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碎化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末这一段时间是法国史学家对诸如布罗代尔等人的反思，那么80年代是法国史学随整个西方史学潮流而动的时期。如1979年劳伦斯·斯通发表《叙事史的复兴:对新的传统史学的反思》一文。该文提出了以“新叙事史”来调整、反思“新史学”。我们“研究的问题应该从经济、人口转向文化、情感……研究对象应该从集体到个人(l'individu)……研究方法应该从分析到描述……”除了斯通之外，意大利史学家金兹伯格提出了一种“以各种迹象(traces)为研究依据的范式，主要观念是可以通过分析遗留下来的痕迹与迹象来理解模糊不清的事实”。由此观之，他强调历史写作的叙述性以及通过“迹象”的分析来把握历史研究。难能可贵的是他以《奶酪与蛆虫》实践了这一主张，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

1.叙事史的复兴

一直以来，历史学家对文学理论并不怎么感兴趣;与此同时，文学理论家对史传的兴趣也比较低。但是随着叙事主义与语言学转向的兴起，人们似乎扭转了这种看法，并且两者之间也互有借鉴，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初，海登·怀特肯定解释是由“情节构成”所产生，这种借鉴就更为明显。在《元史学》一书中，怀特分析了一种由史学家与历史哲学家(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马克思、布克哈特、尼采、克罗齐)撰写的论著。怀特清楚地显示出“历史思维进路的形式主义趋向”。对怀特而言，历史是另一种文学;小说是不折不扣的历史，是对现实的一种认知形式。总的来说，在怀特看来，历史不可能是一门科学，其中之一就在于它利用了日常语言。

说实在话，倘若结合五六十年代的萨特、列维—斯特劳斯、福柯等对历史学的反思，并且把目光放到稍后的几位学者，如罗兰·巴特、保罗·韦纳、德·塞尔多(1925—1986年)、保罗·利科等，我们就可以发现，他们把历史哲学与历史编纂结合起来思考一点也不比海登·怀特逊色，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前者还远远超出了后者，只不过后者即怀特在英美世界的声誉比他们大而已。

这里说怀特的主题不新，证据在于:远一点来看，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早就认为:小说与历史是两种属于游戏、虚构的相似体裁。近一点看，如罗兰·巴特就认为:事实只不过是一种语言学式的存在。同时他还强调“虚构叙事对立于历史叙事是有极大的正当性”。巴特之后的历史学家保罗·韦纳，早怀特三年就出版了《如何写历史》(Comment on écrit de l'histoire，1971年)一书。该书的主题是完全否认历史的全部科学特征，并且他还说“历史是小说”。历史根本就不是一门科学，它属于偶然性，是一种情节叙事。历史只能重建“如何可能”，而不能解释“为什么可能”的问题。可以看出，韦纳远可以推到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近可以推到受福柯的影响。不过这里他肯定的是历史以叙述的方式来解释。不管怎样，韦纳厘清了历史是一种“真正的小说”，至少来说是一种“真实的报道”^[51]。

对韦纳的首次回应应该是德·塞尔多(Michel de Certeau)。1975年，德·塞尔多出版了《书写历史》一书，用以从根本上反思历史写作该如何进行^[52]，并对他的“历史运作”进行详细解释与发挥。他说:人们能够在“历史运作”中，在探索性实践与书写之间，具有一种歪曲的现象。这是由实践时间的书写所导致的结构。一方面，历史书写按照编年方式安排，以最为久远的事物为起点，以事物的更迭代替了其因果性;另一方面，书写实践又试图在探索性的时间中重现过去。他从中区分出“历史运作”的两个阶段:文本被封闭了，但研究始终未完成;文本是完全的，但隐藏了研究中的各种空隙。此外，他还在本书中对福柯关于话语、权利的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德·塞尔多还补充到，历史书写与历史研究两者是密切不可分割的。犹如巴特所说的那样，德·塞尔多认为历史书写像是“层叠状的”。也就是说，历史书写本身是不断地以多元的方式参考了各种原始材料、档案。在《书写历史》一书中他写道:“我们承认，作为历史学的论述‘包含’了它的他者，即编年、档案、文献等。也就是说，论述那些在一个层叠状下被组织的文本。从那个文本中，正在延续的一半是依赖于已经断裂的另一半。”^[53]

