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的第二个阶段始于15世纪中叶,止于16世纪末,这是文艺复兴的全盛时期。标志一是文艺复兴由意大利扩展到了全欧洲,二是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都诞生了,并且创造了无与伦比的佳作,出现了多个名垂后世的艺术巨匠。文艺复兴不再是意大利人的独家生意,而是全欧洲的事情:西班牙出现了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最伟大的是莎士比亚,他的37部悲剧、喜剧、历史剧几乎部部皆是精品。伟大的艺术家璨若群星,最有名者当推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三大师。
莎士比亚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年),集剧作家、诗人、演员于一身的伟大文学巨匠,出身于曼彻斯特的普通市民家庭,20岁到伦敦谋生,广泛接触社会上的各种人,为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基础。他一生成就颇多,流传至今的作品有37部戏剧、154首十四行诗、两首长诗和若干诗歌等。他是英国文艺复兴黄金时期的杰出典范,与时代特征密切联系,戏剧突出反映了人文主义、复仇悲剧、历史题材和女性问题等。
莎士比亚属于所有时代、所有人,他的剧作以各种方式参与着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政治生活,表现出惊人的当代性和普世性。400多年来,莎士比亚的作品一直是《圣经》之外印行最多发行最广的英语作品,剧院节目单和出版商书目里,莎士比亚及其相关作品也一直是常设项目。
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可分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590-1600年),时值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统治,资本主义发展处于上升期。这时他的作品基调是乐观的,以喜剧为主,宣传“爱情可以战胜一切,个性解放”,鼓吹资本主义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共创作了9部历史剧、10部喜剧和2部悲剧,主要作品有《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罗密欧与朱丽叶》。9部历史剧中除《约翰王》是写13世纪初英国历史外,其他8部是内容相衔接的两个四部曲:《亨利六世》上、中、下篇与《理查三世》;《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篇与《亨利五世》。这些历史剧概括了英国历史上百余年间的动乱,塑造了一系列正、反面君主形象,反映了莎士比亚反对封建割据,拥护中央集权,谴责暴君暴政,要求开明君主进行自上而下改革,建立和谐社会关系的人文主义政治与道德理想。10部喜剧《错误的喜剧》、《驯悍记》、《维洛那二绅士》、《爱的徒劳》、《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无事生非》、《皆大欢喜》和《第十二夜》。大都以爱情、友谊、婚姻为主题,主人公多是具有人文主义智慧与美德的青年男女,通过他们争取自由、幸福的斗争,歌颂进步、美好的新人新风,同时也温和地揭露和嘲讽旧事物的衰朽和丑恶,如禁欲主义的虚矫、清教徒的伪善和高利贷者的贪鄙等。莎士比亚这一时期戏剧创作的基本情调是乐观、明朗的,充满着以人文主义理想解决社会矛盾的信心,以致写在这一时期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也洋溢着喜剧气氛。尽管主人公殉情而死,但爱的理想战胜死亡,换来了封建世仇的和解。然而,这一时期较后的成熟喜剧《威尼斯商人》中,又带有忧郁色彩和悲剧因素,在鼓吹仁爱、友谊和真诚爱情的同时,反映了基督教社会中弱肉强食的阶级压迫、种族歧视问题,说明作者已逐渐意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
