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历史学的形成

科学历史学的形成和美国历史学学科的独立化、历史研究的专业化相互交织在一起，这一过程完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此之前，美国的历史学还只是文学的一个分支，并没有出现职业历史学家。殖民地时期，美国诞生了最早的一批清教徒历史学家，其作品主要是以回忆录的形式出现，目的在于增强个人以及某个群体的荣誉感和身份认同。独立战争胜利以后，美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给历史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课题和机遇，独立战争成为了历史学家的一个研究热点。最初研究独立战争的历史学家，主要是从地方的角度来叙述它，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有大卫·拉姆齐的《南卡罗来纳的革命史》和杰里米·贝克纳普的《新汉普夏尔的历史》^[1]。不过这些历史作品主要是从美国的某个地方出发，来叙述当地的战争及其英雄，还没有从将美国看成是一个整体的角度来解释这场革命。在当时，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年轻国家，迫切需要通过历史写作来建构一种身份认同，从而获得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无疑这一任务成为了历史学家的当务之急。不过由于从事历史写作还只是人们的业余爱好，不仅需要良好的教育从而获得足够的知识，还需要自掏腰包来从事历史写作。因而，这些业余的历史学家通常都是家庭殷实，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他们中间，班克罗夫特无疑是成就最大的一位。

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1800—1891年)是19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美国历史学的奠基人。他出生于名门望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后来又在哥丁根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过历史写作的新方法，深受德国史学和先验哲学的影响。他积极投身于国内的政治事业，崇尚美国式的民主，担任过海军大臣、英国大使和德国大使，对欧洲政治也颇为了解。

班克罗夫特的历史代表作是10卷本的《美国史》，该著作由作者分卷逐步完成，从整体的角度讲述了美国独立战争，不仅受到美国读者的广泛欢迎，还得到了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的盛赞和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的美誉。在这部著作中作者表达了自己的信念:“历史为我们提供了经验教训，它是人类在神意的指导下，必然走向自由的进程。”^[2]在这一信念的指导下，班克罗夫特认为美国独立战争必然会发生，它是美国人民走向自由、获得民主的不二选择。该著作寻找到大量的事实，并对这些事实注入情感，进行浪漫主义式塑造，从而培养了美国人自己的英雄，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人们的精神需要。

19世纪是美国历史上发展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南北战争以后，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深入，社会急需人才。这时美国高等教育获得了长足的进步。高等教育的急速发展也为历史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原有的业余式的历史学家已经不能满足这种需要，培养更多的历史教师，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历史课程已经提上日程，由此，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学正式登台亮相，科学历史学应运而生。业余的历史学家逐渐让位给职业的历史学家，他们以高校和研究所为基地，撰写专业类的论文，并以此为生。

随着工业化和自然科学的狂飙突进，科学慢慢被披上了一件神话式的魔力外衣，成为了人类进步、获得真理的代名词，许多以人类自身及其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例如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都以自然科学为蓝本，构建自身的理论基础，不断加强自身的科学性，从而成为社会科学。在这种社会思潮的取向之下，历史学也在努力摆脱传统形象，力图构建“科学性”的历史学。只是不同的历史学家在构建科学历史学之时，对科学历史学有着不完全相同的理解。在许多科学学会成立的启发之下，1884年，美国历史学家也成立了自己的历史学会，这其中就包括了一些主张科学历史学的历史学家，随着科学历史学的兴盛，原有的业余历史学家逐渐被挤出了该学会，特别是1895年，科学历史学家创办了《美国历史评论》，为职业历史学家发表“科学式”专业历史论文提供了场所和方便，从此之后，职业历史学家逐渐成为历史学的主角，业余历史学家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3]

尽管不同的历史学家对科学历史学有着不同理解，但大体上可分作两类:第一类历史学家将“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归功于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学”，他们认为达尔文阐明了科学历史学的一切前提;第二类历史学家将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归功于“通过学者的那种近乎完善的考察方法所获得的客观性”^[4]，他们将兰克看成是科学历史学的鼻祖。第一类历史学家将科学历史学的目的定位在追求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就像自然科学家所从事的那样。第二类历史学家虽没有像前一类历史学家那样完全照搬自然科学的理论，但他们也受到了自然科学，尤其是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响。他们认为科学历史学“只需要发现历史事实，不需要探询历史规律或者进行概括，同时放弃一切哲学”^[5]。他们从自然科学中吸取客观性概念，用这一概念来指导、规训历史学。这样，历史学要“成为科学就是要追求客观，而客观就要对史料进行批判研究，随后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将历史事实描述出来，就像自然科学家处理自然现象那样”，除此之外，历史学家“不需要任何解释，而是让历史事实自己说话”^[6]。