在法国，德·塞尔多是对历史书写提出深入分析并付诸实践的第一人，尽管此前的韦纳对历史书写所作的贡献也非常大，但他并没有像德·塞尔多那样透彻地分析。德·塞尔多以其哲学与心理分析的实践阐明了历史书写的重要性。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利科完全以另外一种方式介入这场争论，如《历史与真理》以历史、《活的隐喻》以文学、《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新贡献》以历史学与历史编纂学、《时间与叙事》兼论历史与文学来探讨历史写作。利科这位哲学家在当时执教于美、法两国，而且他早年对德国的胡塞尔、海德格尔颇有研究，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他调和了美、法、德三国的历史(或历史哲学)思想。在他的《时间与叙事》(三卷)中，他详细地探讨了叙事主义者与海登·怀特的论文，从中也追溯了韦纳与德·塞尔多的著作。他关于叙事的观点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被接受。如1988年，《年鉴》提出关于“批判性转向”的编辑导言，并主要讨论了“历史书写”问题。文章提道:“……必须认真地考虑历史书写的诸种形式。历史书写有其根深蒂固的传统。在每一个时代里，它对外在形式，特别是叙事的建议是十分敏感的。”^[54]我们可以看出利科在这方面的贡献。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叙事的争论主要在非史学界展开，也就是说主要集中于如《争鸣》(Le débat)、《精神》(Esprit)等其他非史学类的刊物中，史学类的期刊对叙事这些问题的探讨则少之又少。具体来说，1989年，《争鸣》曾出版一期名为《文学中的问题》，对历史与虚构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种种疑问并作出相应的解答。1996年，该杂志再度回到这个主题上进行论战，只不过这次在形式上稍有变更。《精神》也曾出版利科专号，以阐释利科对当代人文科学(包括史学、文学、哲学等)的贡献。夏蒂埃在《伫立在悬崖边缘》(Au bord de la falaise，1998年)中以一场“关于历史的争论”来比喻“历史、叙事”这个话题。

2.社会文化史以及妇女史

面对着叙事史或语言学转向，与此相关的诸如事件史、政治史再度复兴起来。史学界对先前的历史研究方向如“总体史”也有更多的反思，相应的批评声也不绝于耳，如“史学危机”、“历史已经碎化”等。而在此时受到史学界关注的还是新文化史。谈到法国新文化史，人们认为主要是受福柯、德里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德国社会学家伊利雅斯(Norbert Elias)、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以及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等思想家的影响^[55]。而在这一时期的法国，比较受关注的新文化史家主要有勒韦尔(Jacques Revel)、夏蒂埃(Roger Chartier)、道斯(Franois Dosse)。

勒韦尔于1942年生，早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获巴黎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院长(1995—2004年)、《年鉴》杂志编委。他专长于历史编纂学、16世纪至19世纪西欧社会史与文化史等两大领域，代表作品有《语言的政治:法国革命与方言》(Un politique de la langue.La Révolution franaise et les patois［与M.de Certeau、D.Julia合著］，1975年)、《16至18世纪欧洲大学生社会史》(les universités européennes du XVIe au XVIIIe siècle:Histoire sociale des populations étudiantes［与R.Chartier、D.Julia合著］，1986—1989年)，《大众的逻辑》(Logiques de la foule.L'affaire des enlèvements d'enfants［与A.Farge合著］，1988年)。他曾主编过诸如《法国史》(Histoire de la France，4Vols.，1989—1993年);《多元历史:法国对过去的建构》(1996年)，《社会的建构》(La construction du social［与L.Hunt合编］，1996年)、《比例尺的通用:实验下的微观分析》(Jeux d'échelles:la microanalysel'expérience，1996年);《布罗代尔与历史》(Fernand Braudel et l'histoire，1999年);《过去的政治用途》(Les usages politiques du passé，2001;2002年);《从个案中反思》(Penser par cas，［与J.Passeron合编］，2005年)。他熟悉福柯的著作，并了解福柯思想的特质，所以在思维方式上两者有共通之处。勒韦尔最大的思想特色就在于对微观史学的关注，显而易见他关注微观史学的思想来源一方面是福柯，另一方面是勒比蒂特(Bernard Lepetit，1948—1996年)的启发。此外，与勒韦尔一样关注微观史学的学者还有塞乌蒂(S.Cerutti)、格里包狄(Gribaudi)、法吉(Arlette Farge)等。

