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的出现

据历史学家考证，E.W.道(Earle Wilbur Dow)是美国最早在公开刊物上使用“新史学”这一词汇的历史学家。1898年4月《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了一篇书评，正是该作者评论德国历史学家兰普勒希特的最新著作《德国史》，他指出新史学是以人类的全部活动为考察对象，探寻人类如何成长为今天的样子。但该书评的发表在当时并未获得广泛的注意。1900年，艾格尔斯顿(Edward Eggleston)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时，以《新史学》为题发表主席演讲，批评旧史学局限于政治史和军事史，忽视了其他的领域，认为那些领域才是未来史学发展的方向。当然，新史学在与科学历史学竞争时，道路并非平坦。1908年，科学历史学的代表人物乔治·亚当斯还在美国历史学会上发表主席演说《历史与历史哲学》，主张历史学家要牢记兰克的教诲，历史学家的任务还是要保持在历史事实的领域，应该放弃对历史哲学的企图，认为这是应对社会科学进攻态势的最好回应。由此也可见新史学发展之路的艰难。将新史学真正发扬光大的历史学家是特纳和鲁滨逊，正是这两位历史学家通过著书立说，通过培养新史学家，才使得新史学最终站稳脚跟，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达到其巅峰状态。

有意思的是，新史学并非完全否定科学历史学，实际上他们共同分享着许多历史研究的前提，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人类的进步观念、科学理念等。新史学同样坚持对历史事实的考证，也在运用讨论班的方法来培养历史学家。新史学主张人类的全部活动领域都应该成为历史学家的研究范围，指出科学历史学完全限定在政治史和军事史领域，这不能够完全理解人类的过去;新史学主张应该同各种社会科学合作，反对科学历史学自筑壁垒;新史学主张历史研究应该回应现实问题，反对科学历史学放弃历史解释、缺乏现实关怀……

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1861—1932年)是美国边疆史学派的创始人。1861年11月他出生于威斯康星州的波特奇(Portage)，父亲是当地的新闻工作者和共和党政治家。童年的生活使特纳对边疆注入了特别的感情，后来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888年离开威斯康星大学，前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指导老师为赫伯特·巴克斯·亚当斯(H.B.Adams)，在此期间，特纳的一个亲密同事正是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深受特纳边疆理论的影响)，1890年获得博士学位。1889—1910年特纳在威斯康星大学教书，1910—1924年在哈佛大学任教，1910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32年逝世。

通常我们对特纳的边疆理论比较熟悉，而对其关于史学理论的论述却很少加以注意。实际上早在1891年，特纳就开始了对科学历史学的批判，在论文《历史的意义》中，他“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兰克的美国门徒们所坚持的那种静止的历史真理观和科学历史学的那种只是指向历史事实的方法”^[9]。但这篇发表在《威斯康星教育杂志》上的论文，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后来也因特纳的其他阐述边疆理论的论文更引人注目而被埋没。特纳认为:研究历史要研究人类的过去的一切领域，因为社会没有哪一部分可以孤立于其他部分而得到理解;历史不会停留在一本或许多本历史书中，因为历史书中的观点不是最终的结论;历史是一个整体和连续体，其本身不能分割，那些历史分期，比如古代、中世纪和近代都是人为区分，社会是一个有机体，而历史正是对这个有机体的自觉认识。通过这三个方面，特纳批判了传统历史学那种为历史事实而研究历史事实，为过去而研究过去的理论根基，在此基础上，特纳赋予历史学积极入世的含义，研究历史是为了对人性的自觉认识，其最大用处在于它有助于培养良好公民，强调了历史所具备的教育功能。这些论述表明特纳深受当时流行的进化论的影响，同时还可看出他极力主张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在这篇论文中，特纳还将历史划分为客观历史和主观历史:客观历史指代事件本身，主观历史表明人们对这些事件的认识。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他还认为不同的时代盛行着不同的历史观念，在于每个时代总是试图形成自己的一套认识过去的概念，每个时代在书写历史时总是依照它那个时代最主要的情境，所以历史也就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但这不意味着特定时代真实的事件改变了，而是说人们对这些事件的认识改变了。这些观点已经蕴涵了相对主义的因子。

