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化的发展历史

有着悠久历史的华夏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家宝，更是奉献给人类文明和进步的一份厚礼。华夏文化在五光十色的人类文化之中，属于历史悠久、极富魅力、影响深远的部分，虽其个性鲜明、自具特征，却也可以从独有的形态与风采看到人类文化的共性。先秦时期的文化成就便是这一个性和共性结合的奇葩。

一、华夏文化产生的渊源与背景

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都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华夏文化也不例外。华夏大地背陆面海，缺乏海洋切割，从总体上看，是一个巨大的、独立的地理单元。它的北部、西北部和西南部深居亚欧大陆的中心。疆域以外的北部是漫漫戈壁和亚寒带原始针叶林，西北抵帕米尔高原的东麓，万里黄沙与绵延起伏的高山雪峰相间。在上古时代，这里是西北地理极限。西南壁立着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许多山峰海拔超过7000米，是古人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东面是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也是当世地理上的阻隔地带。这种地理上的半隔绝状态，造成了华夏文化与南亚、西亚和北非等一些史前文明发达区域和古代文明中心的天然阻隔，决定了华夏文化起步就是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华夏文化自其发生起，就因环境的多样性而呈现丰富的多元状态，以一些主要的山脉、河流为分界线，形成了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进而使各区域的文化各具特色。东部温暖湿润地区发展起来的农耕文化与西部干燥地区发展起来的游牧文化大相径庭。黄河流域的秦文化、三晋文化和齐鲁文化不同于长江流域的楚文化和吴越文化。同在长江流域而分处上、中、下游的巴蜀文化、楚文化和吴越文化又各具风采。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区域文化渐趋融合，终至华夏大地上所有民族拥有共同的文化，即华夏文化。

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华夏民族主要由蒙古利亚人种和马来人种构成，在长期适应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形成了诸多共同的遗传特征。考古发掘和神话传说表明，华夏大地在远古时代存有许多氏族和部落集团，中原一带有九黎族、三苗族、炎帝族和黄帝族等，向外是肃慎、山戎、荤粥、氐、羌、巴、蜀、乌夷和淮夷等。华夏民族共认的最早的祖先是炎帝与黄帝。文献记载，距今5000年左右，黄帝、炎帝联合与九黎在涿鹿大战，打败了九黎，杀死其首领蚩尤。后来，炎帝与黄帝又在阪泉大战，黄帝打败了炎帝。由此炎黄两部族逐渐融合，黄帝统一了黄河流域，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黄帝之后，尧、舜、禹相继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华夏”这一概念，最初是指民族，即华夏族，后来经夏、商、周三代，与夷、蛮、戎、狄等四周民族融合，形成了华夏族体的雏形，并以我国最早的王朝夏作为族称。由此观之，华夏民族自古就是一个逐渐融合的整体，这一特色是华夏文化迁延继续且保持凝聚力和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我国原始社会分为原始群和氏族公社两个阶段。原始群从距今约170万年前元谋人的出现算起，按照原始人体质形态进化的过程，这一时期的人类处于早期智人阶段，在考古学上与旧石器时代中期对应。距今约4万年至5万年前，氏族公社开始代替原始群，华夏先祖进入晚期智人阶段，在考古学上与旧石器时代晚期对应。氏族公社分为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两个阶段。距今约7000—8000年，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的母系氏族公社发展到繁荣阶段，最能反映这个时期经济文化状况的遗址是仰韶文化，传说中的女娲、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和神农氏大约都是母系氏族的首领。从距今约5000年起，父系氏族公社伴随着铜石并用时代的到来而迅速发展。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龙山文化基本展示了父系氏族社会的经济与文化，传说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可能是父系氏族时期的首领。氏族公社时期，人们开创了制陶业和冶铜业等新技术，物质文化渐趋丰富。同时，以原始的宗教和艺术为特征的精神文化也逐步产生与发展，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等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对巩固和发展氏族制度、衍生图腾神话、促进文化艺术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公元前21世纪，夏启继禹登上天子位，从此开始了父死子继的王位继承制，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诞生。约公元前16世纪，桀为商汤所灭，夏朝遂亡，共传13代16王。商代是继夏之后的奴隶制王朝，公元前16世纪起自汤，前11世纪亡于纣。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兴兵伐商，牧野之战一举灭纣，遂建周朝。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犬戎所杀，西周灭亡。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放弃西周京都丰、镐之地，东迁洛邑。东迁后的周朝，史称东周，包括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因约与孔子修订的鲁史《春秋》年代相当，故名为春秋，从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嬴政统一全国，因其间战乱浩繁，故称战国。

