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

中古时期，益于中国文化的强大辐射和自身经济社会的发展，东亚的日本文化经历了较为迅速发展的时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和中国文化一道展示着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按照学术界通行的分期方法，中古时期的日本历史分为早期封建社会、中期封建社会和后期封建社会三个阶段。早期封建社会包括大化改新时期、奈良时代（公元710—794年）和平安时代（公元794—1192年）；中期封建社会包括镰仓时代（公元1192—1333年）和室町时代（公元1333—1477年）；后期封建社会包括安土·桃山时代（公元1573—1603年）和德川幕府时代（公元1603—1868年）。在充分吸收中国和朝鲜半岛文化的基础上，日本在文化交流、文学、艺术、律政制度等领域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一、文化交流

中古时期，广泛地吸收和融合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圣德太子时期（公元593年—627年），日本改变了从前间接学习中国文化的做法，直接向隋朝派遣使者、留学生和求法僧，积极主动地学习中国文化，全面摄取中国的文明制度。著名留学生高向玄理、南渊靖安和僧文等都在中国研学二三十年，归国后对传播中国文化和推动大化改新起了重要作用。大化改新以后，日本进一步汲取中国文化。630年到894年，派遣唐使十几次，随行的有许多留学生和求法僧，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是留学生中杰出的代表。吉备真备在唐留学17年，回国后不仅在太学教授三史、五经、明刑、算术、音韵和书法等科目，而且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楷书字母—— 平假名。阿倍仲麻吕19岁入唐留学，止73岁殁于中国。他精通汉学，尤擅诗文，诗作反映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深厚感情。在大批日本留学生来中国的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学者、高僧到日本传播中国文化。8世纪中期，年逾花甲、双目失明的中国高僧鉴真和他的弟子经过许多周折，抵达日本，不仅带去了佛教经典，创立了律宗教派，还把建筑、雕刻、美术、书法、文字和医学等中国文化成果带到日本，为日本佛教和文化的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文学

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并对其模仿是奈良时代日本文学的主要特点。日本皇族和贵族都通晓汉文和汉诗，粟田真人、吉备真备和淡海三船都是当时著名的汉文诗作者。8世纪中叶编成的汉诗集《怀风藻》，收录了64位诗人的120篇作品，内容大多描写宫廷酒宴或行幸等生活场面。约8世纪中叶，著名和歌诗人大伴家持主修的《万叶集》20卷，收录各种形式的诗歌近4500首，其中有著名诗人山部赤人、山上忆良、大伴旅人、大伴家持等的作品，也有天皇、贵族和平民的作品。《万叶集》是日本古代和歌名著，用汉字音训表音，技巧精练，风格自然，尤其是东歌和防人歌，纯朴雄健，反映了律令制度下劳动人民生产和生活的真实情景。

平安时代，日本逐渐摆脱了对唐朝文化的简单模仿，唐风文化和日本传统文化互相融合，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国风文化。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大都使用假名创作，体裁多样，有和歌、小说、日记、随笔等。和歌出现了著名的六歌仙（即在原业平、小野小町、僧正遍昭、喜撰法师、大友黑主和文屋康秀）和《古今和歌集》。《古今和歌集》全书20卷，共收和歌1100首，写作技巧优美，文笔细腻，称为“古今调”，著名的小说有《竹取和语》《伊势物语》和《源氏物语》等。日记和随笔以《土佐日记》和《枕草子》为主要代表，前者是土佐国司任期终结回京途中写的日记，后者是包括300篇不同题材的文集，作者观察敏锐，文章简洁明快，与《源氏物语》等均为平安时代的文学杰作。

镰仓时代，反映武家兴亡和战争情况的战记小说趋向繁荣，如《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和《平家物语》等。战记小说是一种新的散文作品，如《平家物语》由琶琶师向群众弹唱的故事编辑而成，表达了对没落贵族的同情，还有较强烈的敬神思想。诗歌方面出现了新型的连歌，它是两人以上的集体创作，即由一人作上句，另一人作下句，合成一首连歌，近似汉诗的联句。连歌自由活泼，平易通俗，富有娱乐性，深受武士和广大民众的喜爱。室町时代，连歌更为流行，并且发展为由数人咏唱50句乃至100句的长连歌。

