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世界文化的差异与融通

近现代的文化交流远远超越了从个体到群体、由近及远的古代文化传播的趋向。在世界逐步联结成为一个整体，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背景下，呈现出从闭塞走向开放，从区域走向洲际，从西方走向东方，从民族走向世界的特点。世界文化交流迅猛异常、形式多样、浪潮澎湃。各民族在多样的文化传播、交流、学习、撞击、竞争以及求新择优的环境中，不仅实现了民族文化的融通进步，也彰显了世界文化的丰富多彩。

一、近现代世界文化交流的方式与物质基础

从15世纪末到19世纪末，世界文化交流从陆路扩展到海路，人类活动的舞台也从大陆转向海洋，郑和下西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的环球远航都是文化交流扩展到海路的著名实例。人类文明发展趋向的创新性突破，改变了世界各区域的政治、经济和贸易联系的规模和性质，东方民族国家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东方世界的经济沦为西方社会的附庸，东西方的贸易成了西方社会获取财富的单向手段，导致了文化传播上的西学东渐和东方文化在阵痛中的新生。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世界文化交流秉承了近代世界文化传播的脉络，同时也呈现出新的方式。在工业革命不断取得新的成就，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的前提下，西方文化从传播内容、方式和速度等方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变化，以内向激增和外围扩大的特点体现出发展的优势。东方国家在探索民族的独立、文化的个性发展中，不断吸收、消化西方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和有益成分，结合传统文化中的可结合因子，形成东方国家谋求社会进步、思想解放、科技发展的文化内容，呈现出西学东渐之下东方文化的拓新。

近现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通，与社会历史的发展紧密相关。新航路的开辟、工业革命的新成就、传播手段的新变革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近现代东西方文化交流最为深厚的物质基础。

13世纪以来，随着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获得以黄金为标志的财富成为贵族、商人的极大追求。《马可·波罗行记》介绍了东方的繁荣和富庶，极大地刺激了西方社会到东方获取财富的欲望。在传统陆路商道无法通行和远航技术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开辟新的海上通道成为势之必然。1487年，葡萄牙人迪亚士沿着非洲西海岸南行，到达非洲最南端的海角后返航。迪亚士回国以后，葡萄牙国王命名该海角为“好望角”。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率领四艘海船，沿迪亚士的航路到达非洲南部的好望角，然后进入印度洋并向东北持续航行，最终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卡里库特，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从西欧绕非洲来到东方的航行，开创了东西方之间最短的海上航路。1492年，哥伦布受西班牙王室的支持，率领三艘帆船，在大西洋上向西航行，到达现在的巴哈马群岛。对人类来说，这是一个关系到世界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因为他发现了美洲大陆，打开了新旧大陆之间若干世纪的闭塞，为新旧大陆间的文化交流拓开了孔道。以后哥伦布的三次远航，都到达了中美洲地区，即现在所知的西印度群岛。1519年，麦哲伦受西班牙王室的支持，渡过大西洋，绕行后来命名的麦哲伦海峡，在太平洋上向西北航行，1521年到达菲律宾。在麦哲伦被马克坦岛人杀死后，其余船员沿达·伽马的航路于1522年回到西班牙，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绕全球一周的航行。以后，葡萄牙人逐步在东方扩大侵略，建立起葡萄牙的东方殖民帝国，西班牙则在中南美洲大肆征服和扩张，加之后来荷兰、英国、法国和德国等的掠夺和扩张，到19世纪末，世界联结成了以东方从属于西方为特征的整体，充分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世界文化交流的地理基础。

第一次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19世纪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空前活跃并取得重大突破。物理学方面，英国物理学家焦耳在40年代发现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法拉第于1831年成功地发现电磁感应现象，提出发电机的理论基础，使电力工业得以建立。生物学方面，30年代末，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和动物学家施旺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细胞学说。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正式出版《物种起源》，提出进化论学说，对人类思想领域的改造和拓宽做出巨大贡献。化学方面，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于1869年发现了化学元素周期律，奠定了无机化学的基础。有机化学的绝大多数原理也在1828年到1870年约40年的时间里基本确立，物理化学也在19世纪形成并发展起来，从而推动了化学工业的发展。

自然科学的新突破，为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要求的新技术准备了条件。新技术革命的成果被广泛地运用于工业生产，引起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核心是电力的广泛应用。从此，世界跨入了电气时代。19世纪60至70年代始，出现了一系列电气的发明。1866年德国工程师西门子制成发电机；1870年比利时人格拉姆发明了电动机，电力开始用于带动机器，成为补充和取代蒸汽动力的新能源。随后，电灯、电话、电焊、电钻、电车、电极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电动生活资料和工具的出现，产生了对电的大量需求。1882年，法国学者马·德普勒发现了远距离输电方法，同年，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在纽约创建了美国的第一个火力发电站，把输电线连接成网络。电力作为一种新能源被广泛应用，不仅为工业提供了方便廉价的动力，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一系列新兴工业的诞生和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

