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哥白尼的伟大成就

  文艺复兴最后一个阶段是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这一时期的标志人物不再是伟大的艺术家、文学家，而是科学家和哲学家，杰出代表是哥白尼、布鲁诺和伽利略等，伟大的哲学家则以弗兰西斯·培根、笛卡尔和斯宾诺莎为主。政治思想家的代表是马基雅维利、托马斯·莫尔等。

哥白尼

尼古拉·哥白尼(1473－1543年)出生于波兰维斯杜拉河畔托伦市的富裕家庭，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费劳恩译格大教堂当一名教士。哥白尼并不是一位职业天文学家，他的成名巨著《天体运行论》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由于担心教会的迫害，他的著作直到逝世的那一年才发表。恩格斯这样评价这部不朽的著作:“自然科学借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像是重演路德焚烧教谕的革命行为，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用这本书(虽然是胆怯地而且可说是只在临终时)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

哥白尼的“日心说”发表之前，“地心说”在中世纪的欧洲一直居于统治地位。此前，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主张“地心说”，认为地球是静止不动的，其他的星体都围着地球这一宇宙中心旋转。这个学说的提出与基督教《圣经》中关于天堂、人间、地狱的说法刚好互相吻合，处于统治地位的教廷便竭力支持地心学说，把“地心说”和上帝创造世界融为一体，用来愚弄民众、维护自己的统治。随着时代的进步，天文观测的精确度提高，人们逐渐发现“地心说”的破绽，期待有一种科学的天体系统取代“地心说”。此时，哥白尼的“日心说”应运而生。哥白尼科学地阐明了天体运行的现象，根本上否定了基督教关于上帝创造一切的谬论，从而实现了天文学中的根本变革。他正确地论述了地球绕轴心运转、月亮绕地球运转、地球和其他所有行星都绕太阳运转的事实。作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奠基人，哥白尼的历史功绩是伟大的。确认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行星之一，从而掀起了一场天文学上根本性的革命，是人类探求客观真理道路上的里程碑。

哥白尼的日心宇宙体系是时代的产物，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局限性，表现在某些观点上，哥白尼所指的宇宙局限在一个小范围内，他的宇宙结构实质是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太阳系，即以太阳为中心的天体系统。尽管他回避了宇宙是否有限这个问题，实际上他相信恒星天球是宇宙的“外壳”，哥白尼的宇宙体系仍然包含着不动的中心天体。后来的研究结果证明，宇宙空间是无限的，它没有边界，没有形状，因而也就没有中心。哥白尼的伟大成就，不仅铺平了通向近代天文学的道路，而且开创了整个自然界科学向前的新时代。从哥白尼时代起，脱离教会束缚的自然科学和哲学开始获得飞跃的发展。他的学说是人类对宇宙认识的革命，他使人们的整个世界观发生了重大变化。

布鲁诺

乔尔丹诺·布鲁诺(1548－1600年)，意大利思想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他接受了哥白尼的日心说，至死捍卫并把它传遍欧洲，被誉为反教会、反经院哲学的无畏战士。布鲁诺在天主教会的眼里，是极端有害的“异端”，十恶不赦的敌人。1592年，罗马教廷收买了布鲁诺的朋友将其诱骗回国，以批判经院哲学和神学、反对“地心说”等罪名被捕入狱。1600年，被囚禁在宗教裁判所7年之后，布鲁诺于罗马的鲜花广场受火刑而死，尸灰飘扬在空中，他的思想却永留人间，有两句话值得深思:国家无命令人民作如何思想的权力;社会不得以武力惩罚那些不赞成公认教条的人。

这一时期的天文学理论，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宇宙观，而且改变了人们的宗教观。地球是太阳的行星之一，在浩淼的宇宙中宛若一粒尘埃。动摇了人们对于上帝的信仰，教会感到恐惧。实际上，这个观点对教会并非致命，科学和宗教并非截然对立。教会如果明白了这一点是不会烧死布鲁诺的。

布鲁诺以超人的预见丰富和发展了哥白尼学说，他在《论无限、宇宙及世界》中，提出了宇宙无限的思想，认为宇宙是统一的、物质的、无限的和永恒的。在太阳系以外还有无以数计的天体世界。人类看到的只是无限宇宙中极小的一部分，地球只是宇宙中一粒尘埃。布鲁诺进而指出，千千万万颗恒星都是如同太阳那样巨大而炽热的星辰，这些星辰以巨大的速度向四面八方疾驰不息。它们的周围也有许多像我们地球这样的行星，行星周围又有许多卫星。生命不仅在我们的地球上有，也可能存在于那些人们看不到的遥远的行星上……