只要对新文化史有所了解，我们就可以发现夏蒂埃的重要性。他是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的教授，经常往返于法、美等国之间，所以对法国之外的历史学发展动向有着深刻的了解。他的重要性除了体现在新文化史方面的影响以外，引人注目的还是他对历史理论的反思。首先如1989年第6期的《年鉴》上发表的《作为表象的世界》(Le Monde comme représentation)^[56]一文。此文标志着年鉴史学在认识论上的重大转折。夏蒂埃先是陈述了《年鉴》编辑群所说的转变中的史学界之态度与论点，即批判了布罗代尔的几个致命问题，如“总体史”中没有政治、事件;结构史中没有主体的位置;叙述中所隐藏的追求普遍史的保守主义动机。夏氏在文中提出:历史学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研究主题、交流对象及历史认识的架构问题;同时要以对政治本质的追究为原点进行重新架构，同时赋予政治学及法则论优先权，抛弃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主导范式。夏氏认为，历史学应该通过伊利亚斯(Norbert Elias)所倡导的“实践”(pratique)来建构社会差异。基于此，夏蒂埃认为，要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支配“新史学”的历史认识原则即“总体史”视野保持一定距离。夏氏宣称要放弃布罗代尔范式，不必区分经济、社会、文化等人的活动性质，也不必对时间性进行等级划分，而是通过形成社会的各种联合与对立关系对社会进行重新阅读。此外，夏氏还认为:要对文本进行批判性阅读与研究;把以文字为交流的一切视为历史文本，同时分析其不同用法与意义的生成与实践。因此可以看出，夏氏认为史学家的历史认识乃是一种社会的“集体表象”(représentation collectif)。夏氏同时在主体与意识上拒绝了后现代，也标志其在历史认识论上反叛“新史学”。

除了对史学的发展方向开出了“一剂良药”外，夏氏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对法国大革命的解释上，即在《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1991年)中从大革命的“文化”发生学上解释了法国大革命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期爆发。而在其他一些场合，夏蒂埃还曾表示过他无意于仿效《年鉴》建立什么“学派”，因为他认为学派的建立往往是为了争权夺利。对于学术方向与学派存在的关系，他在其德文版文集《未完成的过去:历史和世界解释的权力》中曾提道:“思想争辩往往只是(在学派、专业、民族传统之间)隐蔽的权力冲突。”^[57]

在法国，最先提出“历史已经碎化”的是青年学者道斯。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有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ie)、认识论(épistémologie)、思想史(Histoire intellectuelle)等。研究的主题主要集中于如德鲁兹(Gilles Deleuze)、瓜塔里(Félix Guattari)、利科、人文科学、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关系等。在他的结构主义史专著出版前，他就以其对《年鉴》史学认识论问题的深刻批评而引人注目。1987年，他发表了题为《支离破碎的历史——从年鉴到新史学》的著作，以对《年鉴》以及其所代表的“新史学”理论进行研究、反思。除此之外，他的两卷本的《结构主义史》阐明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结构主义与历史学发展之间所纠缠的关系。他于1997年出版了《保罗·利科》(Paul Ricoeur:les sens d'une vie)一书，对利科的历史哲学(史学理论)进行反思。作者认为利科所选择的路径代表了法国历史哲学家对20世纪史学理论的一种深刻反思，而这种自觉的反思很少被专业历史学家意识到。作为思想史家，道斯的学术背景为史学理论，但研究领域却遍及文、史、哲各个领域，这也体现了法国的历史学不是一门传统意义上的学科。

