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汤是吾所说吾心便是中国文明的主观引导人类文明

正如汤因比所说，只有当中国文明的精髓引导人类文化前进时，世界历史才找到真正的归宿。自秦统一中国至明清时期，在承袭先秦文化的基础上，中国文化经历了秦汉的成长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和辽宋夏金元两个发展高峰期，以及明清迟暮期四个阶段，体现了发展的持续性和创新性，彰显了内容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史学和科学技术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奠定了中世纪世界领先的地位。

一、儒学与道教

春秋战国时期，时君世主急功近利，对于儒家处理好人际关系的思想并不容易接受。秦王朝建立以后，片面推行法家政治，结果很快灭亡，于是，儒家思想得到了重新审视。儒家希望把封建社会建成往古父系家长制的宗法体系以及小农生产的思想，有利于封建社会的稳定，因而逐步被统治者认识和接受。汉武帝时期，标榜“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完成了“与民休息”的历史使命，日益显得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于是，儒家今文经学乘时而起。董仲舒通过注释儒家经典，阐述“三纲五常”的理论，宣扬君权神授，受到了统治者的赏识，从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东汉以来，由于本身的虚妄与繁琐，加之古文经学的攻击，今文经学逐步走向衰落，古文经学逐渐得到了学者的重视和帝王的支持。思想家王充作为荀子一派的传人，不仅提出了元气自然论，还重视理性思维，阐述了发展的历史观和无神论的思想，成为汉唐之际最有建树的思想家。与王充一脉相承的还有唐代的柳宗元和刘禹锡，他们扬弃了王充思想的错误，发挥了元气自然论，在历史观和认识论上都有新的推进。

有唐一代，由于《五经正义》和《五经定本》的颁行，儒家学说受到严重束缚，少数不甘屈服的人士扬弃“唯经”“唯上”的家法，凭己意说经，开创了不拘训估旧说的新学风。北宋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更为了适应新王朝强化伦理纲常的需要，儒学思想家以孔孟义理为学说，融合道家的玄理、佛家的心性，从舍传求经到疑经改经，建立了新时期的儒学—— 理学。唐代思想家韩愈不仅建立了从尧舜到孔孟的儒家道统，还发展了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排斥佛家的禁欲主义，提倡学有实用，不能空谈道德。稍后的李翱把韩愈的“因情见性”的性情二元论改造成性情善恶论，提出了“灭情复性”的口号。从李翱开始，实际上出现了儒佛的正式合流。赵宋时期的周敦颐发挥了《周易》先天学，提出了《太极图》。他对老子的“无极”、《易经》的“太极”、《中庸》的“诚”，以及五行阴阳学说等思想进行熔铸改造，提出“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物则不通，神妙万物”的动静观和“主静立人极”的伦理观，奠定了理学开山鼻祖的地位。此外，王安石提出了“新学”，苏轼兄弟提出了“蜀学”，程颢、程颐兄弟则大谈“天理”和“格物、致知”。南宋朱熹继承程颐的学说，以“理”“气”并行，广采博取，建立了集大成的唯心主义体系，人称“程朱理学”。和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发挥了孟子和程颢的学说，讲“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建立了主观唯心主义体系。明代王守仁进一步发展了这个体系，人称“陆王心学”。在此期间，程朱派是主流，一直居于支配地位，理学讲道统，本来应称“道学”，因为程朱派主“理”，所以约定俗成称“理学”。

宋明理学的经世传统及其蕴含的实学思想，明清时期中国古典科学的复兴和西学东渐，以及中西文化的冲突和交融，促使明清时期的思想家认识到“救弊之道在实学，不在空言”，对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和佛、道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大力提倡经世思想，掀起了“崇实点虚”的思想潮流。这股思潮高扬批判精神，明朝宰相张居正呼吁“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顾炎武的《日知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都是一代“明道救主”之作。鸦片战争前夕，国事日非，部分学者果断抛弃古文经学，转而研究与政治结合较为紧密的今文经学。龚自珍和魏源提出改变因循守旧和改革朝政的思想，大力伸张科学精神，重视实践研究；方以智强调哲学离不开科学；顾炎武对全国各地山川地理、人情风俗了如指掌；颜元对“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无不学”；戴震的《孟子字义疏正》不仅是考据名著，也是哲学名篇。