布鲁诺勇敢的一击，将束缚人们思想数千年之久的“地心说”击得粉碎。布鲁诺的思想令同时代的人感到难以接受，震惊愕然，所有人都认为“骇人听闻”，甚至连那个时代被称为“天空立法者”的开普勒也无法接受，开普勒在阅读布鲁诺的著作时时常感到头晕目眩。

布鲁诺超越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他顽强不屈地同教会、神学作斗争，虽火刑而不悔。殉难289年后，罗马鲜花广场上终于竖起了他的雕像，后人不会忘记这位为科学献身的勇士，布鲁诺被称为“继哥白尼之后的天文学家”。

伽利略

伽利略·伽利雷(1564－1642年)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伟大的天文学家、力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被誉为“近代科学之父”。恩格斯称他是“不管有何障碍，都能不顾一切而打破旧说，创立新说的巨人之一”。他首先提出并证明了同物质同形状的两个重量不同的物体下降速度一样快，他因反对教会的陈规旧俗受到迫害，被判终身监禁。他以系统的实验和观察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诸多观点，为牛顿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古希腊在物理学说方面有两大学派，一派以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另一派以自然科学家阿基米德为代表。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观点基本是唯心的，他凭主观思考和纯推理作结论，充斥着谬误。阿基米德学派的观点基本是唯物的，他依靠科学实践方法得出结论。11世纪起，在基督教会的扶持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得到经院哲学家的重视，他们排斥阿基米德的观点，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奉为圭臬，凡违反亚里士多德的学者均被视为“异端邪说”。

伽利略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持怀疑态度，他重视对阿基米德物理学的研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意观察自然现象，思考实际问题。他是利用望远镜观测天体取得大量成果的第一位科学家，并用实验证实了哥白尼的“地心说”，彻底否定了统治千余年的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天心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两个物体以同一高度落下，重的比轻的先着地，但伽利略经过反复的研究与实验后，推翻这一结论:物体下落的快慢与重量无关。传说1590年，伽利略在比萨斜塔公开做了自由落体实验，验证了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是错误的，使统治人们思想长达2 000多年的亚里士多德学说发生动摇，应邀前来观看的一些著名学者竟然否认亲眼所见的一切，甚至群起攻击伽利略。

伽利略的科学发现，不仅在物理学史上而且在整个科学史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纠正了统治欧洲近2 000年的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观点，创立了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方法。伽利略在总结科学研究方法时说，“这是第一次为新的方法打开了大门，这种将带来大量奇妙成果的新方法，在未来的年代里，会博得许多人的重视。”后来，牛顿在系统总结伽利略等人的工作后，得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和牛顿运动三定律。伽利略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是宝贵的。爱因斯坦曾这样评价:“伽利略的发现，以及他所用的科学推理方法，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且标志着物理学的真正开端!”

培根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年)，英国哲学家，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他崇尚科学、发展科学的进步思想，崇尚知识进步，他是一位追求真理的思想家，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培根的重要著作《新工具》是针对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而写的。这部著作号召人们采用实验调查法。培根认为，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法是得不出新知识的，从特殊到普遍的归纳法却可以让人得出新知识。知识并不是我们推论中的已知条件，而是要从条件中归纳出结论性的东西，确切地说是我们要达到目的的要素。人们要了解世界，就必须观察世界。首先要收集事实，然后再用归纳推理手段从事实中得出结论;认真观察事实固然重要，但一般性的结论并不能自己产生，如果没有一定的假说或合理的猜测，只能让人淹没在“事实”的海洋中。因此，获知真理的科学方法应是:假说—实验—证实(规律)或证伪(谬误)。培根独到的见解并没有立即得到应用，直到19世纪地质学和生物学中“进化论”的兴起，“定性—归纳方法”才开始受到重视。

培根尖锐地批判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认为经院哲学和神学严重地阻碍了科学的进步。只有全面改造知识体系，使整个学术文化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真理才能实现伟大的复兴。培根的哲学思想与其社会地位密不可分，他是早期市民阶级的代表，主张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经济发展。培根进一步揭示了人类认识产生谬误的根源，提出了著名的“四假相说”，首先是“种族的假相”，因人的天性而引起认识错误;其次是“洞穴的假相”，个体由于出身、教育、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片面性的认识错误;再次是“市场的假相”，由于人们日常交往时语言思维的不确定而产生认识混乱;最后是“剧场的假相”，因为盲目迷信权威和传统而造成的错误认识。经院哲学家习惯利用四种假相制造谬误，愚弄民众;但是，培根的学说仍然带有经验论倾向，未能对理智的本能与唯心主义的空无加以根本区分。

