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文学的起源与发展

公元6—7世纪，居住在东欧平原西部的斯拉夫人开始向南方和东方迁徙，逐渐分成西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和东斯拉夫人三支。东斯拉夫人包括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6—9世纪，他们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虽然保持着氏族公社制度，许多部落和部落联盟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些公国，其中最大的是南方的基辅公国和北方的诺夫哥罗德公国。公元856—862年，诺曼人的一支由其军事首领柳里克率领，征服东斯拉夫人，占领诺夫哥罗德，并于其子伊戈尔时期征服基辅，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基辅罗斯国家开始形成。11世纪中叶，基辅罗斯处于封建割据状态，13世纪臣服于钦察汗国的统治之下。1480年，莫斯科公国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并逐渐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的俄罗斯沙皇专制制度。自1598年开始，罗斯国家因柳里克王朝绝嗣处于混乱时期。1613年，大贵族米海•罗曼诺夫被推选为沙皇，俄国开始进入罗曼诺夫王朝统治时期。中世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俄罗斯人在文学、史学、教育和政治思想领域形成的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文学和史学

10世纪以前，东斯拉夫人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已经创造出各类不同的文字，最为成熟的是以创始人康斯坦丁（基里尔）·菲洛索夫命名的基里尔字母。这是9世纪后半期在保加利亚创造出的斯拉夫字母，它以当时希腊宗教文字的字母为基础，增加了符合东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发音特点的新字母，成为一套人们所能接受的、系统的新字母。10世纪，基里尔字母开始广泛推广，并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完善，一直被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保加利亚人及塞尔维亚人使用。文字的产生，对罗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罗斯文学源起于民间口头文学的发展，最重要的作品是存在于9—12世纪的《壮士歌》。它塑造了农民英雄米库拉·谢利亚尼诺维奇和勇士伊里雅·穆罗梅茨的形象，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在罗斯社会中广为流传。除《壮士歌》之外，社会上层还较广泛流行《侍卫歌》，为王公贵族歌功颂德是它的主要内容。基辅罗斯时期，最著名的文学作品是成书于1185—1187年间的《伊戈尔远征记》。这是一部闻名世界的抒情史诗，描述了诺夫歌罗德—塞维尔斯克王公伊戈尔在1185年发兵攻打波洛伏齐人失败被俘，后又重返祖国的故事。这部史诗的艺术成就令世人赞叹，后来的俄罗斯作家称其是斯拉夫人民诗篇中最美丽、最芬芳的花朵。古罗斯有悠久的编史传统。10世纪末11世纪初，在基辅和诺夫哥罗德已经开始编撰编年体史书。基辅罗斯第一部完整的编年体通史是《往年纪事》，它上溯斯拉夫人的起源，下至1110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宗教、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和国际关系，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文献资料。《往年纪事》因语言准确、鲜明、生动，人物描写栩栩如生，语言运用技巧高超，也同时成为一部文学名著。

13世纪以后，蒙古人的征服，日耳曼-瑞典人的不断侵犯，俄罗斯国家爱国主义文学兴起，反映异族对罗斯的征服、奴役、侵略以及人民的反抗斗争，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内容。除了民间流行的壮士歌热情歌颂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之外，描写蒙古入侵的战争纪事作品主要有《卡尔卡战役记》《拔都入侵记》《梁赞崩溃记》以及《米哈伊尔·契尔尼戈夫斯基生平》等，都生动地叙述了罗斯人民英勇的反抗斗争。1380年9月，罗斯人在库里科沃旷野会战中取得辉煌胜利，打破了蒙古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激发了罗斯人的爱国热情，进一步推动了爱国主义文学的发展，以此为体裁的代表作品有《顿河血战记》《顿河彼岸》《季米特里·伊凡诺维奇王公的生与死》，稍晚还有直接描写会战的叙事体小说《马麦血战的传说》。反映罗斯人与日耳曼-瑞典侵略者进行斗争的主要作品有《多夫蒙特传》《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传》等。爱国主义文学作品既有宝贵的文学价值，又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对促成罗斯人的政治联合、民族觉醒以及俄罗斯民族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罗斯的文学还较广泛地反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阶级关系，如《正直的标准》《伊兹马拉格达》等文集。蒙古入侵以后，除了诺夫哥罗德没有直接受其奴役，使它的编年史工作继续进行之外，其他地区的工作在一段时间内基本趋于停顿，直至13世纪后半期才逐渐恢复，并在14世纪繁荣起来。莫斯科公国的编年史工作始于14世纪初，在教会的领导下于14世纪末取得了重要成绩。1409年，总主教基普里安主持编纂的大型编年史在莫斯科完成。15世纪，罗斯人同世界的交往和联系明显扩大，需要更多的了解其他国家、民族的历史，因此，出现了有关世界史的编年史，如《希腊和罗马编年史家》。15世纪中叶问世的《罗斯年鉴》是一部包括罗斯历史在内的小型世界编年史。

