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的后果

在《德国的历史观》中，伊格尔斯写道，德国历史主义思想的尽头是“最终的永恒价值和意义消解了。遗留下来的一切不过是历史性、时间性和相对性的东西。甚至连上帝都已经死了，历史要屈服于历史性和时间性，也即人类永远也无法超越时间的根本处境”。^[14]德国史学的历史主义传统的确为人们理解历史带来了新的思维，但它在学术领域中导致的相对主义思想一旦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不受限制地得到实践，个体的选择就获得了无限的自由。这种无限自由一旦无所顾忌地施展，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有了滋生的土壤。

安德鲁斯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历史学家或者说一般学者都不再像兰克、西贝尔、特赖齐克那样对公众有着思想上的领导力。”^[15]可以认为，这种情形是历史主义思想泛滥的直接后果。历史主义思想促成相对主义盛行，进而导致学术权威的失落;与知识分子对社会生活影响力降低相伴随的是极权政治家对公众情绪影响力的上升。这样，思想界再也无力阻止德国朝着一个国家权力极度扩张的时代迈进了，甚至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帮助政客们加速了这个进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魏玛共和国的建立被许多德国历史学家看成是一种外国的“共和”观念的入侵，即便是梅尼克这样的历史学家，虽然成为魏玛共和国的拥护者，却只是将它视为一个不得已而接受的事物，因为这是特定形势下的产物，他们的内心仍然支持着君主制^[16]。

在探寻德国战败的原因时，一些历史学家注意到了德意志民族性格中的缺陷，如汉斯·德尔布留克于1920年出版了《政府与人民意志》，卡尔·冯·缪勒在1926年出版了《德国史与德国人的性格》等。反思中，历史学家们认为，自己这一代德国人战败蒙羞，同时也缺少实际的政治能力，这样，帮助人民弥合心灵创伤，重新鼓足勇气便成了历史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17]正如前文所言，德国知识界和民众在战后的基本心态是“卧薪尝胆”，这就很难防止国家和民族在整体上来说将精神力量聚焦在复仇的主题之上，多数历史学家也不例外。战后当法德矛盾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时，一切学术上的反思，其力度都不可能匹敌于现实中实际的民族/国家利益受损造成的影响，这就使得一种狭隘的民族精神仍然具有膨胀的现实条件。

哈曼的研究告诉我们，在1919年至1933年间，许多历史学家对于伟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进行过研究，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德国未来若想在国际社会重新得到尊重，就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元首”来领导。例如，当时著名史学家汉斯·德尔布留克认为需要选举出一位任期终身的总统，并赋予他一切权力;同时许多传记和历史作品中都表现出这种渴望“元首”的意识。^[18]此时，不仅在德国，包括奥地利的历史学家们又重新开始论证19世纪德国统一进程中被放弃的大德意志方案的可行性。大德意志派史学家认为19世纪就该采取这个方案，建立起大德意志帝国，而小德意志派史学家则证明19世纪在现实中实现了的小德意志方案是未来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必经过程。于是，两派历史学家都统一到了在未来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梦想之中。^[19]

在德国的历史进程中，历史学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人们总是通过历史研究和阅读来统一思想、培养共同观念，此时也不例外。在这种追求强权与抚慰民族情感的特定情形下，德国主流历史学家们的研究事实上变成了一种结论已经“确定”的论证，这是西方近代以来历史学屈从于现实政治的一种基本形式。这些历史学家在历史观念、文化教化、民族/国家意识、政治经验、地域领土等方面，为未来实现大德意志帝国准备历史的基石。他们开始认为，为了重新获得尊严，大德意志帝国在未来必须成为现实。于是，历史学家就成了实践这一目的的清道夫，他们为民众提供了迎接大德意志帝国的精神准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纳粹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行政版图的扩张之前，历史学家们已经完成了文化版图的扩张。例如，凯泽(E.Keyser)在1929年评论道，未来的德意志史应该将日耳曼人民和文化覆盖的各个地方的历史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当前的历史学家热衷于研究地域史的根本原因。同一年，赫尔曼·昂肯(Hermann Oncken)也写道:“在帝国的边界内，一种可见的政治存在是必要的，而作为一种文化国家的另一种生命也是必要的，它是一个精神存在的领域，超越了一切政治边界，通过历史和血脉与所有讲德语并身感为德意志人的人相连。”^[20]1936年，卡尔·冯·缪勒接替梅尼克成为《历史杂志》主编，他上任伊始也撰文声称，历史学家们应该帮助政府在未来建立起大德意志帝国。

从历史思想的角度而言，这一切，都是因为历史学家们赋予德意志民族这个个体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的结果。当希特勒打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号以极端的手段来实现这种历史学家们早就期待着的未来时，按照这样一种历史主义解释，我们看到，希特勒政权在它自己生成的历史情境中就有了它的“合理性”。这就如同哈曼指出的，后来纳粹在当时历史学家们研究过的这些方向上的努力，可以看作不过是运用这些研究成果的一种扩充和夸张。^[21]如今，当我们把纳粹政权给人类带来的危害放在德国史学思想的解释框架之内来说明，它便可以看成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历史主义的后果。

在西方史学思想中，历史主义思想对于论证个体存在的合理性可以提供极其有力的说明。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德国历史的展开，以及世界历史种种实现了的可能性中，得到德国历史思想支撑的纳粹政权给人类带来的危害也是不可否认的。这不得不让我们警醒，任何一种思想若是走向极端，都有可能给人类带来不可挽回的危害，历史主义思想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