二、先秦时期的文化成就

先秦时期指夏、商、周三代，属于华夏文化的早期阶段，三代文化既有文明时代初期的共同特点，又有一代比一代更先进的文化成就。孔子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又言：“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道出了三代文化继承发展的基本规律。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地位下降，诸侯国发展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民众从神权统治下解放出来，弘扬和拓展三代文化，凝练了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诸子思想，取得了百家争鸣的文化成就。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语言种类繁多，大体上分为汉语族、阿尔泰语族、南亚语族、南岛语族和印欧语族五类。汉族是我国的主体民族，因而汉语和汉字是中华民族使用的主体语言和文字。汉语的历史非常悠久，有史以来，不曾分化为多种语言，虽曾衍敷若干方言，但一直未受方言的限制。方言是语言的变体，因不同的地域环境与民族交往等因素形成。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演变中，汉语逐渐形成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赣方言、粤方言和闽方言七种，其中北方方言使用人口占汉族的70% 以上。

文字既是记载华夏文化的符号，又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整个华夏文化休戚相关。探究文字的起源，自古就有不同的解释，主要有结绳说、八卦说和仓颉造字说等。专家学者大多认为，汉字是由原始社会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演变发展而来。早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就有一些刻画符号，但它是一种原始的记事方法，不属于文字范畴。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和良渚文化陶器、玉器符号，形体已接近于甲骨文。后来，偃师二里头文化、郑州二里岗文化都发现了一些陶器符号，其中多数已近似象形甲骨文，已属于文字范畴的陶文。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夏朝的文字。商代的甲骨文，自19世纪末期发现以来，所见单字达4 500多个，已能辨认的也有1 200多个，内容多为占卜文辞，反映了商代后半期的宗教、经济、政治、军事和天文历法等情况。这些甲骨文不仅是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且决定了我国文字可考的历史始于商朝。甲骨文因多刻于龟甲、兽骨之上而得名。最初出现的甲骨文片，被认为是“龙骨”，作为药品，农民挖得后卖给中药店。1899年，晚清国子监祭酒王懿荣见甲骨上有文字，即将药店所存如数购归，研究后确定为商代文字。甲骨文使用了象形、会意、形声、假借四种造字方法，所含文字已能记录史事及其发生的月日和地点，为研究商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自1903年第一部甲骨文著录书《铁云藏龟》问世以来，国内外著录甲骨文资料的书刊已达百余种，其中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收录的资料最为丰富。商、周时期，青铜器上也铭刻文字，叫做金文，因常铸刻在钟、鼎之上，又称钟鼎文。西周后期，金文字体趋向规整，一般青铜器都有铭文，并出现了一些长篇大作，如毛公鼎铭文有497字。这些铭文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所载内容有周王和贵族的祭典训诰、征伐功勋、分封仪式、赏赐策命和盟誓契约等，反映了西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春秋时期，文字在各诸侯国得以逐步推广。传至战国时代，由于讹变和简化，各国文字的分化日趋显著，大体上已形成两大系统，一是比较传统的西方周秦文字，二是变异较大的东方六国文字。《说文解字》所收的小篆以外的各类古文字，基本上都属于战国文字。其中所谓“籀文”出自《史籀篇》，属于大篆文字，即西方周秦系统的文字。战国时代，文牍繁多，书写者为了方便，往往将篆文笔划变圆为方，并且加以简省，形成早期的隶书。从出土的文物看，主要是由差役、奴隶和小官吏等书写发展而成，故称为隶书。秦统一全国后，始皇命令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等“取史籀火篆或颇省改”作小篆，为官府文告的标准文字。同时，还允许通用比小篆更容易书写的隶书，奠定了现代汉字的基础。

文学与艺术是文化的产物，它们构成文化并创生与繁荣着文化。先秦时期，文学与艺术以独特的方式再现或表现自然、社会与人生，其精粹灌溉、滋养着中华民族数以亿计的心灵，具有不朽的魅力。

先秦是散文形成的时期，代表作品是《尚书》。今本《尚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四部分，但是，能够真正反映商周散文风貌的当属《商书》和《周书》。《商书》的散文以《盘庚》为代表，它是商王盘庚动员殷民迁都的训词，结构较为完整，议论中心突出，叙事颇有层次，有些段落还有一定文采，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一篇较好的议论散文。《周书》注意总结历史经验，重视敬德保民，强调统治者要谦虚谨慎，记言、记事、叙述、议论都趋于成熟，部分作品叙事富有特色，如《顾命》写成王崩、康王即位之事，叙述井井有条，文字错落有致，为后世散文树立了楷模。