东汉中叶，社会苦难的现实为道教的产生提供了土壤。道家、神仙家之学、中国古已有之的神灵崇拜和汉代流行的谶纬神学，为道教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渊源。对神仙方术、原始巫术和谶纬术的吸收、继承和发展，决定了道教的万术化之路。这样，较早的以神仙方术为标志的方仙道与后起的尊奉黄老思想的黄老道相结合，形成了早期的道教。早期道教分为丹鼎派和符箓派，丹鼎派重视清修炼养，符箓派多以符水治病、祈福消灾为主要活动。后者在组织上多系民间宗教，且发展较快，如汉末的五斗米和太平道。五斗米又称天师道，东汉顺帝时期由张陵创立。他奉老子为教主，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自称出于太上老君即老子的口授而造作道书。太平道在东汉灵帝时期由张角所创，传习的经典主要是《太平青领书》。两大教派深受下层群众欢迎，太平道曾发动黄巾起义，五斗米建立过长达30年的政教合一的政权。两晋时期，形式通俗的道教在民间继续传播，并不断组织发动反抗统治阶级的起义。同时，天师道的一部分人向上发展，参与统治阶级的内部政治活动，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对民间早期道教进行改造。东晋的葛洪系统总结了战国以来的神仙方术理论，为道教构造了多种修炼方法。他还将道教的神仙方术和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为上层化的官方道教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葛洪的时代，门阀世族竞相参加道教，甚至出现了许多天师道世家。

南北朝时期，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公元365年—448年）在魏太武帝和儒士崔浩的支持下，斥张道陵所传为伪法，熔丹鼎、符篆于一炉，代张氏为天师，转而着服饰闭炼，是为北天师道。南朝刘宋庐山道士陆修静（公元406年—477年）依据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借鉴佛教修持仪式，改革五斗米道，是为南天师道。陶弘景（公元456年—536年）吸收儒佛两家思想，构造神谱体系，充实道教内容，主张三教合流，对后世道教的发展影响极大。同时，他还将道教上清派改造成为茅山上清道，和江西龙虎山的天师道以及创立于三国时期的江西阁皂山的灵宝道鼎足而立，合称“三山符篆派”，成为官方道教的代表。唐宋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道教文化的进一步发展，道教教理形成了扎实的基础。同时，政治上的统一，也有利于道教内部南北不同流派的交流，加之统治者大都采取扶持政策，强化道教的理论建设，尤其是唐朝，视道教为国教，推崇《道德经》，使其和儒家的“五经”并立，道教发展步入了新阶段。新道教不崇尚拜忏斋醮等形式，不重视对长生不老的追求，而从思想理论入手，重视修炼自身的金丹，在气功方面颇有成就，代表人物有五代宋初的陈抟等。南宋以来，道教继续处于鼎盛时期。南宋先后和金元南北对峙，民族矛盾异常尖锐，道教内部也随之宗派纷起，互争教会的领导权。在南方，除旧有的三山符篆派继续受到统治者的尊崇之外，自称独得异传而先后别立的宗派很多，名气较大的有神霄派、混元派、东华派、净明派以及金丹南宋等。在北方，金朝王重阳（公元1112年—1170年）创立了全真道。全真道也称金丹北宋，以明心见性、养气炼骨、含耻忍辱、清心寡欲为内修的“真功”，以传道济世为外修的“真行”，以神为性，以气为命，性命双修，实际上是道教内丹派和佛教禅宗、儒家理学相结合的产物。金元之际，全真道首领丘处机（公元1148年—1227年）曾会见成吉思汗，受到特殊礼遇。明朝世宗曾疯狂迷信正一道，甚至任用道士担任朝廷重要官职。清代统治者不重视道教，官方道教逐渐衰落，但民间通俗形式的道教活动仍很活跃，许多民间秘密宗教在思想、组织上都和道教有一定的关系。

道教名山首先是五岳，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和中岳嵩山，另外还有龙虎山、茅山、青城山、终南山和武当山等。著名的宫观很多，主要有北京的白云观、山西的永乐宫、陕西的重阳宫、四川青城山的天师洞和湖北武当山的真武宫等。

