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历史人口学派

19世纪以来的英国剑桥大学是英国史学的学术重镇，它培养了英国众多的专业史学家，决定着英国史学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形成的享誉国际史坛的“剑桥学派”至今还广为人知，影响深远。

对于“剑桥学派”及其史学成就，在通常意义上，人们更为关注的主要是学派精神祖师阿克顿(Lord Acton，1834—1902年)效法兰克史传统开创的客观主义史学。1886年，当著名的史学杂志《英国历史评论》创刊，阿克顿以题为《历史学中的德意志学派》的论文为号角，揭开了英国近代史学崇尚“客观主义”的治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序幕。不过，令人遗憾的是，1895年就作为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教授的阿克顿，终身鼓吹兰克史学传统，生平治学甚勤，但除了一些零散论文外，这位享誉国际的史学大师竟没有留下一部像样的著作。聊以慰藉的是，最终依靠集体力量，以客观主义态度撰写的标志着英国近代史研究最高成果的十四大卷《剑桥近代史》的出版，则归功于阿克顿的倡议和首先精心编纂。实际上，“剑桥学派”中重要史学家可谓不少，1902年后，布瑞(John Bagnell Bury，1861—1927年)继承阿克顿的遗缺到剑桥大学任教。此后二十多年间，他主持剑桥大学近代史讲座之余，又全面负责主编由许多历史学家分头执笔撰写的多卷本的《剑桥古代史》和《剑桥中世纪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和《剑桥近代史》等系列成果也成为西方史学界通力协作的标志性成就，为世人铭记和效法。

当20世纪客观主义史学思潮日益式微的时候，剑桥大学历史学派能够引人注目的东西似乎并不多见。值得重视的就是剑桥大学历史人口学派了，它重新促进了剑桥史学的繁荣，引起20世纪的英国史学界越加重视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代表着当代英国史学的一个发展方向。大体上说，人口史是隶属于历史学的一门特殊的分支学科，但却与其他许多分支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某种程度上，它不仅是沟通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纽带，也成为联结历史学和人口学的桥梁。就跨学科角度来看，历史人口学主要研究历史上的纯粹的人口学现象及其实质;人口历史学则关注一定社会和经济背景下的人口行为及其历史意义。这里考虑到专业对象，我们忽略两者间细微的差别，侧重从历史人口学角度说明英国史学的独特作用。

从学术渊源上看，法国历史学家路易·亨利1950年代首倡和运用“家庭重建法”(Family Reconstruction)模式，从人口学与家庭史学相互关系的角度，根据教区登记资料，撰写了《诺曼第教区克卢莱的人口》，重建了西方历史上的家庭模型，得出了很多人口统计数据，展示了历史人口学的最初成就，成为当代历史人口学的开端和经典性著作。

一般认为，历史人口学对家庭史的研究影响极大，实际上两者存在着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不过，在亨利那里，家庭史只是手段，人口史才是目的。而家庭史之所以居于人口史的前提地位，主要原因是法国当时存在着丰富的历史人口资料，特别是农村人口的历史资料，这些史料大都是各地教会有关教民子女家属洗礼、婚礼和葬礼的登记簿册。这种收藏地区广泛、记载历时久远和前后体系一致的史料，成为研究区域历史上人口变化与社会变迁的最好原始数据资料。换言之，历史学家在进行人口史研究之前，必得作家庭史的研究，才能够更好地通过特定时期的区域家庭史追述和综合相应的人口消长与社会变迁历史。随后，这种研究模式和方法为欧美的人口史学家和家庭史学家广泛采用，极大地影响了有关16、17世纪后至现代人口统计以前的欧洲人口和家庭史，由此形成了欧美历史人口学，一批历史人口学成果得到广泛传播。

20世纪英国的历史学家却后来居上，主要在法国历史人口学的成果基础上，使得英国历史人口学的研究呈现突飞猛进之势。典型事件就是，英国剑桥大学在1964年建立了一个完整意义上英国历史人口学的研究机构“剑桥人口和社会结构史研究站(the Cambridge Group for the History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机构群体主张运用包括数理统计在内的历史人口学的新方法，从各地教会簿册中挖掘新资料，试图通过结构分析的方法，探索变动不居的人口数量关系背后深刻的社会关系与制度变迁。这个机构也是西方迄今规模最为庞大的家庭史研究机构，虽然它的主要目的也不是家庭史本身，而是人口史和社会结构史，但是家庭史研究在剑桥还是具有比在法国更为重要的地位。在法国，家庭史只是为了人口史研究的需要，在剑桥它更主要是为了社会结构史的需要。