1876年，德国人奥托制造出一台以煤气为燃料的四冲程内燃机。1883年，戴姆又制成以汽油为燃料的内燃机，可充任交通工具的发动机。1892年，狄塞尔发明了结构更简单、燃料更便宜的柴油机，虽比使用汽油的内燃机笨重，但对重型运输工具却非常适用。内燃机的发明解决了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动机问题，使19世纪80年代诞生了新型的交通工具—— 汽车。从90年代开始，许多国家都建立了汽车工业。内燃机的发明还推动了石油开采业的发展，加速了石油化学工业的产生。化学工业的建立也是19世纪晚期应用技术的重大突破。无机化学工业方面，60至70年代发明了以氨为媒介生产纯碱和利用氧化氮为催化剂生产硫酸的方法，使这两种化学工业的基本原料产量有了很大增长。有机化学工业也随着煤焦油的综合利用得到迅速发展。从80年代起，人们开始从煤焦油中提炼氨、苯和人造染料等化学产品，而且开始采用化学方法合成物质。1884年，法国人圣·夏尔东发明人造纤维，后来，人们开始用粘胶丝生产人造丝。1869年，美国人黑特发明赛璐珞，10年以后，德、英、法等国也出现了赛璐珞工业。化学工业的进步也带动了与炸药相关的工业，并在军事上得以广泛应用。

新的技术革命也推动了一系列老工业部门的技术改造和发展，最突出的是钢铁工业。1856年，英国人贝西默发明的“吹气精炼”操作法很快得到推广，从19世纪60年代起，许多国家都修建了贝氏转炉。1864年，法国人马丁和德国人西门子兄弟同时宣布发明了平炉炼钢法，不仅可以熔化废铁废钢，还可以使之变成优质钢。1875年，英国冶矿技师托马斯发明碱性转炉，使用含磷的矿石也可以炼出优质钢。冶炼技术的不断改进使钢的质量明显提高，产量持续增长。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就，对近现代世界文化的发展与融通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使人类的认识实现了从个体、孤立、静止到联系、运动、变化的巨大转变，为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创设了更为广泛的空间。科学技术的一系列新发明、新成就，不但节约了更多的劳动力，使其中一部分人可以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哲学、史学和艺术等的研究和创作，同时，为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提供了更为便捷和通畅的物质基础。

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前半期，科学技术的新变革，尤其是交流领域中的新技术、信息传送与接收方式的新发展，为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通提供了直接的新工具，使文化的传播速度较过去加快了千万倍。

1883年，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1837年，莫尔斯发明了电报，1844年第一次为公众拍发电报。1876年，亚历山大·贝尔第一次使用有线电话通话。1895年左右，马可尼和波波夫分别成功地用无线电收报、发报。1906年，费森德尔通过无线电设备把人类的语言传播出来。1839年，达盖尔设计了实用的照相方法。1894年，第一部影片试映。1904年，传真设备贝林系统传送出第一批图片。1923年，使用电视方法放送了第一张图片。20世纪20年代，第一个无线电广播网建立，30年代开始实施电视播放，1954年定期播送彩色电视节目。1857年，美国和欧洲之间铺设海底电报电缆。1866年，在物理学家开尔芬的主持下，横跨大西洋的永久性电报电缆铺设成功，从而实现了洲际快速通讯。20世纪30年代，使用无线电进行新闻报道变得日趋重要，于是出现了新的部门—— 电视广播。

二、东西文化的差异

东西方因为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必然引起文化领域诸项内容的差异。东西方文化比较，要涉及的内容很广，一般来说，西方重理性、科学和分析思维；东方重伦理和整体思维。这里只选择中西哲学、思维方式与价值观三个方面作些简述。

中国古代儒家哲学是研究人和人、人和社会关系的伦理哲学，认为人生和社会的理念主要是“仁”“义”“情”，其中“仁”为大、为首。以这种理念为核心的文化塑造了整个中华民族并有效地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曾使中国走在世界文化的前列。但是，这种文化缺乏竞争、创新、开拓和法治精神，导致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缓慢和滞后。

