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实性问题

历史学在19世纪的西方，迎来了它的独立发展。19世纪也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历史学家对历史学自身价值和功能的认同，也达到了一个高峰。在此背景下，兰克才可能在历史考证等方法的指导下，不无骄傲地提出“如实直书”。当时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作为一门科学的历史学义不容辞的责任。时间在推移，这种理想也不断受到“侵蚀”。

比尔德于1933年在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就职讲演中，公开宣称“历史写作是一种信仰行为”^[7]。在这篇宣言中，比尔德公开批评兰克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文章的矛头并非指向兰克。从行文内容来看，比尔德从当时美国史学的现状出发，他的矛头所向是当时美国史学界对历史研究的流行见解。比尔德所谓“历史写作是一种信仰行为”针对的是，在历史写作过程中，历史学家不可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旁观中立和不偏不倚。他们必须对大量事实进行选择和组织。^[8]

在1935年那篇所谓《那个高贵的梦想》的名文中，比尔德更是不遗余力攻击兰克式的追求“客观真理”的理想^[9]。导火索虽是当时一个叫作史密斯的教授^[10]，但比尔德有理不饶人，借势继续对兰克发难。他对兰克的攻击，主要是以兰克的所作所为来反驳兰克承诺的“如实直书”。兰克的政治倾向、宗教观点以及甘为普鲁士政权服务的思想，都成了比尔德攻击兰克的口实。作为兰克的观点的替代理论，比尔德提出了相应的11点内容。其内容与他在《历史写作是一种信仰行为》中的主张大致相同，简单归纳起来无非就是:历史写作不能通过直接观察，而要借助资料;运用资料写作必然会有选择取舍;历史学家会受到时代、社会、阶级和文化的各种偏见的影响。比尔德的结论很简单:兰克的“如实直书”的理想无法实现。

比尔德这种思维推理最省事，也最容易为普通的历史学家所接受。比尔德的替代理论只是在总结兰克的不足，并没有根本的创造性和建设性，有鉴于此，比尔德的上述观点，从另外的角度来看，更容易把人们引向“真理”的对立面，误导了他自己，也遮蔽了问题的本质。他只是在兰克的台阶上指责兰克而已。

贝克尔作为德国人的后裔，似乎在理论上沾染了德国人惯常的思辨色彩，他提出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历史事实只存在人的头脑中”，至今仍很难为普通的历史学家所接受。他看待问题的深度，使他在比尔德走得更远。他由简单分析外在环境对重构历史的影响，转向了研究这样的影响是如何通过“历史事实”的选择和编排起作用的。贝克尔曾指出，既然历史并不是外在物质世界的一部分，而只是已消逝事件一种想像的重建，那么它的形式(form)和实质(substance)就不能分离:在文字陈述领域里，作为一个观念的内容就是形式，而传达观念的形式就是内容;因此说话的并不是那种未经区别的事实，而是历史学家的理解:使事实传达出来的那种意义，乃是产生于历史学家用来重建一系列事件的那种“实质—形式”结构。^[11]

贝克尔不再简单地把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主观选择和编排视作威胁历史研究的最大威胁。相反，历史学家的选择和编排是塑造历史事实的基本前提，除非经历这样的过程，所谓的历史事实是根本无从谈起的。所以，历史事实不是既定的，而是由历史学家在选择和编排过程中所形成的“实质—形式”的结构构造出来的。比尔德把历史事实视作既定的、现成的，历史学家的选择和编排即破坏了事实既定的整体性，也即破坏了历史的真实性。贝克尔一反这样的观点，这显然比比尔德高明了很多。

历史学家透过“实质—形式”这一结构赋予事实以“意义”，历史事实在此基础上才真正形成，之前并不存在既定的历史事实，这似乎是对所谓的“客观存在的历史”的质疑。贝克尔如此强调历史话语中形式与内容不可分离，如此强调“实质—形式”这一结构的重要性，这在思路上倒与后来的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或海登·怀特有几分相似。

巴尔特作为法国文学批评家，他也只是在广泛论及各种话语形式时涉足偶然历史学领域，但他那篇《历史的话语》却脍炙人口，对历史理论贡献良多。它开启了后现代主义历史语言分析的先河。从某种意义上说，怀特的《元史学》可以看成是《历史的话语》一文的进一步展开。

《历史的话语》主要分析了历史写作的语言结构。巴尔特在文中分析了历史话语的起承转合所具有的语言学特征，指出历史话语和想像性的叙述不存在根本的区别，历史话语中包含不少虚构(fiction或artifact)。历史话语的虚构性，是相对于经验事实的实在性而言的，它是指历史话语所意指的某些内容、所表达的某些内容是无法找到历史材料来验证的。历史学家并不能自信满满地找到现象背后那个未经表述的“实在”。决定历史学家对事物的理解的，首先不是超出某种语言结构之外的那个客观实在，而是意义。不存在事实本身，只存在对事实的意义的诠释。而意义往往是“主观的”。历史的话语从其结构来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是想像的产物。^[12]

巴尔特所要解构的传统“历史话语”理论，仍然属于客观史学的范畴。他虽然自信指出了历史话语的虚构特征，但却没有进一步指出，我们为此该如何看待这些虚构的成分，以及虚构成分与历史真实性之间有何关系。而且，关键问题仍然悬而未决:难道历史话语有主体的参与，历史话语就不存在真理性了吗?那为什么哲学、自然科学往往声称自己把握了真理呢?