谈到妇女史，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在法国，其女性主义的宗旨就是要理解女人，确定女人的身份，将女人的“原形”显现出来。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的核心人物有: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依利加雷(Luce Irigaray)、西苏(Hélène Cixous)、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等。她们所倡导的女性主义可认为是解构父权中心制、为处于边缘的女性说话的理论。尽管妇女史不止一种类型，每种类型都形成于它们特有的文化、社会与经验背景当中^[58]。

如果女性主义值得关注，我们还不应该忘记女性历史学家。因为此时的女性历史学家在学界得到了一定的认可，她们的社会地位也随着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而得到了提升。在妇女史学家中，目前法国史学界比较受关注的主要有:阿诺德(Arnold)、法吉(Arlette Farge)、福葛(Fouquet)、科尼比尔(Knibielher)、莱葛(Laget)、福热(Martin-Fugier)、奥佐夫(Mona Ozouf)、帕特拉根(Patlagean)、佩洛(Michelle Perrot)、瓦林斯(Valensi)、布伐尔特(Vincent-Buffault)等学者。她们虽然主攻的史学方向各有不同，但是都为历史学的推进，特别是女性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其应有的贡献。

国内介绍较多的是奥佐夫，特别是她对法国大革命的节日的研究。但我们不应该忽视其他的女性历史学家，如佩洛。佩洛是拉布鲁斯的学生，她早年关注19世纪法国工人史。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高潮的时候，她希图以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妇女问题。她精心研读福柯的著作，倡言妇女也有自己的历史，同时妇女们不应该沉默，而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1991年，她与迪比一起编撰了五卷本的《从古代至今日的西方妇女史》(istoire des femmes en occident)，以梳理西方妇女史学的发展，并对其进行反思。另外，法吉是芒德鲁的学生，曾经与福柯共事多年。她对福柯、德里达、德鲁兹等学者有着相当深入的研究，并撰写了大量的著作，特别是对中世纪的妇女有着独到的见解。

3.日常生活史

日常生活经常被许多历史学家认作为一种质疑传统史学的范畴。英国有“自下而上看历史”的传统，如E.P.汤普逊;德国的“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传统不仅仅关注精英人物、教会、政权首领的事迹，而且关注那些已经被历史所湮没的人群的事迹。它主要以成人教育、艺术馆、当地出版等形式促进了本地史学的发展，更确切地说，它旨在关注德国工人的日常经历以挑战传统的宏观结构分析。而在法国，布罗代尔也关注到“日常史”，即他把日常生活与普通工人生活两方面结合起来，强调普通人的生活或物质文化是独立于市场经济之外。尽管以上三者风格迥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关注主题即日常生活史，而且在每一个个案分析中都会涉及普通人所从事的活动。但法国史家所关注的点还是稍有不同，具体表现在亨利·勒费弗尔、让·鲍德里亚、德·塞尔多等人的作品中。

亨利·勒费弗尔与右派的交往促进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性问题的思考;而与左派的交往过程则使得勒氏的思想直接引发了1968年的法国学生运动，这场运动即从勒氏所任教的巴黎十大(Nanterre)开始的。他早年对黑格尔的极大兴趣导致了他对马克思的关注。他曾翻译过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以及列宁注释黑格尔的《小逻辑》等书。1939年，亨利·勒费弗尔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名为《辩证唯物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撰述了《日常生活批判》，以进一步延伸拓展《辩证唯物主义》。1958年勒氏退出法国共产党后，创办《论证》(Arguments)杂志;1968年出版《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以对日常生活问题进行反思。勒氏的著作主要分三类，如从马克思主义路径来解释历史;从社会学视角来研究法国城市生活;关注美学、文学等主题——研究拉伯雷。在亨利·勒费弗尔看来，日常生活不仅仅与普通人、工人阶级相关，而且与现代性、社会变动有着密切的辩证关系，所以亨利·勒费弗尔的日常生活史更多地涉及历史、时间、记忆、现代性、革命的可能性等问题。

