，进入佛教的最高理想境地，即涅槃，亦即不生不灭的境地。道谛规定了修行的道路，即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和正定。提出任何人只要遵循八正道，不论出身如何，都可以得到解脱，修成阿罗汉果。

佛教主张的众生平等和通过自身修行达到解脱的主张，具有积极的作用。可是，佛陀主张的“众生平等”的正面意思是，一切众生，只要信奉佛教，都可能超脱生死轮回，进入极乐世界。佛陀所传的教义，适应了当时反对婆罗门种姓特权的要求，反对苦行，并用比较易懂的通俗语言传教，因此得到了摩揭陀等国君主的支持，受到了富人的大量布施，获得了大批信徒，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大宗教。

宗教是印度造型艺术的不竭之源，而且赋予造型艺术以神性，不管其表象是肃穆、活泼，还是诙谐。

因为木制的构造材料，印度的早期建筑物和雕刻未能保存下来，现在能够看到的是阿育王以后的文物。孔雀王朝时期，印度优美的雕刻艺术开始崭露头角，遍布帝国的阿育王石柱表明了石刻艺术的精湛技巧。有学者估计，阿育王当年树立的石柱至少有三四十个，但现已发现的仅十多个，每根石柱都由整块巨石雕刻而成。萨尔纳特发现的一根石柱的柱顶雕刻十分精美，四头雄狮背靠背蹲踞，面向四方，似在怒吼，威风凛凛，形态逼真。其下的顶板，中央为佛教法轮，两侧是一头公牛和一匹奔马，背后是一狮一象，都是栩栩如生，这根石柱已被公认为印度古代艺术的代表作之一。“窣堵波”（即塔）是另一种颇具代表性的造型艺术作品，它是一种半球形的土丘，其内藏有佛教圣物，其上有一方台，台上立有伞盖。塔外有栅栏转绕，栏杆四面开有四门，每门都是一座牌楼型的建筑，其上有各种人物和动物的浮雕，阿育王时期开始修建的桑奇大塔是最出色的代表。从山岩开凿出来的佛教殿堂和寺庙也集建筑和雕刻艺术于一体，最早开凿的伽耶附近的巴拉哈尔石窟，供佛教僧侣居住。随后，石窟建造扩大到了西部、南部，成为佛教的普及建筑。

古代印度的雕刻艺术还处于草创阶段，雕塑技巧逐渐有所进步，非常明显地表现在桑奇大塔的围栏和浮雕。这些浮雕背景有山有水，人物造型各异。其中，《王室出巡》浮雕群描写宾头沙罗王出王舍城拜佛的场面，给人留下既热闹又壮观的印象。孔雀王朝晚期，波斯影响逐步消退，印度本土风格渐趋突出，如雕花多用莲花卷涡纹，以天鹅、孔雀和大象等做雕饰。在男女精灵像的造型上，女性娇柔丰满，男性健壮挺拔，多裸半身，奠定了后来印度雕塑艺术特色的基础。孔雀帝国解体以后，西北部犍陀罗地区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形成融合希腊与印度风格的犍陀罗雕塑艺术，以后这种艺术随佛教一同传入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

古代印度在天文、数学和医学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在孔雀王朝前后达到了高潮，为人类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由于农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古代印度人民很早就注意观察天象。吠陀时代，人们就知道金、木、水、火、土五星，将五星与日、月并称为“七曜”。他们还知道月亮经过的星座共27宿，以后又增加一宿，成为28宿。古印度人将一年定为12个月，每月30天，每年共360天，所差余额用增置闰月的方法弥补。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天文学一直与星象学相辅相成，天文学家往往兼星象学家，甚至最早的天文学也源自宗教目的。

古代印度的数学与天文学有密切关系，因此算术与代数也是天文学著作的一部分。在天文学著作《圣使集》的前两部分，《梵明满手册》的算法章和“库达伽迭亚”、《顶上珠手册》的“嬉有章”和“因数算法章”中，可以看到古代印度最高的数学成就。他们创造了从1到9九个数字，又加上一个0（原先是用一个点表示），并提出了数字按位计值的方法，这对数学运算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把这种数字称作阿拉伯数字，实际上是阿拉伯人从印度人那里学习而来。古印度人算术的基本方法已与今人相同，即加、减、乘、除、求平方与立方和求平方根与立方根，还有关于分数和零的概念以及比例及利息的计算方法。代数方面有多元方程式和高次方程式。为了精确设计建筑祭祀场地及其他重要场所，古印度人很早就学会了测量土地面积以及绘制各种几何图形。印度几何学最重要的著作是《准绳经》，属《仪轨经》的一部分，专门讲了几何学的知识，其中还包含了直角三角形的勾方加股方等于弦方的定理。

