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文化交流的典型

人类文化历史的长河中，除了民族国家文化的形成和演进以外，不同地域之间的交流也是促进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文化交流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缓慢到加快的过程。在交流途径上大体可分为和平和暴力两种，和平时期，文化交流主要表现为官方派遣使节、留学生、学者、歌舞团体、赠送各种礼品及书籍、贸易与传教等，战争与暴力掠夺会破坏文化的传承，但客观上也会起到文化交流的效果，促进文化的跳跃式传播。世界古代历史上的几次重大事件，都对文化交流和传播起了促进作用，是推动世界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一、萨珊波斯、拜占庭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存在于公元226年至641年的萨珊波斯东有中国，西有罗马，地理位置便利。东西贸易的往来、思想的汇合、宗教的折中，大都以此为中心。早在安息时代，当地住民已经控制了中国与罗马间的蚕丝贸易。萨珊波斯时期，对中国与罗马蚕丝贸易的控制更加严格，罗马人欲得中国蚕丝，非依赖波斯人不可。6世纪中叶以后，罗马人获得中国的蚕种，就得力于波斯人，日用的丝织物品及养蚕方法，也在此时由中国传入。当时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发觉东方运丝的道路经常被波斯阻断，就筵请波斯人替他传入蚕种。这些波斯人因久居中国，对于养蚕方法特别熟稔。当他们再次到达中国时，用手杖的竹筒隐藏蚕种，带到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于是蚕种传入欧洲。丝织品的制作，尤其是花纹，也常具有萨珊波斯的风格。由此看来，萨珊波斯一方面与罗马通达，另一方面与中国往来，确实为东西贸易的中心点。

萨珊波斯也是东西思想的交汇之处。王宫经常请有东西方学者讲文论道，东西方思想在此频繁交流碰撞。科斯洛埃统治时期，除了国事有较多改革以外，对东西思想的汇合也有较多帮助。据载有一次科斯洛埃在宫廷集合了许多东西方哲学家，讨论“什么是人生最大的不幸？”希腊哲学家发表意见，说老而贫弱是最大的不幸，印度哲学家回答身病而心不闲是最大的不幸。科斯洛埃的近臣博扎米则说，人生最大的不幸莫过于眼见自己的寿命即将告终，对于道德却无任何实践。他的这一说法，改变了许多外国学者的意见，对科斯洛埃及其继承人也有很大影响。

萨珊波斯也是东西宗教的中心地带。摩尼教就是产生于波斯境内，折中佛教、袄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组成的新教。公元4世纪时传入中国，在唐朝得到政府的承认，后来，长安、洛阳等地都建立了寺院。摩尼教在中国西北地区流行较广，现今的敦煌、吐鲁番等地都发现摩尼教的寺院、绘画和文献。摩尼教徒有许多才艺之人，他们不仅赋诗著文，而且通晓天文历法。他们将吐火罗国等中亚地区的天文历法传入中国，促进了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基督教也经萨珊波斯传入中国，在中国称为景教。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唐贞观九年，波斯僧阿罗本携经书赴长安传教，得到唐政府的批准。景教在唐代曾兴盛一时，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之说。景教在中国内地流传约210年左右绝迹，在北方边疆地区仍活跃了很长时间，中国新疆的吐鲁番、伊犁，内蒙古的河套、百灵庙等地，都有大量的景教寺院或景教遗物发现。

存在于公元324年至1453年的拜占庭帝国是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国，曾与盛唐时期的中国和伊斯兰教巅峰时代的阿拉伯帝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欧洲古典世界看东方的窗口，也是东方国家观察西方世界的平台，更是联系东方和西方民族的金桥，对世界文化的交流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拜占庭文化以其独到的视角影响了西方世界许多地区的文化，其中对斯拉夫文化的影响最为深远。9世纪中期，拜占庭文化对斯拉夫人居住区的传播达到高潮。当时，迫于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入侵压力的摩拉维亚大公拉斯迪斯拉夫与拜占庭帝国结盟，寻求军事和文化的支持，并请求米哈伊尔三世派遣传教士到摩拉维亚。不久，保加利亚国王伯利斯一世也向米哈伊尔三世请求传教。公元862年，西里尔和其弟美多德斯应邀前往，帮助斯拉夫人建立独立教会，并使用希腊字母为斯拉夫方言拼音，创造出西里尔文字，还用西里尔文字进行《新约》和古希腊著作的翻译，从而奠定了斯拉夫文学的基础，西里尔文字也成为斯拉夫文字的渊源，这一事件标志着斯拉夫民族文明的开端。