道教典籍的总辑称为道藏，这是模仿佛藏的制度，从唐代迄明代修成而通行全国，计有唐《三洞琼纲》、宋《大宋天宫宝藏》和《万寿道藏》、金《大金玄都宝藏》、元《玄都宝藏》、明《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道藏的内容十分庞杂，有大批道经和神仙史迹、斋醮仪式的文献，也有历代不同教派的教义，另外还吸收了诸子百家之说，涉及中国古代思想、科技和文化诸多领域。道教典籍中的《道德经》《南华经》（即《庄子》）为经典著述，民间流传较广的还有《太上感应篇》等。

二、文学与艺术

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长河以诗歌为主流。先秦不朽之作传世之后，汉代兴起了新的诗体—— 乐府诗。“乐府”原是掌管音乐的衙署，专事制作乐章并采集整理民歌，后来把这个机构收集与配乐演唱的歌辞称作乐府诗，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是唐五代以前乐府诗的总集。乐府诗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直接影响了后代诗人创作的乐府古题以及唐代的新乐府运动。“赋”是汉代文学之盛，讲究文采、韵节和铺叙，兼有诗歌与散文的性质，武帝时期盛行大赋，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等。东汉中后期，抒情小赋兴起，感情真挚，形式活泼，文学价值较高。以汉末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诗歌继承了乐府创作传统，在对偶、炼字、声韵上进行了成功的探索，掀起了古代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潮。东晋末年，陶渊明超越流俗，开创了田园诗，展示了诗歌创作中平淡自然的审美趋向。南北朝时期，谢灵运首开以描写自然景观为内容的山水诗创作风气，鲍照为后世七言诗的发展开拓了道路，沈约等人则把声韵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到创作之中，形成了注重声韵和对仗的“永明体”，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从比较自由的古体逐渐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

唐朝是我国诗史上的鼎盛时期，通常分为四个阶段。初期是诗歌繁荣的准备期，代表人物有号称“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他们完成了确立律诗形式的任务。盛唐是诗歌隆兴的黄金时代，名家辈出，诗作繁丰，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和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交相辉映。被誉为诗史上“双子星座”的李白和杜甫，以卓越的创作成就，将唐诗发展推向了最高峰。中唐诗歌中，白居易、韩愈以可贵的创新精神和深厚的艺术创造开宗立派，成为新乐府诗派和奇险怪僻诗派的带头人，柳宗元的山水诗、刘禹锡的怀古诗各有建树。晚唐时期李商隐和杜牧犹如两朵晚霞，令诗国一时生辉。

隋唐之交，汉族民间音乐与西北少数民族音乐两相交融，形成了一种新型音乐—— 燕乐，并因之催发了词的产生。词的起源，一般认为萌生于初盛唐，流行于中晚唐，现存最早的民间曲子词是敦煌鸣沙山第228窟发现的抄本曲子词，五代后蜀赵崇祚编辑的《花间集》是今人可见的第一部文人词集。两宋时期，词的创作队伍壮大，不同流派群芳斗艳，题材内容日新月异，佳作数量丰硕繁复。北宋前期承袭了唐五代婉约绮丽的词风，代表人是晏殊和欧阳修。词坛由微转著，则始于柳永，他揭炼市井生活素材，挹取民间词的俚趣，所创词作流传甚广。苏轼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用词表达诗的传统题材，开创了豪放词风，并将它引向健康广阔的道路。南宋时期，保卫祖国的民族精神汇成了文学思潮中的爱国主义，影响最大的是辛弃疾，他不仅创造出融豪放、婉约于一体的“稼轩风”，还形成了以他为主将的辛派词人。

元代是我国戏曲发展的黄金时期。元杂剧的繁荣，打破了前代文坛以抒情为主的局面，在文学史上获得了与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并称的地位。元杂剧作为一种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戏曲形式，有一套严格的体制。在角色上，分为旦、末、净三大类。在剧本结构上，通常分为四折一楔子，楔子通常放在第一折之前交代剧情开端，也有的放在折与折之间，起串联剧情作用。剧本中间通常注明唱（唱词）、云（宾白、道白）、科或介（表情、动作），它们交互配合，起到刻画人物、表现剧情的作用。元代杂剧内容广泛，创作队伍以普通文人为主，创作活动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人才辈出，作品争奇斗艳，涌现出了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白朴的《墙头马上》和马致远的《汉宫秋》等诸多名家名作，后期总的成就远不及前期，但继杂剧而起的元南戏逐渐兴盛。