饶有兴味的是，从勒费弗尔的关注点来看，他反对当时法国的正统哲学，因为它们是与生活无关的一堆抽象的理论，同时他又反对日常生活的平庸、乏味的重复。因而，他选择了边缘化、选择了决裂，希图在生活中实现总体性、统一性以及生活的意义。勒费弗尔首先区分了日常生活(la vie quotidienne)与日常性(le quotidien)两个概念。他的视点集中于现代性中那些并不起眼的人物如农村的家庭主妇、城市的边缘白领等，而不是那些有着无穷魅力的领袖人物。从他对草根阶层、移民以及郊区贫苦大众的描述中，勒费弗尔认为日常生活展现了资本主义未完成的革命，即急剧的工业、科技、商业变革并未与普通大众的生活水平提高相匹配。除此之外，勒费弗尔还论述过语言、身体、空间、想象等问题。勒费弗尔对日常生活的批判理论直接影响了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写作思路^[59]。另外，我们从这些史学家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探讨的两大主题，即重读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

与亨利·勒费弗尔、情境主义者如德波、瓦尼根(Raoul Vaneigem)相比，德·塞尔多异于他们的地方是明显的。除了名著《书写历史》之外，他的另一个着眼点在于对日常生活史的反思，其中最主要是表现在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对现代性的影响之争中。关于这个争论，远可以上溯到18世纪如托克维尔、尼采、T.S.艾略特等，近可以涉及左派思想家如阿多诺、霍克海姆等。他对日常生活的看法则体现在1984年出版的《日常生活的创造》(L'Invention du Quotidian)一书中^[60]。从书中可以看出，德·塞尔多对日常生活的讨论拓展和深化了亨利·勒费弗尔、德波等人的观点。他以历史学家的视角对日常具体实践进行观察，把历史实践的重心向下移，所以许多学者把他的研究与英国社会史家如理查德·贺佳特(Richard Hoggart)、雷蒙·威廉斯、E.P.汤普逊等人相提并论。德·塞尔多忠实于威廉斯的“文化是普通人的”这一看法^[61]。此外，德·塞尔多还在书中表达了一个中心主张，即“阅读”与“言说”的运作可以延伸到其他实践领域中去，也就是说延伸到某些更宽广的社会实践网络中去，如居住、行走、形象消费(the consumption of images)等。

另外，历史学家对日常生活的重视，还可以从历史与记忆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层面来反思。依照这个视角来看，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一方面体现在它作为一个现代与历史残余共存的领域，其中显示了现代性的普遍化过程;从另一方面来看，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开启了“微观史学”与“公共史学”的发展。

4.历史遭遇记忆

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诸如纳粹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等，都主导了当今历史叙事话语中最前沿的集体意识。它们并没有远离我们，乃至于还深深地植根于我们血液之中。因此我们就得思考:历史以一些事件的代价来诠释或着重记忆另外一些事件是否可能?历史的真实如何表现?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

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几乎可以说是人言人殊，如重构主义者、建构主义者、解构主义者各有其观点(见表1)。同时，由记忆变成历史或民族认同也有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见图1)。

表1　记忆的认识论假设

资料来源:Douglas Booth，Evidence Revisited:Interpre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Sport History，Rethinking History，Vol.9，No.4，2005，p.469.

