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维廉与资产阶级自由派史学

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史学萌芽于17世纪末期，到19世纪最为盛行，因为其史学研究中带有强烈的辉格—自由党人政治思想色彩，故称为辉格—自由主义历史学派。在英国17世纪以来的近代历史上，曾存在辉格党(Whig)和托利党(Tory)两个对立政党，后分别发展成英国社会政治经济舞台的举足轻重的政党自由党(Liberal)和保守党(Conservative)，在英国历史上，它们轮流执政，分别执行着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政策。从19世纪初期开始，在英国历史学的职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政治上属于辉格党的一些史学家，从辉格党的利益出发，通过历史研究和史学著述的途径，运用历史工具来论证辉格党的政见。其中，1827年辉格党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哈兰(H.Hallam)的代表作《英国宪政史》，是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英国近代政治史著作，开创了辉格派史学传统。另一位有代表性的著名辉格派历史学家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cAulay，1800—1859年)则更明确地指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所有辉格党的历史学家都渴望证明，过去的英国政府几乎就是共和政体的象征;而所有托利党的历史学家都要证明，过去的英国政府简直就是专制的代名词，由此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二元对立史学研究传统。必须指出，就英国历史学后来发展的主要趋式来说，总体上而言，辉格式历史学略具上风，托利式历史学家却据势力争以图分庭抗礼。需要强调的是，辉格派历史学也奠定了后来的英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历史学派传统，直至20世纪，如像屈维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1876—1962年)这样的百分之百英国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在其著作的史学价值倾向自是鲜明，但在历史观方面，却也继承了这种辉格党人的史学传统。虽然长期以来英国史学界不乏批判辉格派史学观的史学家，比如，20世纪中期，英国史学家中的纳米尔和巴特菲尔德等人就对辉格派史学家进行了系统抨击，认为他们为了争夺一党私利而不惜美化党派争斗，打着自由宪政的旗号，实质上却是持歪曲历史的主观模式化研究取向。如前所述，进入20世纪以来，辉格自由主义史学观念倾向仍然具有广泛的潜在影响。因此，作为当代英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派史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屈维廉，值得重点介绍和了解。

屈维廉于1876年2月16日生于维尔康的一个贵族家庭，而辉格自由派中影响最大的史学家托马斯·麦考莱是其母系叔祖，屈维廉可说是有自由主义史学传统的家学渊源。屈维廉早年就读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曾是英国史学界“剑桥学派”著名史学家阿克顿的学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也深受其“客观主义史学”影响。比较而言，屈维廉著作的风格倾向和历史观更明显地带有辉格党人的史学传统。只是他在继承辉格派史学传统的时候，有所修正和发展，使之适合于新的时代，这体现于其一系列的史学著作中。屈维廉的政治倾向是，认为英国民族具有反对独裁的精神，但却善于妥协，主张尊重公民自由，但这种自由应该通过选举和商谈的方式，而不是革命法庭和巷战的形式，这些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史学观念，使他获得了20世纪麦考莱的称谓。

屈维廉早在1904年即发表其成名作《斯图亚特王朝英国史》。随后，他潜心研究意大利民族英雄人物加里波第，思如泉涌，成果丰硕，相继出版了《加里波第保卫罗马共和国》(1906年)、《加里波第及其红衫军》(1909年)和《加里波第和意大利的统一》(1911年)等三部曲式的英雄人物传奇历史。此后更是屡发不辍，相继写成了《威克利夫时代的英格兰》、《改革法案的格雷爵士》、《19世纪英国史，1782—1901》、《英格兰史》、《威廉四世的七年》等。屈维廉于1913年撰写了史学理论名篇《克利奥:一位史学女神》，从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对象差异入手，试图论证历史学不可能是科学的学科属性，认为史学研究无论是方法还是表达手段都与自然科学有极大不同，主张历史学家只能在充分证据的基础上灵活运用想象的翅膀和逻辑推理的能力，对历史进行富有哲理的分析和文采飞扬的叙述，才能够恢复历史学的本来面目。屈维廉一生也颇具传奇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任前线野战军医院的指挥官。战争之后，其学术研究方向也发生转变，集中于英国历史和英国社会史的研究。1922年出版了《19世纪英国史》，1926年出版了分量最重的国史作品《英国通史》，1927年到1940年接替柏雷担任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铁定教授，赢得更加显赫的声誉。1940年到1951年担任剑桥三一学院院长，其间的1950年被选为达勒姆大学校长，任职至1958年。1930年到1934年，屈维廉又出版了三卷本的《安妮女王时代的英国史》，随后《1688年英国革命》(1938年)和《英国社会史》(1942年)也付梓发行。屈维廉认为英国民族具有善于妥协、尊重公民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多重特性;英国历史发展过程呈现出一种和平式而缓慢演变的进化性特征。当然，他在本国史的著作中，也极自然地热情歌颂英国的历史传统和英国制度的无比优越性，特别是对近四个世纪英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成就，表现出高度赞赏的态度。另外，屈维廉极具文学天赋，擅长历史叙事和描绘事件，写出的《约翰·布莱特传》、《格雷勋爵的生平及其改革》和《乔治·奥托屈维廉爵士》等人物传记，文笔生动，情节引人入胜，作品脍炙人口。屈维廉坚持辉格派的历史观点，主张历史或史学是哲学和诗意的完美结合。事实上，正是屈维廉善于用高度文学性再现手法，来描述历史事件的能力，使得他成为文学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当然，国际学术界也同样关注和肯定屈维廉在开创英国传统社会史研究方面的贡献，认为其堪称英国传统社会史研究旗帜性人物。