西周时期，诗歌发展日趋成熟，精华见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原称《诗》或《三百篇》，收诗305首。孔子曾以它作教材，所以列于儒家六经，被称为“诗经”。《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即风土人情，也就是民歌，来自当时的15个诸侯国家和地区，也叫“国风”，共160篇。“雅”是朝廷的正声雅乐，分为大雅、小雅。大雅用于诸侯朝会，小雅用于贵族宴享。大雅有诗31篇，小雅有诗74篇，共105篇。“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连歌带舞用于娱神，分为周颂、鲁颂、商颂三部分共40篇。《周颂》《大雅》《小雅》的大部以及《国风》的少量是西周的诗歌。雅诗主要出于贵族之手，表现西周上层社会的面貌和贵族文人的思想情趣。这些诗结构严密，形象生动，主要产生于西周前期社会较为安定的年代。周幽王、厉王时代，政治黑暗，产生了许多讽刺诗篇，如《小雅·节南山》《十月之交》等，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在艺术上也有较高的价值。西周盛世，也是颂歌涌现的时代。《周颂》31篇，除个别诗篇外，都是西周早期之作，内容多为赞美文王、武王、成王等先祖的功德，也有一部分作品虽是春秋祈谷、秋冬报赛的祭歌，但作为农事诗歌，也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情况。“国风”晚出，多为春秋时期所作，因此，文学成就在《诗经》中首屈一指。作为民歌，国风描写爱情婚姻的作品最多，如《邶风·静女》《齐风·鸡鸣》《郑风·狡童》等。另外，还有相当多的作品广泛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周南·苤苡》《魏风·十亩之间》描写妇女的愉快劳动，《豳风·七月》《魏风·伐檀》《魏风·硕鼠》发出了反抗压迫和剥削的呼声，再现了当时严重的阶级对立。这些敢于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作品，开创了中国诗歌的写实传统。

“楚辞”是战国时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作的诗歌，它是继《诗经》以后的一种新诗体。屈原（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77年）名平，楚国人，早年做过左徒，因为主张改革遭到守旧大臣的陷害。屈原受排斥后到了汉北，写了《抽思》和《思美人》，接着又愤而写《离骚》。怀王末年，复用屈原，顷襄王时又放逐到江南。此后，他写下了《涉江》《哀郢》《怀沙》等作品，后投汨罗江而死。《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我国古代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也是一篇浪漫主义的杰作。《离骚》塑造了一个纯洁高大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从精神世界到外表服饰都带有理想化的特点。诗人驰骋丰富的想象和幻想，采用象征、比喻、拟人和夸张的手法，驱遣各种神话形象、历史人物、禽鸟花草，构成了瑰丽奇伟的艺术境界。它继承了《诗经》的比兴传统，又予以进一步发展，用具体鲜明的形象比喻人的品质和志行，使比兴带有明显的象征意义。在语言形式上，《离骚》诗句长而句式错落有致，大量运用了语气词，造成了蝉联不断、一唱三叹的韵味。这种有别于《诗经》的新诗体，是屈原对中国诗歌的重要贡献。此外，屈原的《九歌》《天问》等作品，反映了作者思想的博大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屈原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屈原之后，楚国还有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家，其中宋玉影响最大，世称“屈宋”。今传宋玉的作品除《九辩》外，一般都认定为后人所托。宋玉的散体赋深受战国策士和诸子雄辩之风的影响，有着修辞华丽、铺排精细和反复辩难的特点。宋玉将骚体文学发展为赋体文学，是赋体文学的开创者。

相传大禹治水成功之后，曾命“皋陶作《夏龠》九成，以昭其功”。夏启把尧舜时代著名的《九韶》乐舞改编成《九歌》《九辩》与《九代》。夏启、太康、夏桀都过度沉溺于乐舞，以致激起百姓的怨恨，所以史称夏代的音乐为“侈乐”。据记载，夏桀时已有大鼓、钟、磬、管、箫等乐器，且鼍鼓、特磬、土鼓等夏代乐器均已出土。商代乐舞较为重要而又可考的有《濩》《桑林》等。《濩》又叫《大濩》，是汤建立商朝后，命大臣伊尹所作，不仅见于《吕氏春秋·古乐》，而且还见于殷墟卜辞。商代从事音乐工作的人，有巫觋、瞽以及音乐奴隶，巫为女性，觋则为男，职责是以祭礼乐舞沟通人神，代表商王与上天对话。商代乐器的一大进步是青铜器的出现，除了铙、钲、鼓、铃外，还有成组的编钟，反映出商代的乐舞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据研究，这时已有确立绝对音高观念和十二律的可能。西周的音乐舞蹈发展到了新的高峰。开国之初，周公就制作礼乐，乐舞是其重要内容之一。经过周公的整理，西周的乐舞在形式上更加规范，使用上等级森严，并设立了大司乐为首的宫廷乐舞管理机构。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雅乐衰颓，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新声”兴起。“新声”就是一种新曲调，特点是节奏加快，较为粗俗，对人的感官刺激性较强，较之呆滞森严的雅乐更为热情奔放，生动活泼。“新声”以丝竹之音为主，其中最重要的是竽，故宫博物院青铜壶上的《宴乐渔猎攻战图》上绘有吹竽、弹琴瑟的形象，反映了丝竹之音的兴起。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了8种124件战国时期的乐器，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音乐高度发展的物证。春秋战国时期盛行万舞，它是一种“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且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舞蹈，流传广泛，适应性强，不仅国君的“公庭”由舞师作礼仪性演出，女乐在筵宴中演出，有时贵族也自演自舞。

