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写作的早期传统

在西方文明中，将“历史学”当作一门学科，那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学的职业化历程才开始启动，此后我们用“历史学”一词才显得合理。有鉴于此，我们在阐述西方史学在西方近代文明以前的渊源时，先不急于使用“史学”一词，而是用“历史写作”或“历史编纂”来称呼。

西方文明的历史写作传统源远流长，它可以追溯到有书面记载以前。那时，人们慢慢产生了一种怀念过往事物的感觉，他们将这些对过去的记忆和认识通过神话和史诗的方式口耳相传。

《荷马史诗》记载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特洛伊战争。它发生在公元前13世纪到公元前12世纪。由于除了《荷马史诗》这样的传说之外，关于这场战争的记载并没有准确的书面资料，战争发生的准确年月已经无从考证，人们也难以确证这场战争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不过，可以确认的一点是，在《荷马史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史诗的作者与历代传诵者都明确那是一场“过去曾经发生过的战争”，对于过去事件的怀念，不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在为西方文明历史写作的兴起进行意识上的准备。因为历史写作的根本特点就在于，任何一个历史文本，都是对于过去事件的真实记载。在今天看来，特洛伊战争的真实性不可考。普里阿摩斯是不是真的前去赎取过儿子的遗体，阿伽门农是不是真正的军队统帅……这些我们再难以确证，可是，它们在《荷马史诗》的作者和传诵者心目中，一定绝对真实地存在过。

在《荷马史诗》之后，公元前8世纪，有一位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留下了一篇长诗《工作与时日》。书中，赫西俄德讲述了诸神与人类的起源。他指出，奥林波斯山上的诸神先后创造了黄金种族、白银种族、青铜种族、英雄种族和黑铁种族。对于赫西俄德来说，他讲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事情，这些依次由诸神创造的种族自然也的的确确存在过或是还存在着(如黑铁种族)。赫西俄德已经意识到一种时代差异，即在现在这个时代之前，还有数个时代存在，每一个时代之间并不相同，后一个时代在道德上显然不如前一个时代。赫西俄德讲述种种往事，其目的是用一个个事例对同时代的人进行道德训诫，引导人们追求正义和公正。在赫西俄德的另一部著作《神谱》中，对神的谱系的关注同时显示出人类对于事物起源的自觉意识。

从《荷马史诗》与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神谱》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历史写作的普遍特征开始呈现。它们可以归纳成几个方面:第一，历史与过去相关;第二，历史与真实相关;第三，历史与现实事物的起源相关，即讲述与过去有关的事情，其目的并不能脱离现实。人们讲述往事，或是像《荷马史诗》那样通过歌颂英雄的事迹来表达一种理想的人性，或是通过歌颂以往的道德来批评现实，力图重建现实生活的道德原则。荷马和赫西俄德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从事历史传诵或历史写作。在他们的作品中，许多神都是叙述的对象，作者并没有将人与神严格区分开来。之后，如果古希腊的作者们意识到，人应该是他们作品中的主要对象，那么，历史就会获得它的第四个特征，历史只与人类世界有关。这就意味着，即使一些历史学家谈起历史中的神话，将它们看成是历史的组成部分，那也只是因为神话反映了传播神话的人的意识，它才可以归入到历史的范畴。到了公元前5世纪，包含了上述四个特征的“历史”观念在古希腊形成了。

相传在古希腊有九位缪斯女神，其中掌管历史的女神称为克利奥(Clio)。公元前484年，克利奥在人间的第一位代言人希罗多德诞生了。在西方文明中，后人把希罗多德视为“历史之父”。他写作的《历史》记载了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发生在波斯帝国和古希腊诸城邦之间的一场战争。希罗多德开篇就写道:“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功绩不致失去他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我们很容易从这段文字中看到古希腊的“历史”观念中包含的四个特征。在这其中，我们还看到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希罗多德所说，书中叙述的是他的研究成果。当希罗多德要描述一些并非他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的事件，他如何确认那些真实的事件呢?他又如何了解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呢?“研究”便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必须具备的才能。

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必须具有“研究”的能力，这不只是对希罗多德的要求，而是一个时代对历史学家的普遍要求。那个时代，“历史”一词的流行含义正是“探询”，写作者必须努力探询人类事物的真相才配得上历史学家这个称号。

希罗多德的作品，更多地关注他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所记述的事以身边的人亲身经历的为主，其中包括战争与冲突。此外，希罗多德游历四方，埃及、波斯的风土人情也在叙述之列。后人往往根据自己对历史的理解，或者称赞希罗多德的《历史》内容广博，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或者批评他主题博杂不明确。但是，毫无疑问，这就是古希腊“历史”观念的一种表现，但不是唯一的表现，他的后辈们为“历史”的观念提供了另外一些表现，这其中不乏被后人同样视为典范的修昔底德。

修昔底德生于公元前460年左右，他的主要作品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是一部以战争为题材的历史作品。通过比较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我们可能看到古希腊历史写作的两种基本范式。当代美国历史学家凯利对此有所表述。他认为，尽管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生活的文化氛围相同，关心的问题也接近，但希罗多德是在“探询”，而修昔底德只是把它当作一项写作;希罗多德把全部的可知世界和传统当作他的叙述主题，而修昔底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满足于他自己那一代人对希腊战争的直接经验;希罗多德主要描写人们感兴趣的主题，比如蛮族的文化和宗教，而修昔底德的注意力集中在战争一方雅典的政治、军事方面，他调查、分析这些事情的目的在于训导和启迪。^[1]