西方哲学是着重研究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智慧哲学，为人生和社会发展提供的核心文化理念是“利”“力”“理”。古希腊哲学的精神首先是理性精神，文艺复兴“复兴”了这种精神。理性至上是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发现”，即发现了人的世俗欲望并赋予其合理性，简称为发现了“利”的价值；又发现了人的能力对满足世俗欲望的重要性，即发现了“力”的价值；还发现了规范和引导人的利益和能力的理性，即发现了“理”的价值。在近现代哲学中，利、力、理在经济上表现为“利”，政治、科技上表现为“力”，教育、文化哲学、人的精神、心灵则表现为“理”。利益是人活动的原始动力，能力是满足人的需求和利益的手段，理性是规范和引导人的能力发挥并满足人的利益的规则和尺度。这种理念的基本精神就是鼓励和倡导人们开拓、竞争、拼搏、进取和创新，以这种理念为核心的进取型的文化推动了西方社会的发展，也在西方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如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

不同的文化哲学理念，与社会产生的经济基础有密切关系。仁、义、情从中国小农经济中提升起来，利、力、理从西方商品经济中凝练出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中西文化相互融合与补充，各自学习对方合理的部分，对文明和进步具有重大推进作用。

世界各种文化群体既有人类共有的思维规律，又有自己文化氛围中形成的具有各自特色的思维方式。总体说来，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是综合思维，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分析思维。

综合思维指在思想上将对象的各个部分联合为整体，将它的各种属性、方面、联系等结合起来。分析思维指在思想上把一个完整的对象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或者将它的各个属性、方面、联系等区分开来。

李约瑟在《东方与西方的对话》中指出，中国的哲学是有机自然主义，是对自然的有机认识，是综合层次的理论，本质是整体论，从中国文化的三大国粹—— 中医、京剧和国画—— 的特点，可以看到中国人偏重综合。传统中医理论认为，人体是各部分器官有机联系的整体，并用阴阳五行说明五脏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京剧讲究唱、念、坐、打，唱即唱歌，念即是诗、赋之朗诵，作是“文”舞，打是“武”舞，京剧实际上是唱、念、坐、打四种艺术的综合。中国人整体优先、从整体到部分的思维方式还表现在时间和空间的习惯上。如在时间上，习惯顺序为年—月—日—时—分—秒；在空间顺序上则为国名—省名—市名—街道名—住宅门牌号—个人姓名。

与此相对，西方人偏重于分析思维。若京剧在西方艺术里，可以分解为歌剧、话剧和舞剧。歌剧是歌者不舞；舞剧是舞者不歌；话剧则是不歌不舞。如芭蕾舞剧《天鹅湖》、《吉赛尔》中舞者不歌；相反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有歌有舞，正符合中国人审美情趣中综合思维的特点。西方人的分析思维表现在时空上也与中国人相反，在时间上，西方人习惯的顺序为秒—分—时—日—月—年；在空间上，则是个人姓名—住宅门牌号—街道名—镇名—省（州）名—国名。

倘若仅用上述两种方式说明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未免过于笼统。其实，在同属于东方文化的不同民族中，思维方式也存在差异，西方亦然。如中国汉族人重形象思维，印度人则重抽象思维。在西方，虽以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维（分析思维）为共同特点，但各国也有差别。美英人习惯归纳推理法，法国人习惯演绎推理法，德国人则习惯直觉推理法，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崇尚辩证逻辑方法。

总的说来，由于历史传统、哲学思想、文学等文化传统的影响，东方人偏重于形象思维（综合思维），西方人偏重于抽象思维（分析思维）。对于这两种思维方式，著名学者张岱年说过，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缺点是笼统思维，强调直觉，轻视分析方法和实际观察。同样，西方学者也认识到自身分析方法的缺陷。阿尔温·托夫勒说过，第二次浪潮文明特别着重提高我们把问题分解成各个部分的能力，而把各个部分重新综合的能力却很少令人鼓舞。多数人从受教育时就善于分析而不善于综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未来的设想（包括对自己在内）是这样的支离破碎和杂乱无章。

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使人们对人类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的看法不同，形成了不同标准的价值观。价值是人的追求和愿望，也是人的评价和选择。价值观念是多元的，但其中必有一种价值观起主导作用，任何社会都是如此。东西方人价值观最大的差别是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因此，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区别是东西方价值差异的关键所在。

东方人基本上都属于集体主义文化，而西方人特别是英美人属于个人主义文化。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强调群体意识，儒家思想是东方价值观的源头，其思想的核心即“仁”字。“仁”字的结构由“二”和“人”组成，其内涵表明一个人与他人有联系的关系。孔子以爱他人为仁，有亲亲、尊贤等涵义。个人主义的基本含义是“个人”，是与社会、家庭相对立的个人，包括个人的身份、作用、独立性及自主选择。美国学者拉理·A. 萨姆瓦和理查德·E. 波特说过，在西方文化中，个人是至高无上的，个人主义是首要的和肯定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美国主导一切。

