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星璀璨的工党派史学

当代英国工党派史学的理论基础，是经过英国社会主义者、费边社组织的创始人、英国经济史学家韦伯夫妇(Sidney James Webb，1858—1943年;Beatrice Webb，1859—1947年)，和经济学家出身的英国经济史学家哈蒙德夫妇(John Lawrence Hammond，1872—1949年;L.Barbara Hammond，1873—1961年)共同努力工作奠定的。

作为著名的英国社会活动家和费边社会主义理论家，韦伯夫妇从事着频繁的社会活动，经常调研工人阶级状况和合作社问题。他们曾经在有关妇女和工人问题的皇家委员会里工作，1914年双双加入英国工党。S.J.韦伯在1915—1925年间还代表费边社参加了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曾经分别在第一、二届工党政府中任贸易大臣和殖民地大臣，长期担任伦敦郡议会议员和下院工党议员，1929年以帕斯菲尔德男爵身份进入英国上院，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韦伯夫妇还密切合作从事社会科学活动和学术研究，1895年共同建立伦敦经济学院，1913年共同创办了《新政治家》杂志，学术影响日益见长。1894年合作出版了《英国工会运动史》的第一部分，1897年又发表了巨著《工业民主》，精心设计了一条英国式社会主义道路，主张以渐进方式，在实践中把社会主义“渗透”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每个层面，还重点描述了英国合作社运动与工联运动之间的关系，指明了英国工人运动和社会发展方向。此外，他们还有《英国的地方政府》、《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败》和《苏维埃共产主义——新的文明?》等著作问世。除了对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探讨外，在当代英国史学史上，韦伯夫妇还确立了工运史学科的方法论基础。英国早期劳工史研究在方法上主要继承了德国历史主义的史学传统，注重对于劳工领袖、劳工组织和相关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带有非常强烈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色彩，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等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从事新型劳工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工党史学家，更加重视普通下层劳动者集团的工作状况和生活经历的研究。1911年到1919年间，哈蒙德夫妇出版《城市劳工》、《农村劳工》和《熟练劳工》三部曲，加上另外两部著作《近代工业的兴起》和《自由主义与大英帝国》，集中探讨的主题就是工业革命对那些在工业化过程中被迫转变为工人阶级中的手工业者、家庭劳工、城乡劳工的消极影响，丝毫不回避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造成英国人民的严重贫困和不幸，这实际上是深刻揭露产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加强剥削和劳动者状况恶化的现实。

曾经担任费边社主席的英国经济基础学家乔治·道格拉斯·科尔(George Douglas Howard Cole，1889—1959年)和英国经济史学家、社会批评家理查德·亨利·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1880—1962年)无疑是当代英国工党派史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如许多英国历史学家一样，科尔在牛津大学接受了高等教育，早年加入费边社，1931年参加费边研究部，从事工人运动活动和工运史的研究，因为出色的工作很快崭露头角，成为工党的著名理论家和实践领导人，积极倡导基尔特社会主义运动。后来由社会运动回归校园，1944—1957年间受聘为牛津大学教授，从此终身专事教育和科学研究，桃李满天下。科尔史学研究成就集中于工运史方面的研究，为拓展英国早期工人运动史的研究领域做出巨大贡献，代表性著作主要有《劳工世界》、《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简史》、《费边社会主义》、《合作的世纪》、《英国人民》、《工党历史》、《社会主义思想史》、《战后英国状况》和《阶级结构研究》等。

就党派内部而言，由于政治理念倾向于工党左翼，加上激烈的政治见解和独特的思维观念，科尔与工党右翼领导人之间分歧明显，矛盾重重，或许这是他最终回归学校的原因之一。科尔政治和史学思想丰富。他承认英国社会阶级差异与不平等状况的客观存在事实是基于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存在，他坚信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演变到社会主义是必然趋势。同时，他也看到，这种演变或者过渡在不同国家有各自特色，这取决于它们采取的途径和方式。对英国来说，他主张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工党，应当积极地推动在议会的各种活动，争取获得议会的多数从而取得议会的大力支持，与此同时，要不失时机地推进社会主义政策，最终达到和平地渐进地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目标。科尔通过引经据典和周密论证，得出的结论就是，英国超阶级性的议会制度为这种“自上而下”的和平转变提供了可行性必要条件。