特纳的功过是非主要由他提出的解释美国文明的边疆理论承担着，确实，该理论不仅仅在史学界，也在社会上广为传播，慢慢融入了美国的思想。特纳通过高校教师的身份，培养了大批信奉边疆理论的历史学家，边疆理论也由此获得支持、追捧，有时甚至因崇拜者的过分狂热而遭到扭曲和变形。

1893年7月12日，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历史学会上，特纳以《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10]为题发表演讲，阐述了边疆在美国文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这篇论文包含了特纳一生所坚持的有关边疆理论的所有基本论点，特纳著作不多，其后所作的论文和著作都可以看成是对本文的补充和注解。科学历史学家(特别是特纳的导师赫伯特·亚当斯)在解释美国政治制度时，认为美国政治制度之源是古代日耳曼部落的平等主义习俗。这种“生源论”引起了特纳的不满。特纳认为美国之所以是美国，而不是另一个欧洲，原因不仅要在日耳曼的森林里寻找根源，更应该注意美国本身的因素，这就是西部边疆的因素。特纳在这篇论文中首先指出:“直到现在，一部美国史大部分可说是对于大西部的拓殖史。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向西的拓殖，就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

特纳从未对边疆这个概念进行明确定义，他总是随意加以使用，另外，他经常将边疆和西部这样两个概念混合使用。可以说，特纳所指的边疆，拥有一个地理上的含义，它位于自由土地这一边的边缘上，是文明与野蛮的会合处，它和欧洲的边疆线不同的是，它更是一个边疆地带，是移民开发西部，美国文明生长的最前沿。这样，边疆蕴涵着一个过程，这就是不断涌向边疆的移民同这一边疆地带共同创造美国文明的过程。所以特纳指出向西部移民的有:渔民、皮货商人、矿工、养畜人和农民，以及其他各类行业的人。鉴于移民的不同，所以不得不把边疆区分为商人的边疆、牧场主的边疆、矿工的边疆以及农民的边疆等。

特纳还表明西部边疆不仅给东部创造了一个“安全阀”，同时也改造了远道而来的移民，使得他们不再是另一个欧洲人，而是成为了一个美国人。西部边疆是思想和制度交流的一种过程，美国思想的显著特性也因此形成，它们是“粗暴、强健、加上精明、好奇这种特性;头脑既切实际又能独出心裁，想的办法快这种特性;掌握物质一类的东西，心灵手巧，不过艺术性差，但做出来的东西使人产生伟大有力的感觉这种特性;精力充沛，生气勃勃这种特性;个人主义突出，为善为恶全力以赴这种特性;同时热爱自由，华而不实这种特性——这一切都是边疆的特性”。

