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主义史学

新史学主张历史研究应该为现实服务，进步主义史学可以说是新史学这一理念的实践，而进步主义史学的兴起，盛行，也在不断丰富、同时又检验着新史学的理论建构。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进步主义史学一直占据着美国史学的主导地位，当时宣扬新史学的历史学家几乎都可说是进步主义史学家。

在美国历史上，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时间，被称为“改革时代”。原因在于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逐步深入，一时间大企业的兴起和垄断组织的出现，再加上市场的无序状态使得社会矛盾急遽加深，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农民运动、工人运动此起彼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上层人士，尤其是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以“批判现实”为武器，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多领域进行进步主义改革。

进步主义史学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他们提出并实践着的进步主义史学不仅解释了这一现实社会的合理性，同时也为这一时代的改革运动提供了理论思想。进步主义史学家服膺进化论，相信社会是不断进步的一个有机体，变化发展是社会形式的一种常态。在解释美国历史时，他们认为美国社会的不断进步的能量来源，既不是美国早期浪漫派史学家(如班克罗夫特)所指出的是“在上帝领导下的民族所具有的特殊的精神禀赋”，也不是主张“生源论”的历史学家(如赫伯特·巴克斯·亚当斯)所指出的那样需要到日耳曼的大森林里去寻找文明的根源。他们认为美国社会的发展主要是来自于美国自身的内部矛盾引发的冲突:经济上穷人与富人的冲突，地域上西部与东部的冲突，思想上自由与特权的冲突，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的冲突，他们认为这些冲突最后都可归结为经济利益上的冲突。

进步主义史学的三大代表人物是特纳、比尔德和帕林顿。特纳强调在地域冲突中，西部边疆对于美国文明生长的意义，比尔德通过经济利益的冲突来解释美国政治的发展，帕林顿将美国的思想文化史看成是特权和自由两种力量相互冲突的历史，其代表作为《美国思想的主流》。这里以比尔德为例来论述进步主义史学的特点。

比尔德(Charles Austin Beard，1874—1948年)是美国历史的经济解释的学派创始人。1874年他出生于美国中北部的印第安纳州，父亲是当地的农场主，还拥有一些其他的实业。1895年他进入狄普大学，1898年获得哲学学士学位，同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学习，1899年回国后入康奈尔大学，1902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04年获得博士学位，留校任教。比尔德不仅是政治学家、历史学家，还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富有热情，喜欢就某些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演讲。1926年他当选为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1933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48年获得由国家文学艺术署颁发的“突出成就”金奖。

比尔德著作丰富，最著名的是1913年出版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16]，以及与他妻子合著于1927年出版的《美国文明的兴起》。另外他与鲁滨逊进行广泛的合作，合编了许多畅销教科书，共同创办社会研究新学院，成为鲁滨逊宣扬新史学的左膀右臂。

1787年制定的美国宪法，是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部成文宪法，从法律的角度确定美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不仅对美国，也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这一特殊意义，使得它一直成为历史学家、法律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研究热点，比尔德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是这一领域的权威著作。在初版序言中，比尔德就指出该著作目的在于提供若干研究历史的新方法。这一历史研究的新方法正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解释美国宪法、解释政治、解释历史。

班克罗夫特认为美国宪法是超阶级的产物，它是“建立在全民同意的广泛的自由与统治原则上，超越了任何特殊集团或阶级的利益”。继之后的“生源论”学派历史学家则用日耳曼民族的特别天赋来解释宪法的生成，后来的科学史学派历史学家兴趣在于历史事实表面的考证，无意于历史解释。比尔德指出法律不是抽象的事物，有其现实依据，因而宪法无法从几个抽象原则中获得满意解释。在对宪法的解释中，比尔德认为经济因素所具备的决定性作用还未受到历史学家应有的重视。比尔德分析得出，从制宪会议的发起、制宪代表的产生、制宪的具体操作过程、各州的宪法批准、民众对宪法的投票等每一个环节无不显示着经济利益对政治的决定作用。

制宪会议是由经济利益受到损害的四个动产利益集团(货币、公债、制造业、贸易和航运)发起和推动，其代表的选举资格受到严格的财产控制，起草宪法的成员几乎都在新宪法中获得好处，新宪法承认了财产权的特别巩固的地位，只有大约六分之一的成年男子投票赞成宪法的批准，在投票批准宪法的问题上，存在着泾渭分明的两派:动产利益集团、小农和债务人集团。通过对宪法的每一个环节的详细分析，比尔德向我们表明，宪法并不是全民的，也不是通过几条抽象原则就可以解释的产物，实际上它不过是希望获利的利益集团的经济产物，在这一系列的环节中，经济利益始终是根本的决定力量。

比尔德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不断参考麦迪逊的《联邦党人文集》，认为他对政治的经济决定论做了权威说明，但他在学生时代阅读的马克思的著作无疑也给他提供了许多理论来源。经济利益对政治的决定作用，这一点比尔德在《政治的经济基础》一书中分析英、法、普鲁士、瑞典几个国家议会的组成时，也得到卓有成效的运用，认为这些国家的议会，不管其形式如何，事实上都反映了各自国内各个经济集团的利益。在《美国文明的兴起》一书中，比尔德再次运用这一观点来解释美国内战，第一次提出美国内战是第二次美国革命的观点。

比尔德从经济利益冲突的角度来解释美国的宪法、政治和历史，存有很多明显缺陷，只是从经济利益的冲突来解释历史，和复杂的现实相比显得过于简单化，这也是进步主义史学家的通病。进步主义史学在对历史进行解释时，可以说完全迎合了当时那个时代的需要，而一旦现实环境改变时，它自然也就被另一种史学形式所代替。新史学所走的实用主义路线既成就了进步主义史学，又为它的消亡提供了理论根据。新史学的实用化使得自身的理论表现出相对主义的色彩，这一相对主义的理论成分在比尔德和贝克尔那里体现得最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