然而令追随者遗憾的是，科尔政治思想的理想境界和价值追求，乃是一种“基尔特社会主义”模式。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本质上否认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的必要性，它提倡“工业民主”，主张“劳资调和”，拒不承认阶级斗争。在科尔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基尔特作为最基本单位负责组织生产，国家俨然以消费者代表自居，协调消费者与各个基尔特单位之间的关系，统筹产品分配和销售问题。应该说，科尔虽然以同情工人阶级处境的救世主出现，但是对工人阶级革命性及其历史创造精神却持怀疑的态度，从而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

即便如此，科尔关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设想和模式并非一无是处。如在历史观上，他认为现代工人运动的产生同产业革命紧密相联，除此就不可能引发真正意义上的工人运动，这种关于工人运动性质的判定，就颇具激进意识和创新意义。基于这种理论预设和理性思维，科尔重点分析了自18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个历史阶段中英国工人运动波澜起伏的丰富经历，提出许多颇具新意的观点。科尔关于早期工人运动的历史观念及其研究成果，成为20世纪30—5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史论坛的主流观念，甚至成为英国史学界一种普遍追随的研究范式，对英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比较而言，托尼关于英国工人运动的见解就更为激进，人们干脆称之为历史学家出身的政治改革家。托尼毕业于牛津大学贝里奥学院，旋即担任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教授，学术成就卓著，政治立场鲜明。他以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角色出现，成为现代英国工人运动的精神领袖，毕生倾力宣传社会平等，主张削除贫富差距，严厉谴责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罪恶。

就学术成就方面来说，托尼也是著作宏富，号称英国史学界创学派人物。作为工党政治背景的历史学家，托尼是16世纪英国经济研究学派的创始人，以研究1540—1640年英国经济史著称，主要著作有《16世纪的土地问题》、《贪得无厌的社会》《乡绅的兴起，1558—1640》、《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中国的土地和劳工》等。托尼的著述可以说部部堪称上乘精品，是英国史学界相关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传世文献。比如在1926年出版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中，托尼从宗教因素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角度，以恢弘的视野，运用绚丽的文字描写，考察了宗教改革前夕至17世纪末叶经济生活逐步摆脱神学理论控制的过程，尤其详细分析了英国清教的产生、发展和转变历程，认为神学理论本身发生的变化，造成了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成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该书无疑是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批评、修正和补充。而这种学术观点，也是对1920年发表《贪得无厌的社会》基本论点的进一步延伸，在这早年的著作中，他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贪得无厌是道德败坏的原动力，它使富人和穷人都受到腐蚀，显示出最初的资本主义经济伦理解释倾向。

托尼的学术研究取向，曾经作为甚至现在仍然成为英国史学界不可忽视的一种基本元素，受到许多史学家的重视。当然，他的学术观点也引起了不同政治立场学者的批评。比如，托尼试图从经济与社会的因素入手解释英国革命，提出从内战以前一个世纪的社会背景出发，注重分析基层社会中乡绅势力的兴起对英国革命产生的影响，主张考察农业经济在封建所有制向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历程中所起的作用，最终寻求英国革命的根源所在。这种可取的学术创见，却遭到以特雷弗-罗帕为代表的英国保守派历史学家的激烈批评，由此，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学术界一场关于乡绅兴起与英国革命的起源的学术论战。

撇开政治纷争不论，就学术影响力而言，托尼的史学成就应该受到尊重。他关于英国革命问题的研究，拓宽了人们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视野，丰富了专业史学家对英国内战前一个多世纪英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认识，某种程度上，充分揭示了那个时期英国社会历史运动的内在规律。当时的英国史学界，就历史研究的对象和主题来说，有关乡绅势力的兴起与贵族阶层的没落、宗教的产生与资本主义兴起等话题倍受关注，也成为史学界最为热门的社会史、经济史和思想史研究课题的重要内容。“乡绅风暴”和“英国革命”等关键词引发的学术大争论，延绵持续数十年。对那个时代来说，托尼独具慧眼地呼吁关注农村经济问题的史学研究方式，成为史学界开始关注农村基层社会研究的号角，也开启了后来英国史学研究的重点方向:“自下而上”历史学研究取向。总之，由于托尼的精心推崇和潜心研究，英国学术氛围日趋活跃，学术成就引人注目，这一切都使得英国历史自宗教改革至内战爆发前近百年时间的历史过程和丰富内容，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史学家描绘的样子，全新地展现在人们眼前。惟其如此，托尼的学术思想和成就足可用“辉煌”二字加以形容，托尼当之无愧地成为20世纪英国经济史研究中极为著名的学者之一。更有甚者，有人把托尼史学研究所及的英国百年历史称为“托尼的世纪”，这是作为历史学家的一种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