三、近现代东西方文化的融通

近现代世界文化的交流，在西方国家之间、西方国家及其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以及亚非拉国家之间迅猛进行，呈现出规模宏大、内容庞杂的特点。世界各民族在多样的文化传播、交流、学习、撞击、竞争及求新择优的环境中，不仅创造着各民族的文化，也推进了整个世界文化的融通。

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通过建立各种国际文化交流组织得以推进。19世纪起，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文化交流组织也获得了迅速发展，虽然其中不乏亚非拉国家的参加，但改变不了交流的主体和主要内容是西方国家以及他们迅速更新的文化。最早建立的国际组织是1865年成立的国际电报联盟，1873年9月，巴黎建立了国际东方学家大会，1876年成立了国际考察和开发中非协会，1875年万国邮政联盟和国际美洲大会成立，1895年国际法协会成立。1878年，巴黎成立了由著名作家雨果主持的国际艺术协会，目的是保护各国作家和艺术家的权威，促进国际交流。首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于1889年在巴黎举行。1893年，国际社会学学会在日内瓦成立，1894年，国际殖民地研究所在布鲁塞尔成立，后改名为国际不同文化研究所，用英、法文出版《文化季刊》。1895年，国际目录学会在布鲁塞尔创建，1931年，该组织改名为国际文献学会。1896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恢复举行，为世界文化的交流开辟了新的领域。

1900年7月23日至28日，第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巴黎举行，当时称“国际比较历史大会”，会议以世界史、国际关系史和比较历史研究为讨论重点，1914年前举行过四届。1900年8月，巴黎举行了国际哲学大会，此后，每年进行一次。1901年，瑞士化学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将部分遗产约920万美元作为诺贝尔奖金，以每年约20万美元的利息分设物理、化学、生物或医学、文学、和平事业五种奖金，1968年又增设了经济学奖金。1904年，第一届巴黎国际博览会开幕。为了加强教育方面的合作，1929年成立了国际教育局，任务是发挥教育研究和情报研究中心的作用，为人员交流、资料交换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1921年，世界作家协会成立，总部设在伦敦，英国小说家约翰·高尔斯华绥任第一届主席。1927年，国际音乐研究会成立，1934年，民族学大会在伦敦召开。

在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大体同步的基础上，共性的需求也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融通，内容不仅涉及社会政治思想、宗教文化，也涵盖文学、史学、美术、建筑和科学技术等诸多层次和领域，这里仅选择几个内容予以证明。

从社会政治思想来看，17至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彻底颠覆了中世纪长期存在的宗教统治和神学思想，主张把自然法应用于人类社会，要求人们以自然法为依据制定成文法，最大限度地保障自由、平等、幸福和财产等自然权力，这一思想的源泉来自英国的社会政治体制。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把英国视为理想政府的典范，伏尔泰赞扬英国政治的优越性在于所有的公民不能同样拥有势力，但却同样享有自由。孟德斯鸠把英格兰体制解释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这些思想被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弗逊得以传承，并在《独立宣言》中予以引申和发展，不仅形成了《宣言》所倡导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也影响了美国三权分立制衡的国家政治体制。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经历了传承和融通的过程。16至17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康帕内拉和温斯坦莱在著述中描绘了人人幸福、个个平等的未来社会的蓝图。19世纪初期，法国思想家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糅合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和启蒙运动的思想，形成了晚期空想社会主义理论，阐发了现存制度的历史短暂性及被更美好的制度代替的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天才地提出了人类的最高目标是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平等社会。这个思想体系很快就从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中脱颖而出，在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占据主导地位。

从近代宗教来看，欧洲主要国家的改革思想也呈现出密切传承和融通的特征。16世纪初，德国的马丁·路德进行宗教改革，呼吁世俗君主建立不受罗马教廷控制的民族教会，试图以世俗权威取代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神权，使德意志民族从政治、经济和思想上彻底摆脱罗马教廷，实现民族国家的真正独立。16世纪30年代中期，瑞士的加尔文出版了《基督教原理》一书，提出了系统的新教神学理论，大胆地借鉴了马丁·路德的一些宗教改革观点，并加以引申和发挥，形成了“预定论”神学学说，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被恩格斯评价为“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在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发生后不久，马丁·路德的教义就渗透到英国。1521年，剑桥大学成立了一个秘密团体，专门研究路德的改革主张，主要代表人丁达尔在国外把《圣经》译成英文，并在英文注释中攻击罗马天主教会制度。英文《圣经》运回英国后，路德教在低级教士及城市商人中流行起来，后在英王亨利八世的支持与不懈斗争之下，1534年通过了《至尊法》，形成了英国的国教教会。