塞尔维亚人后来取代摩拉维亚人控制巴尔干半岛西北部，并接受了西里尔文字和东方基督教，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则接受了西方基督教。西蒙统治时期，保加利亚成为传播拜占庭文化的中心，他保护精通拜占庭艺术的专家，派遣学生专程到君士坦丁堡学习拜占庭建筑，重新建造首都，将大量拜占庭和古希腊书籍翻译成斯拉夫文字，斯拉夫以口相传的历史第一次得到系统的整理。

拜占庭文化对古俄罗斯人也有巨大的影响。9世纪末期前后，诺夫哥罗德和基辅的留里克王朝就与拜占庭人发生联系，并接触到先进的文化。拜占庭传教士也开始访问基辅，西里尔文字在古俄罗斯流传。俄罗斯人正式接受基督教以前，拜占庭基督教就已经悄悄地改变着俄罗斯人的多神教。公元999年，大公弗拉基米尔强迫臣民全体受洗，接受基督教为国教。从此以后，俄罗斯采取拜占庭式的政府制度，广泛接受拜占庭文化，俄罗斯的绘画艺术和建筑风格在拜占庭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拜占庭教会的思想观念渗透到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俄罗斯民族文学以西里尔文字为工具，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区别于别国文字的独特之处。

拜占庭文化在斯拉夫民族中得到普遍认同，君士坦丁堡被东欧斯拉夫人看作是他们共同宗教和文化起源的中心。他们以拜占庭文化为基础，形成更加粗犷、简洁的文化特点。拜占庭帝国衰落过程中，知识界与斯拉夫各民族的文化关系继续发展，逐步形成具有共同信仰的东欧世界。

拜占庭文化对阿拉伯的影响先于伊斯兰教的兴起，而两种文化的频繁交流实在7世纪中期伊斯兰教兴起以后。阿拉伯文化受到了波斯、小亚细亚、拜占庭和印度文化的直接影响，其中拜占庭文化就是早期伊斯兰文化学习的对象。阿拉伯军队占领的拜占庭帝国的领土上，存在许多拜占庭文化的中心，如叙利亚的安条克、巴勒斯坦的凯撒利亚和加沙等，其中埃及的亚历山大最为重要。在这些城市，学者云集，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丰富，文化气氛浓厚。作为这些文化的新主人，阿拉伯人自然拥有接受拜占庭文化的优越条件，他们从这些文化中心了解到了古典文化和拜占庭的学术及艺术。

8世纪前半期，阿拉伯人的军事扩张受到阻碍之后，开始重视文化层面的往来，有力地缓和了与各民族和宗教的对立，使文化交往得到长足进步。另一方面，阿拉伯的扩张也迫使拜占庭开始调整对阿拉伯人的政策，文化渗透无疑是重要的工具。拜占庭多数皇帝都很重视文化交往，交流活动十分频繁。利奥统治时期，甚至允许阿拉伯人在君士坦丁堡营建清真寺。拜占庭的外宾名册上，来自巴格达和开罗的使节排在西欧使节之前。拜占庭皇帝的使节也受到阿拉伯哈里发的盛情款待，两国人员的频繁往来促进了双边文化的交流。

拜占庭与中国的交往最早可以上溯到两汉三国时期。史书所录除了西汉张骞通西域的伟业之外，还有东汉甘英出使大秦。唐代中国与拜占庭的交往更为直接频繁，正统史书《拂菻传》对此类史实有更为明确细致的描写。拜占庭也多与唐朝通使，并且有好几种商品输入中国。

中国与拜占庭的经济往来，以丝绸之路为通道输出茶叶、陶瓷等。拜占庭向中国输入玻璃、琉璃、珊瑚、海西布、水银、玛瑙、车渠和水晶等数十种商品，且数量相当可观。中国与拜占庭的文化交流非常频繁，最为突出的是基督教的传播。公元4世纪到5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宗教争论中被打为异端的聂斯托利派（即中国史书上的景教）自波斯传入中国，成为第一支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派。一些拜占庭民间杂耍艺人也曾经东来，在中国展示他们卓绝的艺术表现力，充当拜占庭文化的使者。

