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最早关于楔形文字的记载可以溯源到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他在其著名的《历史》一书中曾提到过这种文字,并把它称为“亚述文”。但在随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楔形文字便鲜为人知。欧洲人所见到的最早的楔形文字便是瓦莱从波斯古都波斯波利斯大流士王宫的墙壁上临摹下来的。当时人们对这种文字非常陌生,以至于有些学者甚至怀疑它是否是真正的文字,认为它只是一种装饰品而已。1673年,年轻的法国艺术家安德烈·多利埃尔·德斯兰德斯发表了第一份准确的波斯波利斯王宫版画,在其上抄录了铭文上的3个符号,认为它只是装饰图画。这种看法在当时及以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都被广为接受。但随后在巴比伦尼亚和亚述进行的考古发掘很快就证明,楔形文字是这一地区唯一常用的文字。
波斯波利斯宫殿遗址
最早对楔形文字进行释读的是17世纪末英国旅行家托马斯·赫伯特,他早年曾担任过英国驻波斯大使。1677年,他发表了一份只有3行文字的复制品,并认为它由单词或音节组成。他根据波斯王宫保存完好的铭文,正确地推断出这种文字是从左向右读的,并确认其为波斯人的语言。
在楔形文字的释读方面第一位取得突破性成就的是德国哥廷根一位年仅27岁的中学教师,他的名字叫乔治·弗里德里希·格罗特芬德。格罗特芬德几乎不懂任何东方语言,但他对解读人造密码特别感兴趣。格罗特芬德在短时间内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除了他本人具有非凡的智慧和敏锐的洞察力之外,还因为其他文献已经提供了一系列波斯王的名字。另外古波斯文字的符号较少,总共只有40个左右,而且其性质与现在通用的字母文字接近,这一切无疑减少了释读的难度。另外,格罗特芬德的成就也是建立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的,在释读过程中也不断得到其他学者的支持,如泰克森、明特尔赫里奇的支持,他们不断把自己在巴比伦和尼尼微遗址获得的楔形文字的铭文的抄本送给他。格罗特芬德的成果为楔形文字的最终释读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后,在许多学者的努力下,古波斯楔形文字的大部分符号的音值被确定下来。
格罗特芬德像
格罗特芬德
当我们现在从考古学史上得知,格罗特芬德是第一个破译楔形文字的人时,一定没有人会想到,他对楔形文字的破译竟然缘于一个赌注。
欧洲破译楔形文字的历史,可以回溯到17世纪的意大利。当时,意大利人瓦莱把第一块刻有楔形文字的砖块带回欧洲。欧洲的东方语言专家一直试图译解这种奇异的文字,认为这是证实一个古代民族存在和了解其文化的关键。但有近两百年无人解读成功,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当时的学者对楔形文字还见得太少,需要更多新的、不同的和清晰的铭文。另外这种文字没有任何图形,译读起来很困难。当初,商博良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时,他还能从那些小小的图形中有所领悟,而破译楔形文字就难多了。19世纪中期以后,博塔等人发掘的大量文物,给提高译解技艺提供了条件。然而,在破译楔形文字方面迈出决定性一步的人,却是德国的一个叫格罗特芬德的中学数学教师。他译解楔形文字并非出于学究的好奇或学术的冲动,而纯粹是为了打赢一个赌。
时间回溯到1802年。那年格罗特芬德刚刚27岁,有一天他突发奇想,认为自己能够找到解读楔形文字的钥匙。当时他正和几个朋友一起喝酒,便对朋友说,他用他的预感打一个赌。而他当时手头唯一的资料,是几份波斯波利斯铭文的蹩脚摹本。经过一段时间的苦苦钻研,格罗特芬德破译了波斯波利斯楔形文字起首的十个字母,解开了当时最渊博的学者也无从解决的难题。
记录啤酒分配的楔形文字泥板
居鲁士缸形泥板
首先,他确定楔形文字的确是文字而不是装饰品。接着,他通过古希腊史学家的著作初步了解了古代波斯的历史,已知波斯统治者居鲁士在公元前540年前后灭掉了巴比伦,为建立一个强大的波斯王国扫清了障碍。格罗特芬德根据这一史实做出推断,铭文摹本中至少有一栏文字代表统治者的语言。此外,有一组记号和另一个单独的记号经常在文中出现,他推断这一组记号可能代表“国王”这个词,而那个从左往右上方斜引的单独记号,可能是个分字符。这些推论因在其他铭文中有类似发现而得到了验证。
一开始,他还不清楚铭文该从哪个方向读:是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是从上到下,还是从下到上?但他很快发现大部分楔形文字的尖端不是朝下,就是朝右。两个楔形文字相交构成的角总是朝右开放。因此,他断言楔形文字应该从左往右读。而在当时,只有一个欧洲人接受这一观点。但这还只是通向破译的第一步,要理解文字的意思是更困难的事,格罗特芬德正是在这个时候施展了自己的天才。