第二个时期(1601-1607年),莎士比亚戏剧的成熟期。此时英国以王室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十分猖獗,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处于一种无权地位,遭受到各种政治迫害,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莎翁的作品以悲剧为主,力图表现正直善良的人如何遭受黑暗势力的欺凌和吞噬,但这些人往往在人格上更有力量。这些悲剧表现了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和黑暗现实的冲突,揭示了封建统治者的残暴和专横以及人性的贪婪、偏见和无知。这一时期他写了3部罗马剧、5部悲剧和3部“阴暗的喜剧”或“问题剧”。罗马剧《尤利乌斯·恺撒》、《安东尼和克利奥佩脱拉》和《科里奥拉努斯》是取材于普卢塔克《希腊罗马英雄传》的历史剧。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和悲剧《雅典的泰门》标志着作者对时代、人生的深入思考,着力塑造了新时代的悲剧主人公:他们从中世纪的禁锢和蒙昧中醒来,在近代黎明照耀下,雄心勃勃地想要发展或完善自己,但又不能克服时代和自身的局限,终于在同环境和内心敌对势力的力量悬殊斗争中,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和牺牲。哈姆雷特为报父仇而发现“整个时代脱榫”了,决定担起“重整乾坤”的责任,结果空怀大志,无力回天。奥赛罗正直淳朴,相信人而又嫉恶如仇,在奸人摆布下杀妻自戕,为追求至善至美反遭恶报。李尔王在权势给他带来的尊荣、自豪、自信中迷失本性,丧失理智,幻想以让权分国来证明自己不当国王而做一个普通人,也能同样或更加伟大,因而经受了一番痛苦的磨难。麦克白本是有功的英雄,性格中有善和美的一面,只因王位的诱惑和野心的驱使,沦为“从血腥到血腥”、懊悔无及的罪人。这些人物的悲剧,深刻地揭示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开始出现的种种社会罪恶和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表现了人文主义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具有高度的概括意义。由于这一时期剧作思想和现实主义深度的增强,使《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终成眷属》和《一报还一报》等“喜剧”也显露出阴暗的一面,笼罩着背信弃义、尔虞我诈的罪恶阴影,因而被称为“问题剧”或“阴暗的喜剧”。
第三个时期(1608-1613年),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言论自由受到更多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注意力更多放在神话剧的写作上。对社会黑暗和人性的不足(缺点和弱点)有所揭露,但更多的还是用宽恕态度对待一切有错误的人,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和青年一代身上。主要作品是4部悲喜剧或传奇剧《泰尔亲王里克里斯》、《辛白林》、《冬天的故事》、《暴风雨》。这些作品多写失散、团聚、诬陷、昭雪。尽管仍然坚持人文主义理想,对黑暗现实有所揭露,但矛盾的解决主要靠魔法、幻想、机缘巧合和偶然事件,并以宣扬宽恕、容忍、妥协、和解告终。
莎士比亚的戏剧大都取材于旧有剧本、小说、编年史或民间传说,但在改写中注入了自己的思想,给旧题材赋予新颖、丰富、深刻的内容。在艺术表现上,他继承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英国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戏剧的三大传统并加以发展,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创造性革新。他的戏剧不受三一律束缚,突破悲剧、喜剧界限,努力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深入探索人物内心奥秘,从而能够塑造出众多性格复杂多样、形象真实生动的人物典型,描绘了广阔的、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图景,并以其博大、深刻、富于诗意和哲理著称。
17世纪始,莎士比亚戏剧传入德、法、意、俄、北欧诸国,然后渐及美国乃至世界各地,对各国戏剧发展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并已成为世界文化发展、交流的重要纽带和灵感源泉。
塞万提斯