二、丝绸之路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中国西汉时期开通的贸易古道“丝绸之路”举世闻名，它作为中国和欧亚非国家的桥梁，为东西方的物质往来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由于大量的中国蚕丝和丝织品经此而传，故称为“丝绸之路”。考古发现，丝绸之路基本形成于公元前1世纪的中国汉朝，南路可西行到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伊朗，最远可达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另一路经过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喀布尔，到达波斯湾，如果从喀布尔南行，可以到达现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海路还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

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沿着丝绸之路，自西向东有四大帝国并列其间，即欧洲的罗马、西亚的大秦、中亚的贵霜和东亚的中国汉朝。丝绸之路使这些古代文明产生了直接的交流和往来。此后，任何文明的发展不再是相对孤立的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宗教文化的传播在其中占有突出地位。

养蚕和制造丝绸是古代中国独擅的技术，也是中华灿烂文化的代表。中国的丝绸织品很早就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深受西域各国喜爱。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和西域的友好关系，往往把大批丝绸作为友谊的信物赠送给各国君主，通过各国使节、商人运出的丝绸数量更多。据史料记载，安息从丝绸的中介贸易所获利润，竟有成本的10倍之多。丝绸运抵罗马之后，价格竟于黄金相等。罗马为了购买丝绸和其他奢侈品，每年流入东方的金钱不下1亿塞斯太尔司。因为丝绸贸易获利丰厚，沿线各国围绕着丝路控制权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汉代中国对匈奴和中亚几次用兵，就是为了保证丝绸之路的安全畅通。伊朗为了垄断丝绸贸易，故意阻拦中国与罗马的直接往来。伊朗与罗马的长期战争，也有商业竞争的因素在内，结果是促使罗马人寻找新的思路，想方设法学习养蚕技术。有些学者引用《史记·大宛列传》和普林尼的《博物志》，认为伊朗冶铁技术也是西汉从中国传入，甚至说安息骑兵使用的木鹿兵器也是从中国进口。不论此说是否正确，但可以肯定，木鹿作为铁器贸易的中心，可能学会了中国铸铁柔化处理的技术，改善了伊朗铁兵器的质量。在中国和西方的丝绸之路交往中，引进的物产也非常丰富，比较确凿的主要有良马、苜蓿和葡萄，还有各种药用植物、矿物，如阿月浑子、无食子、阿魏、阿勒勃、茉莉和无花果等。安石榴、胡桃、胡瓜、胡麻、胡豆和胡萝卜等也由丝路传入，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水果和蔬菜品种。

丝绸之路的交流史上，宗教文化的传播是一项重要内容。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宗教先后有佛教、袄教、摩尼教和景教，其中佛教对中国的影响最大。

佛教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初由中亚传入中国新疆地区，随后进入内地。公元前2年，大月氏派遣使臣依存到长安，博士弟子秦景宪师从依存学浮屠经，佛教从此在内地流传开来。据史料记载，早期来华的佛教高僧中，最著名的是安息高僧安世高。从公元148年到171年，他在洛阳先后译出经书35部41卷，以满足当时教徒信仰的需要。他还培养了大批弟子，形成了一个翻译学派。安世高不仅对中国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翻译文学的发展也有突出贡献，因此，他长期受到中国人的尊敬。安世高之后，安息高僧安玄、月氏高僧支谶等大批僧众来华传教，中国佛教徒也曾掀起几百年的西行求法运动，在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从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还有袄教，即琐罗亚斯德教，时间约在南北朝时期。唐朝初期，袄教在中国颇受优待，京城长安和内地口岸都设有袄祠，并置专职官吏管理。摩尼教大约在4世纪传入中国，唐时期得到官方承认，长安、洛阳都建有摩尼教寺院。萨珊波斯时期，基督教传入中国，称景教，唐时期正式流行，以后又流传约200余年。

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中国与亚非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根据汉代史书记载，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三条航线：一是自日南、徐闻、合浦至都元国、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黄支国和已程不国的航路，其中黄支即印度的康契普纳姆，可能是中国商人到达的最远港口；二是由印度至波斯湾和红海的航路。据史料记载，此路在罗马帝国时期开始繁荣，一些罗马商人就经此线到达中国。公元166年，大秦安敦王遣使自日南来朝。三国时期，大秦商人秦论从交趾来到建业。其后，历朝中国史书都有罗马人经海上丝绸之路来华的记载；三是从缅甸横渡孟加拉湾到达印度、西亚、北非和欧洲的航路。中国货物运入缅甸以后，经由此路转运西方各国，罗马人也曾由缅甸进入中国。中国的东晋时期，法显是第一个从陆上丝绸之路到印度取经，后由海上丝绸之路回国的高僧。公元671年到695年，唐代高僧义净辗转印度，来回都取道海路，所著《梵语千字文》中有丝、绫、绢、锦等的记载。唐宋时期，广州设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当时的外贸一般从广州起航，唐时到达波斯湾，宋时到达亚丁和东非的桑给巴尔等地。