明清时期的小说创作达到了文学史上的顶峰。在宋元话本小说的影响下，明中叶以后文人开始拟作，较为优秀的有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濛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明代的长篇章回小说、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等更具影响，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吴承恩的神魔小说《西游记》、施耐庵的英雄小说《水浒传》均为章回小说名著。万历年间署名“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是我国始由文人独创、第一部以世俗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清代的小说创作进入巅峰时期，无论作品数量或是质量、内容或是形式、种类或是流派，均为前代所不可比拟，代表作品有蒲松龄的志怪小说《聊斋志异》、纪昀的笔记体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吴敬梓的古典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等。曹雪芹的著作《红楼梦》不仅代表了我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也将我国文学推向了新的高峰，是中国文化的骄傲，也是世界人民共享的精神财富。

起源于先秦时期的乐舞是我国古代艺术的重要门类之一。汉魏时期，宫廷乐舞与民间乐舞蓬勃兴起。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特地扩大了官署乐府机构，负责采集见于民间的歌舞，傅毅的《舞赋》以及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代表了这一时期乐舞美学的成就。唐代是乐舞艺术的鼎盛时期，不仅音乐发展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而且舞蹈已经发展为独立的艺术部门，并涌现出了许多优秀曲目，如《霓裳羽衣》等。民间集体舞风行日盛，以足踏地为节拍的自娱性民间舞蹈《踏歌》普遍流行。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重要的音乐理论专著，如武则天的《乐书要录》和崔令钦的《教坊记》。宋代重视在音乐中提高词的艺术表现力，代表人物有周邦彦、姜夔等，其中姜夔能依声为曲填词，还能自创词曲。同期著名的乐理专著是陈旸的《乐书》，反映了宋代以前的音乐成就。明清时期，音乐艺术的特点之一是民歌异常活跃，大量乡村民歌进入城市并逐渐衍变为城市小曲、小调。说唱音乐曲种—— 鼓词和弹词—— 相当流行，前者主要风靡北方，以西河大鼓、梨花大鼓最为有名，后者蜚声江南，以苏州弹词、扬州弹词影响最大。乐理方面，明代朱载堉的《乐律全书》首次提出了“十二平均律”的理论，标志着中国音乐科学在乐理学理论方面已经迈进世界先进行列。

书法是华夏民族独特的“线的艺术”，它的产生与以表意为主要特征的方块汉字以及书法工具笔墨纸砚的使用密切相关。汉字从殷商的甲骨文、金文，经过秦代的小篆，发展为隶书、楷书、行书和草书，包含的美的因素被世人自觉地加以强调和讲求，开始逐步形成书法艺术。

秦统一以后，推行“书同文”政策，并开创了在名山刻石纪功的风气。书法应用于帝王的刻石纪功，表明它已经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秦书法艺术最高成就的代表人物是李斯，他创造了全国通用字体—— 小篆，间架端正，行笔匀净，书写便捷。秦后期又出现了隶书，方劲古拙，雁不双飞，蚕无二色。汉代是我国书法艺术的成熟期，呈现出隶书盛行，草书、行书、楷书皆备的局面，尤其是草书的出现，不仅创新了用笔和结构的多样自由，还使书法艺术对客观事物动态美的表现得到了高度发挥，在书法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朝着更加自由自觉的方向发展，创作从写碑为主转向写帖为主，审美形式和表现方法日益完备。书法理论、书法批评也获得了空前的繁荣，代表作品如卫铄的《笔阵图》、陶弘景的《论书启》等。有唐一代，书法艺术开始全面繁荣，主要表现为书法艺术普及、书法人才辈出、书法水平提高。初唐书坛流行轻盈流美、婀娜多姿的风格，盛唐书法则以刚健、雄强、有力为美。史称“草圣”的张旭等人的草书最具魅力，颜真卿的楷书、行书和草书深厚遒劲、强盛雄茂，开创了我国书法艺术的新局面。其他著名书法家还有柳公权、怀素和欧阳询等。书法美学以孙过庭的《书谱》、张怀瓘的《书断》等为代表。宋代书法艺术以贴字大行为特色，代表人物有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等，宋徽宗赵佶独树一帜的“瘦金体”也是锋芒独具。元代书法以继承为主，赵孟頫与鲜于枢并称“二雄”，前者书风凝重古朴，厚媚多方，后者奇态横发，笔意遒劲。明代也是贴学大盛的时期，初期书法工整呆板，形成“台阁体”，中叶以后多追求个性，以祝允明、董其昌、徐渭和张瑞图最为有名。

