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社会的兴起及其对文明的整合

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必然会误入歧途。没有信仰意味着没有道德约束，没有价值准则。没有敬畏，没有思想寄托，为所欲为成为一种常态，这样的人和社会，长此以往是非常可怕的。当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时常面临信仰危机。可是，在中世纪的西方，这样的困惑与迷茫却在教会的种种束缚下呈现另一种形态。

西欧能够幸免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锁链，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基督教的影响。基督教的主要功能是倡导一种思想信仰，一种敬畏文化。它主张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后来的启蒙思想者主张的人人生来平等，也许受此启发)，世俗生活中，不管你是君主还是受压迫的农民，待到世界末日，最后审判时都一视同仁，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完全看你在现世生活中的修为。

信仰时代兴起于罗马时代，基督教在诞生的初期艰难地生存在合法与非法的夹缝之中。罗马帝国崩溃后，它才获得真正的发展。从世界范围看，欧洲大陆似乎一直在经历鲜明的文化断裂和突变。构建中世纪的西方文明主要有以下要素:

第一种元素是古典的希腊文化。核心是个性和理想主义。古希腊的文化是充满诗意的，它一直试图保持极大的诱惑和极大的克制之间的动态平衡。

第二种元素是罗马的文化。罗马文化是剑的文化，它强调理性、功利和实用。因此制度和法律在罗马帝国时表现得很充分。罗马的军团、法律、秩序以及那些具有雄浑风格的帝国建筑，这都是希腊人短缺的。

第三种元素是基督教。它融古代的伦理和教理于一身，逐步发展成为一种超个人、超家庭甚至超越国家的普遍的精神纽带。基督教兴起可以说带来了异样景象:它大胆宣布禁欲主义是合法的，并要世人都宣布自己有罪，希望和光明只存在于彼岸的天国。

第四种元素是日耳曼文化。它的野蛮传统、地方主义和强调血缘的传统，对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罗马帝国崩溃后，日耳曼人给欧洲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给欧洲带来了原始的部落习惯和野蛮的军事制度。

基督教及其教会取得统治地位

当你周游欧洲各国，进入任何一个老城或小镇时，放眼眺望，给你印象最深的可能不是高楼大厦，而是遍布各处、如孤峰耸立的教堂。如果教堂地处闹市中心，教堂的钟声可传到四面八方。巍峨的巴黎圣母院，被誊为由巨大石头组成的交响乐;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那鲜艳的大理石块拼成的几何图形，极为显眼而壮观;梵蒂冈的圣彼得教堂，两侧284根大理石圆柱和88根大理石方柱组合而成的回廊，把教堂衬托得更加气势恢弘;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5座圆圆的大屋顶，与400根大理石柱子，及4 000平方米面积的马赛克镶嵌画，结合得和谐协调，美不胜收。欧洲的教堂拥有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勃拉芒特和小莎迦洛等大师和众多建筑家与艺术家最高艺术价值的作品……那精美绝伦的壁画、浮雕、塑像和色彩绚丽的窗玻璃……所散发的无穷的艺术魅力，令人深深震撼。从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痕迹中，可以想象当时基督教及其教会在中世纪的影响和地位。

图11　法兰克福市中心教堂

图12　汉堡市中心教堂

图13　德国魏玛某商店橱窗(猜一猜:图片上的几行字代表了什么意思?)

多年来，基督徒习惯于用今生的辛劳与血汗作为供奉，去换取来世的幸福。这一份信仰，支撑着他们的困苦生活状态，也造就了教堂内部的无尽奢华。

在中世纪，无论是政治、社会、思想还是文化领域，基督教毋庸置疑居于主导地位。它融古代的伦理和教理于一身，逐步发展成为一种超个人、超家庭甚至超越国家的普遍的精神纽带。基督教代表着人对上帝的信仰和皈依，它以普遍的至高信念，构成一种上帝、世界和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天、地、人、神分别在其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壮大，它以传教的方式把强调个性的希腊文化，强调国家、军团和法律的罗马文化和强调血缘、家庭的日耳曼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基督教文明的时代特征。可以说，基督教及其教会在中世纪欧洲的地位是基督教发展的必然。

