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新史学

在西方，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或历史学家的世纪，崇尚“客观主义”的德国“兰克学派”的影响遍及欧美诸国，历史学得到充分的发展。但进入20世纪后，西方史学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在“新史学”的旗帜下，批判地继承19世纪史学成果，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

在兰克(Leoplod Von Ranke)的故乡，首先揭开了高举批判旗帜的“新史学”的序幕，兰克史学也在批判之列，使西方传统史学受到强烈震动。1900年，莱比锡大学历史学教授K.G.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发表专著《文化史的方法论》，大力倡导扩大历史研究领域的“多元论文化史观”，强调历史发展受社会、文化和心理，特别是社会的、集体的心理的影响，而非仅仅是“政治”的影响。它与兰克史学的主要区别，首先是摆脱历史主要是“政治史”的模式，认为历史包括经济、文化和民族等方面的内容;其次，主张历史应描述人类集体的活动，而不是少数英雄的行为;再次，强调历史研究不仅要说明“事实是什么”，而且要探究“事实为什么是这样”。

同在1900年，艾格尔斯顿(Edward Eggleston)在美国历史学会发表了题为《新史学》的主席演讲，他认为政治史远不是历史的全部内容，如城市史、妇女史、儿童史和文化史等，都应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1912年，美国历史学家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强调史学“需要一个革命”，首先举起了“史学革命”的旗帜，向传统史学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他的代表作《新史学》既是史学革命的纲领，也是史学革命的产物，被公认是20世纪世界史学名著。他说，这部著作“所以命名为《新史学》，也就是要特别强调:我们不应该把历史学看作是一门停滞不前的学问，它只有通过改进研究方法，搜集、批评和融化新的资料才能获得发展。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历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应该伴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进步而变化”。

在这部著作中，鲁滨逊同样要求冲破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的传统，扩大历史认识的视野，“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与感情”;他从进步的历史观出发，强调人类历史运动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他重视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主张历史研究不应脱离现实生活，要为现实服务，为此应发展历史教育，普及历史知识;他认为历史矛盾运动由政治、经济、地理、心理等多种因素所决定，因此鼓吹历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建立密切的联盟，如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心理学、宗教学和地理学等，开展多学科的历史综合研究方法。鲁滨逊培养了许多学生，他所执教的哥伦比亚大学成为美国新史学的中心，并逐渐形成了以鲁滨逊为代表的，包括比尔德(Charles A.Beard)、贝克(Carl Becker)、绍特韦尔(James T.Shotwell)、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海斯(Carlton.J H.Hayes)和桑戴克(Lynn Thorndike)等著名史学家在内的美国“新史学派”，或“鲁滨逊—哥伦比亚学派”。^[1]

在20世纪初欧美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1929年1月中旬，跨学科的史学季刊《经济与社会史年鉴》(现名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在法国问世，以布洛赫(Marc Bloch)、费弗尔(Lucien Febvre)等为代表的年鉴学派，力主打破实证主义史学的局限，重视心理史、人口史、生态史和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对20世纪法国和整个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继续在新史学的轨道上发展，其主要标志是最终完成了始于战前的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转化;同时新史学也开始了自身的嬗变，它不再是一个单纯与“传统史学”相对立的简单概念。战后西方新史学内容复杂，学派林立，时时处在变化之中，常使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但其中也不乏一些有借鉴意义的内容，如法国年鉴学派的“复归叙述”和“解释的多元化”;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向和新历史主义;全球史、生态—环境史等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出现，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史学的挑战等，都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随着以历史过程描述为主的史学，逐渐向以理论描述为主的史学转化，历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不断加强，西方叙述式的史学，逐渐为解释性的史学所代替。这些“转化”或“代替”，都是在新史学的旗帜下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