海登·怀特的《元史学》(1973年)是其早期的代表作，可视为历史话语的结构主义分析的典型，他通过形式主义语义分析的方法，剖析了19世纪四位历史学家(米什莱、兰克、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和四位历史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的文本，指出历史文本通过“情节建构”，旨在说明历史文本的虚构性和意识形态蕴涵。

怀特在“历史事实”问题上的观点跟巴尔特非常相似。这点在他给《元史学》中译本所写的前言中清晰可见。怀特的观点基于“事件”与“事实”的区分。在他眼里，“事件”是指在特定时空中发生的事情，“事实”是以判断形式出现的对事件的陈述。“事件”发生了，并且通过文献档案或器物遗迹可以得到验证，而“事实”却在思想中由观念构成，在想像中被比喻塑造，它只有在思想、观念或话语中才能存在^[13]。怀特“发现事实”一说即为此意。这也正是他选用巴尔特那句“事实只是一种语言学上的存在”作为《话语的转义》一书的题词的初衷。

贝克尔也说过“历史只存在于人的头脑中”。历史事实不是现成“给定的”。历史事实不可直观，它需要借助一些中介手段才能确立。事实的编排和组织会受到历史学家自身“立场”或“偏见”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怀特认为，历史叙述受各种比喻模式、各种情节编排模式和意识形态蕴涵的影响。客观史学主张历史研究绝对求真、客观公正和不偏不倚，在怀特眼中，这无异于痴人说梦。

巴尔特和怀特对历史叙述的分析，同样给人“片面”的感觉。他们都在强调历史话语或历史叙述的“虚构”成分，而没有花多少篇幅“正面”考察历史学中的真实性问题。他们的观点往往引起不谙理论的历史学家的误解，认为诸如巴尔特或怀特等人无视“历史事实”的存在，把历史学彻底文学化了。其实历史学家完全无需杞人忧天。巴尔特和怀特的分析并非对历史学的致命打击。他们在理论上的主要攻击对象是客观史学。客观史学主张有外在于历史话语的客观事实，历史学家能客观地提取和把握这些事实。但巴尔特和怀特的分析指出，既不存在独立于任何话语之外的事实，历史学家也不能不把自身的主观因素掺入研究成果当中。他们的分析无疑伤到了客观史学的命门。

贝克尔、巴尔特和怀特的分析，对历史学家弄清楚历史话语的叙述特征，意义非同寻常。但他们三人的观点确有片面之处，至少是容易给人错觉。他们先验地分析了历史文本的意义源泉，即某种虚构结构。至于这个虚构结构对历史学是否尽是灾难，他们也未曾言明。怀特说过，最好不要把历史话语与真实性联系起来，他担心万千罪恶假历史真理之名而行不义之事。他充分估计到了历史话语的意识形态内涵所具有的实际影响，生怕它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不良影响。这算是一种理解，但怀特更多是从指出历史话语的虚构性的影响的角度来看待虚构问题，而没有指出虚构也是历史话语的基本要素。在巴尔特和怀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历史叙述与虚构叙述具有统一结构的是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他直接触及了“虚构”与历史真实性的关系问题。

利科《叙述的功能》一文指出，文学虚构也有所参照(reference)，历史叙述虽是文学加工的产物，它也如文学虚构一样有所参照。^[14]

利科虽然主张“真实的历史”与“虚构的历史”的参照相交于人类经验构成的基本历史性，但这一观点并没有勾消历史与虚构之间各自参照方式的差别:前者是通过遗迹、文献和档案的间接参照(indirect reference)，后者是通过“取消普通语言的参照”的分裂参照(split reference)。历史叙述与虚构叙述在参照方面相交于人类的历史性，即两种方式都能表达人类的历史状况。只有这两种叙述方式共同作用，才能表达人类的历史经验。必须通过“虚构”，历史材料才能变成现实的鲜活的历史话语。

为什么需要历史叙述和虚构叙述来共同表现人类的历史经验呢?这还得从对“历史”概念的理解入手。“历史”一词往往模棱两可，既指被叙述的事件，又指对事件的叙述。事实上，二者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小说家和历史学家在讲故事或写作历史之前，已经属于历史，讲述的行为本身包括在被讲述的实在之中。用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概念来说就是:我们所叙述的历史属于所发生事件构成的“效果历史”。换言之，历史经验不纯粹是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始现场的经验，历史经验本身就是历史性的经验，是随着时代和社会变迁而改变的经验。不同时代和社会对原始事件的重新经历，实际上是原始事件获得了一种新的“存在”，即伽达默尔所谓的“存在的扩充”。那么，这种历史经验里面，既有我们需要凭借证据资料来参照的部分，但同时还需要虚构叙述部分，正是这部分揭示了我们的历史经验当下“存在”的那一部分，让我们的存在得以表达。所以，讲述历史的同时，又必须讲述故事，我们的历史性才能在语言中显现出来。^[15]

利科的观点，其最大的价值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当下的历史性也就是历史叙述的真理所在。正因为如此，以历史叙述中存在虚构成分来否定历史研究的价值就显得非常肤浅。巴尔特和怀特在思路上实际上是比尔德和贝克尔的极端化，后者又是客观史学的极端化。历史学家还在为历史叙述作为整体是一种虚构而焦虑，巴尔特和怀特则认为这是庸人自扰。他们不再坚持历史研究要排斥自我，反而极力为历史中的主观性辩护。怀特一再否认历史话语的认知功能，不愿把历史叙述与真实联系起来。怀特注意到了利科的观点，在其最新的《比喻实在论》中对此有所回应。怀特把利科的观点归为一种“比喻实在论”。不管怎样看待怀特和利科的分歧，总的来说，利科的观点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利科在分析历史经验时，援引了伽达默尔的“效果史”概念，而这一行为也说明，要解答历史叙述的虚实之争，历史理论的另一传统可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