在罗马帝国的后期，基督教及其教会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个人信仰的集合体，它拥有完善的组织机构和组织纪律。有自己的行政管理部门，独立有效地管理自身的事务;在这一套完善的组织机构下，不同等级的教士，随时随地准备去执行来自罗马教廷的各种使命。经济上，有自己的财政收入，可以不依附于任何政府和社会团体。它有固定的聚会活动地点，可以定期开展活动，如各行省的、全国的和全教会的会议。通过和世俗政权一系列的政教斗争，教会既是宗教机构，又是世俗政权管理机关。教皇所在地梵蒂冈是宗教圣地，领导着全欧洲的宗教活动;也是世俗国家，统治特定区域内的人民。总之，基督教发展到这一阶段，已不仅仅是一种宗教，还是一个教会集群，一个有着很大影响力、号召力、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团体。如果基督教停留在早期那种“仅仅是一种信仰、一种思想感情、一种个人信念”的组织、思想模式，它肯定会随着罗马帝国灭亡和蛮族入侵之际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正是教会团体以较强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有力地抵抗了罗马帝国的崩溃和蛮族的影响，从思想文化上征服了蛮族，也成为沟通罗马世界与蛮族世界之间的纽带，成为了整合西方文明的思想力量。

在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的教义已经基本确定。进入中世纪后，在经院哲学家的努力下，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基督教教会在罗马帝国覆灭后不仅没有没落，而且得到发展。在欧洲进入封建社会之前，基督教已在下层民众中有着很大的影响，罗马帝国消亡后，更是成为欧洲社会实际存在的惟一具有权威和影响力的势力。

从科学、理性的角度出发，基督教及其教会在中世纪欧洲的统治是一种悲剧，神权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禁欲主义盛行，思想受到禁锢，民众愚昧无知，科学技术几乎停滞，特别是中世纪后期异端审判庭的存在和罪恶更是反映了教会愚昧的一面。作为历史的后来人，当我们审视这段历史时，既为基督教教会的专横和残酷而愤恨不平，也为在黑暗环境中追求真理和理想的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而慨叹。正是在科学与蒙昧、真理与谬误不断的碰撞中，人类社会探索的脚步不断前行。

图14　圣·索菲亚教堂

基督教的积极影响

如果只看到基督教及教会消极的一面，则不是一种科学态度。事实上，基督教及其教会对中世纪欧洲的积极贡献也十分巨大。正确认识基督教及其教会在中世纪的作用对于把握西方文明的精髓有着重要意义。

图15　科隆教堂

中世纪欧洲民众的生活总体看来匮乏、粗糙、简陋，各地无处不在的教堂是民众的精神家园，没有教堂的地方人们常常是麻木的、迟钝的，正是基督教及教会使人们从精神上摆脱粗鄙、接近较为精致细腻的感官与精神享受。客观地说，在古代文明没落之后，是基督教担负起了(也只有基督教才能担负起)重建欧洲文明的任务。

1.在思想、伦理、道德等价值规范方面，基督教思想是当时无可争议的权威。由于基督教教会的存在，政治上纷乱的欧洲在精神文化上有了一种无形的凝聚力。虽然此前欧洲各民族在生活习惯、风俗等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到了中世纪之后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同一性日趋加强，这主要得益于基督教的教化。对于日耳曼民族来说，基督教思想的开化作用尤其巨大。从中世纪早期欧洲文化形态来看，军事上强大的日尔曼人虽能破坏一个新世界，但其文明进程上的落后无力创造一个新世界。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的基督教既能扬弃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也能创立一种承前启后的新文化，新的统治者在征服西罗马的同时也迅速实现了对基督教的皈依。于是，日耳曼人在基督教会的训导下逐渐迈入开化的、文明的世界。具有教化意义的《圣经》箴言不但被用于指导个人生活方面，而且也必然成为社会公共生活方面的准则，成为共同的社会道德规范。西方人的思想和伦理准则的最终形成离不开基督教思想。与希腊的古典人文主义不同的是，基督教不认为个人的价值来源于个人的理性和推理能力以及由理性建构自己的个性和人生的价值，而是来源于天国的救赎、对于主耶稣的虔诚上，灵魂得救被看作是人的最大幸福。至今，这一观点仍旧为西方人所秉持。

