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史学_自下而上重写历史

在新左派史学家们看来，新保守派史学至少有三点是让人难以接受的:第一，新保守派一味盲目地歌颂美国的历程，这种保守的史学研究只是符合贵族阶级对社会统治的需要;第二，新保守史学家把持了东部名牌大学，惟我独尊，以学阀的态度排斥不同观点;第三，新保守史学家仅仅就事论事地研究历史，没能提供一个对将来有参考价值的有用的过去。在他们看来，新保守派史学只注重美国历史中的和谐与持续，而没有充分重视美国社会中的矛盾，难以解释美国当时的社会现实，对新左派运动没有帮助。为此，他们需要重新看待和解释美国的历史，提出自己的史学理论，因此他们与“新思想史学派”、“新社会科学史学派”等逐渐成为20世纪下半期支配美国史坛的重要力量。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威廉·阿普曼·威廉斯、沃尔特·拉菲伯、尤金·吉诺维斯、加布里尔·科尔科、杰西·莱米什等。

新左派史学理论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们以二元冲突论代替新保守学派的“和谐论”及“多元冲突论”来解释美国的历史，以激进的观点批评美国的内外政策。他们认为激进主义是贯穿美国历史的一条线，正是激进主义推动着美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所以新左派特别推崇以冲突观点来解释美国历史的进步主义史学家比尔德。第二，现实性。新左派史学家把史学的社会功能放在第一位。他们反对新保守史学只为过去的传统歌功颂德而无视社会现实的做法。他们要将历史作为一种政治武器，要在过去的历史中去寻找解决他们所面临社会问题的方法。第三，从下往上看历史。新左派史学家们有一种强烈的下层意识。他们批判传统史学中明显的权贵意识和精英色彩。杰西·莱米什在其重要论文《自下而上地观察美国革命》中首先分析批判史学领域里“杰出人物决定论”的思想。

具体说来，新左派史学家在其理论的指导下涉及的研究领域有“内战”和奴隶制问题、劳工运动和社会流动问题、罗斯福“新政”问题、美国的外交问题等。在这些领域内，新左派史学都以自己的理论为指导重新解释了美国的历史。下面让我们以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外交史学为例来一窥美国新左派史学思想。

威廉·阿普曼·威廉斯(William A.Williams)是新左派史学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新左派史学的真正奠基者。1921年，他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爱荷华州。这里经济以农业为主，他从小就对农民的生存状况有了深入的了解。1939年，他进入坎普军事学校学习，1941年进入美国海军学院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进入美国太平洋战区服役，1947年退役。他于1948年和1950年先后获得了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此后，他在俄勒冈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俄勒冈州立学院任教并培养了一大批史学研究生，这些研究生构成了美国60年代新左派史学团体的基本力量。由于威廉斯对美国历史研究做出的卓越贡献而被选为1981—1982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主席。威廉斯一生著述丰富。主要著作有《美俄关系: 1781—1947》(1952年)、《美国外交的悲剧》(1959年)、《美国史纲》(1961年)、《美国、古巴和卡斯特罗》(1962年)以及《大回避》(1964年)等。另外他还在相关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详尽地阐述了自己的外交史学思想。

威廉斯认为历史的任务不能只是单纯地陈述往事，而应该用来解决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服务于现实的需要。他选择美国的外交史成为他的研究重点。当然他对美国新史学最重要的贡献也在外交史方面。他在《美国外交的悲剧》一书中，对美国的外交史作了新的评述。他明确表示不同意“正统学派”和“现实主义学派”的解释，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和行为并不是像前两个学派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以道德原则和理想主义为指导的，而是建立在对利润的追求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力求扩张的国家，先是以残酷的方式占领了印第安人的家园，然后是侵略弱小的邻国，为了扩张不择手段，整个的一部美国外交史就是美国领土扩张和商业扩张的历史。美国的扩张实际上损害了自身的国家利益，是一场悲剧。他认为，美国外交政策是在以下三个互相矛盾的观念指导下进行的:第一，帮助其他国家解决他们的问题的人道主义冲动;第二，在国际范围内鼓励民族自决，坚持认为每个社会都有通过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目标的权利;第三，许多美国人坚持认为其他国家的人民只有按照美国的模式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改善他们的生活。这三个观念本身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如果要按照美国的模式的话，这就与民族自决的观念相冲突，最后一点充分表现了美国外交行动中的傲慢。

威廉斯认为，美国的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是有其传统的。首先它是受到了曾经的母国大英帝国的影响。正是因为英国有对外扩张和帝国主义的传统，因此它才占领了北美广大的殖民地，并使自己繁荣与强盛，这一点深刻影响了在北美的殖民者和独立战争中的一代领导人。边疆一直被认为是美国国家力量的主要来源，因为美国人相信经济的繁荣、个人的幸福是取决于向西扩张的。威廉斯认为，早在特纳的边疆理论出现之前，美国人就按照边疆学说所提出的论题那样去行动了。威廉斯指出，尽管对外扩张和建立帝国的思想曾经一度使美国的开国元勋们陷入了当时传统政治理论的困境之中，因为传统的政治理论认为民主制度只有在小国才能发挥作用，但他们最终还是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它。因为他们从英国的重商主义者那里吸收到了支持对外扩张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对外扩张可以缓和国内派系之间的斗争和经济冲突，从而保护社会结构不被破坏。

威廉斯认为，促使美国不断进行对外扩张的最现实的原因还是缓解其自身的经济压力、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他指出进入19世纪下半期以来，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严重冲击了美国社会，整个社会开始讨论解决问题之道，对外扩张变得迫切起来。特别是当大陆边疆已经消失的时候，美国人开始提出并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用建立海外经济帝国的方式继续进行扩张是保持他们的自由与繁荣的最好途径。用以指导美国外交事务的“门户开放”原则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威廉斯认为，美国基于“门户开放”原则而实行的对外扩展是不成功的、危险的、可悲的。他认为，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并不是传统外交均势发展的结果，也不是一项军事策略，而是美国想要以非军事的手段，利用它强大的经济力量，继续它在世界上的经济与政治扩张。这一政策开始时针对的只是中国问题，但美国却不断扩展其应用范围，把它逐渐变成了一种处理世界事务的指导性原则。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下，美国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并发动了与苏联的冷战。威廉斯认为，美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行，不仅引发了其他竞争者的不满，而且还引起了一些小国或落后国家对美国干涉的反感，制造了一系列的外交危机，埋下了美国外交悲剧的种子。^[18]

就对历史学的贡献而言，新左派史学对以“新保守主义”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批判打破了当时史学界沉闷的气氛，为当时的史学界提供了新的思想和观点，促使人们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美国的过去，有力地促进了美国史学的发展。但新左派史学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如他们在进行学术研究与论战时往往带有强烈的先入为主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色彩，在材料的筛选与使用时不够严谨等，这些都导致了对它的激烈的批判。从整个学术界来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科学在研究的技术、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取得了空前的发展，美国进入了一个“社会科学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史学广泛地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地扩展其研究领域，新的理论、方法和史学观点不断出现，美国的史学呈现出了一种多元化的面貌，新左派史学在开始崛起时用自己的力量在客观上促进了史学多元化的发展，但随着多元化的发展，它最终淹没在这种多元化的浪潮之中了。在这种多元化中，“新思想史学派”和“新社会史学派”崛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