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近现代世界不断融为一个整体，为文化的交流与融通搭建了完整的平台。西方国家因文化的突变性而呈现出极强的新颖性，决定了西方国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更加强烈地传承和吸收他国的新鲜的文化血脉，形成近代化过程中本国的意识形态，在文化领域的各个角落呈现出相互吸收、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的现象。

从近现代的世界历史来看，一方面是西方迅速赶上和超过东方，并对东方国家进行殖民侵略和掠夺的历史；另一方面，也是东方国家不断吸收西方世界的文化，掀起救亡和民族独立的历史。在这一历程中，西方国家对东方的侵略和掠夺，不仅造成了东方国家的痛苦和灾难，也冲击了东方国家千百年来因循守旧的社会文化，迫使他们在逐步学习西方文化并使之与本国文化融通的基础上实现民族独立，客观上就造成了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之间的文化传播与交流，此处仅以日本和中国的部分史例予以说明。

日本的锁国时代，通过荷兰人传入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称作“兰学”，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反封建思想的产生都起过重大作用。18世纪中叶，日本的知识界在长崎出岛同荷兰商人接触，吸收近代西方科学知识。幕府将军吉宗出于财政需要，奖励实学，开洋书之禁，派人学习荷兰语及自然科学，结果在医学、地理学和农学等领域翻译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其中，1811年幕府据天文学家高桥景保的建议，在江户设立洋书翻译局，使荷兰语学者仙台藩臣大槻玄泽等译出法人诺埃尔·肖梅尔著《日用百科辞书》，成就了明治以前最大的翻译事业。1823年，荷商馆医官德国科学家西博尔德在长崎市外设诊所兼私塾，教授天文、地理、历史和医学，培养出高野长英、小关三英等著名洋学者。1838年，备中藩士兰医绪方洪庵游学长崎，回到大阪行医，还开设“适适斋”学塾，诊疗之余，从事教育、著述。幕末和明治初期的许多志士，如大村益次郎、桥本左内、福泽谕吉等都出于他的门下。高桥景保在所著的《英国人性情志》序中客观介绍了英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高野长英著《梦物语》，渡边华山著《慎机论》，主张日本实行开国。西方知识的学习及传播，扩展了人民的视野，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并由此逐步打破了封建神秘的世界观，为日本资本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做出了贡献。

当中国历史进入民国时期，文化的中心线索依然是中西文化关系。这一时期，中外交往急剧扩大，西方文化潮水般涌来，各种思潮、学说都得到介绍、传播、提倡和鼓吹，中西文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接触，形成了不完全以统治阶级意志为转移，但却符合文化发展需要的新的文化开放格局。中西文化的融通不仅成为许多知识分子、学者和文化人普遍的思想意识和自觉的文化追求，并且在各个领域里都取得了不少可观成果。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赴美国考察期间，先后做过题为《东西文化联合之趋势》《东西文化结合》等演讲。在融汇中西的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对西方文化的消化吸收，《文明的消化》就是典型。被毛泽东称为“代表中华民族新文化方向”的鲁迅，汇通中西所揭示的大旗就是“拿来主义”，他以汉唐气魄充分摄取西方文化营养。安特莱夫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穿掘着灵魂深处的功力”和“热到发冷的热情”，都在鲁迅作品中留下了斑驳的艺术投射。戏剧文学作品，如曹禺的《雷雨》和《日出》，深受易卜生、莎士比亚，特别是美国戏剧大师奥尼尔的明显影响，从而赋予作品不朽的艺术生命。美术领域中，徐悲鸿、刘海粟和林风眠等艺术大师着眼于现代西方艺术和中国民族特色的融合，站在改良中国传统绘画的立场上，向西方借鉴写实技法，使作品常常渗透西洋艺术的精神。学术领域，张岱年、陈寅恪等大师的著述融汇中西学术的精神，对异域的观念和方法进行真正的融化，走上了一条汇通中西学术的崭新道路。社会学方面，孙本文的《社会学原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江村经济—— 中国农民的生活》以及潘光旦的《中国伶人之血缘的研究》，都是中西文化融通的范作，它们兼采欧洲各家社会学研究之长，使用中国材料，将其融会贯通，形成中外公认的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著述。哲学领域，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和贺麟等以儒家精神为本，融合中西文化，创立了影响巨大的新儒家学派，他们努力融通中西学术、精心构架的著述，对中西文化思想的总结、比较和阐发，具有不可否认的学术价值和思想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