三、阿拉伯人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从7世纪中叶至1258年阿拔斯王朝灭亡是伊斯兰文化由发展进而臻于鼎盛的时期。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跨欧亚非三洲的宽幅版图，阿拉伯人充当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媒介，促进了中世纪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自然科学和哲学非常发达，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9至12世纪初，用阿拉伯语写成的著作，包括哲学、医学、历史、宗教、天文和地理，比用其他任何语言写成的都要多。自然科学方面，阿拉伯人把印度数码介绍给西方，欧洲人称之为“阿拉伯数字”，此后，这一数码以“阿拉伯”之名传遍世界。数学家花拉子密，医学家格林、阿维森那，化学家亚巴尔、伊本·哈彦等人的科学著作在12世纪以后渐次被译为拉丁文或欧洲其他文字，大都被采用为大学的专科教材，有的应用时间长达500年之久。甚至到了18世纪，伊本·西那的某些作品仍然是大学课本的重要内容，这些成就滋育了西欧几代学人。哲学方面，伊本·鲁世德的著作在13世纪几乎全部被译成拉丁文或欧洲其他文字，在知识界广泛流传，对欧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伊本·鲁世德是“双重真理说”之母，欧洲信奉伊本·鲁世德思想的人被称为“拉丁·阿威罗伊主义者”，法国巴黎大学和方济各教团在传播阿威罗伊思想上扮演了主角。由于有巴黎大学西哲尔教授那样杰出的有胆识的思想家的支持与提倡，阿威罗伊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很快风靡了天主教思想界，然而又深刻地刺激了托马斯·阿奎那等思想家，结果导致了广泛而强劲的反阿威罗伊主义运动。欧洲思想家界由此围绕着托马斯主义和阿威罗伊主义的对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以至13世纪后半期，教会数次宣告阿威罗伊主义为异端。当然，其中列举的所谓阿威罗伊的主张未必完全是伊本·鲁世德的思想。由此可见，阿威罗伊主义在欧洲掀起的波澜以及它在欧洲思想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影响。

中国古代科学技艺的对外传播中，伊斯兰文化起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四大发明即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就是中世纪通过伊斯兰人传入欧洲，改变了那里的面貌，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因而马克思认为，火药、罗盘针、印刷术是预兆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伊斯兰文化也有大量优秀的成果输入中国。唐代中期，伊斯兰教已经传入中国，成为影响最大的宗教之一。同一时期，伊斯兰世界的药物也传入中国，有的药料后来成为中药方剂的当家药材。元代有专门的回回^[1]药物机构，有的回回医生已经会做简单的外科手术，如割除腐肉、赘疣等。元人编译的《回回药方》，据认为原始依据就是伊本·西那的《医典》，《回回药方》的残本迄今犹在。天文历算方面，据传“宫分法”（十二宫）是回回历法带给中国天文学的新知识。元代曾在汉儿司天台外，另置回回司天台，后升为监。至明初，仍单设回回司天监，不久又改称钦天监。后来，取消了回回钦天监机构，增置回回历科，履行原回回钦天监的职责。据《明史》记载，司其术而身成一家之言者，竟有五六家之多。元代有“西域仪象”（天文仪器）7种。明初在元大都获得一大批回回天文书，朱元璋命人翻译，原则是达其本旨，不得有毫发增损。明代编制的《回回历》至清初仍在参用，使用时限达270余年。元代中国开始使用引进的阿拉伯数字和零进制的运算方法。郭守敬编制《授时历》时，采用了伊斯兰世界传入的数学知识，特别是球面三角知识。元代制造的地球仪是个木质圆球，七分水，着以绿色，三分地，涂以白色。球面上有江河湖海，并贯通着横横竖竖的经纬线。从基本型制上看，同现代地球仪比较接近，它所体现的思想是对中国“天圆地方”传统观念的否定。

【注释】

[1]回回：元代时期的特指，主要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中亚的突厥各族，不一定全是伊斯兰教信徒。“回回”一词是从回论、回鹘一言转化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