剑桥机构由彼得·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1915—2001年)主持，他曾经不无自豪地宣称，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门包括各种社会的社会结构史学，重点考察家庭在前工业世界的结构功能。实际上，拉斯莱特却因此成为了英国历史人口学的奠基人之一。出自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拉斯莱特，1938年获得历史学和文学双重学士学位，但当时他并没有马上投入到经济社会史研究。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如同英国许多学者一样，他的最初专业进步受到战时中断，直到1948年重新回到圣约翰学院从事专业研究，由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逐步向经济社会史研究转变。其代表作主要有《我们已经失去的世界》、《人口史和社会结构》和《历史上的家室与家庭》等。英国历史人口学的发展较为顺利，拉斯莱特的巨大成就，还有他和里格利、埃维斯利共同编著的《英国历史人口学导论》，格拉斯与埃维斯利合编的《历史学中的人口:历史人口学论文集》，里格利所著的《工业增长与人口变化》、《人口与历史》、《历史上人口的鉴定》和《英国人口史》，安德森的《19世纪兰开夏郡的家庭结构》，斯科菲尔德的《过去的人口:重要档案的计算机连接》和《历史人口学:可能与局限》，等等，所有这些成果都成为英国历史人口学吸引国际史学界目光的重要标志。因此，在国际人口史学界和国际学术界，英国剑桥大学人口史小组的所有成员都享有崇高的地位，特别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他们根据教区登记资料，建立了整个英格兰的历史人口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做出了世界一流的学术研究成果。

从研究的技术手段来看，剑桥机构成员们从事着最新的尝试工作，采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其他先进计量方法和家庭重建模式，经过艰苦卓绝的工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根据英国各地教区1538年到1837年近三百间的登记簿册资料，对这些被调查的家庭和地区展开系统正式的研究，集中研究和攻克了英国从1540年到1870年间的人口问题，揭示其中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问题。对这段历史做出了人口史与家庭史相互交叉的真实可信和权威性解释。实际上，家庭重建模式在被历史人口学家普遍采用的同时，也倍受社会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的青睐。比如英国经济学家钱伯斯就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撰写了成名著《1670—1800年特伦特河流域》，揭示了诺丁汉郡和格罗斯特郡等地几十个农业村落和工业小区百年社会经济变化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为弥补家庭重建法研究过程中的种种缺陷，克服具体操作上采用费时费力的微观调查手段所引起的不足，做到整体上形成观察历史全貌的效果，剑桥大学人口研究机构中的里格利和斯科菲尔德共同首创了“倒推法”的研究方法。比如，在他们合作撰写的《英格兰人口史:1541—1871年》中，里格利和斯科菲尔德受到美国经济学、人口学家罗纳德·李的“反向推算法”的启发，充分运用反向推算法的基本原理，在充分考虑人口迁移状况的前提下，从既有资料(如年龄结构和人口规模)出发，推算出某个时段的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变动的基本脉络，观察它们的演变趋势，得出相关结论。历史事实证明，他们借助倒推法计算出来的结果，竟然和随后人口普查出来的资料得出的正式结果基本一致，两位历史学家也成为运用“倒推法”去从事历史人口问题研究的成功典型。他们的研究成果反过来又促进“倒推法”在历史人口学中的广泛应用。

从学术成果的影响上说，英国剑桥学派历史人口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拓宽了历史学家的视野和历史学的领域，越来越强烈地影响着其他领域中的历史学家。有些学者认识，目前，英国史学界兴起一股经济-社会史(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研究思潮，也有人认为英国存在着一个经济与社会史学派。实际上，经济-社会史从来就是西方历史学的重要分支和不可缺少的重要发展方向，特别在英国它早已存在，而且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在它的旗帜下，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可谓群星云集，不胜枚举。在崇尚经验主义的英国，许多历史学家也兼具多重学术传统，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英国经济社会史异军突起，成为继年鉴学派之外西方历史研究的代表和重要的发展趋势。英国历史人口学派既可立身其中，也能独善其外，总体上起着沟通经济史和社会史、经济与社会史等学科的桥梁作用，并表现出非凡的学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