图1　记忆变成历史的形成过程

一般来说，传统史学对史料的要求强调书面材料、编年顺序与历史事实。而当今历史学家更倾向于把记忆作为强调潜在文献的一种方式。

如前所述，历史与记忆的一个维度是由日常生活史开辟的。但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人们对历史与记忆这个问题的兴趣点从开始探讨纪念形式转到对公共记忆的政治性以及“传统的发明”，即探讨历史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正如史学家穆勒(Jean Müller)所说:“当今的问题是记忆如何与政策的制定相关联，也就是说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如何影响当下的建构。”^[62]而对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进行了最系统思考的莫过于哈布瓦斯(Maurice Halbwachs)^[63]。

哈布瓦斯在《论集体记忆》一书中对集体记忆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解析。依照哈氏的“建构论”来讲，集体记忆是可塑的，但这种可塑性必须依赖一定的社会媒介，诸如:雕塑、纪念碑、纪念仪式、文献、教科书、电视、电影、戏剧、海报等。而对于这些媒介的话语分析就涉及权力。换言之，集体记忆的变化，受制于人们当下的利益;而且人们所记忆的过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权者操控，所以谁控制了这些文化媒介的权力，谁就把握了集体记忆本身，所以对于传达与保存集体记忆的传媒，如收音机、电影、电视、电脑等发布信息的渠道的分析显得尤为必要。因此研究集体记忆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探讨权力结构如何影响文化媒介的价值趋向。由此观之，哈布瓦斯对历史记忆的探讨有别于以往的传统社会史研究。

众所周知，布罗代尔对社会与环境等的强调使得政治因素变得并不那么重要。但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许多学者强调设计不好的纪念物将严重误导记忆，并给历史记忆带来长久的不良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关于历史重构的基本预设便遭到质疑，其中与历史叙事相连的集体记忆便首先提上了议程。

而把记忆作为中心问题讨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皮埃尔·诺拉。三卷本《记忆中的场所》(Les Lieux de Mémoire)就是明证。该书集合了50多位著名历史学家对法兰西民族记忆以及法国大革命的思考。该书以一种隐含的方式表达了对法国大革命的记忆而不是告知我们现代历史的趋向。历史学家应该到别处去寻找历史与民族认同。该书以谱系学的方式考察了法兰西民族认同，因此把记忆多样化、多元化，并且记忆之间并不存在连续性的叙事。他以历史的潮流(tide)来引喻对过去的记忆。在诺拉看来，对过去的多元记忆就好比“记忆的潮水退却之后留在沙滩上的海贝”。^[64]历史学家可以以多种形式去构思法国历史。诺拉还主张记忆与历史在根本上是对立的。前者是感性的、自发的，并且为当下与过去传统之间提供了联系;而后者在狭义上是思想性的、线性的，并且把当下与过去之间视为断裂。此外，他还主张现代记忆如仪式、纪念碑，以及象征物如埃菲尔铁塔、巴士底狱等都是有目的、有意图的纪念形式。诺拉还对“真”与“假”记忆进行区分。这种对“真”、“假”的区分就牵涉对日常生活的探讨。而在这方面的探索，我们还是应该把德·塞尔多的观点与诺拉的观点作一对比，才有助于我们理解记忆。

