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它不仅是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发展,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成就,引起西方历史学家的广泛关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爆发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迅速扩大,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认为,“到1955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2]
在欧美各国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成就最大。1920年英国共产党成立后,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团结在它的周围,编辑《近代季刊》等历史研究刊物,努力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研究历史。
1938年,A.C.莫尔顿的《人民的英国史》问世,这是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撰写的英国通史著作,作者较为系统地阐释了自古代以来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历史,认为17世纪英国革命的实质不是“清教徒革命”,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英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没落的封建贵族之间的斗争,而非是“宗教问题”。作者还分析了英国外交政策“光荣孤立”的本质,揭露了英国垄断资本集团对中国、印度、缅甸、马来西亚、埃及等国家的侵略。
1946年,莫尔顿(A.C.Morton)等人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小组”,旨在工人群众中普及历史知识,进行阶级教育,并出版有《我们的历史》杂志。“小组”由莫尔顿任主席,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会或学术年会,有力地推动了英国工人运动史、英帝国殖民侵略史的研究。
M.多布(Maurice Dobb)早年就读于剑桥大学经济系,1922年加入英国共产党。他对历史学的自我封闭状况十分不满,主张历史学家首先应有经济学的观念,其代表作《资本主义发展研究》,就是历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成功范例,在国际史学界享有盛誉。M.多布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了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资本主义精神”等定义,他认为资本主义形成的标志,是资本开始大规模地向资本领域渗透,使生产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曾发生过两次有决定性意义的运动,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迅速发展,E.J.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和E.P.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等创立了“新社会史学派”。这里所说的“新”,主要是相对于战前以C.M.屈维廉为代表的英国传统的社会史而言。C.M.屈维廉认为社会史是除了政治史以外的“所有”的历史,而实际上更多地指的是生活方式的历史,因此经济活动、军事活动等也被排除在外。而新社会史则强调研究总体的“社会的历史”,即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整个社会都是历史研究的内容;新社会史还提出了“从底层向上看的历史”等主张,重视研究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的历史,包括他们的物质生活、思想意识,以及历史地位、历史作用等。新社会史学家从广阔的社会史的视角从事历史研究,较多地采用了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重视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民族文化传统等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这一切对西方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作品在国际史坛享有盛誉,如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年)是研究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奠基性著作之一。作者认为,“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历史的产物,阶级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研究工人阶级的形成,首先应该研究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如何形成的。E.P.汤普森认为,生产关系、政治运动、社会思潮、大众文化和习俗等,对“阶级意识”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E.J.霍布斯鲍姆著有《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极端的年代(1914—1991)》等,对两个世纪的世界历史进行了认真的回顾和思考,并努力对近代以来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在考察每一具体的历史时代时,他都详尽地探究了这一时期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与其相应的政治、思想、宗教、艺术等意识形态的变化。
1920年法国共产党成立,对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法共总书记多列士(Maurice Thorez)十分重视通过历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本人对法国大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及巴黎公社素有研究。20世纪30年代,法共主办《在马克思主义照耀下》丛刊,建立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史博物馆,普及历史知识,广泛宣传法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光荣传统,反对日益严重的法西斯主义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继续发展,在法国史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法国著名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在评述当代法国史学时说,“两支巨流贯穿在当今的历史编纂学中,一支是马克思主义,另一支是法国年鉴学派开创的新史学”。[3]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与法共有密切的联系。如1953年,法共理论刊物《思想》组织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术研讨会。1959年,法共成立了包括历史研究部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1961年主办“历史学面对时代”思想周,1979年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出版《历史学报》,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要代表人物有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索布尔(Albert Soboul)、伏维尔(Michel Vovelle)等。他们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工人运动史、欧洲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抵抗运动中的法国共产党和法国大革命史等。
勒费弗尔是著名的法国大革命史专家,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1924年,他完成了题为《法国革命时期的北方农民》的博士论文,在史学界显露头角。他继承法国进步史学的传统,推动了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中,他强调1789年的法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因而十分重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在对待封建专制制度这个问题上,他认为农民和资产阶级的要求并不相同,两者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农民运动是摧毁法国封建制度的重要动力。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时,勒费弗尔深入阐述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观点,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首先是资产阶级的兴起。他认为,任何一种思想,总是和当时的社会结构有关。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原因,不应在思想中,而应在“经济变化所引起的社会进化中去寻找”。正是在勒费弗尔的倡导下,法国大革命经济社会史研究取得了迅速的发展。