凯利的比较延续了后人对古希腊历史写作区分两种范式的做法，即希罗多德侧重文化史，修昔底德侧重政治史、军事史。修昔底德曾获得“政治史之父”的称号。就写作的内容而言，修昔底德的视野不如希罗多德广阔，但他对主题的处理显然也更为集中。探询同样也是修昔底德必须遵循的原则，他在书中写道:“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眼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眼看见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的。”这样的考核，当然是探询的一种。事实上，这两位古希腊历史学家只是在写作处理的题材以及写作策略上差异显著，至于古希腊人普遍认可的“历史”观念，我们都能够比较容易地在他们的作品中识别出来。

古希腊人亚里士多德曾经在《诗学》中谈道，“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格律文写作，而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2]。对于崇尚普遍性，认为只有普遍的事物才可以称得上“知识”的古希腊人来说，诗显然要比历史更接近哲学，更有价值和意义。由此可见，在古希腊时期，历史处于哲学的阴影之下，它有着自身的功能，但它远不可能获得哲学般的崇高地位。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希腊化时代和罗马帝国时期。

公元前1世纪，哈里卡纳苏斯的迪奥尼修斯写道，历史是“通过例证来传授的哲学”。尽管历史并不就是哲学，但历史所起到的作用正是它与哲学能够联系起来的桥梁。当时的人们认为，历史可以用来进行道德说教，而关于道德却存在普遍的原则，那些内容是可以隶属于哲学的。历史不能是哲学是因为历史作品在古典时期深受修辞学的影响;历史可以用来传授哲学也是因为运用修辞学可以获得更强大的说服力，传导每一个时代的种种道德原则。

历史、修辞、道德、政治、哲学，虽然每一位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家在头脑中将这些概念彼此关联的方式可能都不一样，但我们却可以由此明确一点，即在西方古典时期的历史写作传统中，历史并不是独立于修辞、道德、政治和哲学的某种东西。

在希腊化时代伊始到西罗马帝国消亡这个时期中，实践这样一种历史写作传统的历史学家有波里比阿、迪奥多罗斯、迪奥尼修斯、老加图、恺撒、李维、塔西陀、普鲁塔克……从这其中每一位历史学家的作品中，我们或多或少，都能够找到一些线索，理解他们对历史、修辞、道德、政治、哲学这些要素之间关系的看法。很明显，古希腊历史写作的这些传统在古罗马得以延续。

在这里，我们需要更加关注的，是古罗马对西方历史写作传统提供的新内容。在他们的写作中，我们除了能够看到在古希腊历史作品中熟悉的那些普遍特征之外，最值得称道的是，这一时期以波里比阿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为后人奠定了一种编纂“世界历史”的传统。

波里比阿生活在公元前2世纪，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是《通史》。这是一部描述罗马扩张及其成功的历史。波里比阿游历了罗马世界。在他的眼中，罗马征服了这个世界，因此，世界历史在空间上就是罗马势力所及之处，在时间上就上迄罗马开始征服之时。这部《通史》的写作结构错综复杂，不过，它就像一个有机体，事件顺叙、背景插叙、解释性倒叙，所有的描述都围绕着罗马成功这个共同的主题。波里比阿在撰写世界历史之前已经确立了他的观点，即对罗马社会的认同、对罗马政治制度的称道。于是，整个写作就成了为一种后见之明提供详细解释。波里比阿在一个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等人没有涉及过的大时空中，为罗马成功的原因提供分析和说明。他指出，对神的虔诚、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是罗马缔造统一世界的根源所在。

与波里比阿类似的世界历史写作者还有他的晚辈迪奥多罗斯、斯特拉波等人。一种宏观视野的生成与一个诺大帝国的成长相伴随。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历史写作与政治生活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希腊化时期斯多噶派哲学中存在的世界主义观念蔓延到波里比阿等人的头脑中，罗马的成就感染了他们，以至他们将罗马看成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顶点。

古代历史学家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常常也会谈到历史写作应该遵循的标准，不过，将历史写作这种行为本身当成作品的主题，也就是说对历史写作进行系统的反思，则要数卢奇安。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批评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们，同时也谈了自己所认为的历史写作的标准。

卢奇安认为，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因此，追求真理是历史学家撰史活动的核心。他们不应阿谀显贵，不应去争取君主的恩宠，而应该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的世代。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如实叙述，一个作家一旦着手著史，他就必须只是尊崇真理，绝不膜拜其他神灵。他应该把现成的事实加以整理，用文字记录下来，他不需要虚构他所叙述的事情，而只需要考虑叙述的方法。因此，他认为，一位模范的历史学家是这样的人:他无所畏惧，清廉正直，独立自主，坦白诚实，是非分明，不为一己的爱憎所左右，不因怜惜或敬佩而笔下留情;他是大公无私的判官，对谁都不怀恨，但是对谁都不徇情;他是放眼世界的作家，目中无帝王将相，绝不考虑他们的喜怒，而如实记载他们的事迹。此外，历史学家必须具备两种才能，一是政治眼光，一是表现才能。^[3]

后人将卢奇安的这封信称为《论撰史》。他以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为典范来分析历史写作的特征，针砭当时许多历史学家在写作中脱离真实而一味迎合读者的弊端。卢奇安同时强调了真实与实用这两个历史写作的原则，也强调了历史写作的政治意图和道德训诫功能。可以说，这封信倡导的正是西方文明古典时期历史写作的优良品质，也是它留给后世的优良传统。

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历史写作，我们可以确定，历史作为一种区别于诗歌和哲学的文体，它有其独特性，也拥有了立足的根基。人、过去、真实、事物的渊源，这些特征是历史缺一不可的根本要素，而政治、修辞、道德、哲学，它们与历史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后的西方文明，便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延续和发展自己的历史写作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