2.基督教教会保留了古典文化，并成为中世纪欧洲文化的传播者。当日耳曼人打败罗马帝国后，基督教教会是惟一认识希腊罗马文明价值的机构，收集、保存古典文明的珍贵手稿是当时教会的一项工作。由于战乱，罗马知识分子纷纷逃亡，罗马政府、旧贵族和民间的古代文物，也遭到空前浩劫，许多古代文献消失殆尽，而基督教修道院的藏书却保存下来，并得到进一步充实。由于传教、解经和宣扬教会的思想的需要，基督教教会成立了经院学院，教授的课程主要有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等7门学科，即希腊罗马的世俗教育承袭下来的“七艺”。在修道院的缮写室，修道士除了抄写宗教书籍外，还抄录大量古典作家的作品。教士们一边讲着《圣经》，一边研读古典文献，使古希腊、古罗马的理性文明得到继承和发展。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所要模仿、恢复的古典文化，主要依靠修道院所保留、抄录、翻译和研究的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当时，修道院是主要的文化中心，它保存了希腊、罗马的先进文化，如毕达哥拉斯派在数学研究上的论著，欧几里德、门内马斯、阿基米德、厄拉托塞、阿波罗尼斯、海伦和丢番图等人的作品，以及罗马时代伽图、瓦鲁科琉麦拉和帕累狄阿斯等人的农业著作等。对此道森在《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中指出:“只是通过教会，特别是通过修道僧，古典文化的传统和古典作家的著述即所谓‘拉丁古典作品’才得以保存下来。”可见，基督教会不仅保存了古典文明的种子，并且为正在萌生的新文明提供了模式和方向。基督教教会不仅在保存和传播古典文明上发挥了积极作用，还推动了人类学术活动的发展，被视为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经院哲学就是基督教教会所开启的。

3.基督教教会对后世西方社会的民主、平等等思想的产生也有积极作用。圣·托马斯·阿奎那曾说过:“一个不忠于自己职守的国王违背了忠顺的诺言。废黜他不算造反，因为他也是一个反叛者，人民有权力把他拉下马。”正是由于西方不同于东方的基督教传统，才使得西方没有产生东方一样的君主制，而是同时形成了为近现代西方法治民主思想服务的良好土壤。由于基督教思想在价值规范方面的权威地位，任何世俗的君主都要依靠它来树立自己的权威，由此，基督教思想也成为政治上合法性的诉求和来源;由此形成教会、君主的二元政治结构，也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者的专权。基督教的原罪说为民主思想的产生起到了铺垫作用:既然人有原罪，那么人都是有缺陷的，所以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否则有权的人就会滥用权力，这是后来三权分立说的思想基础。圣·本尼迪克为修道院立下的院规中讲道:“在基督眼里，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用同样的劳动服务于同一个主。”在这种文化熏陶中，早已形成了人人平等的思想观念。众多神学家的言论也加深了这些思想的社会普及。