塞万提斯·萨维德拉(1547-1616年)号称疯癫骑士,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欧洲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他的代表作《堂吉诃德》标志着欧洲长篇小说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除了小说《堂吉诃德》之外,塞万提斯还创作了历史剧《奴曼西亚》、短篇小说《惩恶扬善故事集》、长诗《巴尔那斯游记》以及《八出喜剧和八出幕间短剧集》等。《奴曼西亚》取材于西班牙人民争取独立,反抗罗马侵略者斗争的史实,用中世纪道德剧的形式写成。奴曼西亚城被罗马军队围困,全体居民坚持抗战14年,英勇不屈,最后他们烧掉了城里的全部财物,集体自杀殉国。剧本充分体现了西班牙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性格。《惩恶扬善故事集》是西班牙文学中第一部完全摆脱意大利短篇小说影响的富有独创性的杰作。《巴尔那斯游记》共9章,以浪漫主义笔调叙述作者的一次梦游——诗人在巴尔那斯山以诗词为武器,与庸劣诗人展开战斗,并总结了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理论:“虚构近似真实,就能令人满意;如果写得又优美,一定能使贤愚都欢喜。”
正如诗人海涅所说:“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在叙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中分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俄国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亦精辟地指出:“在欧洲一切著名文学作品中,把严肃和滑稽,悲剧性和喜剧性,生活中的琐屑庸俗与伟大美丽如此水乳交融,这样的范例仅见于《堂吉诃德》。”
塞万提斯写作《堂吉诃德》时已50多岁。当时,西班牙王权为了对外扩张,竭力用骑士荣誉和骑士道德鼓动贵族们建立世界霸权的野心,妄图用荒诞的骑士小说去束缚人们的头脑,美化封建关系,因而骑士文学在西班牙盛行一时。塞万提斯出于反封建的需要,为了使西班牙人民从骑士迷梦中醒来,正视现实,顺应历史潮流,便采取了以毒攻毒的方式,戏拟骑士小说的形式,写出了《堂吉诃德》,并郑重宣布自己的创作目的“无非要世人厌恶荒诞的骑士小说”。1605年,小说一问世,备受读者欢迎。
堂吉诃德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形象,他既是一个为理想勇于献身的战士,又是一个为理想脱离现实的疯子;既是一个可笑、可悲的喜剧角色,又是一个可敬、可爱的悲剧人物。他身上的矛盾反映了人文主义理想与西班牙现实的矛盾,也反映了新旧信仰交替时期人们普遍存在的矛盾心态。小说以堂吉诃德试图恢复骑士规范来扫尽人间不平的主观幻想与西班牙社会的丑恶现实之间的矛盾作为情节的基础,巧妙地把堂吉诃德荒诞离奇的游侠经历与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西班牙社会现实结合了起来。作者以犀利的讽刺笔锋对西班牙的上层统治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嘲骂,对人民的苦难寄予深切的同情;批判和揭露了骑士小说的虚伪性和腐朽性,使害人的骑士文学终于销声匿迹;寄托了人文主义者的理想。
《堂吉诃德》采用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具有史诗般的规模,以农村为主要舞台,出场人物以平民为主,人数近700人之多,在这广阔的社会背景上,绘出一幅幅各具特色又互相联系的社会画面。运用了细腻的表现手法,以骑士小说的形式和内容来反对和批判骑士小说。作者利用这种形式,时而针砭时弊,时而描绘滑稽荒诞的游侠行径;时而热情歌颂,时而冷嘲热讽,使这种体裁具有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其讽刺效果出人意料,一扫骑士小说惯用的华而不实的绮丽文体,体现了鲜明的民族风格。
《堂吉诃德》几乎被翻译成所有文字,它以夸张、幽默的手法,融严肃与可笑,庸俗与伟大于一体,将堂吉诃德塑造成新旧时代交替时复杂又矛盾的典型,使之具有复古主义和人文主义理想的双重性格。倘若骑士必与战争的胜利、权力的追逐、荣誉的维护、信仰的恪守有关,那么堂吉诃德还不能归入真正骑士的范畴,如果单纯地从灵魂与道义的层面出发,那么他必定是骑士阶层中的一件珍贵藏品,一股甘澈的清泉。
达·芬奇
莱昂纳多·达·芬奇(1452-1519年)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盛年时期的著名画家,也是整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一位思想深邃、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艺术大师、科学巨匠、文艺理论家、哲学家、诗人、音乐家、工程师和发明家,他在几乎每个领域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代的学者称他是“文艺复兴时代最完美的代表”,是一位“旷世奇才”,所有的以及更多的赞誉他都当之无愧。