16世纪中期以后，俄国文学的重要主题是国家统一以及统一国家的文化发展。主教马卡里用12年的时间，将俄国的宗教文学汇编成《大日课经文月书》，这部巨著包括了《圣经》《圣徒行传》等经典著作。此外，《诺夫哥罗德的米哈伊尔·克罗普斯基传》《穆提扬督军德拉库尔记事》等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人们反对封建割据、坚持国家统一、拥护王权的思想。17世纪，俄国文学有了更多的现实主义内容和明显的人文主义倾向，最大的特点是讽刺小说和历史小说盛行。一些作品对教会的尖锐批判，使之与宗教文学有了明显差异，《公鸡和狐狸的故事》《为酒馆祈祷》《卡利亚津呈文》《萨瓦神甫的故事》和《酒鬼的故事》等，讥讽了道貌岸然的僧侣，暴露了他们腐化堕落的生活。《赤贫者的课本》《背运汉的故事》尖锐地反映了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同时，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现象是翻译作品增多，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的小说逐渐被俄国人了解，并对俄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西欧国家的骑士小说《博韦王子的故事》《勇敢骑士金钥匙彼得的故事》以及《奥托皇帝和奥伦妲皇后的故事》吸引了众多的读者。来自东欧或东方国家的文学作品日益增多，流传较广的有《七贤故事》《格言集》《罗马故事集》等。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些著名的历史小说，如《特维尔少年修道院初建记》《莫斯科公国开国记》和《顿河哥萨克围攻亚速夫记事》等，以确有其事的历史事件，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感染力。17世纪，俄国史学著作最大的变化是放弃了编年体的撰写方法，更多地采用记事和政论的体裁。《沙皇费多尔·伊凡诺维奇记事》《1606年记事》《瓦尔拉姆告密》《新记事》和《俘虏悲号》等，成为人们了解16世纪末17世纪初俄国历史的重要史料。稍后，罗曼诺夫王朝为官方修史进行了新的努力。1657年，沙皇政府成立了专门修史的记事衙门，主要编纂罗曼诺夫王朝的历史。记事衙门成立以后，开始续写《皇室谱系》，延续了早在16世纪主教马卡里普下令进行的编纂工作。历史著作的内容有了明显扩大，当世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成为历史著述不可或缺的内容，如沙皇政府对外侵略扩张，占领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进行殖民统治，典型的有萨瓦·叶西波夫撰写的《斯特罗加诺夫编年史》和《西伯利亚史》。