古代印度人民在医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阿闼婆吠陀》中记载了77种病症之名，并开出了对症治疗的药方，药物基本属金、石、草、木之类。吠陀时代，医巫尚未分途，巫术也被视为一种医术，《仪轨经》中的《考什伽经》就既讲家庭的祭祀与巫术，又讲医药知识。佛教也很重视医药知识，五明（即五种学问）之中，医方明就属其一。古代印度最著名的医学作品有阇罗迦的《阇罗迦本集》和妙闻的《妙闻本集》，相传阇罗迦是公元2世纪时迦腻色迦王的御医，他在书中探讨了诊断、疾病预后与疾病分类问题，并把营养、睡眠与节食作为维护健康的三大要素。《阇罗迦本集》原书已经失传，现存的是经过他人增订的版本。妙闻的时代稍晚于阇罗伽，他的书不仅涉及外科医学，还强调医生医德的重要性，主张给孤寡、贫民和行人免费医疗。《妙闻本集》原书也已佚传，现存著述由后人加工而成。

三、古代印度的对外文化交流

自古以来，印度与外部世界的文化交往从未隔绝。远古时期，由于缺乏实物依据和文字资料，人们只能对当时的状况作近似的推测，如原始澳大利亚人发源于何处以及如何迁徙，达罗毗荼人的情况也大抵如此。哈拉帕文化时期，凭借在西亚发现的零星的类似印度河流域的印章，人们推断着两地发生的文化交流。雅利安人西来说已基本形成定论，但他们入印早期与“家乡”的联系如何，仍是一片混沌。随着雅利安人定居并在印度河和恒河流域扩散，他们与外界的交流才逐渐清晰起来。据现有资料来看，古代印度与西方、中亚和中国都有文化交流。

公元前975年，地中海东部的腓尼基人的推罗王希兰派出舰队从红海港口出发，迎取运自印度的象牙、猿和孔雀，以装饰所罗门王的宫邸和寺庙。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印度与巴比伦之间的海上贸易处于繁荣时期，近来支持这一论点的实物证据频频发现。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希腊人和西北印度的居民，都成了波斯帝国的子民。印度除了以人力、物力常为中央朝廷效劳，还经由波斯直接与希腊人交往。公元前518年，大流士的军队占领印度河上游，军中的希腊雇佣兵斯库拉克斯在约公元前510年泛舟印度河，并顺流到达河口，然后取道红海返回故土，历时两年半。他记载了途中的所见所闻，可惜原著已经遗失。公元前5世纪，声名显赫的希罗多德在他的传世之作中，记述了印度的一些情况，可惜他不是亲身经历，内容有些来自波斯人的传闻，有些则借用了斯库拉克斯的叙述，如描写波斯军队中的印度雇佣兵“穿着棉布衣服，配备着芦秆做的弓、矛以及带铁头的竹箭”。书中还提到犍陀罗地区是阿黑门尼德帝国内人口最多和最富庶的地区。希腊旅行家和作家提西亚斯，约在公元前401年成为波斯人的俘虏，然后作为御医在波斯王的苏萨宫廷中生活了近20年，他将这段经历作了记录，留下了许多有关印度的生动故事。真正弥足珍贵的材料是公元前4世纪随亚历山大入印的希腊文人的著作，这些人基本上是亲身经历。以后也有一些记述亚历山大入印历史的希腊和罗马作家，他们确实留下了一些精湛之作。如阿里安（约公元96年—公元180年）的《亚历山大远征记》，普鲁塔克（约公元46年—公元120年）的《希腊罗马名人传》等。有关印度方面的重要地理著作，有阿里安的《印度记》等。还应该看到，正是由于波斯人的桥梁作用和亚历山大的远征，使得东西交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通畅，为阿育王时期派出使者在西亚、北非乃至东南欧的活动创造了条件。

印度与中亚的交流，主要是文化上的传播与征服。公元前5世纪，阿育王特遣传道师远赴各国宣扬教义，在兴都库什山脉南北留下大量足迹，阿富汗的坎大哈发现的希腊文撰写的碑铭即是证明。公元前1世纪的大夏或粟特已盛行佛教之说，《弥兰陀问经》反映了这一段历史。在中亚其他各国，拜火教及类似信仰还有一定势力，两种文化有过碰撞和交流。贵霜帝国崛起以后，它在南亚和中亚的政治势力推动佛教成为从里海沿岸、中亚细亚大草原到中国西域之间的游牧民族的共同信仰。

古代印度与中国的交流始于何时？贸易上的往来难以准确考证，然而文化上的交往尚有蛛丝马迹可寻。如果孔子的传言中有“西方有圣人焉”，就臆测“圣人”即释尊，这似乎难脱牵强附会。同样，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甚至溯源至西周穆王时代已“西极有化人来”，更是以讹传讹。《佛祖统计》说阿育王在中国境内建有19处藏佛舍利塔，隋代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也存有周朝修建阿育王塔一说，而且佛塔和佛典都在秦始皇焚书中被毁，这些记载也有穿凿附会之嫌。但是，可以确信的是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看到了从印度辗转而来的蜀布等产物，由此可以推断中国云南、四川与印度有一条贸易文化通道，双方已经有了交流。但无论如何，中原王朝真正得知印度，应是张骞带回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