屈维廉的史学思想很明显地带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史学风格倾向，也许正因为其母系中那位苏格兰贵族家庭出身而具有辉格自由主义倾向的叔祖托马斯·麦考莱的缘故，他在历史认识和史学认识方面无疑继承和强化了19世纪辉格历史学派史学家们的自由主义史学传统。从史学思想的贡献方面看，他的史学思想集中体现于如下两方面:

首先，关于历史的社会功能和史学学科性质的认识。屈维廉认为历史这种人文科学学科，不会对社会的实际进程产生多大的推动作用，历史研究也得不出什么普遍适用的规律，不能够如自然科学那样产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效用，根本上说是没有什么实际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功能。但是屈维廉却非常强调历史的教育功能，认为教育确实造就了一大批人，他们因会读书而阅历丰富，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些人却存在着一个起码的价值判断问题，他们甚至还不会区别什么样的书才值得读，什么样的东西才值得去重视。在那篇颇受人关注的《克利奥》名文中，他干脆说历史的真正价值就在于教育方面，因为它能够使人们回忆起过去的经验和一切，从而育人心智启迪心灵。在屈维廉那里，历史能培养人们的同情心，增强相互之间的情感，加强其心理认知的程度，培育道德良知，从而孕育民众的政治判断力。历史能够通过颂扬不在场的过往优秀人物的高尚品质来鼓舞和培养人们奋发向上的道德情操，能通过历史情境和历史事件教导我们理解过去，把握现在，着眼未来。

屈维廉在论及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个原初而现实的话题时，虽然表面上的观点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但是细微体察，还是能够看出他流露出的“历史是一门不折不扣的艺术”的观念倾向。于此屈维廉触及历史学的性质和任务时，就断然宣称，在他看来历史可以归纳为承担了三种不同的任务:科学的、想象的或推测的和文学的。与此相应，从事史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的人们需要大力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收集资料和检验证据，这方面的工作属于科学范畴;然后，在充足资料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凭借主观能动性，对相关的问题做出必要的假设、推测和概括，这在程序上是属于想象推测和逻辑推理的过程;最后，从大众化历史的角度，以一种能吸引读者和普遍教育的方式，把科学和想象工作有机结合，整理研究结果并最终形成文字，通过文字表达思想呈现给大家，这种工作属于文学加工性质，因而具有艺术性创造的特征。屈维廉以形象式的比喻来说明历史的学科地位，比如你可能借助解剖某个人身体，从而论证其他人身体的一般构造。但是你却不能通过解剖一颗心脏而论证其他心脏。历史是关于人类活动的记载，研究历史同样是关注人类的复杂活动，历史学从来就不能忽视人文价值和忘记人文精神。因为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而人的活动离不开人的主观感情，而这确实是自然科学无法真正把握的东西。屈维廉认为历史学不变的性质“就是讲故事，历史学永远是叙事的艺术”。这从他对兼具散文家和历史学家身份的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年)的史学思想高度评价的言语中，也可看出其对于史学学科性质的基本态度:历史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演绎，而是一种对于最可能概括的想象的猜测。

除了卡莱尔史学风格的影响，屈维廉还更多地受到具有血缘和学渊双重关系的前辈马考莱史学思想的熏陶，马考莱所主张的历史学哲学与诗意两者完美结合的观点，其作品中叙述生动细致描述的风格，直接促使屈维廉终其毕生精力写下大量文笔生动受人欢迎的著作。

其次，屈维廉的史学研究显然还受到英国的实证主义史学传统和阿克顿的客观主义治史方法的影响。英国史学界对社会史的关注时间较早，屈维廉应该是位开拓性的社会史学家。现在我们知道，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社会变动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难能可贵的是，屈维廉始终认为经济状况是构成社会生活的基础，而社会生活又为社会政策事件提供了必要的依据，他甚至认为没有社会史，经济史便是无本之源，无价值可言，政治史则像一笔糊涂账让人无法理解。而对于社会史的定义，他说得更为干脆，认为社会史即是“摒弃政治的历史”集合，虽然这种主张对政治的忽略来写作社会史的态度常常受到批评。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英国社会史刚刚兴起之时，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屈维廉提出的那个“排除了政治的人民史”的含蓄定义，虽然经常为人引用，却不断遭到非议与批判，但迄今为止能够充分理解它的人并不多。尽管屈维廉关于社会史的定义和他社会史研究的实践引起了不同倾向的反响和批评，然而英国随后产生的相当一批成绩卓著的新社会史学家及其丰富的新社会史研究成果，不能不说是受到屈维廉的启发和影响。劳伦·斯通对欧洲家庭史的研究、爱德华·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和民众习俗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等，都来自屈维廉的影响。D.加纳迪认为，即使霍布斯鲍姆的研究也深受屈维廉的熏陶。就某种意义上而言，屈维廉在英国可称得上既是最后一位伟大的传统社会史学家，也是新社会史学的第一位开创者。当然，在屈维廉的著作中，很难看到这种包罗万象主题的具体研究，因为必要的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他提倡的社会史研究的目标与任务，更多和更大程度上是留待了后来的新社会史学者承担。后来的新社会史家已经重新发现了政治在社会历史中的位置，从全新的视角来研究社会的历史，不过以更大的努力追求集中于政治态度和政治实践:包括普通人与精英人物，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的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