二、教育和科学

10世纪末，古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开始兴修教堂时，即命令神甫物色社会上层人士的子弟，准备送他们去识字读书。11世纪伊始，文化知识首先在统治阶级中开始普及，人们已经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和书籍的巨大文化意义，认为读书能带来巨大的好处，是奔向产生智慧的宇宙的万川之源，是汲之不竭的深潭。据《往年纪事》记载，1028年，雅罗斯拉夫大公在诺夫哥罗德集中了300名神职人员的子弟读书。后来斯摩棱斯克、加里奇等地也兴办了教会的或世俗的学校，接受儿童读书学习，基辅、苏兹达尔等地的女修道院还开办了女学堂，女孩子在那里除了识字、阅读外，还学习唱歌、缝纫等。14世纪，罗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文化出现了新的飞跃，突出表现为识字的人越来越多。主要由神职人员在城市和乡镇创办的私塾到处可见，在那里学习识字的学生既有教徒，也有世俗子弟，总体上，非宗教人士所占比例要稍高些。20世纪60年代，苏联考古学的重要发现之一，就是在诺夫哥罗德发掘出了400余件白桦树皮文书，其中少部分是业务性文件，包括收贡的名册、农业收成的账目、借条等，大部分是反映社会生活的私人信件。不难看出，在一般性的生活琐事中，人们已开始通过书信进行联系。除了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梁赞等地也发现了白桦树皮文书，反映出14世纪罗斯人的教育水平已经有了明显提高。15世纪末，费奥尔多·库里岑在《识字论》一书中强调心灵的独断和理性的自由，认为学习是一种自由的活动，在掌握文字知识的过程中，人们能够不断完善自己的道德和智慧力量。苏联历史学家B. B. 马夫罗金统计，16世纪在罗斯北方识字的居民达80%，莫斯科近郊的新兴贵族和领主后裔中有文化者超过65%，工商区居民中达25%—30%。同一时期，俄国的法律规定政府的各级行政司法人员必须识字，还规定签字是证明文件有效的基本方法，从而刺激了俄国教育的继续发展。1574年，俄国印刷术的鼻祖伊凡·费多罗夫印刷出版了第一部语法书《识字课本》，内容包括基本语法和改进了的教学体系、范文，以及人道主义的教育教学思想等，对文化知识的普及和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教育的发展，一些探讨如何教育儿童的书籍陆续问世，如《治家格言》《怎样用各种惩罚和对神的畏惧教育自己的孩子》《怎样用畏惧来教育和挽救孩子》等。17世纪上半期，俄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有了统一的课本，从而使识字教育有了统一的内容。瓦西里·布尔采夫的识字课本、梅列季·斯莫特里茨基的语法书和卡里翁·伊斯托明的识字课本，都为推动俄国的识字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有些课本一版再版，印数很大。17世纪后半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全俄统一市场的形成，教育有了更大的发展，并为18世纪教育的重大改革进行了必要的准备，主要表现在初等学校的数量明显增加，教育内容向更深的方向发展，出现了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学校，如17世纪末在诺夫哥罗德建立的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当时的一些著名学者，如米·瓦·罗蒙诺索夫等曾在这里就读。

罗斯人在生产实践中逐渐加深了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积累了不少生产知识，在农牧业、天文历法、数学、度量衡等方面均达到了一定水平。农牧业的知识虽然不系统，但已经了解了动物生长、繁殖以及农作物栽培的实用技术。西欧人广泛采用的儒略历从拜占庭传入罗斯，代替了东斯拉夫人以前的历法，将一年分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自基督诞生之年作为纪年的开始，每年的3月1日为一年之始。罗斯人能够运用分数和算数的四则进行计算，数字使用斯拉夫字母表示。1136年，诺夫哥罗德的一所修道院执事基里克写了罗斯的第一篇数学文章。罗斯人建立了自己的度量衡制度，有些东斯拉夫人已长期使用。长度单位主要有皮亚吉（约23厘米）、沙绳（约1.42米）、维尔斯塔或波普里谢（约1公里多一点）、洛科特（约42.5～47.5厘米）；重量单位主要有格里夫那（409克）、普特（40格里夫那）、贝尔科维茨（10普特）；量液体的单位有维德罗（12.3升）、博契卡（40维德罗）；量散装体的单位有奥西米那（约105公升）、俄石（209.91公升）、卡吉（104.96公升）等。