室町时代，武家文化完全压倒了贵族文化成为独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与此同时，庶民文化开始问世，这是室町文化的基本特征。文学上出现的称为御加草子的短篇小说集，多以庶民生活为题材，文章短小精练，情趣动人。新的戏剧有能乐和狂言，前者是一种歌舞剧，后者是滑稽喜剧，都用民间通俗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新兴市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智慧。此外，禅宗僧侣出现了不少闻名的汉诗文作家，他们以京都五山为中心，称为五山文学，著名的作家和作品有虎关师炼的《济北集》、义常周信的《空华集》等。

三、艺术

奈良时代，中国佛教各宗大都传入日本，压制原有的神道教，成为服务于封建统治的国家宗教，其中真言宗和天台宗最为流行。743年，奈良建东大寺，地方各国建僧尼二寺，称国分寺，东大寺和圣德太子建立的法隆寺等集中代表了佛教艺术的精华。此外，建筑、雕刻、绘画工艺都有发展，这些艺术不仅模仿中国和印度，也显现出中亚和波斯等地的烙印。

平安时代的艺术以表现日本风格为主，产生了摹写日本风土和人物的“大和绘”或“倭绘”。大和绘是纯粹采用日本画题的画作，典型的是描写物语（世俗故事）的画卷，其中《源氏物语绘卷》最为杰出，此外，《信贵山缘起绘卷》《伴大纳言绘卷》也都是非常优秀的大和绘作品。平安时期，唐朝、印度、朝鲜传来的外国音乐总称雅乐，管理机构称雅乐寮。雅乐和日本固有音乐同时并存，起源于日本仪式的活动用日本固有音乐，起源于外国仪式的活动使用雅乐。贵族还采集古乐，成立“大歌所”，专门传授日本音乐。峨峨、仁明、一条三位天皇皆谙音律，一条天皇还改编了16种乐舞，创造了神乐、东游（东国民谣）、风俗歌、朗咏、今样歌以及和赞等音乐形式，醍醐天皇初期还产生了用管弦乐演奏的“御游”。平安前期的雕刻深受唐朝的影响，代表作品有奈良法华寺的十一面观音像，京都神护寺和大阪观心寺的如意轮观音像。平安后期，出现了“和样雕刻”即日本风雕刻，但真正完成日本风雕刻的是定朝（？—1057年），他成功地表现了贵族理想中的佛像，如凤凰堂的本尊阿弥陀如来坐像。定朝死后，其子长势（公元1010—1090年）及孙圆势（？—1134年）等继承定朝遗风，进一步推进了日本风雕刻。由于贵族大量造像，出现了许多佛所（雕刻工厂），各个佛所都有自己的佛师（佛像雕刻家）。佛师的社会地位比以前大为提高，推进了许多颇有个性作品的产生。

镰仓时代，大和绘虽然存在，但呈现较为明显的颓废之势，代之以新的绘画—— 水墨画。镰仓初期，日本画坛出现了“宅间派”，以记摩胜贺（公元1168年—1209年）为代表，他的现存作品是以“十二天”为题材的屏风画。镰仓中期，随着入宋僧侣的增多，带回来大批宋画，特别是水墨画，对日本绘画颇具影响，产生了著名水墨画家雪村友梅、可翁宗然、铁舟德济和兰芳祖裔等，特别是可翁，最先将牧溪画风传入日本，奠定了水墨画的基础。镰仓时代的雕刻力求强劲的表现形式，把以前柔弱的女性美变为刚强的男性美，式样上倾向自由发展，作风上以写真为主。由于受宋代式样的影响，宋式样被当作样板。东大寺的大佛由宋人陈和卿及弟子陈佛寿等7人所造，东大寺南大门的石狮子也由宋石工字六郎等人所造。13世纪，京都的运庆及弟子快庆、定庆等创作出东大寺南大门强劲有力的金刚力士像和兴福寺的无着像、世亲像等杰作。这个时代除雕刻佛像外，还雕刻世俗肖像。当时宋朝禅宗的顶相画（禅宗祖师授予弟子的肖像画）大量流入日本，成了日本肖像雕刻的样板，创作出俊乘房重源坐像、北条时赖坐像、无学祖元坐像等非常写实的杰作。