然而仅仅靠记忆并不能解释清楚反映各种利益关系与相关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牵扯民族认同、历史编纂等复杂现象。记忆当然可以揭示被遮蔽或被压制的历史，特别是涉及不幸与耻辱时则表现得更加明显^[65]。记忆也可作为探索集体共性(或特性)的工具^[66]。如在《记忆中的场所》这一大型集体项目中，诺拉试图通过对民族记忆的彻底清理来满足人们对历史记忆的关注，因为人们不确定其未来。民族认同另一方面与民族史的编纂相关，具体表现在对“法国史”的思考上。正如莱科斯(Antonis Liakos)指出的，任何民族叙事都“应该有内在逻辑一致性，而且没有时间性的断裂”。^[67]人们可能认为《年鉴》并不提倡“法国史”复兴这种“宏大叙事”，而实际上其中相当部分出自于《年鉴》阵营。布罗代尔至死未完成的伟大著作《法兰西的特性》确实不同于任何其他一本法国史。就此而言，几年后勒韦尔与比尔吉埃共同构思编纂的《法国史》也是如此，因为这两部作品都刻意排斥了在本质上与该流派成一体的目的论叙事传统^[68]。然而该项目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法兰西的特性或法国的同一性不是被看作回答，更不是一种解释，而是一个需要分析的问题，一个人们应试图去说明的现实。所以尽管法兰西的多变性得到了过去的确证，但今日史学家所做的工作却不是要对传统与连续性进行确保。这种必然的转折与当代的重新估价是密不可分的，而这种重新估价是现代历史编纂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它冲击了一个传统，一个长期把重点归于发生在前工业社会中的缓慢变化的传统。在勒韦尔之后，1999年拉鲁斯出版社出版了迪比(Georges Duby)主编的法国史(三卷本)，第一卷是《民族的诞生，从起源到1348年》(Naissance d'une nation，des origines à 1348)、《诸王朝与革命，从1348年至1852年》(Dynasties et révolutions，de 1348 à 1852);第三卷为《新时期，从1852年至今日》(Les temps nouveaux，de 1852 à nos jours)。这种对法国史的编纂对塑造集体记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自不待言，对于这种记忆的探讨牵扯到其对立面——遗忘。“遗忘实际上属于记忆与回忆，这一点长久以来未受到充分重视。”^[69]关于这些方面的反思，尼采早已先行。如他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中就指出“遗忘不仅是一种缺失……也是精神的一种生命条件”。^[70]他还批判了人们对待历史可能的三种态度，即为:历史的(Historisch)——人们把过去当作一件实在的事物放在面前;一种是无历史的(Unhistorisch)——遗忘过去，并割断现在与历史的联系;还有一种是超历史的(berhistorisch)——处于超然的地位静观过去。而在法国，对于遗忘与历史记忆的探讨，保罗·利科所做的贡献不可低估，其《记忆、历史、遗忘》就是这方面的总结之作^[71]。

《记忆、历史、遗忘》因其主题和方法论而分为三大部分。利科首先从现象学的研究路径来处理历史与助记(mnémonique)^[72]的关系。作者所强调的问题是一种即时记忆如何可能成为某种缺失，同时也成为一种过去。第二部分通过重新讨论历史知识的本质及其真理问题来评述史学家最近所撰述的著作。利科探讨了历史学家(通常他们自认为是可以撰写一部记忆的历史)是否能够真正地破除那些所有依赖于记忆，包括多维记忆而抵制表象(représentation)的行为。第三部分，所探讨的是有关把遗忘作为记忆的一种情形的必要性，以及思考是否可能存在着与快乐记忆相平行的快乐遗忘。全书在仔细和认真研读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笛卡儿、康德、哈布瓦斯与诺拉(Pierre Nora)等诸多重要思想家的文本基础上来考察三个主题之间的关系，并深刻阐明了作者的主张。然而，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与作者的另外两部重要著作即《时间与叙事》(temps et récit)、《作为他者的自我》(Soi-même comme un autre)以及作者谢世前反思伦理、责任、表象问题的作品，提供了关键性的联系。正如利科在前言中所指出:“《时间与叙事》与《作为他者的自我》是把时间经验与叙事操作直接联系起来。而记忆、遗忘是时间与叙事之间的重要媒介。”^[73]具体到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承载了(现象学中的)记忆、历史认识论、(诠释学下的)历史的境遇，那就是如何表象过去的问题。而对于遗忘，利科指出:遗忘是记忆与历史的“共同敌人”^[74]。然而遗忘又与宽恕(le pardon)相联系。两者都应当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中来，尽管遗忘相对应的是记忆以及如何忠实于过去的问题，而宽恕是与有罪以及如何调和过去相关。