14、15世纪，受蒙古破坏的罗斯经济逐渐恢复，科学知识的萌生和传播取得了重要成果。首先，天文学、气象学的知识更趋丰富。人们不仅了解了与生产劳动关系密切的日食、月食、彗星和地震，而且开始探讨地球经纬理论、大地构造、雷电以及光速和声速的问题。其次，物理学和化学知识也有所进步。罗斯人在建筑教堂的拱顶时，使用拱门结构支撑的办法就是力学知识的最好反映。在与蒙古等异族的军事斗争中，火药、火炮的研制取得了重要进展。据文献记载，1382年莫斯科公国在反抗蒙古征服者的斗争中，第一次使用了自制的火炮，发挥了强大的威力。再次，地理知识日趋扩大。14—15世纪，罗斯人通过贸易和旅行，加深了对周围世界的了解，扩大了欧亚的地理知识，特别是波罗的海沿岸到印度洋沿岸的地理知识。15世纪下半期，特维尔商人阿法纳西·尼基金去希尔万（阿塞拜疆）经商，先后到过里海、印度洋和黑海，后来流落到印度，并在那里生活了3年。尼基金以他在异乡的经历为主要内容，写了名著《三海游记》，成为了解这些国家和民族历史的重要文献。自16世纪起，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加强和农奴制度的确立，对经常进行土地的丈量、计算农民应承担的赋税和徭役的要求，使数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计量方面的著作，如《土地丈量和土地分割法》《田赋簿》等。数学的进步促进了天文学的发展，当时编写的《复活节日期计算表》已经能准确地推算出100年内的复活节日期。较有影响的天文学著作有《六翼表》《宇宙志》等，作者在天文观测的基础上，正确地解释了日食、月食等自然现象，并能预测月食等天象发生的时间。医学方面也有了明显进步，一些通俗的医书对民间流行的验方、药物进行了鉴别和整理，使其具有更高的科学价值。1543年，根据德文书籍编译出版的《花园》一书，内容包括个人卫生、病人护理、草药的药性及使用，以及某些疾病的具体治疗方法。1581年，莫斯科开办了一所专为皇室和皇亲服务的药房。

三、社会政治思想

罗斯时期，基督教在社会思想领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以后，社会政治思想穿越宗教文化的桎梏，日渐关注和探索现实社会政治问题。如何战胜封建割据势力，进一步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成为当时的政论家研究的核心课题。

伊·谢·彼列斯维托夫是众多政论家中的代表人物，他撰写的支持俄国成为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政论著作，在莫斯科的上层社会广泛流传。此外，他还著有《关于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国王的故事》《关于穆罕默德苏丹的故事》《关于书籍的故事》和《哲学家们和博士们的预言》等。彼列斯维托夫坚决拥护伊凡四世旨在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改革，1547—1550年，在呈送伊凡四世的奏章中，集中阐述了他的思想。他认为世袭的大贵族是威胁中央集权国家统治的主要政治力量，如果这些人握有大权，国家将陷入毁灭性的战乱之中。新兴的服役贵族是国家的栋梁，他们所以成为贵族，并不是因为他们出身显赫或门第高贵，而是因为他们有功于国家。在彼列斯维托夫看来，沙皇应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世袭大贵族应该退出历史的舞台，对于大贵族的封建割据行为，应毫不留情地坚决镇压。

另一位著名的政论家是叶尔莫拉伊—叶拉兹姆，他的政论文章主要研究社会结构、阶级关系、各阶级的权利与义务等社会问题。在俄国社会思想发展史上，他第一个提出对农民阶级要实行“缩小强制政策”。1549年，他在《慈善的沙皇管理农业》论文中提出，农民是一切财富的创造者，从沙皇到普通居民都靠农民的劳动来养活，因此，国家应关心并改善处在“悲痛的动乱里面”的农民的现状。他还对改善农民的现状提出了具体的方案，指出要减轻农民负担的各种苛捐杂税，用统一的谷物地租代替包括货币地租在内的各种捐税。