4.由于中世纪(特别是最初的500年)欧洲社会缺乏政府管理和有效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机构，因此社会活动中的许多公共服务职能通常由教会承担。例如，社会上福利机构的缺乏，使教会成为当时实际存在的惟一慈善组织。属于慈善福利方面的事业基本由教会承担。欧洲社会最早出现的医院、孤寡收容所、盲人之家、精神病院等均为教会所办。各地修建的修道院都设有一个特别的职位——赈济员，专门负责教会的慈善事务，为老弱贫病提供尽可能的帮助，由于没有公立学校，教育完全由教会推进。人的婚丧嫁娶活动基本由教会办理，教会法庭不但处理涉及教士的一切案件，而且也处理信徒的婚姻、对遗嘱的争执等案件。这一切使得教会成为欧洲社会上一个重要的实际行政机构。加之，基督教信仰是中世纪联结各国社会、巩固家庭生活、维系整个西欧公共生活的主要力量和权威，教会对于欧洲的存在和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基督教哲学

基督教哲学就是罗马天主教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它是以上帝为核心、神学为基础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先后经历了早期教父哲学、中世纪经院哲学和近代的新托马斯主义等三个阶段。在早期基督教哲学中，关于神的统一性和三位一体论的本体论证明，关于神的本性和人的本性在基督身上结合的争论以及关于上帝的恩赐和人罪孽深重的本性的人类学研究构成了教父哲学的全部内容。北非希波城主教奥古斯丁是早期教父哲学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为一名新柏拉图主义者，他自觉地使理性屈从于信仰，写下了《忏悔录》、《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等多部划时代的著作，在西方哲学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进入经院哲学时期，经院哲学家把理性应用于启示，力图证明关于信仰的教义来自启示而非理性，但是信仰和理性并不相互排斥，基督教的教义也可以通过理性推理来论证和说明。但理性一旦进入神学的殿堂，也就埋下了使神学走向衰落的种子。

中世纪是经院哲学大行其道的时期。经院哲学既指神学也指哲学，因为在中世纪所有重要的哲学家同时也是神学家，而且他们的哲学通常体现在他们的神学作品中。经院哲学的这一概念源自基督教经院，但是经院哲学并没有随着经院的建立而立即出现和发展，而是随着查理曼帝国的建立而发展起来。那时，查理曼特别注重文化教育，鼓励修道院广泛建立学校，导致经院哲学学说盛行。

经院哲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9世纪到12世纪，这一时期经院哲学内部就理性和信仰的关系问题展开广泛争论，出现了把哲学神学化的倾向，即试图通过把哲学提高到神学的高度从而在神学上把两者统一起来;同时也出现了把神学降低到哲学的倾向，即试图在理性主义体系中把两者统一起来。这也就是所谓的唯实论和唯名论之争。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斯科图斯·埃里金纳(810－约877年)、圣·安瑟伦(1033－1109年)和阿伯拉尔(1079－1142年)。第二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托马斯·阿奎那调和了信仰与理性、神学和哲学，认为两者是分立而又统一的。他承认神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因此信仰基于神的启示，而哲学则基于自然。但是两者又是统一的，它们分别是一个完美世界的两个不同阶段，自然界是完美世界的初级阶段，而信仰世界是自然界发展的最终目的。以此为基础，神学和哲学所研究的其实是同一的真理，只是两者所研究的方式和运用的手段不同，哲学依靠理智来研究神的真理，神学通过神的启示来研究神学，神学可以通过信仰来辅助哲学，而哲学则可以通过理性的论辩来维护神学。通过调和论的观点，托马斯·阿奎那消弭了信仰与哲学、教会与国家之间的争论和矛盾，从而建立了庞大的无所不包的神学体系，他也因此被称为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

从本质上说，经院哲学始终没有摆脱信仰的范畴，所以长期以来人们都把经院哲学时期的哲学看作“神学的婢女”。相对于基督教的神秘主义，经院哲学无疑有所进步和发展。神秘主义强调的是直觉和沉思，强调的是绝对依赖和接受启示，而经院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把理性引进到神学信仰之中。一方面经院哲学运用理性来阐释他们所认可的神学启示，使基督教信仰更加逻辑化和系统化，增强了基督教教义的说服力和生命力;另一方面，经院哲学在信仰领域引进了理性，也为理性主义提供了一定的成长空间，甚至在经院哲学和文艺复兴之间我们也能看到一丝微弱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