而在20世纪把历史与记忆相区别开来，并把对记忆的兴趣运用到洞察历史叙事的当代危机之中，我们认为在这里强调利科的贡献尤为重要，因为他从“助记忆主义”(mnemonism)而非诸如前面提及的历史主义者那样的视角来看待历史、过去与记忆的关系。在谈到历史主义时，其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历史写作有哲学作为根基，有如19世纪的历史主义先驱黑格尔、米什莱、马克思、克罗齐。而且在历史主义者那里，他们通常把过去概念化为一种连续性的叙事，即它有一个起、承、转、合的过程。但利科从这里可以看出历史主义与记忆主义之间的断裂，所以我们不得不把利科提出的问题重新重视起来。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法国出版历史与记忆的书籍越来越多，这正证明了历史与记忆的重要性^[75]。

对历史与记忆的关注引起了我们对历史编纂的关注。在主导19世纪的历史主义叙事话语中，文献史料是连接历史与记忆两者之间最主要形式，如法律文书、契约、政府公文、政客间通信的信笺等。也就是说: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在历史主义的视野下，文献档案(史料)是记忆与历史的中介，即记忆文献档案(史料)历史。但是在重新考察历史多元叙事(narratives)下的“助记”图式中，文献史料这个概念就愈发复杂。诺拉与利科两人的观点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从历史主义到“助记忆主义”的视角转变了历史编纂的角色。也就是说，当历史编纂作为一个“新”的因素被提及并介入到历史学研究中，前面的程式就相应地改为:记忆历史编纂历史。这也就是历史编纂为什么在我们今日的历史学研究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的原因之一^[76]。所以历史编纂在今天所针对的不仅仅是历史研究中的诸种策略问题，而且还应作为一种“修辞表象”问题来研究。

历史学研究并不是，也不可能做到“价值无涉”(韦伯语)，因为历史学家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影响了他的选择，同时每个人选择过去图景是建立于他自身认为重要的基础之上，并且把这种图景作为一个过程。由此观之，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理解当下自身的条件，而这种理解也影响到我们对未来的期待(promesse)^[77]。换言之，我们应在历史中探求什么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期待。如果说期待是从时间上来看的话，奥古斯丁将时间分为“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将来的现在”是有其依据的。在奥古斯丁看来，过去事物的现在便是记忆;现在事物的现在便是直接感知;将来事物的现在便是期待^[78]。也就是说，所谓期待，它并不是完全着眼于未来，而它本身即为一种现在，同时这种期待本身是实在的东西。这种期待如同一个“誓言”(promesse)，用宗教的话来讲，那就是犹太—基督教中的弥赛亚(Messia)。其中，期待与记忆之间的关系是“所期待的东西，通过注意，进入记忆”。^[79]而我们在这里考察历史与记忆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所经历的斗争历程，不是一种灌输，应是带着问题意识，通过考察前人(不仅是法国历史学家)所“记忆”或“遗忘”的“历史”，并在自己的“道”上不断地开启自己。正所谓“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大概说的正是这个。

对于法国史学界来说，“九十年代是‘巨星’光环淡出后中青年一代纷纷对六七十年代进行反思与总结的时期。两代人之间在精神能量上的落差是显而易见的”。^[80]在这一时期，重要人物除了前面提到的拉杜里、勒高夫、勒韦尔之外，还有一些国内并无多少介绍但又非常重要的人物，诸如Jocelyne Dakhlia，Marc Ferro，《年鉴》杂志现任编辑部主任让-伊夫·格尔尼埃(Jean-Yves Grenier)，André Orléan，Pierre-Franois Souyri，Laurent Thévenot，Lucette Valensi，Michael Werner，Jacques Poloni-Simard，Georges Métailié，Jean-Pierre Drège以及《历史评论》的前任主编Jean Favier、René Rémond与现任主编Claude Gauvard、让-弗朗索瓦·西里奈里(Jean-franois Sirinelli)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