16世纪中期，异端派的产生是俄国社会政治思想发展中的重要内容，代表人物之一是落发为僧的农民思想家、政论家费奥多西·科索伊。他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分种族，不分信仰，不分贫富，人类生活的社会应该是没有战争、没有仇敌、没有权力斗争的平等社会。针对当时教会拥有大量地产，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使农民贫困破产的现实，科索伊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认为教会中存在的不平等和压迫现象表明，它已经背离了上帝的旨意，不再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科伊索反对建造殿堂，也反对崇拜圣像和十字架，嘲笑各种宗教仪式，揭露神职人员与沙皇勾结欺压人民的本质。因此，他号召人民不应听命于神甫和政府，把斗争的矛头不仅指向教会，而且指向沙皇政府，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如果说费奥多西·科索伊的异端思想主要代表了农民的社会主张和理想，那么，马特维·巴什金的异端思想更多地代表了市民的利益和愿望。作为领主子弟，他同科索伊一样，反对官方建立教会，也反对崇拜圣像，批判各种束缚人的思想的宗教仪式。但是，他对社会的抨击较科索伊要温和得多，并不要求在社会生活中人人平等，仅仅反对同基督教教义鼓吹的仁爱原则相距太远的奴隶制。

伊凡四世不仅是俄国第一代沙皇，而且是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著名政治思想家。他在16世纪中期进行的改革，以及建立沙皇特辖制、沙皇特辖军等，都面对着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争论的焦点是俄国究竟要不要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伊凡四世认为，在俄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是不可违背的神的意志，实行专制独裁统治是俄国的传统。俄罗斯从接受基督教以来即存在专制政治，以君主权力无限为前提，一切不服从沙皇的行为，都是不服从上帝的行为。他还认为，沙皇专制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他自己根据神的意志亲自去处理所有事情，如果让“傲慢狡诈的人”左右自己，满足那些“乱哄哄的人”的愿望，这个沙皇就与奴隶没有两样。针对教会越来越大的政治野心，伊凡四世指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教皇所掌握的国家总要解体。伊凡四世的政治思想理论，在他进行内容广泛的社会改革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铲除封建割据势力、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主张，也具有进步意义。但是，沙皇政府为维护其根本利益，强化野蛮的农奴制，加紧对外扩张，同时与教会勾结，禁锢人们的思想，对异教徒进行残酷镇压，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四、音乐、建筑和绘画艺术

基辅罗斯时期，在传统斯拉夫文化的基础上，罗斯人的音乐、建筑和绘画艺术广泛吸收并融汇了基督教文化的精华，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对以后罗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3世纪末，诺夫哥罗德宗教建筑的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往常流行的正方体的四柱单顶形结构开始与正方形布局相结合，用三叶形的顶盖代替了半圆形穹顶的旧式屋顶。建于公元1292—1294年的尼古拉教堂是蒙古入侵后的第一座石制建筑。14世纪中叶，诺夫哥罗德建筑艺术的代表救主堂、圣母升天堂，反映了新旧两种建筑艺术思想的交替。14世纪后期的代表性建筑菲奥多尔·斯特拉季拉特教堂、伊林街上的救主堂，无论在实用上，还是在艺术上，又有了明显进步。15世纪30年代，叶夫菲米大主教修建了宏伟的大主教堂，企图以此提高诺夫哥罗德的地位。普林科夫的建筑艺术也有较大的发展。在宗教建筑方面与诺夫哥罗德的风格接近，但更简单古朴，尤其是精美的钟楼别具一格，最著名的是建于14世纪中期的市内的大教堂，其他著名的还有扎普斯科维耶主显教堂、格奥尔基教堂和耶稣升天教堂。在世俗建筑方面，最著名的是石结构的军事工程、堡垒，为了加强防御力量，扎普斯科维耶城四周建有坚固的石墙，特维尔的建筑同样以石结构为主，但又独具特色，代表性的是米哈伊尔·亚历山大洛维奇王公的宫殿及教堂，以及米哈伊尔·阿尔汉格尔教堂等。莫斯公国的建筑艺术也有迅速进步。1326年，莫斯科建造了第一座石砌的教堂—— 圣母安息大教堂。1485年开始大规模建造克里姆林宫，来自普斯科夫、罗斯托夫、特维尔和意大利等地的建筑师，以及罗斯各地的能工巧匠风云聚集，相互交流，对于提高罗斯建筑艺术水平产生了促进作用。1516年，克里姆林宫主体建筑基本完成，高耸的圆形塔楼、曲折的防御线、宏伟庄严的殿堂、敦厚的城墙，使之成为莫斯科的象征，同时也是欧洲最强大的城堡之一。