绘画是利用色彩、线条和构图，在平面上表现物象的形体和神韵，从而再现生活、表达人们审美意识的艺术。我国古代的绘画艺术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岩画、陶画和帛画作品面世。汉魏时期，绘画品种逐渐增多，壁画、漆画、木刻画以及画像石、画像砖等多种形式出现，绘画题材更加广泛，技巧日趋成熟，顾恺之所绘《女史箴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卷轴画。隋唐时期，绘画艺术步入繁荣。初唐阎立本的《步辇图》是描写帝王、贵族生活画面的杰出代表，“画圣”吴道子创作的佛教人物脱离了展现人体曲线美的西域画风，将重点放在人物衣冠上，史称“吴带当风”。盛唐时期的王维等人将水墨清润画法发展起来，形成水墨美的艺术格调。中唐时期，鸟禽兽画日显端倪，边鸾被奉为“花鸟画之祖”。至此，以笔、墨、纸、绢为主要工具材料的中国画三大体裁—— 人物、山水、花鸟—— 已趋成熟并迅速发展起来。宋代绘画继唐五代后渐趋老成，绘画理论从客体精神向主体精神跨越，文人习画大成气候，代表人物是苏轼、米芾。被称为“院体画”的宫廷画院的作品与文人画争辉艺坛，以宋徽宗赵佶的花鸟画最具成就，两派风格的存在对中国绘画的历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另外，宋代还出现了以反映城乡生活情状为题材的风格画，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我国古代绘画史上的不朽之作。明清两朝，绘画艺术出现了平民化趋势，代表人物是“明四家”，即仇英、沈周、文徵明、唐寅。明中期以后，花鸟画的代表人物为徐渭，其作品是花鸟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人物画以陈洪绶的《屈子行吟图》为代表。以郑燮、金农为代表的“扬州八怪”是清代最具影响的文人画派，他们关心民众疾苦，画作富于个性，把中国画推向了步入近代的新阶段。

雕塑是立体造型艺术的一种，它以可塑的或硬质的材料，塑造或刻出各种可视、可触的艺术形象，表现社会生活或艺术家的审美意识。春秋战国以后，陶俑艺术兴起，最具代表性的是被称为世界“第八奇观”的秦始皇兵马俑，其中兵俑体态魁伟、挺拔矫健，马俑形神兼备、精神抖擞，集中体现了秦始皇的雄才大略和那个时代昂扬雄健的风尚。汉代的陶俑不及秦俑高大，但造型更为柔和，形神更加自然，富有生活情趣。唐代是陶俑艺术最具建树的时期，不但技术精湛、造型完备，而且品类繁多，尤其是精美的三彩俑。“唐三彩”是以黄、绿、白等色彩组合的一种多彩釉的陶器制品，以人物俑和动物俑为主要表现形式，千姿万态，丰满浑厚，展示了盛唐风貌。宋元以后，陶俑艺术渐趋衰落。魏晋时期，随着佛教的广为传播与流行，涌现了大量以宗教内容为题材的雕塑作品。隋代以前，宗教造像一种是宽额直鼻、半裸披衣的西域风格，一种是面貌清瘦、褒衣博带的中原士大夫风貌，表明了佛教雕像从外“拿来”到渐趋民族化方向的演变。唐代泥塑佛像注重写实，生动逼真，代表作品是洛阳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石刻佛像浑厚圆润，器宇轩昂，以四川乐山的弥勒大佛为最。五代两宋，佛教寺院盛行泥塑、木塑，造像已缺少唐代恢弘之势，更多地具有了人的气质和世俗化的倾向，但在表现人物心理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代表作品如山西晋祠圣母殿的44个宫女塑像。