贝希斯敦铭文实物
贝希斯敦铭文摹本
当时他手头的文字资料是从纪念碑上摹写下来的铭文。于是,他暗中思索:纪念碑上某些文字的书写方式,一般是常年不变的。比如他家乡墓碑上“长眠于此”几个字,就是他的祖父、曾祖父辈已经使用,而他自己的子孙也还要使用下去的。因此,新波斯时代纪念碑上的某些铭文,如引语或祝语等,应该可以在古波斯的纪念碑上找到。
格罗特芬德推断:铭文出自古波斯宫廷的废墟中,因此,铭文所用第一种文字应当是古波斯文字。因为波斯国王必定要把本族的文字放在首位。然后,格罗特芬德注意到在古波斯楔形文字中反复出现的一组符号,并猜想它可能就是波斯国王的称号。因此,他挑选了两处不同的铭文加以比较:第一组铭文由八个单词组成,第二组由九个单词组成。第一组有一个词重复了三次,第二组有一个词重复了四次。这两个反复出现的词是什么意思?他认为就是“国王”。因为在王室铭文中,只有国王的尊号才会反复出现。由于萨珊王朝的王室铭文中,国王的尊号当时已经众所周知,它的格式固定为:王名、伟大的王、众王之王、某王之子、萨珊家族。他认为古波斯国王的尊号也应该和萨珊国王一样。他把这个格式运用到古波斯楔形文字中去,发现它完全吻合。
在这个过程中,格罗特芬德充分运用了数学的逻辑思维。他先假定一组反复出现的楔形文字代表“国王”一词,那么第一个字应该是国王的名字,而且后面必然有一斜行文字作为分字符,下面的两个字中必会有一个代表“国王”。“国王”这个关键的词,可以根据其反复出现的次数来加以识别。他注意到几乎在所有的铭文中,每一栏的开端,同一组楔形文字只有两种变体。根据他的推论,这组文字里应该有国王的名字。这种一致性是否意味着所有的铭文只谈到两位国王呢?根据古典套语的习惯,很可能他们之间存在父子关系。因而格罗特芬德按自己的理论演绎了下列图式:
楔形文字黏土板
X(国王),Z(之子),
Y(国王),X(国王)之子。
根据这一推论,格罗特芬德成功地译出了楔形文字的最初几个字母,破译了波斯国王大流士和亚塔薛西斯的名字。
值得注意的是,格罗特芬德研究的是波斯的楔形文字,跟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还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我们必须肯定格罗特芬德在破译古波斯楔形文字上的成就。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后来的考古学家解读两河流域出土的种种楔形文字才有了更广的思路,美索不达米亚出土文物才有了解读的可能。
真正解开楔形文字之谜的是英国年轻军官亨利·克瑞斯维克·罗林森。1835年,年仅25岁的罗林森奉命前往波斯,担任库尔迪斯坦省总督的军事顾问。罗林森是一位古典学者和多种语言的研究者,因此他一到波斯便对遍及全波斯的楔形文字铭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收集散佚的铭文。罗林森正确地断定了18个波斯楔形文字符号。但他也认识到,要想确定铭文的所有符号,手上必须掌握许多专有名词,而《贝希斯敦铭文》恰好为此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泥板书信
《贝希斯敦铭文》是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一世刻写的铭文,记载的是他镇压国内高墨达暴动和人民起义的经过。铭文以古波斯楔形文字、埃兰文和巴比伦文三种文字刻在位于古都埃克巴坦那西南的贝希斯敦大岩石上,岩石距地面300多英尺高,无法攀岩而上。罗林森已开始获得一些有关欧洲学者的释读情况,这时他已翻译出前200多行。此后由于军务,罗林森的工作一度中止。1844年,他重返贝希斯敦,完成了全部波斯文铭文414行,及第二部分埃兰文铭文全部263行。1848年,他把他的手稿,包括摹本、转译、翻译、评论和注释从巴格达寄往皇家亚洲学会,从而把古波斯铭文的释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同年,著名的爱尔兰语言学家爱德华·兴克斯发表了一篇论文,文中的许多预想与罗林森独立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有共同之处。至此,古波斯楔形文字的符号和语言的重要特点已经很清楚了,释读工作可以说基本完成,剩下的只需要做一些微小的修改和纠正。在这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22岁的德国学者朱利斯·欧佩尔特,他与罗林森和兴克斯一道被称为“楔文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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