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文化镜像

美国文化学者丹尼尔·贝尔将人类社会的进程分为三段: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前工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与自然的直接关系，工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通过机器与自然发生的关系，这两种社会的主要矛盾都是人作为主体同自然作为客体的主客二元关系，如何处理人与自然或主体同客体的关系是这两种社会的主要任务。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后现代社会(也有人称之为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后工业社会的基本属性是“服务”，主要矛盾是人际关系，在物质匮乏问题基本解决的丰裕社会，人们如何通过信息媒介达成交流、沟通和共识?后工业社会时期不仅社会现实发生了变化，其所处的历史大背景也迥异于前，冷战的结束使世界政治、文化呈现多元化趋势，而传播媒介、交通通讯的发达和全球贸易的繁荣使得生活方式乃至文化观念具有一体化的共识。比如，巴黎的时装流行色很快就传遍全球，好莱坞大片几乎同步在全球各地上演，美国文化价值观向全世界推广，几乎是全球化的代名词。种种情况表明:威权模式统治世界的一元化时代已经远去，新的文化模式必然是多元共存、相互合作以及多种声音的。鲍曼认为，国家形成后，其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创造一种共同文化，使地域性差异同质化，并且将国境内的外国人加以同化。这种观点是现代性的核心，对这种观点的抛弃则是走向后现代性文化的征兆。

马克思·韦伯认为，宗教的影响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他高度强调清教徒思想在西方资本主义、官僚制度和法律体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一般宗教往往排斥世俗事务，尤其是经济上的追求，但后来，某些禁欲的新教教派——尤其是加尔文教派，逐渐转向争取理性的经济利益，以此表达他们受到上帝的祝福。

虽然这并非教义的最初目的，但其内在逻辑直接或间接地鼓励人们忘我追求财富，并为之作出理性规划。在此动力驱动下，资本主义很快发展起来，甚至发展到与原教义发生矛盾的程度。因此，韦伯认为，社会的理性化是无可避免的趋势。

美国清教徒视世俗的职业为天职:殚精竭虑、持久不懈、有条不紊地劳动，这种伦理观，造就了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独特人格:拥有钢铁般的意志、严肃刻板、讲求实效、严于律己。他们认为，人的一生时光都应用来为上帝的荣耀服务，浪费时间、浪费金钱是万恶之源;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是神的意志，这样会促使人们将分散的精力集中起来进行精工细作，社会总财富也会增加。

社会消费心理和生活方式的明显转变始自美国。一战后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大发战争财，科技革命向深度和广度展开，生产管理方式的改进直接促进了物质繁荣。然而，这一时期是精神上“饥饿”的年代，同时，“饥饿的20年代”意味着精神文化肤浅、鄙俗。庸俗作品充斥着电影、杂志、广播，在思想界实用主义哲学流行，凡是“有用的”就是“有价值的”。

二战后美国连续多年经济高速发展，物质财富极大富足，普通认为丰裕社会已经来临，民众对社会生活带有普遍的乐观情绪。尽管如此，仍然有学者发出清醒的呼吁。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指出，资本主义在早期发展中有两种动力:资本不赢利即死亡的本质所含有的“经济冲动力”;资本主义的精神:克勤克俭、聚敛财富的清教徒精神——节制;崇尚俭朴之风;不耽于享乐，热爱工作，专注工作。这两种动力的结合是美国建国以来社会进步的根本保证。