索布尔1936年毕业于巴黎大学,获历史学与地理学、文学学士;1939年加入法国共产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曾应征入伍,从事反法西斯地下活动。1958年,他以论文《共和二年巴黎无套裤汉》获国家博士学位,1967年在巴黎大学任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并主持法国革命史研究所。主要代表作有《1789年——自由之年》(1939年)、《法国革命史》(1964年)、《法国革命的诺尔郡农民,1789—1848年》(1976年)。1982年索布尔病逝,伏维尔接替他出任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教授,兼法国革命史研究所所长。他主要从事社会心态史的研究,但这与他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从事法国革命史研究并不矛盾。他认为社会心态史是社会史的延伸,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应将自己的研究仅限于社会史和经济史,而应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他说,“法国史学的一些先驱领域,不管是社会史、经济史,还是文化—心态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参与开发,并给予很大的影响,他们的一些作品都最终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方式和程序并没贫困化”。[4]伏维尔在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上,重视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宗教思想的变化,力图从更多的视角认识和分析法国大革命。他认为,法国大革命不仅是法国社会经济的产物,而且也是人们精神状态长期演变的结果。革命的结果不仅表现在法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深刻变革,而且也表现在社会心理状态的巨大变化。他在精神史研究方面所做的开创性工作,被西方一些学者认为是当代最敏锐、最富有想象力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其主要代表作有《旧制度王朝的崩溃》(1972年)、《意识形态与心态》(1982年)、《大革命心态》(1985年)等。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迅速发展。1919年,美共创始人之一的约翰·里德(John Reed)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震撼世界的十天》,详尽记述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周围,20世纪20年代末,在美国史学中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学派。该学派的主要研究特点是努力做到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将工人运动史、独立战争史和内战史作为研究重点。
1937年,D.哈迪在《第一次美国革命》中,论证了北美殖民地爆发反对宗主国英国的革命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英国的政策是把北美殖民地变成英国的农业附庸,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1944年,H.莫里斯在《为自由而战》中,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D.哈迪的观点,在分析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内因素时,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各项主张。
在工人运动史研究中,W.福斯特(William Zebulon Foster)的《钢铁工人罢工及其教训》(1928年)、A.宾巴的《美国工人阶级史》(1927年)等都是产生广泛影响的力作。W.福斯特1921年加入美国共产党,1929年后长期担任美国共产党主席,积极参加工人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先后出版《美洲政治史纲》(1951年)、《美国共产党史》(1952年)、《美国历史上的黑人》(1954年)、《三个国际的历史》(1955年)等著作。W.福斯特批驳了在美国资产阶级史学中居统治地位的“美国例外论”。他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美国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社会冲突和阶级斗争接连不断,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的状况,以及阶级力量的对比,决定着美国的社会历史进程,而没有任何“例外”可言。一些资产阶级史家认为,美国的历史是“优秀”的白人移民的历史,而在他的笔下,美国的历史是包括黑人在内的劳动人民的历史,美国黑人和印第安人为美国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菲利普·方纳(Philip Sheldon Foner),早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林肯大学历史学教授,长年从事美国劳工史和黑人史研究,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作,是在国际史坛享有盛誉的美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6卷本《美国工人运动史》(1947—1980年)是其主要代表作之一。方纳广泛利用多种形式的档案文献,系统阐释了自殖民地时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不仅有劳联—产联的活动,而且特别重视无产阶级和普通工人群众的历史作用;肯定了美国工人运动的阶级性质和政治目标,否定了把美国工人运动仅仅理解成“谋取个人福利”的错误认识。方纳在书中还详尽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以及美国社会主义团体的活动。在《美国黑人史》(1983年)、《美国社会主义与美国黑人:从杰克逊时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等著作中,方纳揭露了美国资产阶级对黑人的奴役和压榨,以及广大黑人为争取自由、解放所进行的英勇斗争。
阿普特克(H.Aptheker)是美国著名黑人史专家,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纽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他认为黑人史是美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知道黑人史,就不可能了解美国史。他著述颇丰,各类著述有50余部,代表作有《内战中的黑人》(1938年)、《美国黑奴起义》(1939年)、《为了自由:美国黑人史研究》(1948年)、《美国黑人史:现代时期》(1971年)等。在这些著作中,他引用了政府档案以及大量黑人的回忆录、书信、日记及相关报刊等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揭露了种植园制度的残酷,美国黑人争取自由,发动250余次奴隶起义的战斗历程,以及黑人在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内战中所做出的重大历史贡献。在《殖民地时期:美国人民史》中,他满含深情地论述了黑人奴隶起义、印第安人反侵略斗争,以及白人劳动群众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W.福斯特高度评价这部作品,认为它是第一部“优秀的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美国通史”。[5]
阿普特克十分重视黑人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1951—1974年,他曾编辑有《美国黑人文献史》3卷,收集有丰富的原始资料,至今这仍然是研究美国黑人历史的最详尽的文献汇编。例如,仅第1卷就收有1661—1910年黑人历史文献450篇,分成200多个专题。1963年,美国黑人运动领袖、社会活动家、历史学家杜波依斯逝世后,阿普特克不仅潜心钻研,完成了《杜波依斯传》的写作,而且还整理了杜波依斯的大量遗作,编选有3卷本《杜波依斯书信集》(1973—1978年),杜波依斯的著作集到1978年已经出版20余卷,这些被认为是研究美国史、美国黑人史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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