传说夏禹时“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可见青铜雕塑艺术已达到一定水平。二里头发现的陶塑、石雕、玉雕和青铜制品，可以反映出夏代的雕塑艺术成就，尤其是一些青铜制品，已经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一件盾形铜牌饰，正面用大小形状不一的绿松石镶嵌成浮雕式兽面纹，十分精巧，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铜镶玉艺术品，是夏代青铜装饰和镶嵌艺术的杰作。商代的雕塑艺术十分发达，有陶雕、骨雕、石雕、玉雕、象牙雕和青铜器等形式，其中以青铜器的造诣最高。商代后期的青铜器高大厚重，造型精巧而富于变化，装饰繁缛华美，最突出的特点是鸟兽形器的流行。青铜纹饰种类繁多，除三角形或菱形的连珠纹、云雷纹外，以动物和神兽为主的兽面纹空前发展。西周时期，雕刻艺术又有新的进展。甲骨镌刻的大部分字体细小如粟，笔细如发。有些甲骨仅有指甲盖大小，上面能刻30多字。西周的青铜器以鼎、簋为代表，早期的鼎流行兽蹄足，簋以方座为特有形式，在装饰上出现了有触角的蜗体或卷体兽面纹，鸟凤纹也更为流行。装饰上删繁就简，兽面纹多向变形兽面发展，还产生了一些新的纹饰。春秋战国时期，雕塑艺术出现了繁荣局面，人物雕塑上首次出现了代替活人随葬的俑。俑主要有陶俑和木俑，早期陶俑以山东郎家庄1号墓的出土为代表，晚一些的作品以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所出为代表。除俑之外，春秋战国时期独立的人物雕塑很少，主要与器皿合为一体，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6个铜人是战国时期最大的青铜人像，也是战国前期人物雕塑的代表作。

宗教是夏、商、周三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三代的宗教是天命神学。天命神学崇拜的对象有天（或称帝、上帝）、祖先神和自然神，其中以天为至上神，祖先神和自然神被置于从属的位置。这种宗教认为，人间的统治权、统治方式和社会关系都由天意决定，人必须执行天的命令。天命神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人为宗教的成熟形态，是原始宗教被人有意识地加工改造的结果。

随着夏代进入早期国家时期，天命神学应运而生。《墨子·兼爱下》引《禹誓》说，禹进攻三苗前誓师，称他征讨三苗乃行“天之罚”；征讨有扈氏时，称“天用剿绝其命”，自己亦是“共行天下之罚”，这标志着天命神学的形成。原始宗教中的祖先崇拜在夏代被继承下来，与天帝崇拜结合，成为天命神学的组成部分。《左传》哀公元年记载，少康翦灭寒浞二子之后“祀夏配天”，即同时祭祀天与夏人的先祖。先祖与天帝合祭意味着人间王权来源于“天命”，正是天命神学的核心思想。

“殷人尊神”是商代宗教特点的准确概括。从文献看，商代的天帝崇拜更甚于夏代，生老病死、出入征战，立邑任官、田猎农作、婚姻嫁娶、祀神祭祖等，事无巨细，都要通过占卜，探明天神旨意，然后决定行动。殷墟出土的卜辞有十几万片，都是祭祀问卜的记录，真实地反映出商人的天命神学观。商人把现实世界称为“下”的世界，把神的世界称为“上”的世界。正像在“下”的世界里有一个王是最高统治者一样，在“上”的世界里也有一个至上神是最高统治者，这就是“帝”或“上帝”。根据卜辞的内容，上帝的能力可以分为四大类，即支配自然界；主管兴建土木、出行、做买卖等日常事物；决定战争的胜负、政权的兴衰；主宰人类的祸福。殷人的宗教中，不仅有至上神或上帝，而且还有“帝廷”，有帝使、帝臣。上帝统率日、月、星、辰、风、云、雷、雨等天空诸神和土、地、山、川等地下诸神。殷人对天空诸神多用火祭，土地神社在卜辞中作“土”，祭土即祭社，也就是祭土地之神，以祈求农作物的丰收。