16世纪中期以后的建筑艺术，在继承俄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同时又有新的发展。莫斯科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又作为欧洲最大的城市之一，集中展示了俄国的建筑艺术。为了庆祝伊凡四世加冕俄国第一代沙皇，修建了吉亚科夫教堂；为了纪念征服喀山，1555—1560年在莫斯科城郊修建了豪华的瓦西里·勃拉任内大教堂；1585年，鲍里斯·戈杜诺夫在一所修道院内仿造莫斯科著名的圣母升天堂，修建了一座升天堂。这些教堂表明，俄国的建筑已经开始摆脱拜占庭建筑艺术的影响，与一个独立、统一、中央集权的国家相一致，逐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民族风格。17世纪上半期，民族特点鲜明的俄国建筑有了进一步发展，代表作品是莫斯科郊外的科洛缅斯科耶村的皇宫，无论是沙皇、皇后、皇太子、公主专用的殿堂，还是一般随从的起居室，都各具特色，令人眼花缭乱。莫斯科的建筑，特别是克里姆林宫的建筑，对此时俄国建筑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克里姆林宫的塔楼上，都修筑了巍峨的锥形尖顶，使塔楼有了强烈的美感，特别是1628年在弗罗洛夫斯基塔楼上安装了自鸣钟以后，克里姆林宫显得更为壮观。17世纪中期 ，俄国的建筑艺术更加成熟，复杂的结构，独特的布局，精美的装饰，为其接受西欧的巴洛克建筑艺术创造了有利条件。“巴洛克”产生于17世纪的意大利，主要特征是豪华和浮夸，具体在宗教建筑方面，将建筑物、绘画和雕塑合为一个整体，追求神秘的宗教气氛。17世纪末期，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首先出现了带有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实际上是巴洛克建筑与传统的俄国建筑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也被称为“莫斯科巴洛克式”建筑。

以莫斯科公国为中心的统一进程推动了罗斯音乐的发展。当时的音乐已呈多种多样，有婚丧嫁娶音乐，还有各种舞曲、抒情曲、诙谐曲等，宫廷也专门养有一批歌手、乐手及优伶。15世纪末期，伊凡三世还建立了由35人组成的宫廷合唱队。教会也有自己的合唱团，专门用于举行宗教仪式时的表演。世俗音乐与宗教音乐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使得唱法更加多样，旋律更加复杂，表现更加丰富，最著名的歌曲是《迎送歌》，每当大公或主教出朝、外出巡视或作战凯旋，以及宫廷举行各种欢宴庆典时，都要高唱这首颂歌。

罗斯的美术成就更加令人注目。基督教成为罗斯国教之前，绘画已经产生并有了一定的基础。基督教传入之后，以宗教建筑为主要内容的艺术的发展，有力推动了绘画艺术的进步。14世纪，罗斯美术作品的突出特点是赋予宗教体裁以新的社会内容，即作品的内容是宗教，但对人物精神、心理、环境的细腻刻画，却寄托或反映了人们现实的思想感情。绘于1313年斯涅托哥尔斯基修道院大礼拜堂里的壁画，是罗斯绘画水平的代表作品之一。此外，莫斯科公国的绘画艺术较多地受到拜占庭和南部斯拉夫人的影响，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4世纪末的画家费奥方·格列克将拜占庭与罗斯绘画的优秀传统相结合，为绘画艺术水平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1405年，画家安德烈·鲁布廖夫与费奥方·格列克合作，为克里姆林宫圣母领报大教堂创作了壁画；1408年，他又与友人凡尼尔·切尔内一起为弗拉基米尔的圣母安息大教堂创作了壁画；1424—1426年，他们又在谢尔盖耶夫三圣修道院绘画圣像和壁画。鲁布廖夫的代表作《三圣图》，不仅标志着罗斯的绘画艺术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度，也使他本人享有盛誉，被认为是当时罗斯最杰出的美术家。15世纪末期，罗斯最著名的画家是季奥尼西，代表作品有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安息大教堂圣像绘画和罗斯托夫的大教堂圣像绘画等，这些作品都以沉稳、庄严、坚定著称，得到后世的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