我国大型的纪念性石雕兴起于西汉，多为陵墓雕塑，现存最早且保存完整的陵墓石雕是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群。东汉时期，坟前多建石殿、石阙等，并放置人或动物的石刻雕像，其中多以虎、狮等猛兽为主，对陵墓石雕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明清两代，雕塑呈现多样化发展的态势，石雕、木雕、玉雕、核雕等百花齐放。此外，陶器、瓷器、泥塑以及宗教造像艺术、陵墓装饰雕塑等均有所发展，作品造型一般灵气剔透、精雕细琢，但缺乏大气之作。

建筑艺术是运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和技术手段，按照物质材料的性能和美学原则，创造出既适宜于居住活动，又具有观赏性的空间环境的实用艺术。秦汉两代，建筑艺术的发展步入高潮，木结构技术渐趋完善，砖瓦大量使用，使得“秦砖汉瓦”几乎成为中华民族建筑的代名词。这一时期的建筑以宫殿为代表，气势磅礴，雄伟壮观。同时，封建王朝大规模兴建陵墓，代表性成就是秦始皇陵。魏晋南北朝时期，建筑艺术主要凸显在宗教领域，其中以佛教建筑为最，兴建佛寺、佛塔和开凿石窟成为当时的重要建筑活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显现当时寺院林立的盛况。隋唐是我国古代建筑发展的成熟期，在木结构日臻完善的基础上，融合了外来建筑艺术的样式、风格，形成了完整的建筑体系。西都长安、东都洛阳是我国古代建设最杰出、规模最宏大的两个城市。宗教建筑方面，佛寺里出现了塔院，佛塔较多采用砖石结构，以明朗理性和浪漫情调相融合为特色的西安楼阁式砖塔—— 大小雁塔，至今仍屹立不衰。宋代是我国建筑史上的转折阶段，艺术特色从规模的宏伟博大转向工巧精细，装饰处理逐渐起到了重要作用。宋代建筑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出现了总结木结构建筑技术经验的文献——《木经》和《营造法式》。元朝的建筑成就不仅表现在元大都是继长安以来又一次规划完整、规模巨大的都城，而且除佛教、道教建筑外，喇嘛教和伊斯兰教建筑逐渐波及全国各地。明清时期，宫式建筑走向了高度定型化和规模化，代表成就是北京故宫，它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最具代表性的宫殿建筑群，无论是建筑艺术，还是宗法礼制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国古代的园林建筑艺术源远流长。汉代以后，官僚地主和士大夫阶层把园林引进了私家宅院，使园林艺术与诗、画结下了不解之缘。魏晋时期，出现了寺庙园林。唐代也营建了大量园林，供人们共同游艺。明清时期，尤其是乾隆盛世，造园技术日趋完备，造园活动无论在数量、规模或类型上都达到了空前水平。著名的皇家园林有颐和园、避暑山庄等，它们山水相映，序列有致，设计精巧，极尽中国园林之美韵。著名的私家园林主要集中在苏杭等江南地方，苏州的“四大园林”即拙政园、留园、沧浪亭、狮子林久负盛名，它们把山水花木以及人文建筑巧妙地结合起来，显现“不出城郭而享山水之乐”的艺术效果。

三、史学

中华民族富有渊远的历史传统，崇古重史是重要的文化特点之一，以史为鉴几乎成为历代统治阶级经邦治民的共识。因此，修史之业世代传承，修史制度渐趋完备，内容深广的史书典籍汗牛充栋，彰显了中华史学文化的丰硕成果。

秦始皇焚书坑儒，与政治紧密相关的史学当然受到压制，而秦以暴政速亡的悲剧恰好为汉初的封建士子开阔了历史视野，强化了对历史价值的认识。司马迁继陆贾、贾谊和晁错等史论家之后，撰写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开始独立门户，自成一家之言。东汉的班固把《史记》的纪传体例作了调整，以纪、表、志、传四体撰写了《汉书》，成就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著述呈现多途发展的繁荣景象，具有“两多一新”的特征，即史学著作数量多，史书内容分类多，掌史官吏编制新。据统计，自三国至梁陈期间撰写的史书著作，包括东汉史12种，三国史15种，晋史23种，南朝史22种，十六国史近30种。现存于世的名著有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沈约的《宋书》和魏收的《魏书》等。史书种类除皇朝史和民族史专篇外，像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一类的地方志，《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家史、别传，刘义庆《世说新语注》引用的几十种谱书，萧统《文选》“史论”中的文章、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史传》这样的史学批评的专文等，不可胜数。史官编制出现新的变化，三国魏明帝置史官，称著作郎，晋时改大著作，南朝各代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齐后又添置修史学士。北齐时期，效仿东汉明帝官修《东观汉记》的做法，诏令魏收设局撰述《魏书》。唐代正式设立史馆，召集学者撰写前朝历史，史官制度趋于规范。自此迄清，史官制度多沿唐制。