受时代的局限，培根的世界观还具有朴素唯物论和形而上学的特点，但是他重视感觉经验和归纳逻辑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开创了以经验为手段、研究感性自然的经验哲学新时代，对近代科学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哲学史、科学史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此，罗素尊称培根为“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

笛卡儿

勒内·笛卡儿(1596－1650年)，伟大的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理学家，他的哲学自成体系，熔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于一炉，在西方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他又是一位勇于探索的科学家，创建的解析几何在数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逝世以后，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刻下这样的字句:“笛卡儿，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为人类争取并保证理性权利的人。”

笛卡儿认为宗教迷信和经院哲学有百害而无一利，只有科学才能给人带来幸福，他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造福人类，使人成为自然界的统治者。笛卡尔的自然哲学观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完全对立。他认为，所有物质的东西(包括人体)，都是为同一机械规律所支配的机器;除了物质世界外还有精神世界的存在。笛卡儿将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都视为有限实体，并将它们并列起来，他在本体论问题上是典型的二元论者。笛卡儿试图证明无限实体，即上帝的存在，他认为上帝是有限实体的创造者和终极的原因。他主张唯理论，把几何学的推理方法和演绎法应用于哲学上，认为清晰明白的概念就是真理，提出“天赋观念”。

笛卡儿做出贡献的不是在某个科学领域而是关于科学总原则的思考。1637年，他出版著作《正确思维和发现科学真理的方法论》(简称《方法论》)，指出研究问题的方法分为四个步骤:①永远不接受任何自己不清楚的真理，只要是没有经过切身论证的问题，即使是由权威提出的结论，都可以怀疑。这就是著名的“怀疑一切”理论。②将复杂问题分解为多个比较简单的小问题，逐步加以解决。③将小问题从简单到复杂排列，先从容易解决的问题着手。④将所有问题解决后，再综合起来检验，看是否将问题彻底解决了。20世纪60年代以前，西方科学研究的方法基本是按照笛卡儿的《方法论》进行的，对近代科学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但也有一定的缺陷，如有些复杂问题无法分解，必须以复杂的方法来对待，因此产生了著名的系统论，在系统论指导下的系统工程对许多大规模的西方传统科学起了积极作用，如环境科学、气象学、生物学、人工智能等。

笛卡儿流传最广的理论是“我思故我在”。这句被当作其哲学体系出发点的名言，在学界历来被认为是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长期遭到否定。很多人甚至以“存在必先于意识”等为论据，认为笛卡儿将人的肉体和思想(即物质与意识)“本末倒置”。从认识论的角度可以理解笛卡儿的真实含义，“我在思想”即我在认识，“我”指的是认识的主体;采用“怀疑的方法”，目的是考证“知识”的真实性。我们可以怀疑身边的一切，但是只有一件事是我们无法怀疑的，那就是:怀疑那个正在怀疑着的“我”的存在。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怀疑“怀疑的我们”，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肯定“我们在怀疑”。由此得出结论:笛卡尔的怀疑不是对某些具体事物、具体原理的怀疑，而是对人类、对世界、对上帝的绝对性的怀疑;以此为基点，笛卡儿要引导出不容置疑的哲学原则，这是他的进步所在。

马基雅维利

政治思想家尼可罗·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是中世纪晚期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主张结束意大利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他强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权术政治，只要有助于君主统治都是正当的，这一思想被后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他的代表作《君主论》主要讨论为君之道，很多原则后来成为独裁者的治国原则，拿破仑、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曾把《君主论》作为案头书。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四分五裂，逐步丧失了中世纪时期在商业贸易方面的领先地位，还因分裂而倍受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的蹂躏。马基雅维利主张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结束分立状态。他认为共和政体是最好的国家形式，但又认为共和制度无力消除四分五裂的局面，只有建立拥有无限权力的君主政体才能使臣民服从，抵御强敌入侵。