商纣王坚信天命，声称“有命在天”，由于不修内政，结果“大邦殷”在“小邦周 ”的打击下顷刻土崩瓦解，这一事实不能不引起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的反思。周人“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就是这种反思的结果。尽管他们未能摆脱对上帝和鬼神的迷信，但已把眼光从天上移到人间，更加强调人世，注重人的作用。《尚书·周书》的《大诰》《康诰》《酒诰》《召诰》等篇，反映出周初统治者对“天命”已有了与殷人不同的认识。他们尽管以“天命”决定为前提，但意识到“天命靡常”，上天不会把人世间的统治权永远赋予一姓王朝，夏、商之兴亡就是例证。周初统治认为：“天惟时求民主”，上天时刻都在寻求适合作百姓君主的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上天只辅助有德之人，因此，要想“祈天永命”，就必须“疾敬德”，加紧推行德政。这种认识虽然从天命观出发，但实际上把现实的人间政治当作天命转移的根据，强调的还是人事，因而，周初统治者提出了“明德”“慎罚”“保民”的治国思想。从重天命到重民意，是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对远古以来的天命神学观创造性的人文主义的转换，直接启迪了西周末期和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潮。

夏商周时期，还出现了《洪范》和《周易》两部反映宗教思想的重要文献。《洪范》是《尚书》的一篇，据说是殷遗臣箕子向周王的陈情，实际上是箕子在殷周之际对夏、商两代特别是商代思想的总结，其中有对前人观念的转述，也有他个人提供给周武王的治国建议，内容概称“洪范九畴”，涉及自然、政治、伦理和哲学方面，并全部纳入了天命神学的思想体系之中，成为包含着丰富现实的宗教思想文献。《周易》又称《易经》，是商周之际的典籍。它是一部占卜的书，但包含有辩证法的思想。《周易》以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物作为万物的根源，叫做八卦。其名称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其中天和地，即乾和坤是一切事物的总根源。《周易》以阴阳变化解释万物的发展变化，阴阳就是矛盾，反映事物的对立统一。作为占卜之书，它是宗教神学范畴的东西，究其内容，却有人事影响天命、招致吉凶的思想，与周初文诰以及《洪范》一致，共同反映出西周思想文化的特点。

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繁荣阶段。从春秋后期开始，社会面临着激烈变革，奴隶主贵族垄断学术文化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士走上了历史舞台。围绕解决变革中的问题，诸子百家发表了意见，提出了方案，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他勤奋好学，通晓六艺，对“礼”尤为熟悉。从30岁左右授徒讲学，开创了儒家学派。他的言论由门徒整理成《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依据。孔子是伟大思想家，他的思想以“仁”和“礼”为核心，主要内容是“仁者爱人”和“克己复礼”。孔子追求的“礼”，就是周礼，也就是西周时期的等级名分制度。但孔子的“复礼”并不是完全恢复旧态，而是在不触动统治秩序的前提下，对“礼”有所“损益”。孔子也是伟大的教育家，在教育上获得了极高的成就，他兴办私学，从事教育40多年，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传统，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教育思想。他强调“有教无类”，公开招收任何出身的学生。孔子不仅以六艺教育学生，而且传播以“仁”为核心的思想，讲做人的道理。相传他还整理《诗》《书》，修订鲁国的国史《春秋》，并以之作为教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说明了孔子教育的巨大成就。由于孔子思想中有忠君尊王、维护等级制度的内容，后世封建统治者把他奉为至圣先师，把儒学定为正统思想。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几个派别。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孟子和荀子。孟子名轲，邹人。他认为人的天性是善的，希望有实行“仁政”的君主，并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的“仁政”思想以重民为基础，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还发展了孔子推己及人的思想，要求人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荀子名况，赵国人，认为人性本恶，其本意是人生下来以后，本来不懂礼仪道德，一切社会行为都是受了教导的结果。荀子不信天命，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在君民关系上，荀子把君主和百姓的关系比作舟和水，以民心向背为成败关键。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人。相传他做过周藏书室的官吏，孔子曾到洛邑向他问“礼”。老子是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又叫《道德经》）一书是他晚年学术思想的记录。老子看到了事物对立的矛盾方面，并认为对立双方可以相互转化，这种朴素的辩证法观念，是老子思想的精华。《老子》一书文字十分简约，然而内容深奥，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都可以从中找到各自的根据，所以它对我国古代许多学派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老子的思想过于消极，他希望回到“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世界。战国中期的庄子，继承和发挥了老子的思想，成为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名周，宋国蒙人，他的思想比老子还消极，认为一切都是虚无的，是非、生死、祸福都没有区别。但是庄子汪洋恣肆的文章却长期为后人赞赏。他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言论，深刻讽刺了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墨子名翟，春秋战国之际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墨家学派创始人。相传墨子早年“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抛弃儒学，创立了墨家学派，现存《墨子》53篇，是研究墨子思想的基本材料。墨子反对战争，主张“兼爱”“非攻”。兼爱就是不分贫贱富贵，“兼相爱，交相利”，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消除战争的根源。墨子主张“节用”，反对厚葬，切中当时贵族奢靡之弊。墨子还主张“天志”“明鬼”，要天和鬼主持公道。墨子的思想反映了小生产者的愿望，既有反对贵族特权的思想，又有阶级调和的幻想和对神鬼的迷信。墨子当时有许多门徒，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与儒者并称为“显学”。

