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不用“历史哲学”而用“历史理论”这个概念,主要是考虑到在德国的思想传统中,“历史哲学”概念有比较特殊的含义。在德语中,“历史哲学”基本上用来特指诸如费希特和黑格尔那样对“实在的历史”的哲学思辨,有时也用来指孔德那种实证主义历史思想。“历史哲学”这个概念在德语世界之外,除了指黑格尔那种典型的思辨的历史哲学,还用于指称英语世界比较流行的所谓的“批判的历史哲学”或“分析的历史哲学”。在德语世界中,却较少使用“历史哲学”来指对历史研究的哲学批判[1]。本书直接以“历史理论”取代“历史哲学”概念,目的是以更加中立的态度来审视现代西方历史理论的发展。
有关历史哲学的划分,最著名的当属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他在其代表作《历史哲学导论》(1951年)一书中,把“历史哲学”划分为“思辨的历史哲学”与“批判的历史哲学”[2]。前者是对res gestae(活动事迹),也即所谓“历史本身的进程”的哲学思辨,后者则是对historia rerum gestarum(有关活动事迹的历史),也即“历史研究”这项活动的理论反思。前者对各种事件的实际过程的解说,试图表明历史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有一种可理解性。后者说明历史研究的性质和任务,意在澄清历史学理论上的前提假设。把对历史本身的哲学思辨与对历史研究过程的理论反思区分开来,是20世纪历史理论家的共同倾向,但不是所有的历史理论家都接受沃尔什对历史哲学的这两种称呼。阿瑟·丹托在其《分析的历史哲学》(1965年)就使用了不同的称呼来标示这两种历史哲学:“实体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曼德尔鲍姆还使用“质料的”和“形式的”历史哲学来作类似的区分。追述“历史哲学”一词在英语世界的演变,柯林武德当数较早系统地使用“历史哲学”来刻画历史研究各种理论问题的思想家。他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频繁使用该词,而且终其一生未变,这与克罗齐极力批判“历史哲学”所代表的思想倾向形成鲜明对比。柯林武德所用该词含义,类似于德语世界赋予“历史知识”的含义,同时大致相当于英语世界流行的“批判的历史哲学”或“分析的历史哲学”。
在英语世界的大传统里面,1960年代以后,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使得“思辨的”、“批判的”或“分析的”历史哲学概念不再敷用,于是又出现“新历史哲学VS传统历史哲学”、“解释的VS描述的历史哲学”、“综合的VS分析的历史哲学”、“语言的VS批判的历史哲学”、“后现代的VS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或安克斯密特所谓的“认识论的VS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这样的一些划分,叙述主义历史哲学又被安克斯密特称作“历史书写学”。按照安克斯密特在20世纪后半叶的划分方法,历史理论应该分作三个部分:思辨的历史哲学,批判的历史哲学和历史书写学。批判的历史哲学侧重于从认识论的角度解答历史知识的可能性问题,它更偏重于历史理论的哲学层面,其代表可推柯林武德、沃尔什。历史书写学则更侧重于从历史叙述的话语层面考察历史写作的诗学、修辞学,它在形式上独立于某种哲学思维。由此也可见“历史哲学”这个概念有其限度,特别是历史书写学的挑战,使得以“历史哲学”来概括整个历史理论不再恰当。那样的话,它就变样排斥了从语文学、诗学、修辞学等“艺术”视角对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的思考。
在法国传统中,雷蒙·阿隆较早使用“历史哲学”这一概念,其意义跟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概念差不多。在早期论及德国的狄尔泰、文德尔班、韦伯和西美尔等人的相关研究时,阿隆所用的“批判的历史哲学”概念,毋宁是特指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理论方面的进展。到其晚期的讲课中,阿隆又使用“历史主义”一词来概括这一进展,以区别于英语世界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也即,在晚年阿隆那里,以德国为代表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与英美为代表的“分析的历史哲学”是可以对举的。后来的马鲁和维纳也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阿隆的早期说法,主要以“批判的历史哲学”来称呼德国的相关研究。在英语世界的理论家那里,“批判的历史哲学”主要是用来指英语世界自身的理论传统,特别是由柯林武德发展起来的历史认识论传统。但阿隆则把柯林武德归入他所谓的“历史主义”传统中,也即德国的传统中,英语世界的“批判的历史哲学”阿隆则以“分析的历史哲学”来称呼。
在德国的传统中,“历史哲学”主要是特指费希特和黑格尔等人对历史本身的思辨,所以后来的历史学家,比如兰克、布克哈特和德罗伊森都极力要与历史哲学划清界限,在他们看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研究,主要问题是缺乏经验的基础。狄尔泰从事的“历史理性批判”,文德尔班等为“历史”的合法性所做的申辩,在另一层面上跟黑格尔划清了界限,他们的工作更多与康德的“批判哲学”相关。但换个角度来看,除了“世界历史哲学讲演”之外,黑格尔所做的工作更有益于后来的德罗伊森、狄尔泰、克罗齐和柯林武德从知识论的角度来论证历史知识的合理性。狄尔泰等人所从事的工作被克罗齐、柯林武德和阿隆称作某种历史哲学,但狄尔泰和新康德学派却很少自称某种历史哲学。他们使用诸如“精神科学”、“文化科学”、“历史科学”或“历史知识”等概念以自称。曼德尔鲍姆以“历史知识问题”(1938年)来概括德国的这一传统其实更符合德国的思想家自我定位。在受德国这一传统影响的法国,马鲁这样的历史理论家也以《历史知识》(1954年)为其书命名。
在沃尔什的划分中,他把汤因比和斯宾格勒的作品划到“思辨的历史哲学”当中。而在德语和法语世界,这样的研究一般不归入“历史哲学”(也即英语世界所谓的“思辨的历史哲学”),而是归入“普遍史”或“世界史”。兰克的最后的《世界史》(1882年)虽不乏思辨色彩,但它仍应划归“世界史”。它跟黑格尔那样的“历史哲学”的本质区别在于注重运用经验材料。就此而言,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研究即可归入“普遍史”或“世界史”而非“(思辨的)历史哲学”之列。
海登·怀特以“历史诗学”命名其研究,照他本人的见解,“历史诗学”一般不能归入任何形式的“历史哲学”和“历史知识理论”。那是因为,历史诗学不涉及历史认知,它只关注历史叙述的纯粹形式问题,也不企图建立任何宏大叙事。有鉴于此,本书不以“历史哲学”或“历史知识”作为对整个历史思想发展进程的概括,而毋宁笼统地称为“历史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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