突如其来的经济繁荣和物质诱惑，加上分期付款赊购制度的建立，促使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社会价值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清教徒的勤奋、节俭、不尚奢侈被及时行乐所代替。消费观念的变化也带来了生活观念的改变，追求奢侈消费和过度享受日益成为社会主流认同。在消费社会背景下，消费文化打破了旧存的交易关系，对商品的需求已经被无节制的消费欲望和消费癖好所代替，甚至，商家销售的不再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的符号价值，由价值认同而陷入消费文化的圈套。在西方现代主义时期，物最先沦为商品，然后是劳动力商品化，在后现代社会，精神领域中，如艺术生产、文化活动，甚至各种理论思潮都已普遍地溶入了商品生产的范式。消费文化是通过市场表达出来的一种社会协调，日常文化和社会资源、生活方式和符号及物质资源的关系，莫不奠基于此。二战后，高消费的风潮蔓延至欧洲。在西方国家社会生活方式改变的过程中，大众传播传媒起了非常大的推波助澜作用。现代化的报刊、广播、电视网，当代的新媒体辐射到了每一个偏僻角落。即使是工业社会时人迹罕至的寂静村庄也难以幸免。媒体的社会作用不仅仅限于商品广告宣传、传播消费信息、刺激消费欲望，更重要的是它还扩大了人的视野，提高了人的生活品位，促进了普通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带动了人的整体现代化。

后现代的西方文化是消费文化，也是大众文化。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生产，人们拥有了种类繁多的消费品和更多的选择性，选择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模式。这种消费文化的特点可以归结为“没有规则只有选择”。对此，鲍德里亚作了恰如其分的说明。在他看来，商品已经变成索绪尔意义上的记号，其意义也是不确定的，因此消费就决不能理解为对使用价值、实物用途的消费，而是对记号的消费。除此以外，这种消费文化只遵循享乐主义，追逐即时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正如丹尼尔·贝尔告诉我们的那样:“现代性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宗教复兴才能解决。也有学者认为需要用艺术填补宗教的信仰真空或用某种伦理来解释消费文化。

消费的极端形式是奢侈消费。什么是奢侈?奢侈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文化现象。奢侈是一种整体或部分地被各自的社会认为是奢华的生活方式，大多由产品或服务决定。是一种将有形的产品材料与精神价值、产品形象和品牌融为一体的整体感。

奢侈品是“定价高于大众消费品”的商品，超出普通人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也有人认为奢侈品是独特、稀缺、珍奇的消费品，是市场上价值/质量关系比最高的商品。奢侈品本身极具内涵，通常代表了品质、智慧、优雅等等。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人们追求的不应该仅是财富，更应该注重随财富而来的社会荣誉与社会好评。”

LV是公认的奢侈品牌，据说，它的创始人是法国人路易·威登，1837年，还是十几岁少年的小路易从法国南部勇敢地到巴黎闯世界，起初，他的工作是宫廷仆人，主要差事是为皇后整理行李，皇后酷爱旅行，各式各样华贵的服装很多，因没有好的箱包，旅途中经常弄得皱皱巴巴的，少不了受到责怪。路易·威登经常琢磨:怎样的箱包能更适于旅行?十多年后，他离开皇宫自己开店，革命性地推出了平底皮衣箱，品牌就是他姓名首字母的组合LV。一个偶然的机会，路易·威登看到了著名画家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当时，巴黎舆论界对这幅惊世骇俗的作品褒贬不一，庸人们对裸女津津乐道，君子则指责它伤风败俗;威登却将目光聚焦到油画一隅的野餐篮子。很快，适宜野餐的休闲型箱包面世了。LV一个半世纪的历程，与其说它炫耀着富贵和奢侈，不如说它见证着睿智和进取。

图31　《草地上的午餐》

在西方，与消费社会并行的是高福利政策。福利国家政策包括两方面内容:①建立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儿童津贴、失业救济金、养老金、病休金等，即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②提供诸如教育、医疗、托儿所等免费或低费的社会服务系统。其目的在于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的民主与公平，保证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