在美国逐渐完成对西部的开发后，边疆在美国的地图上消失了，这样，美国历史的第一个时期也宣告结束，随后的美国文明和社会的发展将以什么为动力呢?特纳认为尽管边疆已经消失，但边疆精神还在继续，而且边疆为之依托的西部也没有消失，仍然在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物质资源和精神动力。特纳指出，美国的历史中，始终存在着西部和东部的这种地域主义，认为美国的南北战争不仅仅是北部对南部的竞争，更是双方为赢得西部的一场战争。美国内部各地域之间存在一个经济利益的冲突问题，这种经济利益的地域化深刻地影响到美国的政治，特纳也同时强调，仅仅从自然地理和经济利益来解释美国的政治是错误的，还要考虑到理想、心理因素以及继承下来的思想习惯，这些因素总是相互影响的。特纳认为美国政治的成功在于各个地域之间的相互妥协和合作，保证了美国政治的不断进步。这使得特纳建议欧洲似乎可以建立一个地域联盟，像美国各个地域之间一样，通过讨论、让步和相互妥协，来保证自身利益的同时又避免使用暴利。有意思的是特纳的这一建议在今天的欧洲正在不同程度地实践着。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特纳的边疆理论打上了进化论的烙印，他通过地理以及经济等方面来解释美国文明、政治以及社会的发展，这完全是一种新史学的做法，同时他强调历史学家应该学习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以及社会学家的方法，他本人就很喜欢使用地图和统计的方法来从事历史研究。特纳的这些史学实践都是对新史学的贡献，当然，特纳的这一边疆理论的许多内容还只是留于假设，有其不完备之处。另外只是通过边疆这一个方面还不能全面解释美国历史，而其自身带有的庸俗进化论的印记也使得其价值大打折扣。不过，这些不足不能掩盖特纳在新史学上的特殊地位，他为美国史学培养了一大批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运用边疆理论进行着具体的历史研究，形成了美国史学上著名的边疆学派，美国史学也开始摆脱对欧洲史学的依附地位，完完全全地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尽管特纳开创了边疆学派，在史学实践上走着一条新史学的路，但特纳很少直接提“新史学”这个词汇，也很少从史学理论的角度来阐述新史学。无疑，鲁滨逊在这方面的工作很好地填补了特纳的不足，由他所领衔的美国新史学派不仅在具体的史学研究上成就卓著，更重要的是对新史学进行了一番理论上的建构。

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年)创立了美国新史学派。1863年他生于伊利诺斯州的布卢明顿市。父亲是一个银行家。1884年鲁浜逊进入哈佛大学学习，1888年进德国佛莱堡大学，师从霍尔斯特，1890年获得博士学位。1891—1895年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做历史教师，1895—1919年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19年他辞去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同年2月，组建了社会研究新学院，并任行政委员会主席一直到1921年。1929年他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36年在家中去世。

和特纳著作甚少不同的是，鲁滨逊著作等身，他不仅为方便教学，翻译了大量欧洲的史学著作，例如《普鲁士王国的宪法》、《欧洲历史原始材料的翻译和修订》丛书等，还撰写了代表自身史学水平的《新史学》、《形成中的意识》、《文明经受着考验》等。另外，鲁滨逊不仅关心高等教育中历史学科的发展，他还积极参与美国各级学校中的历史教育工作，很是强调历史在塑造人类灵魂中的特别作用。为此，他自编或与人合编了许多历史教材，著名的教科书就有《西欧历史导论》、《近代欧洲的发展》，和比尔德合编的有《最近十年的欧洲史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世纪和近代》、《欧洲通史》等。

鲁滨逊没有完全否定科学历史学，他继承了科学历史学用于考证史料的方法，重视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不过在他看来，科学历史学之所以应该让位于新史学，原因在于它存在三大问题:“1.随便罗列人名、地名，对读者毫无意义，它不但不能激起读者的思想和兴趣，反而使他没有精神;2.不讲别的重要事情，专偏重政治事实的记载;3.好叙述非常特殊的事件，不是因为这些故事可以说明一般事物的进展，或某个时代的情况，而只是因为它们在编年史中很突出。”^[11]为了解决这些史学问题，鲁滨逊试图提出一种新史学理论，来建构新时期的美国史学。鲁滨逊主张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传统历史学认为历史学只需做到如实直书，鲁滨逊则指明决意要谨慎地检验史料，同决意要据实纪事，这两件事体，终究只不过是科学化的史学的初步。历史学要成为科学，它首先要成为历史性历史，历史学家不仅要据实纪事，还要能说明它们的所以然。为此，历史学家应该和社会科学结成同盟军，批判性地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手段和结论，而不应该固步自封，因为一切科学都是相互依赖的，学科界限自是暂时的发挥作用。

既然人类在过去所做所想的一切事情都应该成为历史学家的研究范围，这就架空了政治史——历史是过去的政治——的理论基础，从而将历史中的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不再仅仅是帝王将相)推到了历史研究的前台。鲁滨逊已经表明普通人在近世历史研究中的特别地位，那就是“我们的民主精神和它所有的希望和志愿，就是以尊重普通人为根据;我们的科学和它所有的成就和希望，就是以尊重普通事物为根据”^[12]。这为历史研究的多样化、历史解释的多元化提供了理论基础，鲁滨逊强调普通人在历史研究中的特别地位，历史研究要研究过去中的普通人，这一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的普通人服务。这一点后来在贝克尔那里得到了更为深刻地阐述。

