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世界有五个重要的文明地区,即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与希腊罗马。
其中前四个地区又有几个共同的特征而有别于希腊罗马。其一是这些地区在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左右大致同时进入了阶级社会,并出现了国家机构。其二是这些地区都是“河流文化”,它们的文明都是在一个或两个大河流域之内发展起来的。
但在公元前三〇〇〇年以前,全世界都还处在氏族社会阶段之时,这些河流地带并不是人口聚居最多的地方。因为这些河流附近有很多沼泽,不易开发,同时这些河流在夏末秋初之际经常决口,给当地居民带来了生命的威胁。因而在生产力还很低落之时,在这些地方进行农业生产是很困难的。直到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左右,始有外来的大量人口集中到这些地方,并大规模地开发这些地方。河流地带的大规模的开发起来,表现出当时在生产工具与生产技术上已有了很大进步,这又是与人类当时已开始使用金属——红铜工具分不开的。红铜工具之出现,引起了社会性质上的根本变化。生产提高的结果,有了剩余生产品,因而出现了阶级、国家。随着工具的进步,人对这些河流地带——最肥沃的地区的开发更迅速、顺利了。同时在国家出现后,奴隶主阶级有可能以政治强力来联合或强迫其他部族与本国人民集中劳动,筑堤修堰,防治洪水,并积极兴修水利、利用河水来灌溉。而统一管理用水和组织劳动力共同治水的结果又使国家机构强化了。水利灌溉工程的修建,使这些河流地带的肥沃土地得以充分为人所利用,农业生产因之大大提高。故自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前后起,在黄河、印度河、两河与尼罗河流域出现了四个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中心。
由以上事实,我们可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绝不是自然环境,自然环境仅只是在一定限度之内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加速或延缓历史发展的过程。但这种影响又随着社会生产的提高和人对自然控制、利用能力的增强而逐渐减弱。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唯一决定力量是社会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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