西方关于国家福利和社会保障方面的理论很多，其中“大网”、“阶梯”理论很能说明问题。主要观点就是社会有责任构建一个体系，仿佛一张“大网”，使全社会公民都能享受生活保障，恩泽四方，没有漏网之鱼。“阶梯”说是指国家有义务建成相关教育体系，包括各种职业培训机构等，帮助暂时失业的工人得到培训机会，重新回到社会正常体制中来。美国如今最严重的国内问题是富裕家庭和穷困家庭的孩子们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教育被认为是解决这一问题最有力的武器。托马斯·杰弗逊(美国政治家，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办人并亲任校长)认为，除非让贫穷但符合条件的学生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否则民主难以发挥作用。现在，有的大学已经采用措施，如普林斯顿大学就取消了对中低收入家庭的贷款，代之以无偿援助。2004年，来自低收入家庭的新生占新生总数的14%，而2001年只有8%。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是孔子在《论语》里教勉学生的话。巴菲特也认为:“市场经济并非万能，市场制度始终没有照顾到穷人，我从来不赞成财富像王朝一样世袭……”

从克服贫困到消除社会排斥。到1990年代中期，美国接受政府救济的贫困人口已占全部人口的10%，英国更达到16%。这使研究者对过去各种社会福利政策开始反思与质疑，在此过程中，有关消除“社会排斥”的观念出现了。当代西方福利国家理论中有种说法是给“生活失败者”机会，认为应该有政府性的福利机构和非政府性的慈善机构、人道主义组织等，这些机构在住房、医疗、食品、心理等不同领域向困难群体提供救助。

国家对社会福利高度介入，政府将大量的公共资源用于社会福利事业，以公共权力干预市场分配不公，调节市场运作失灵，使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成员的基本生活得到充分保障。与此同时，它也产生了不少弊端:①政府操办的福利服务质量欠佳，效率极低，官僚化严重;②造成人们对福利金和政府服务的过分依赖，工作意欲淡薄;③家庭和社区的责任削弱;④政客、压力团体和官僚为讨好选民，不断扩张福利和作出不切实际的承诺，造成政府功能超负荷;⑤政府负担过重，公营部门规模过大，浪费社会资源，不利于经济发展。

社会成员之间贫富拉大，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容易引发不稳定因素，也不合乎文明社会的发展要求。我们鼓励一部分人通过合法手段先富起来，也提倡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避免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应该有积极的调节手段对财富进行第二、三次合理分配。首先是税收手段，这是一种法律手段，要求创造财富多的多交税，再把这些税收收入投入到那些需要扶持的落后行业和困难群体中。其次就是富豪们通过捐赠等多种途径回报社会。这样，才能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以促进社会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富豪们应该正确认识财富，认识到自身对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大富豪慈善家卡耐基说过:“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所谓钱财为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成为一些理性的富豪们的财富观。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人生在世，不应仅在意物质的享受，还应注重精神的富有，考虑到社会对个人的评价与认可。从一定意义上说，精神的富有会使人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精神的价值远比财富的留存来得永恒。成为守财奴，只会为社会所不耻。

应当看到，富豪慈善家的缺位还有一些客观因素。社会普遍尚未形成良性有序的捐赠机制，慈善资金的运作有时还不够透明，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比如税收减免等，还未能跟上。另外，社会缺乏正确的引导，没有形成慈善光荣的社会氛围，单靠富豪们的自觉性是不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慈善家排行榜的推出是一种道德引导，不仅引导富豪们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更引导富豪们树立正确健康的财富观。

社会需要慈善家。我们也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会有越来越多的富豪成为慈善家。慈善是一项事业。卡耐基的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正在被更多人所践行。19世纪后期美国的镀金时代，出现了一批强盗大亨、巨富作恶者，这样的时期必然一去不复返。

1996年至2006年，全球富翁人数增加了2倍，长期以来集中在欧洲和美洲的财富趋于多元化。如今，拥有3 000万美元以上的俄罗斯人达3 000人，约有32万中国人加入了富人行列，甚至非洲也不例外。巴菲特认为，富人应该有道德责任捐献财富，所有超过家庭需要的个人财富均应视为造福于社区的信托基金。

富则物也，贵在精神。真正的富贵，是作为社会一份子，为社会多尽一点义务，多担一点责任，多献一点爱心。富了之后怎么做是个课题，也是一门学问。

遍览当代西方社会，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的问题，比如，反主流文化运动、少数族裔文化现象、个人主义价值观变异、不同的性意识取向等等，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文化镜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