法家是主张用法治和暴力维持统治的学派。法家的代表人物，战国前期有李悝、商鞅等，战国末期的韩国贵族韩非是突出代表。韩非把战国前期的法、术、势三派法家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一套适合专制君主需要的理论。韩非主张君主要依仗政权的威势，用权术控制群臣，使群臣和百姓服从法令，实现君主的专制统治。韩非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从吏为师。”韩非思想的积极意义，一是提出了历史发展的进步性，认为今世必然胜过前世；二是适应了建立统一国家的需要，秦统一后的焚书坑儒就是韩非理论的实践。《韩非子》一书是研究韩非思想的基本材料。

春秋战国时期，学派繁多，对时势提出全面看法的以儒、墨、道、法四家为主。四家以外，尚有兵家、农家、名家、阴阳家和杂家等。兵家是研究军事学说的学派，记述孙武学说的《孙子》十三篇，又称《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的军事学名著，它讲的是战争的基本规律，至今仍有指导意义。孙武的后人孙膑为齐国出谋划策，两次大破魏军。他著的《孙膑兵法》已佚，1972年，在山东临沂汉墓发现残本。农家提倡“神农之教”，以许行为代表，主张“贤者与民同耕而食”。名家是研究事物名称、概念的学派，以战国时期魏相惠施和赵国人公孙龙为代表。惠施“合同异”，把不同的事物说成没有区别，公孙龙则有《白马论》，把差异绝对化，否定它们之间的联系，就成了诡辩。虽然如此，名家对逻辑思维的发展还是有一定的贡献。阴阳家用“阴阳五行”推断人间的吉凶祸福，以战国末年齐人邹衍为代表，提倡“五德始终说”，用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论述各王朝的兴衰成败。综合各家的杂家，以秦相吕不韦为主要代表。吕不韦在秦执政时，命门客各抒己见，写成《吕氏春秋》，包含了各家各派的学说。

天文、数学、医学和地理是我国古代科学知识的主体内容，它们不仅发轫很早，而且在我国文化的起始阶段即有很多的成就，是我国跻身于世界文明古国的重要标志。

相传出于夏代的《夏小正》是我国传世的第一部历法，记录了一年12个月中每个月的天象、物候，以及人们在该月中应从事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夏代已有天干记日的方法，因为天干实行十进位，说明当时已有十天一旬的概念。商人习于立表测影，对日月的观测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卜辞中关于日食、月食的记载，是世界上最早的记有日期（干支）的文字记录。他们已能大致测定日食，初步有了“日月交食”的观念。商人月有大小，大月30或31日，小月29日，年有平闰，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这种阴阳合历，在我国一直沿用了几千年，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历法体系。西周时期，人们对月亮盈亏变化的规律有了一定的认识，已用十二地支来计时，一天分为十二个时辰，有了计时工具漏壶。他们还用圭表测影，测定冬至和夏至等节气。《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有了“朔日辛卯，日有食之”的记载，这是我国古代有明确日期记载的日食的最早记录。

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历法的进步尤为显著。春秋时期已能用圭表测日影的方法，较准确地推求回归年长度。春秋中期以后，推定一个回归年长度为365.25日。为了更精确地反映季节的变化，人们创立了二十四节气。天文观测方面，《春秋》保存了相当完整的观测记录，记载月食37次，还有最早的陨石和哈雷彗星的记录。在行星和恒星观测的基础上，楚人甘德著有《天文星占》8卷，魏人石申著《天文》8卷，这两部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虽已遗佚，但从《史记》《汉书》等文献的称引中，仍可了解大致内容。