隋朝帝祚短暂，皇家欲想垄断修史，却未付诸实现。唐朝太宗时期，在宫中设史馆，雷厉风行撰述南北朝及隋代诸史，历经30年，修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初唐后期，刘知几撰述了我国第一部史学批评巨著《史通》，创建了古代史论与史评的新形式，标志着我国古代史学进入了一个高度自觉的新历程。中唐杜佑首撰典章制度史巨著《通典》，分九门著录各种制度法规，附以诸家言论，其影响至深，使宋到清四代典制史专著盛行不衰。宋代史学与唐齐光并耀，元、明两朝也各有收获，仍然保持史学发展的良好势头。宋仁宗时期，欧阳修等奉敕凡17年修成《新唐书》，还独自完成《新五代史》，成为唐后所修诸史中唯一的私撰。元代脱脱奉诏主持撰修宋辽金三史，仅用两年七个月，依次完成《辽史》《金史》和《宋史》。明朝建国伊始，便命宋濂等修著《元史》，断续两年完成。这样，加上清代张廷玉等撰《明史》，通常称谓的“二十四史”全部面世，建构起我国史书前后衔接、蔚为大观的正史系列。

宋代编年体史书的撰著收获巨大，为我国史学再添辉煌。司马光等人历时19年修竣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善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该书既出，使编年体史书得以重振，续补仿写工作不断。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徐梦梓《三朝北盟会编》、朱熹《通鉴纲目》，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夏燮《明通鉴》等，形成了历史编纂上的“通鉴学”。在史学繁荣的文化背景下，由通鉴学萌发的新生长点迅速发展为史书的纪事本末体。南宋袁枢据《资治通鉴》的内容，重新排列组合史事，写成《通鉴纪事本末》，首开此体之端。以后杨仲良编《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明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等纪事本末体史书自立于我国史林。

典制体史书在宋之后也结硕果。宋末元初马端临博采广搜，写成《文献通考》，记载上古到南宋宁宗朝典章制度的沿革。中唐时期，苏冕将高祖至德宗本朝九帝典制编成典制体的断代史——《会要》，后来，杨绍复续补德宗到宣宗间的史实，名曰《续会要》。北宋初期，王溥在两书基础上增补唐末典章而成《唐会要》，是会要类史书中的不朽之作。此后，王溥又撰《五代会要》，南宋徐天麟编写《西汉会要》《东汉会要》，这种专详一朝典章的会要史书的撰写，一直持续到清。

唐代已经形成体制的学术史和地理史，到了宋朝也有新的成果。唐释智昇《开元释教录》，宋释普济《五灯会元》、释志磐《佛祖统纪》等，都是佛教学术史的名著。南宋朱熹的《伊洛渊源录》是理学的学术史专著。明清之际，由此形式衍为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案体学术史书。宋乐史撰成的《太平寰宇记》，丰富了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体例，提高了地理史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北宋撰有的地方志数量颇丰，贻存至今的就不下20余种，其中包括王存的地理名著《元丰九域志》。元《大元一统志》是我国古代第一部规模巨大的全国一统志，为明清编修地理史书提供了范例。