在艺术创作方面,达·芬奇创造性地解决了长期困扰绘画、建筑、雕刻中的关键问题,如,纪念性壁画和教堂祭坛画的区分;纪念碑骑马雕像;圆顶型纪念物设计等。他的作品不仅能像镜子似地反映客观景象,而且还能从中选择美的部分加以表现。壁画《最后的晚餐》、祭坛画《岩间圣母》和肖像画《蒙娜丽莎》是他的三大杰作。这三幅作品是达·芬奇为后世艺术宝库留下的精品,是欧洲艺术的扛鼎之作。
图19 《蒙娜丽莎》
长期以来,人们从不同角度对《蒙娜丽莎》进行研究,关于原型,有人说是威尼斯公爵夫人,有人说是达·芬奇的情人。蒙娜丽莎的双手惟妙惟肖,质感丰满,形态逼真,被称为“美术史上最美的一双手”。主人公“神秘的微笑”,更是体现了达·芬奇高超的创作技法,擅长运用含蓄与精确的辨证关系,从而达到形神兼备的效果。作为一件富有人文精神的绘画作品,《蒙娜丽莎》将艺术创作中的写实手法与真实生活中的人物情感融为一体,表现出摆脱宗教束缚的压抑与自然情感的流露,从而烘托了人文主义主题鲜明的时代特色。世界上很少有艺术品能像《蒙娜丽莎》那样誉满全球,每年有约700万观众到现场一睹尊容。
《最后的晚餐》的主题是基督教传说中的重要故事,几乎被所有中世纪以来的宗教画家描绘过。但在达·芬奇为米兰格雷契修道院创作之前,所有画家对画面艺术形象处理有一个共同特点:把犹大与其他门徒分开,他一个人在餐桌的对面,处在被审判的位置。这是因为画家们对这个特殊人物的内心复杂情感难以表现,从形象上无从区别善恶。达·芬奇在创作此画前,曾经花了几年的时间专门观察囚犯们的面部表情、动作、姿态等,洞察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动并最终成功地表现出来。
图20 《最后的晚餐》
作品选择的瞬间情节是耶稣得知自己已被弟子犹大出卖,差弟子彼得通知在逾越节(犹太民族的主要节日)的晚上与众弟子聚餐,目的是当众揭穿叛徒。当耶稣落座后直言:“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出卖了我。”话音刚落,在座的众弟子顷刻哗然,每个人都作出了符合自己个性的反应:有的直接表白自己的忠诚;有的大感不惑要求彻查凶手;有的向邻座询问;整个场面陷于骚动之中。这些典型性格的描绘与画题主旨密切配合,与构图的多样统一互相补充,使此画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艺术宝库中的典范杰作。
关于人的崇高概念,对现实世界的浓烈兴趣和对自然美的向往,使达·芬奇成为人文主义进步潮流的代表人物。从画作中不难看出,他既追求严格的现实体系,又不放弃强烈的主观情感,画中人物的个性特点表现得无与伦比,生动自然,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达·芬奇不但是一个天才的画家,在数学、力学、建筑工程、艺术设计、甚至医学和文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晚年的达·芬奇注重于打通艺术与科学间的界限,实验了很多“半成品”的作品:“自动织布机”,比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机器发明早300多年,原理和设计模型都极为相近;机械制动的“风扇”,达·芬奇在炎炎夏日突发奇想后的实验品;“起重机”,可以自由旋转角度,灵活搬运重物,尽管在当时的欧洲还派不上具体的用途,足以显示出达·芬奇研究视野的广阔。此外,从现存的达·芬奇水利模仿草图、“双向投石机”模型等,都足以想象到当年的文艺复兴巨匠的成就。达·芬奇谦逊地讲过“我一生从未完成一项工作”,仿佛是在昭示后人,艺术与科学的探索永无止境。
米开朗基罗
米开朗基罗·博纳罗蒂(1475-1564年),杰出的雕塑家、建筑师、画家和诗人。创作的作品以博大、雄伟、富有激情、充满力量而著称。他的雕刻作品《大卫像》举世闻名,美第奇墓前的《昼》、《夜》、《晨》、《昏》四座雕像构思新奇,著名的雕塑作品还包括《摩西像》、《大奴隶》,其他著名的绘画作品有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的《创世纪》天顶画和壁画《最后的审判》等。他还设计和初步建造了罗马圣·伯多禄大殿,设计建造了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墓。米开朗基罗脾气暴躁,不合群,据说,曾有几年的时间和达·芬奇共同生活在佛罗伦萨,但从无交往,而且经常和他的恩主顶撞,但他一生追求艺术的完美,坚持自己的创作思路,他的风格深深影响了后世的艺术家。
米开朗基罗首先是以雕刻家的身份奠定了自己艺术家的地位。24岁时创作的《哀悼基督》是他的成名之作,解剖学科的科学背景和细致入微的观察是其突出特点,被誉为15世纪最震撼人心的人性拥抱神性的作品。青年时代的另一件杰作是创作于1501年的《大卫》,高约5.5米,体格健壮,肌肉鲜明,目光如炬,是坚毅的城市保卫者的形象。