鲁滨逊认为历史可能是记忆力的人为的扩大，他指出我们若要理解我们自己所处的某一个时期的情况，我们几乎完全依靠我们对我们自己过去的思想和经验的记忆。好比一个刚睡醒的人，因为记忆力的暂时失效而弄不清周围的环境，随着人的清醒，记忆力慢慢开始自动地发挥作用，从许多记忆里择取一些记忆来帮助理解现在，这种记忆力的作用十分有效，但同时也十分迅速，以至于人们都忽视了它的存在，而认为现在可以自行理解。“历史”和“记忆”差不多，因为我们个人头脑中的记忆并不纯粹是我们个人的经验，它还包括许多听来的或者是书本上看来的东西，这些都来自于历史领域。由此可见，我们自己的记忆便不知不觉地同历史融为一体了。从这个观点出发，历史可能是记忆力的人为的扩大。^[13]

既然历史可能是记忆力的人为的扩大，那么有关历史的知识或许只是暂时性的结论，并不完全都是真实的历史，从而科学历史学所追求的对知识的永久贡献不仅很难实现，同时也非常没有必要强求，因为史学观念常常变化，今天流行一种史学观念，将来必然会出现另一种史学观念来代替它，而通过今天的史学观念所叙述的历史或许并不为将来人们所需要，因为他们将面临一些和我们不同的问题。而历史研究也无法为过去服务，因为过去在时间上已经一去不复返。当然，历史研究不是一无是处，毫无用处，它可以为现实服务，也应该为现实服务。鲁滨逊认为历史的这一功能在当时的历史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或者未能正确地将历史研究服务于现实。

在鲁滨逊看来，历史有很多现实功能，例如历史可以满足我们的幻想，可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有时可以检验我们的记忆力，不过这些功能还只能说是浅层次的。在他看来，历史的最大功能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通常历史学家也讲历史作用，认为人们可以通过了解历史，吸取经验教训，历史还可以成为道德教育的工具。这些历史功用并不为鲁滨逊所看重，他指出历史学家如此强调历史的现实作用，实在是一种误导，不仅人们无法真正了解历史，从历史中获得知识，长此下去，历史研究也会毫无现实价值可言，因为这种作用依赖的理论前提是认为自古至今人类的情况是始终一致不变的，从而它能提供永久先例的价值。然而，人类的历史已经表明，变化和发展普遍存在，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历史的现实作用在于要理解现在，有赖于理解孕育现在的过去。鲁滨逊的新史学为应对现实需要，走着一条实用主义之路。

早期的鲁滨逊，服膺进化论，相信历史进步的学说，十分推崇达尔文和赫胥黎，认为他们的进化论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念。鲁滨逊自己极力将进化论运用于自己的史学实践和理论建构，以推广进步的史学观念为乐事。然而，晚年的鲁滨逊对历史进步性不断产生怀疑，西欧的现实社会，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动摇了他的人类不断进步的信念。^[14]

鲁滨逊的新史学在美国影响深广，最直接的表现是形成了以鲁滨逊为中心的一个新史学派，成员包括了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有巴恩斯、肖特韦尔、海斯、桑代克、贝克尔、比尔德等。^[15]然而，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新史学提供了历史研究的新理念和新方法，这些慢慢融入了美国史学思想之中，为后世不断开创史学新视野提供了借鉴和参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新史学开拓了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使得历史学家不再局限于政治史和军事史，将人类的一切活动都纳入到历史研究中来，走文化史之路;新史学不再局限于研究历史中的重要人物，生活中的普通人成为了历史研究的对象;新史学主张历史学应该和社会科学进行广泛的合作，为历史提供多元解释，认为任何单一的解释都不足以全面理解历史;新史学主张历史研究应该为现实服务，走实用主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