四、科学技术

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实用方面，都创造过许多世界之最。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说，中国人在许多重要方面有一些科学技术发明，走到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或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世纪到10世纪之间保持了西方望尘莫及的高度，特别是从秦汉到宋元的千余年间，以造纸、印刷、指南针和火药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国古代就形成了独立于万国之表的科技体系，它奠基于春秋战国，形成于秦汉，发展于六朝隋唐，昌盛于辽宋金元。秦汉时期，造纸术的发明为世界首创，推动了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了人类文化的传播，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周髀算经》记录了我国古代早期的数学成果，书中言及西周初年，商高讲过“勾三股四弦五”，说明我国比西方早500年就知道了勾股定理。《九章算术》标志着我国古代数学完整体系的形成，书中所载的许多成就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东汉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是世界上最早测定地震的仪器，比欧洲早1700多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和华佗的“麻沸散”“五禽戏”都是当世医学的光辉成就。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祖冲之在天文、数学、历法以及机械制造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在世界上第一次把圆周率的数值准确到小数点以后的七位，比欧洲要早1100多年。他的数学专著《缀术》，到唐时被定为学校课本，中世纪以后，日本、朝鲜的学校也将它作为教材。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记载了迄于北朝的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总结性成果，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也是世界农学史上的优秀著作。隋唐时期，我国在世界上最早发明印刷术，当时已有雕版印刷的佛经、日历和诗集。印刷术的发明，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传播。著名天文学家僧一行在世界上第一次测出子午线的长度，比巴格达哈里发阿尔·乌蒙在美索不达米亚进行的测量早了将近一个世纪。著名医学家孙思邈的《千金方》，记载了800多种药物和5 000千多个药方，被后世尊称为“药王”。

五代宋元时期，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既经济又省时，大大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欧洲到15世纪才有活字版，比毕昇的发明晚了400年。指南针和火药的发明均在世界领先，对欧洲建立殖民地、打开世界市场以及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都具有重要影响。沈括创制的“十二气历”是一种先进、合理的历法，有利于安排农事，800多年以后，英国才有类似的历法。他的《梦溪笔谈》内容广泛，选材精良，荟萃了当时我国科技发展的最高成就。郭守敬在天文、历法、数学和水利方面拥有很多成就，其中之一是“授时历”，与现行公历一年的周期相同，却比现行公历的确立早300年。

明清时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世界上内容最丰富、考订最详细的药物巨著，后来被译为各国文字，成为世界医药学的一部重要文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不仅记载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理论和科学方法，而且介绍了欧洲的水利技术，是我国农史上最早传播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著作。科学家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除介绍农业生产经验外，着重记述了纺织、制瓷、采炼、冶铁和火药等手工业生产技术，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我国古代实用技术发明也十分广泛，许多领域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陶瓷、漆器、纺织、酿造、染色、造船和文化用品的制造等，工艺精美、巧夺天工。中国的瓷器历史久远，质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宋代已经形成“八大名窑”，即定窑、磁州窑、均窑、龙泉窑、越窑、耀窑、建窑、景德镇窑。早在汉唐时期，瓷器就已流传国外，深受各国人民青睐。1610年《葡萄牙王国记述》中赞美中国瓷器，认为这是人们所发明的最美丽的东西，看起来要比所有的金银或水晶都更加可爱。我国的漆器世界一绝，既是实用器物，又是艺术作品，汉代以后逐渐传到日本、东南亚和欧洲等地，不仅彰显着我国灿烂的古代文明，也是世界艺苑的瑰宝。我国的酿造技术历史悠久，用曲造酒比西方早300年。早在汉代，纺织技术就达到举世无双的程度，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代丝织品代表了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后经隋、唐、宋、元、明等朝的发展，在近两千年的时间雄居世界领先地位。我国的纺织品，特别是丝绸织品，素以织工精巧、纹样华美、花色绚丽、品种繁多著称于世，一直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我国古代船舶制造技压群芳，郑和七下西洋不仅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也说明中国造船工艺举世无匹，航海贸易冠绝于世。我国古代的金属冶炼在世界冶金史上占有光辉一页，西汉中叶出现的“炒钢法”是炼钢史上一项重大的技术突破，欧洲炒钢技术在18世纪中叶才开始出现，比我国要晚约1900余年。东汉初年，南阳太守杜诗发明了利用水利鼓风的水排，领先欧洲1200多年。宋明时期，又相继采用活门式风扇和活塞式风扇，比18世纪后期欧洲发明的活塞式鼓风机早了一个多世纪。在燃料方面，英国在1788年开始使用焦炭冶铁，我国北宋就普遍用煤作燃料，南宋末年，又开始炼煤成焦炭再供冶铁使用，比英国早了50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