室町时代，能乐方面继世阿弥之后，音阿弥被誉为绝妙名手。12世纪末的“平家琵琶”此时更加盛行，“幸若舞”和“古净玻璃”也广为流行。幸若舞是曲舞的一种，净玻璃是一种用弦伴奏的说唱曲艺。绘画方面，土佐光信（公元1434年—1525年）将中国画的技法使用于大和绘上，使大和绘复兴起来。狩野正信（公元1454年—1530年）也用中国水墨画的技法发展大和绘，曾任幕府的宫廷画师。其子狩野元信（公元1476年—1559年）集狩野派画风之大成，遗作有京都大德寺大仙院的《瀑边花鸟图》和东海庵的《潇湘八景图》等。

公元700年，为了将大化改新以来的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文武天皇命刑部亲王、藤原不比等、粟田真人、下毛野古麻吕等19人撰定律令。奉命编撰律令的人中，还有公元659年随遣唐使入唐的伊岐连博德，唐人萨弘恪以及白猪史骨、黄文连备、田边史百枝、田边史首名、山口伊美伎大麻吕、调伊美伎老人等大陆移民的后裔，都是当时一流的法律学家和汉学家。公元701年律令基本修成，随之部分实施，第二年开始全面施行。该法典因制定于大宝年间，故称《大宝律令》。从天武天皇之子刑部亲王和镰足之子藤原不比等领导制定的情况看，《大宝律令》与《净御原令》不无关系，大概是修改《净御原令》并增补新的条款而成。《大宝律令》由律6卷、令11卷组成。律，相当于刑法，虽大抵模仿唐律，但吸收了日本固有维持秩序的制度。令，相当于行政法、民法、诉讼法，统治阶级对国家的基本法予以重视，这从官撰注释书《令义解》中看得清楚，它根据日本社会经济的实际，参照唐令制定。律和令今已佚失，仅从《令解集》和《续日本纪》的引文中略见逸文。《大宝律令》制定17年后，即养老二年，藤原不比等奉元正天皇之命，修成《养老律令》。它由《大宝律令》略加修纂而成，包括律10卷13篇，令10卷30篇。现从《令义解》和《令解集》中可见令的大部分以及律的一部分。《养老律令》修成后没有立即施行，而是放置39年以后，即公元757年实施。因《大宝律令》与《养老律令》的内容大同小异，所以日本律令法典的形成，以《大宝律令》的制定为标志，内容涉及土地和赋税制度、中央集权制度、军事制度、身份制度和司法制度等。律令制度的建立，将改革后建立起来的封建生产关系和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国家体制以及阶级关系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意味着日本封建制度的建立。

律令国家为提高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意识，效仿中国“官修正史”的做法，修编了大量国史。712年，太安麻吕奉敕编成《古事记》3卷，内容上自神代下至推古朝，以天皇为中心，汉字音训混用，富有文学色彩，是日本第一部古代史著作。720年，舍人亲王又奉敕编成《日本书纪》30卷，上自神代下至持统天皇，采用中国正史编年纪事体，用汉文写成。《日本书纪》以天皇历史为中心，强调天皇统治的神圣性的律令国家的权威，政治色彩强烈，书中除皇室系谱和神话传说外，还采用了官府记录、个人日记、氏族族系以及中国、朝鲜等典籍材料。《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简称记纪，是研究日本古代史的重要书籍。平安时代，先后编成《续日本书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实录》和《三代实录》等史书，合称《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