商代的陶文和卜辞中存有不少计数文字。甲骨文卜辞中一、二、三、四等数字多用横画，陶文则用竖写。商人能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13个数字记10万以内的任何自然数，十、百、千、万的倍数在甲骨文中用合文写出，现已发现甲骨文中的最大数字是3万，复数位已记到4位。商人记数常在百位与十位、十位与个位之间加个“又”字。西周记数法和商代相同，只是有些字形不同。商和西周的记数法遵循十进制，含有明显的位值制的意义，与古罗马、古埃及的计数法比较，这一计数法更先进、更科学。还有一些卜辞反映商代已有奇数、偶数、倍数的概念，说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初步的运算技能。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虽未形成数学体系，但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数学知识。这时已经出现万以上的大数计数，进位制有十进和万进两种。四则运算方法已趋于完备，乘法口诀从“九九八十一”开始，至“二二如四”止，共36句。战国初年，李悝《法经》中有农夫一家五口的收支情况的计算，其中已经讲到减法、乘法和除法，还出现了“不足”之数，为“负数”概念的出现提供了来源。分数已被常用，如古四分历的回归年和朔望月的长度都不是整月数，其奇零部分都用分数表示。《考工记》不但大量使用了分数，而且有了分数运算。《管子·地员》篇提出了“三分损益法”的乐律计算法，说明当时已有了指数的初步概念。《周髀算经》记载周公与商高的一段谈话，高商说：“故折矩以为句（勾），广三，股修四，径隅五。既方其外，半之一矩，环而共盘，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说明至迟到西周初年，人们已经有了勾股定理特例的知识。最晚成书于战国末期的《墨经》记载了墨家关于数学，特别是几何学问题的讨论，对“平”“同长”“中”“厚（体积）”“直（直线）”“圜（圆）”“方（方形）”“倍（倍数）”等概念作了定义说明，可以说是理论几何学的萌芽。

我国医学源远流长。汤液是中医用水煎煮药物为人治病的水药剂型，传说由商代伊尹发明。与医学有关的殷墟卜辞约300多片，400多辞，主要记录王室成员的疾病情况，涉及30多种病名。殷人对付疾病的主要手段是祭祀祈祷，但也对疾病进行各种治疗，甚至还能测定预产期。西周时期，医和巫初步分开。《周礼》把“巫祝”列于“春官大宗伯”职官系统，而“医师”则列于“天官冢宰”管辖。同时又分医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周礼》中还有“肖首疾”“虐寒疾”“漱上疾”等四季多发病的记载，初步了解了某些疾病与季节变化的规律，总结出了“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胝其生死，两之以九窍三变，参之以九藏三动”的医学理论，开启了中医学理论的先河。

春秋战国是医学迅速发展和传统医学理论确立的时期。《左传》记载，秦国名医医和提出阴、阳、风、雨、晦、明六气的病理理论，是后来形成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淫病源”说的基础，他的“阴淫寒疾，阳淫热疾”的说法，是后世“阳盛则热，阴盛则寒”的病变学说的先导。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阴阳脉死候》和《脉法》等，论述了人体经脉走向、所主疾病和灸法等。此外，还出土有《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以及竹简《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等，内容涉及疾病治疗、养生、保健等，大部分应写成于战国时代，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医学发展的水平。扁鹊是战国时期的名医代表，精通砭石、针灸、按摩、汤液、熨帖、手术、吹耳和导引治疗等方法，而且针对不同的病情随俗而变。扁鹊还著有医书，《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扁鹊内经》9卷、《外经》12卷，西汉初名医淳于意说他从老师处接受过“黄帝扁鹊之脉书”。这些著述尽管都已亡佚，但从一些出土和传世的医书中仍可看出其深远影响。《黄帝内经》是春秋战国时期医学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重点论述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病因和诊断等基础理论，兼述针灸、经络、卫生保健等内容。《黄帝内经》认为人和自然是一个整体，必须因人因病因时因地制宜。这种整体观，构成了我国传统医学主要的特色之一。该书还对脏象学说和经络学说作了比较系统和全面的论述，明确记载了十二经脉的循行走向、络属脏腑及所主疾病，指出人体必须保持阴阳平衡，在治疗上辨证施治。《黄帝内经》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传统医学基础理论的确立，在我国医学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春秋战国是地理学的初创时期。我国最早的一批地理著作《禹贡》《五藏山经》和《管子·地员》等都先后产生于这个时代。