科学历史学家主张不将任何自身感情带入历史研究，这是受到了自然科学的启发。自然科学意味着，运用一套规则进行反复的试验，同一个结果可以反复出现，同时却没有将自己的主观感情加入到结果中去，不同的人按照一定规则可反复得出同一结论。这对长期以来备受其他理论利用的历史学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在科学历史学家看来，历史学家只要将自身的任务局限在寻找和记录历史事实上，而不对这些历史事实进行因时因地的解释，那么这些寻找和记录下来的历史事实就可以一直保留下去，为后代所用，成为对知识的永久贡献。

那么历史学家如何寻找和记录历史事实呢?美国科学历史学杂糅了许多欧洲的思想，例如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巴克尔的史学思想等，但兰克是最为关键的人物，尤其是他考证历史事实的方法和用于培养历史学家的研讨班的方法。这两种方法被从德国归来的历史学家运用到美国的史学实践中来，鉴于兰克在美国史学中的特殊地位，这里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分析。美国这些科学历史学家自称是兰克教会了他们如何进行历史研究，即只局限于历史事实，而抛弃一切解释。但只要细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科学历史学家所塑造的兰克形象只不过是他们自身形象的投影。

在兰克当时所处的德国学术界，历史不过是表现哲学家的抽象概念的实验场，其中表现明显的有如黑格尔。为了使得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学科，兰克便从历史学和哲学的区别入手，但他并不反对哲学，他认为历史学和哲学关系紧密。由于兰克反对哲学家为了自己的概念来篡改历史，在其史学实践中更强调二者的区别，这就很容易引起科学历史学家误认为其反对和抛弃哲学。

在兰克看来，真实的历史比想像的历史小说更为有趣，而正是这一点使得兰克反对任何伤害历史真实的可能。历史真实需要历史事实为依托，那么如何才能找到历史事实呢?这需要从众多带有主观性和局限性的记载中找出客观的历史事实，为此，兰克通过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考证方法将历史事实从众多错误中考辨出来。这种对历史文献的考证方法并不是兰克的首创，但兰克却是系统运用此法来进行历史研究并取得巨大成就的第一人。这种方法被兰克看成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方法，在其史学实践中占有突出位置，而这正为科学历史学家所看重并为之顶礼膜拜。

兰克的思想属于德国当时的唯心主义哲学，这种哲学思想在历史研究中的表现是历史主义，按照兰克自己的理解就是“每个时代都直接面对上帝，它的价值不在于从它那得到什么，而在于它自身存在。在历史研究中，需要对历史中的个体给予特别的注意，因为现在对于它自身来说都是有效的，同时也是值得思考的”^[7]。他通过对历史文献进行严密考证以找出历史事实，而这些历史事实反映的是上帝的足迹。兰克反对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将自己的主观好恶强加到历史事实中去，因为这样做的话就损害了客观性，也就把人的主观好恶强加到上帝的意志之上。兰克的史学思想深深扎根于德国的唯心主义传统，也是对当时德国现状的思考，这些很难被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非德国历史学家所理解，而一旦兰克的史学方法被抽掉它的唯心主义前提时，它便很适合19世纪晚期那种经验主义的精神状态。

或许在美国科学历史学家看来，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兰克形象，正是这样，科学历史学在自然科学以及欧洲史学特别是兰克史学的多重影响之下，科学历史学家将大学教室、档案馆以及图书馆作为实验室，依照兰克的史料考证技术从文献中寻找证据，然后按照科学的范本，以超然态度将这些历史事实叙述出来。^[8]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进行历史研究，正如自然科学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研究一样，科学历史学也只能是那些具有专业文凭，证明已经掌握历史研究技术的专业人士才可以胜任，这种专业人士需要培养后才可以获得。兰克的“讨论班”正好可以满足这一需求，通过“讨论班”的培养，未来的历史学家学习如何阅读、分析、比较和考订历史事实，学习如何保持超然态度，克制自身的偏私，目的在于找到历史事实。正是如此，历史学的科学化过程和历史学的专业化过程相互交织在一起，携手合作，互为保证。

如此这样的科学历史学，在美国史学史上自然有它的功绩，科学历史学家有感于以前的业余历史学家对历史进行浪漫主义式的解释，时过境迁之后，这些解释都化为泡影，经不起历史的推敲。好在这一切即将结束，德国历史学家兰克通过自己的史学实践，告诉了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该做些什么，把对人生意义的寻求、对历史事实的解释交给那些感兴趣的人们吧，真正的历史学家将不再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了，他特殊的事业就是编撰和保留人类过去行为的记录，一句话，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寻找和记录确切发生的事。科学历史学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当时历史学的症结之所在，也为历史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在学科化和专业化的过程中，科学历史学不仅不像他们所声称的那样在历史研究中毫无感情、绝无偏私，而且其自身的理论缺陷也在不断暴露出来，这就为新史学的出现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