《君主论》被称作“邪恶的《圣经》”，更多是从人性出发来研究社会政治问题。他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践学科，将政治和伦理区分开，宣扬政治无道德论，把国家看作纯粹的权力组织。他的国家学说以性恶论为基础，把人比作山饕(神话中半人半兽的怪物)，对付臣民要用对付野兽的办法。由于人性中含有兽性，人与人之间必然存在着矛盾和争斗，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虽然基督教的教义指向善良、诚实，作君王应当宽厚、仁慈，但是许多君王私下行事卑鄙肮脏。马基雅维利宣称:一个君王为了自己的国家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只要对自己的国家有利;宽厚、仁慈、道德、信仰只能作为表面文章来粉饰自己。为君之道既要做狡猾的狐狸，又要做威武的狮子，赤裸裸地提出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思想实质。

13世纪下半叶起，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出现，到16世纪末已基本完成。主要观点就表现在《君主论》中，现代国家观念以理性和经验论为基础，主要内容是使“国家”摆脱中世纪的神权，反对君权神授，认为国家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创立的，强力才是国家和法律的基础。

马基雅维利的观点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韩非子的观点就与之非常相似，他提出的“势”、“术”、“法”等理论，被称为东方版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君王要喜怒不形于色，要心狠手辣，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什么都可以不顾。马基雅维利暗示:重要的问题不在于人们应该怎样表现，而在于他们怎样表现;不在于谁掌握政权，而在于人们怎样取得政权。

《君主论》是名副其实的惊世骇俗之作，对世界政治思想和学术领域都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在人类思想史上，还从来没有哪部著作像《君主论》这样，一面受着无情的诋毁和禁忌，另一面却获得了空前的声誉。无论我们喜欢与否，他所提到的内容都是切实存在的。直到20世纪后期，人们才开始以科学态度对待它。在西方，《君主论》被列为最有影响和最畅销的世界十大名著之一，是人类有史以来对政治斗争技巧的最独到、最精辟、最诚实的剖析，马基雅维利本人也被称为第一位将政治和伦理学分家的政治思想家。《君主论》在打破了旧的、自欺式的政治家观点的同时，创立了新的政治学观点，为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古登堡印刷术

如果没有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文艺复兴思想家、艺术家的成果或许只能是书斋里、画室里孤芳自赏的孤本。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曾说:“媒介即讯息。”思想的交流和文化的普及是古登堡印刷术这个物质媒介带来的。1474年，距活字印刷术发明仅20年，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的活字印刷版就发行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在他生前就有了活字印刷版，他是抚摸着自己著作的印刷本去世的。印刷媒介使千百万人分享了他们的成就，而基础科学理论是各种科学研究的基础。教科书的印刷，扩大了教育的规模，教育规模的扩大，又反过来推动印刷业的发展。任何社会变革首先是人本身的改变，思想的传播和文化的普及创造了具有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以及新目标的新人，他们必将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新时代。

古登堡的印刷术首先推动了德国的宗教改革。《圣经》的印刷，使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自己研读《圣经》，这打破了天主教士对《圣经》解释权的垄断。在此之前，《圣经》都是书写在羊皮上，一本《圣经》要耗用几十张羊皮，不是普通人所能拥有的，而且，天主教认为，信徒无权阅读和解释《圣经》，也无权决定自己的信仰，只有教皇可以解释《圣经》，教皇和宗教大会决定了人们的信仰。信徒可以读《圣经》，教士就不再是人与上帝间的中介了，谷登堡的印刷术出现不久，《圣经》迅即成为普通人家的必备品。印刷媒介的出现对于现代社会的推动作用从社会对它的反作用中看得更清楚。活字印刷术在社会变革中成为最现实的推动力，如果没有印刷术带来的《圣经》的普及，就没有新教思想的传播，也就没有宗教改革。

14－17世纪是欧洲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伟大历史时期，德国人称其为宗教改革，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意大利人称之为五百年代。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涌现出一批巨人，这些巨人在多个领域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早期文学三杰彼得拉克、薄伽丘、但丁以及西班牙的塞万提斯、法国的拉伯雷和英国的莎士比亚等，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巨匠;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的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则展示了人文主义的气息。培根的归纳法、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怀疑论，使哲学逐步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重新开启了人类的理性和思辨的大门。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理论，使政治学与伦理学彻底分家，并为现代主权国家的理念奠定了基础。哥白尼的日心说，哥伦布和麦哲伦在地理上的发现，伽利略在数学、物理学方面的创造发明，科学上的新发现在人们眼前展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总的来说，在政治学、哲学、艺术、天文学、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许多大师级的人物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大门，预示着人类社会即将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