《禹贡》写成于春秋时期，由“九州”“导山”“导水”“五服”四个部分组成。“九州”依据河流、山脉和大海的自然分界，把所述广大地区分为九个州。这种区划具有明显的地理学意义，带有自然区划思想的萌芽。“导山”“导水”两部分专论山岳和河流，开创了我国古代地理学分区域、分部门研究的范例。“五服”以帝都为中心，将天下分为五类地区，500里为一段，由近及远分别是“甸服（王畿）”“侯服（诸侯地）”“绥服（中国文化所及的边疆地区）”“要服（结盟的外族地区）”和“荒服（未开化地）”，并且指出，我国东临大海，西北为沙丘移动的沙漠，南方濒临大海。《禹贡》作为我国地理学著作之祖，对后世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五藏山经》是《山海经》中成书年代最早的一部分，大约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五藏山经》以山岭为例，把我国的山地分为东、南、西、北、中5个走向，列举了447座山，分为26列，每一列山都注明方向和相对位置，然后分别叙述各部分的河流、湖泊、沼泽、动植物、矿物种类和产地，对我国广大山区的地理和蕴藏作了第一次探索。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管子·地员》是探讨土地和植物相互关系的规律性的部分地理性质的著作。按照农业生产的情况，它对地形类型作了分类，将丘陵分为15种，山地分为5种。后半部专论九州之土，比《禹贡》对土壤的论述要深入、详细得多。它将土壤分为上土、中土、下土3大等级，每一等级又分为6类，第一类又分为赤、青、黄、白、黑5种，这种分类方法有一定的地理学价值，大体符合土壤性质的实际，因此，可称为我国古代有关生态地理植物学的重要著作。

战国末年，齐人邹衍提出“大九州”说。认为中国叫赤县神州，九个像赤县神州那样大的州合成一个大州，周围有裨海环绕；这样的又有九个，周围又有大瀛海环绕。因此，中国只是整个“大九州”的1/81。这是以“盖天说”为基础对世界大陆分布的大胆猜想。《尸子》一书也推测北极有常年结冰的情况，反映出当时人们地理视野的扩大。我国地图起源很早，《周礼》关于地图及其种类的记载尤为详尽，有全国行政区域图、农业生产专门性质地图、基础地形图、矿产分布图、道路交通图和墓域地图等。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图，除已使用一些符号表示山川、河流、道路、城郭、林木和物产外，还有一定的比例关系。1978年，河北平山县的中山王墓出土的《北域图》，距今已有2300多年，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建筑平面图，比例尺为1∶500，采用上南下北的方位，图中线条平直，文字注记排列对称，绘制相当整齐精确。

三、先秦时期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

夏商时期，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还处在原始社会，已经出现的奴隶制国家主要有埃及、古巴比伦和印度。因此，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的夏商，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文明古国。夏、商与古代埃及、巴比伦相比，国家的形成较晚，奴隶制的经济文化也稍有滞后。但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又走在前列，成为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强盛时期，当时的埃及已经衰落，出现了分裂状态，且不断遭到外族的入侵；两河流域北部兴起了亚述奴隶制国家，一度成为西亚强国，但其文化成就的高度颇受质疑；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700年的印度河、恒河流域，雅利安人的奴隶制国家正处在形成时期；随着爱琴文明的衰落，希腊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才经历由氏族到国家的过渡时期，而西周却是初步统一、强盛的奴隶制大国，经济、文化都获得较快的发展，无疑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

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文化灿烂辉煌的时期，以孔、孟、老、庄、墨、韩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以《诗经》和屈原的《楚辞》为代表的文学，以甘德、石申为代表的天文学，以孙武、孙膑为代表的军事学，以《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以及冶铁技术和水利工程的重大成就，不仅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骄傲，而且在当时世界文化领域中也居先进地位。综览当时世界，新巴比伦、埃及已经先后灭亡。公元前6世纪，亚洲西部兴起的强大的奴隶制政权—— 波斯帝国—— 只是一个暂时的军事联合体，缺乏统一的经济和文化基础。公元前6世纪中期的印度出现了佛教，它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与孔子是同时代人。但是当时的印度也处于列国兼并时期，直到公元前3世纪中叶，阿育王才建立了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希腊各地先后建立起数以百计的奴隶制城邦，主要有斯巴达和雅典。特别是雅典，后来建成了奴隶制共和国，经济、文化都得到相当充分的发展。可以这样说，中国和希腊是当时世界上的两颗明珠，在文化上交相辉映，各有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