《西斯廷天顶画》也是米开朗基罗的重要代表作,这是一幅宏大的作品,面积14米×38.5米,中部包括9个叙事单元,以《创世记》为主体,分别是“分开光暗”、“划分水陆”、“创造日月”、“创造亚当”、“创造夏娃”、“逐出伊甸”、“挪亚祭献”、“洪水泛滥”和“挪亚醉酒”,由壁柱和饰带把每幅图画区分开,依托立面墙体弧线伸展成预设的建筑结构,并在预留空间填充基督全家、12位先知、20个裸体人物和4幅《圣经》故事的画面。米开朗基罗以自身处境与周边环境的共融最终让西斯廷天顶和创世记同为一体。
天顶画创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508年的冬天至1510年的夏天,第二阶段从1511年2月到1512年10月,共历时4年。米开朗基罗把自己关在教堂内,拒绝外界的打扰和探视,从脚手架设计到安排内容、从构图模型到色彩填充全部亲自完成。考虑到视力距离的生理限制,使得立于地面的人们更清晰“天廷”的运动,米开朗基罗减少了画面中人物的数量和故事的细节,突出了主体的可视性并强调了活动的层次感。由于事必躬亲,长期爬高作业,作品完成之后,米开朗基罗背部脊柱终生弯曲,几乎落下残疾。据说,拉斐尔看到《西斯廷天顶画》感叹道:“有幸适逢米开朗基罗时代。”拉斐尔不是在赞扬所处的时代,而是在赞叹在他的时代能有米开朗基罗这样的大师。
如果说油画和雕刻是米开朗基罗早期的成就,那么,其晚年的创作重心则是建筑设计,这也为他带来极大荣耀。1546年,教皇钦命71岁高龄的米开朗基罗负责圣·彼得教堂的总体建筑,考虑到身体状况,他拒绝任命,在教皇的执意坚持下勉强接受,唯一的条件是不收任何报酬,开弓没有回头箭,他负责这项工程16年,直到去世前两年,因重病在床才停止。此后,米开朗基罗设计的圆顶方案由G.波尔塔最终实施完成。
如果说达·芬奇的艺术充满了科学元素,米开朗基罗的艺术成就则更多包含了自身悲剧性的激情。这种激情是通过雄伟和力量的外表充盈显现的,他所塑造的形象既是理想的化身、又具现实的影子,这使他的艺术创作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骄傲和丰碑。
拉斐尔
拉斐尔·桑西(1483-1520年)潜心研究已成名大师的艺术菁华,琢磨领悟,博采众长,尤其是达·芬奇的构图技法和米开朗基罗的雄健风格,形成自己鲜明的艺术风格,秀逸、优雅、柔和,成为和达·芬奇、米开朗基罗鼎足而立的文艺复兴艺坛三杰之一。由于他勤勉的耕耘,给后世留下了300多幅珍贵的艺术精品。
拉斐尔创作了大量的圣母像,多以母性的温情和青春健美体现了丰富的人文主义情怀,比较有名的有《西斯廷圣母》、《圣母的婚礼》、《带金莺的圣母》、《草地上的圣母》、《花园中的圣母》、《椅中圣母》、《福利尼奥的圣母》、《美丽的女园丁》、《阿尔巴圣母》等。
图21 《西斯廷圣母》
《圣母的婚礼》是拉斐尔青年时期的力作,不仅表明他充分吸收了佩鲁吉诺的艺术精华,更有颇多自身感悟和创新,在构图与形象塑造方面别具一格,画面的平衡,背景的选择,圣母玛利亚的端庄、文雅,均为同时代作品中所罕见。
《西斯廷圣母》是拉斐尔最具代表性的圣母像,也是历代圣母创作主题中的精品。画作主题是伟大的救世主形象,摆脱了此前或母亲或情人的模糊镜像,圣母决心牺牲自己的孩子,来拯救苦难重重的世界,圣母形象柔美圣洁,展现了母爱的无私。油画画幅2.65米×2米,人物形象与真人形体相仿。画面采用了标准的金字塔形构图,端庄均衡,画面四周背景皆以小天使的头像组成,构思新颖别致。整幅作品结构完整,充分体现了拉斐尔无与伦比的绘画技巧。
《雅典学院》传说是为梵蒂冈教皇绘制的。壁画画幅2.79米×6.17米,以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雅典学院为主题,把古希腊“黄金时期”50多个著名文化名人聚于一堂,歌颂人类对真理和智慧的追求。位居画面中心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个以手指上天,另一个指向地面,以此表示各自不同的哲学观点:柏拉图信奉的唯心主义和亚里士多德倡导的唯物主义。以他们两人为中心,两侧分别画出一批著名学者,形象生动,人物众多不显杂乱。画面结构和色彩处理极为成功,建筑背景是乳黄色的大理石结构,人物的衣饰光鲜,红、白、黄、紫、赭等色交错互影,体现了透视法的高潮技能,不仅增强了画面的空间立体感,连地面的图案,拱顶的几何装饰结构,都精确到可以用数学来计算。画面立意深远,借古喻今,表达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也是人文主义者的普遍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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